一
公元705年，武則天退位，唐中宗李顯複位，李唐王朝再度歸來。
在神龍政變以後，整整八年間，唐朝中樞頻頻發生政變。複唐功臣、武家子弟、太子李重峻、韋皇後、太平公主都卷入其中，多少勢力來得快去得也快，而這些最後都被一個人終結——李隆基。
李隆基是武則天的孫子，唐睿宗李旦的兒子。當年唐中宗李顯駕崩，韋皇後弄權，想當武則天第二，李隆基與太平公主就發動“唐隆政變”鏟除了韋皇後，擁立李旦為皇帝，是為唐睿宗。
在唐睿宗年間，李旦將權力分給李隆基與太平公主二人，放任這對姑侄在前朝鬥法，自己坐收漁翁之利。
公元713年，李隆基先下手為強，發動“先天政變”殺掉了太平公主，逼迫李旦交權，做到了真正的大權獨攬，這才讓武則天以來的“紅妝時代”在血腥與殺戮中消失一空。
在李隆基擊敗了太平公主掌握政權以後，就將年號改為了“開元”，這就意味著中國封建社會頂峰的“開元盛世”即將蒞臨。而李隆基就是唐玄宗，或者叫唐明皇，在位時間更是超長待機了四十四年之久，為唐朝皇帝統治年限之冠。
李隆基早期銳意求治，任用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四位賢相，推行“開元新政”，卓有成效。在開元年間，社會安定繁榮，百姓豐衣足食，國力蒸蒸日上，還有李白、杜甫、王維等我們耳熟能詳的大詩人，他們都生活在這個年代。
開元十三年，李隆基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這個一般隻有在太平盛世的時候，才會由皇帝登上泰山去舉辦祭天的典禮。在此之前，除了傳說中都不知道存不存在的古之帝王，就隻有秦皇漢武才有資格上去。光武帝劉秀倒是鬥膽上去了一次，結果被人罵到了現在。而如今，李隆基在萬眾矚目之下，再次登上泰山之巔，沒有任何的質疑之聲，足見這是一個何等繁榮昌盛的偉大時代。
我們現在講中國曆史上的盛世，一般都是說“強漢盛唐”。所謂“強漢”，大家一般默認是漢武帝的時代，而這個“盛唐”，說的就是唐玄宗的“開元盛世”。可是，立下了如此豐功偉績的李隆基，卻隻是做到了善始，沒有能做到善終。
李隆基在開元後期，逐漸迷戀上了楊貴妃，就此“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他罷免掉耿直的宰相張九齡，將朝政交給了素有“口蜜腹劍”之稱的奸相李林甫，這時候盛唐的朝政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李林甫這個人，比較一言難盡，他是個幹練的吏才，可就是私心太重，為了保住自己的宰相位子，他排擠正直的大臣，提拔牛仙客、安祿山這些與他臭味相投的小人，嚴重汙染了當時的政治環境，給國家體製埋下了很深的隱患。
如果說李林甫還是“有才無德”的話，那麽到了天寶後期，接替李林甫的楊國忠就是典型的“既無才，也無德”。他號稱理財小能手，其實就是知道如何搜刮民脂民膏，謊報民間的糧食收成，哄哄年老昏聵的李隆基開心而已。
最令人感到無可救藥的是，楊國忠好死不死地喜歡招惹安祿山。
李林甫當年雖然提拔了安祿山這個狼子野心之輩，可他有那個自信能壓製得住他。
據說，安祿山仗著皇帝與貴妃的寵信在宮中肆無忌憚，可一見到李林甫，就跟老鼠見了貓一樣，大冬天都能嚇出一身透汗。
可新任宰相楊國忠就沒有能遏製安祿山的本事，隻是屢次在李隆基耳邊念叨，說安祿山想要造反。雖然李隆基沒信，可安祿山慌了，因為他做賊心虛是真的打算造反。
隻不過安祿山本來是打算等到李隆基死了再反，可這楊國忠莫名其妙地橫插一手，導致安祿山為防遲則生變，就提前打著“清君側”的口號造反了。
終結了大唐盛世的“安史之亂”，就在這麽一個蠢人的神助攻下發生了。
其實按照原本的時空演進，在一年之後安祿山就會渾身長滿瘡癤，雙眼失明。也就是說，如果楊國忠沒有逼安祿山提前造反，隻消再等上個一年的時間，安祿山就會成為一個瞎子，那麽他自然而然也就沒有了造反的能力，曆史上也就不會存在安史之亂了。
可曆史沒有如果，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在範陽起兵，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那個多少人魂牽夢繞的盛唐，即將在這一場突如其來的動亂中被腰斬當場。
二
有人可能會講，就算沒有安祿山，也有褚祿山、王祿山等，因為李隆基將行政、軍事、財政三權都給了地方上的節度使，這不鐵定會出事嗎？
我覺得，現在很有必要給大家把唐朝的軍事製度講一下。倒不是我非要用這種抽象的製度描述來給各位上曆史課，而是希望各位讀到的不隻是大人物們相愛相殺的曆史故事，還可以從更深的角度了解曆史發展的軌跡。比方說，如果你們看明白了唐朝的軍事製度演變，不止可以看懂安祿山為何造反，還可以舉一反三地明白之後宋元明清幾個朝代為什麽會采用那樣的統治方式，可謂一通百通，何樂而不為？
唐朝從一開始用的是宇文泰創立的“府兵製”，這是西魏、北周、隋朝，以及唐朝前期用來維護王朝統治的暴力機器。
假設你出生在一個府兵家庭，那麽在你二十歲左右，就要前往當地軍府登記，得到一個“府兵”的身份，然後每隔十五天去服一次兵役，如果遇到戰爭，你還要隨軍出征，其他的時間都可以在家裏務農為生，所以府兵製經常被定義成一種“寓兵於農”“兵農合一”的軍事組織製度。
我們小時候學過一首《木蘭辭》，那個背景雖然是架空的，但根據長詩的描述來看，那就是早期府兵製的特點。
花木蘭出生在一個府兵製家庭，當時朝廷要打仗，故而“可汗大點兵”，征集這些府兵家庭必須出一個男丁參軍。但當時的花家卻是“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隻剩下花木蘭他爹一個男子，且他父親年事已高，上了戰場無異於送死，所以才有了木蘭喬裝改扮、替父從軍的故事。
曆來人們經常對府兵製推崇備至，宋朝的王安石在變法的時候就提出過“保甲法”，目的就是想恢複府兵製，明太祖朱元璋在創辦衛所製的時候，也參考了不少府兵製的內容，他們這些後來的政治家之所以那麽向往唐初的府兵製，就是因為一個原因——府兵製實在太省錢了。
當初花木蘭替父從軍，有一段十分經典，那就是木蘭從軍之前，先是“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發現了沒有？府兵的從軍裝備，全靠士兵們自費，這能不省錢嗎？歸根結底，就是朝廷把養兵的壓力轉嫁到了府兵本人的身上，這個當然會省下一筆不少的錢，可苦的卻是那些從軍的府兵們。
府兵是義務兵，不過朝廷也給了府兵不少優厚的待遇。比如府兵家庭在原則上可以減免賦稅，等到你退伍還鄉，國家就會根據立下的功勳，給你們家獎賞田地。不少窮苦人家都可以在府兵製體係下通過立功受賞從自耕農一躍成為一個小地主。
但是，為什麽這麽好的軍事製度，最終沒能推行下去？
根據傳統的曆史學描述，府兵製是以均田製為基礎的，均田製崩潰，府兵製自然難以為繼，結果唐玄宗就廢掉了府兵製，搞起了募兵製，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發生。
什麽意思呢？因為在唐初，剛剛經曆完隋末大亂，許多人口死亡或逃跑，國家手頭有大量的無主荒地，所以如果有府兵立了功勳，朝廷就可以把這些土地賞賜給這些有功將士們，這樣一來，府兵們打仗的熱情自然高漲。
可隨著承平日久，人口越來越多，土地始終就是那麽點，而且幾十年來朝廷把手頭的土地差不多賞完了，沒有多餘的田地給府兵們，於是均田製走向瓦解，府兵們既然得不到獎賞，自然而然也就沒有了打仗的積極性，戰鬥力就衰了，府兵製實在辦不下去，所以唐玄宗隻能把這個製度給廢止掉了。
這是最常見的傳統史學理論，我不能說它不對，隻能說它不全麵，或者說有點過時了。
首先，當年宇文泰創立府兵製，麵向的從來不是勞苦大眾，而是小地主階層。這個道理很簡單，府兵的裝備需要自費，一般隻有小地主才可以承擔得起。普通自耕農一天到晚在地裏刨食，一個個都掙紮在溫飽線上，你讓他們自己買裝備，等於是把他們往死裏逼。故而早期的府兵製，選的都是“高戶多丁戶”（門第高且男丁多）的家庭。
可是常言道，富不過三代，許多家庭當年被定為府兵家庭的時候，或許真是有屋又有田，生活樂無邊。可是萬一子孫不肖，家裏破產，從地主變成了貧農，可朝廷還讓他們繼續自費裝備服兵役，這不是欺負老實人嗎？
還有如花木蘭這樣的家庭，雖然家中沒有衰敗，可是人丁不旺，沒有多餘的男子，朝廷還非要讓他們出人參軍，難不成逼人大變活人？故事中的花木蘭還可以女扮男裝、替父從軍，可在現實中，你真當所有人的眼睛都跟古裝偶像劇男主一樣，連戰友是男是女都分不出來嗎？
最關鍵的一點，府兵製雖然名義上是“兵農合一”，說是不耽誤打仗，也不耽擱種地。可在實際操作中，每個士兵經常需要參加訓練、宿衛、演習，以及遠征打仗，怎麽可能有空閑去耕地？
王安石為了恢複府兵製，搞了一個“保甲法”，然後就發現府兵所謂的“戰時兵、平時農”根本就是騙人的。一來，不是每個人都精力旺盛到可以將二者兼顧；二來，不是每到農時的時候，府兵們都正好有時間回家種地。於是，府兵在本質上與脫產士兵沒有兩樣。
如果是“高戶多丁戶”的家庭，府兵給家裏人掙來了勳田，可以交給家中的其他男丁或是花錢雇幾個家奴來打理耕耘。可正如我說的，那些破落的普通家庭，就算你給了他們勳田，他們也沒有多餘的人手去種，隻能荒著，那跟沒授田有什麽區別？
所以，府兵製如果一直發展下去，就會變成了普通家庭就算能授到田，也沒有精力去種，雖然官府給他們免掉了租庸調等稅負，可還是抵不上當兵時要自己置辦的裝備口糧。長此以往，這些普通家庭活不下去，隻能淪為地主家庭的附庸，冒名頂替地主家的傻兒子到戰場上當炮灰，而地主階層既有外人替自己家的娃服役，還能得到勳田，更有多餘的人手進行種植生產，於是到最後肯定要變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糟糕狀況。
在這種巨大的製度缺陷下，就算均田製沒有崩潰，朝廷可以繼續保證充足的授田，府兵製難道就真的可以繼續推行下去了嗎？
所以，岑仲勉先生就講過，隋唐時期的府兵製並不先進，而是一種遊牧社會的落後組織，隻不過是鮮卑族入主中國，把這種漢族早就淘汰掉的製度再給借屍還魂，拉著中國往後走了而已。
三
晚唐的時候，有個人叫李繁，他在《鄴侯家傳》中寫道：“北破突厥，西滅吐穀渾，南取林邑，東滅流求，皆府兵之力也。”
很多人因為這一條記載，就把唐朝初年的赫赫武功，都算到了府兵的身上，還表示府兵製是真的香，能打又省錢，多好。不得不說，李繁這句不負責任的口嗨，直接帶歪了後世無數人，其中就有王安石、朱元璋，結果等他們模仿府兵製的時候，才發現根本就不是他說的這麽一回事兒。
因為府兵製發軔於關中，所以隋唐兩朝雖然是統一的全國性政權，可還是將關中秦地算成了他們的大本營。皇帝在推行府兵製度的時候，大多數軍府都建在了關中，即“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把府兵主力都留在了關中老巢，於是就形成了一種“外輕內重”的格局。
但是，如果遇到戰爭了該怎麽辦？
在唐朝初年，如果邊疆發生戰事，皇帝就會臨時派遣一個“行軍大總管”，把府兵全權交給他，讓他帶出去打仗，等打完了仗，再把軍隊還回來，大總管回歸本職，士兵則通通解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看出這個製度的弊病所在了沒？
第一，行軍大總管是臨時設置的，他帶的兵也是臨時在各地召集的府兵，這就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狀況。這算是一把雙刃劍，好的方麵是因為士兵跟大總管不熟，如果大總管想造反，士兵們不會盲從。壞的方麵是大總管與士兵萍水相逢，沒有忠誠度就代表沒有什麽作戰默契，戰鬥力方麵大為削弱，所以隋煬帝、唐太宗才會動不動就禦駕親征，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畢竟皇帝的威嚴比普通將軍要強上一點兒。
第二，天下八百折衝府，五百都在關中，可以說邊疆其實沒有部署多少兵力。如果外敵入侵，就很容易破關劫掠，而以古代的消息傳遞速度，外敵打進來的消息先到長安，皇帝再趕緊選個臨時大總管，召集府兵，等到軍隊集結完畢，再從關中出發，一路走到前線戰場……敵人早跑了，這一來一回，嚴重貽誤戰機。
所以，在唐太宗時期，朝廷引入了一種叫“兵募”的征兵製度，意思就是某地發生了戰爭，大總管可以臨時簽發當地的壯丁從軍。而這些“兵募”不但沒有府兵的待遇（免稅、授田），還要承擔府兵的義務（自帶裝備和幹糧），所以日子過得十分苦逼。之所以他們還能願意打仗，一來是強製征兵，這仗你不打不行。二來是唐初的戰爭，朝廷幾乎戰無不勝，而且是行雲流水的滅國戰，戰爭時間短，往往個把月就打完了，不會出現“壯士十年歸”的情況。最關鍵的是，每次打勝仗士兵都可以得到豐厚的賞賜，而許多“兵募”也因為在戰爭中立功，步步高升，成為了人上人，比方說我們所熟悉的薛仁貴同誌，他就是以“兵募”入伍，在唐伐高麗的戰爭中表現亮眼，被唐太宗一眼相中，從此平步青雲。
貞觀年間，唐朝的作戰方向為草原戈壁（東突厥汗國、薛延陀汗國）、青海新疆（吐穀渾、高昌、龜茲），還有東北朝鮮（高麗）。在這其中，東突厥、薛延陀、吐穀渾都是經濟基礎薄弱的部落民族，唐太宗以外交手段分化瓦解，趁對方天災或者內亂重拳出擊，故而每戰必克，以風卷殘雲的速度消滅了這些部落聯盟；西域都是一群小邦國，以唐朝的國力，能輕而易舉地滅掉在情理之中，不足掛齒；而東北的高麗，在第一次戰爭中唐軍雖然斬獲頗多，但並沒有打下來。
發現了吧，唐初的戰爭基本上都是速戰速決的滅國戰，所以不會出現“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的情況，隻要讓府兵和兵募一次性出征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一旦麵對高麗這樣擁有完善製度與龐大人口的國家，唐太宗就無法複製之前的一戰滅國，戰爭逐漸走向長期僵持，這樣光憑府兵與兵募就不行了，畢竟這幫當兵的可不想在外地一待就是好幾十年，所以唐太宗打高麗時隻能動用契丹、奚的部族軍，這兩個部族本來就在東北，為唐朝威逼利誘而化用，成為了在前線與高麗對峙的炮灰，後來在武則天時期，契丹發動叛亂，東北的兩番不能再為唐廷所用。
到了唐玄宗時期，唐朝的敵人要麽是吐蕃、大食、南詔這樣組織嚴密的國家政權，或者契丹、回紇這樣向心力極強沒有內亂空子可鑽的凶悍部落，所以自然就不能複製唐初時期那樣動不動就滅國的戰爭神話了。
自唐高宗以來，邊疆的戰爭就逐漸出現了膠著化、長期化，戰場上爆發的也往往不是兩國決戰，而是一來一回的拉鋸戰。這樣一來，關中的府兵們不願意常年背井離鄉在邊境站崗放哨，兵募們也不願意打了半天也沒有如唐初那樣的戰爭紅利，於是“義務兵”與“征兵製”這兩大支柱都倒下了。到了開元時期，國家富強了，要往外麵打了，那唐玄宗就必須得再重建一個全新的軍製，來應對眼前紛繁複雜的戰爭狀況。
開元十年，唐玄宗采納了張說的建議，進行“募兵製”。也就是在邊疆設立一個軍事長官，叫節度使。這個節度使不是大總管那種臨時官職，而是可以長期留在邊疆節製軍隊，不但可以不用請示就能夠全權指揮部隊作戰，還能在當地自行招募“健兒”參軍入伍。這樣一來，節度使製度就可以抹平府兵製“兵將不熟”“貽誤戰機”這兩大短板。但缺點就是，你猜這些被節度使招募的“官健”們，他們是忠於皇帝，還是忠於節度使本人？
天寶元年，唐玄宗一共設置了九個節度使和一個實力略次的嶺南五府經略使，史稱“天寶十節度”，我可以簡單地列舉一下：
北庭節度使，治所在新疆，對付突騎施、堅昆，兵額二萬人。
安西節度使，治所在新疆，對付吐蕃，兵額二萬四千人。
河西節度使，治所在甘肅，對付吐蕃，兵額七萬三千人。
隴右節度使，治所在青海，對付吐蕃，兵額七萬五千人。
劍南節度使，治所在四川，對付吐蕃，兵額三萬九百人。
朔方節度使，治所在寧夏，對付突厥，兵額六萬四千七百人。
河東節度使，治所在山西，對付突厥，兵額五萬五千人。
範陽節度使，治所在北京，對付契丹、奚，兵額九萬一千四百人。
平盧節度使，治所在遼寧，對付室韋、靺鞨，兵額三萬七千五百人。
嶺南經略使，治所在廣州，對付……啥都不對付，就是撫寧當地的土著，兵額一萬五千四百人。
以上就是所謂的“天寶十節度”，乍一看會讓人有一種這都什麽鬼的感慨。不過我之所以把上麵這些列出來，還把兵額告訴各位，主要是想辟清一個謠言：盛唐真的是“兵不在多而在精”嗎？
因為，咱們把天寶年間的十個軍區總兵額加起來，發現也才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也認證“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於是一些人就認為盛唐時期，全國一共就隻有四十九萬常備軍。
由於我們從小看《三國演義》長大，對什麽七十萬、上百萬大軍耳熟能詳，還有白起長平一戰就殺掉了四十萬大軍，這些都還是區域性的割據政權，而相比之下，唐朝作為一個大一統政權，還處在鼎盛時期，怎麽不得常備上個百萬大軍，可怎麽才不到五十萬人？
現在很多學者都持有相關言論，認為唐朝總兵力不多，還能大殺四方，可見軍隊戰鬥力與人數不掛鉤，結果給國家建言獻策，裁撤軍隊的聲音一浪接一浪。
可問題是誰告訴他們盛唐隻有四十九萬士兵的？
先不談這個兵額隻是天寶元年的數據，日後有沒有增加變動還是個謎，就一個問題：司馬光隻說過這四十九萬是“鎮兵”，可唐朝的常備軍難道就隻有鎮兵嗎？
當然不可能。
從中央來講，唐玄宗分別有北衙與南衙兩大禁軍，共計兵額就高達十八萬。還有，唐玄宗雖然在天寶八載下詔收回了折衝府的征兵權限，但並沒有真正解散府兵。事實上，隻要仔細閱讀史料，就會發現這些上番宿衛的府兵其實一直活躍在整個中晚唐時代。
在邊疆，除了鎮兵，還有在蕃兵與城傍兵，以及外蕃兵。
在蕃兵，就是一些遊牧部落被唐朝征服以後，這些部落的人丁被安置在了地方上的相關州府，由漢族官員押領，也就是所謂的“羈縻統治”。如果發生了戰爭，皇帝有權征調羈縻州府的在蕃人員，隨從唐朝的鎮兵一起作戰。
城傍兵，就是有一些歸降的遊牧部落，不願意被打散重組到羈縻州府成為大唐市民，還想跟隨原來的頭領，繼續以遊牧部落的組織形式在軍鎮周邊遊**，這些人在戰時也會被征發從軍，有點“兵牧結合”的意思。
再有就是唐朝會經常調動一些附屬國家與部落，協同唐朝的正規軍參戰。比如高仙芝在怛羅斯與阿拉伯帝國交手的時候，就征調了葛邏祿部作為仆從軍來協同作戰。當然了，在戰場上葛邏祿臨陣倒戈，導致高仙芝大敗，這就是另一回事了。
講到這裏，我們就會發現，因為唐玄宗給了節度使較大的自主權力，導致國家體製內的軍隊漸漸忠於邊疆的節度使個人，那麽萬一碰到個暗藏野心之輩，安史之亂的發生就必不可免。
不過，我認為節度使製度給安祿山造反提供了溫床，這個自然沒有爭議，可是安祿山最終造反，還引起盛唐直接跟自由落體一樣地隕落，這個就是曆史的偶然性了。
首先，節度使本隻有節製軍事的權限，可唐玄宗為了事權統一，讓節度使兼任了采訪使、觀察使、度支使等，把行政權、財權以及軍事權力都集中在了一人之手，連個製約都沒有，導致節度使在地方跟個土皇帝一樣，那怎麽可能不出事？
其次，如果隻是將權力分封給十節度，那麽好歹還能讓他們十人互相牽製，每個人都不敢動。可唐玄宗不知道怎麽想的，節度使這玩意兒居然還能兼職，到後期安祿山一人就兼任了範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這跟把華北地區割讓給了安祿山又有什麽區別？
最末，唐玄宗聽從李林甫的建議，節度使人員主要任用番將，比如範陽、平盧、河東節度使安祿山是粟特雜胡；安西、北庭節度使高仙芝是高麗人；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是西突厥突騎施人；朔方節度使安思順是粟特人。雖然少數民族未必就不會忠於大唐，畢竟後來平定安史之亂的李光弼還是契丹人呢，可是從小騎馬射箭、摸魚抓蝦長大的少數民族，比起從小讀“君為臣綱”等儒家經典長大的漢族人而言，那個先天性的忠誠度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試想，如果唐玄宗沒有將行政、軍政、財政三權集於一人，規定每個節度使隻能節製一個軍鎮，調整好各大節度使中胡族與漢族的比例，那麽就算唐朝施行了節度使製度，也未必就會出現安史之亂。
隻可惜，唐玄宗幾乎是完美地避開了所有的正確答案。安祿山一人節製三鎮兵馬，華北軍政大權係於一身，麾下將領如史思明、孫孝哲、蔡希德，還有他組建的帳下親兵“曳落河”皆是外族，杜甫寫詩描寫安史之亂，描述安史叛軍的時候用的詞匯都是“胡人”，不知道的還以為安史之亂是民族矛盾呢。
四
我覺得很有必要說一說安祿山這個人。
安祿山原本姓康，這個姓氏是西域的昭武九姓之一，所以有人推測安祿山的生父是粟特胡人。他的母親是突厥女巫，改嫁給一個叫安延偃的突厥人，因此連帶著他的兒子也改姓安，這才叫了安祿山，所以《舊唐書》稱其為“雜種胡”，是一個混血兒。
安祿山從小生活在多民族雜居的東北，長大後，因為懂六種（一說九種）番語，在當地當上了互市牙郎，說白了就是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商品交易的中介。因為一些機緣巧合，被當時的範陽節度使張守珪賞識，收為義子，任為“捉生將”，就是行軍打仗時，活俘敵人的探子。
開元二十四年，安祿山因為一次輕敵冒進，導致唐軍損失慘重，他被扭送到洛陽受審。當時的宰相張九齡要求殺了他，可是唐玄宗想賣給張守珪一個麵子，就把安祿山放了，也就是因為這件事，唐玄宗第一次認識了這個長相可愛、有點憨憨的大胖子。
在義父張守珪死後，安祿山官運亨通，在天寶元年被任命為平盧節度使，次年入朝長安。他以前當互市牙郎，靠的就是能說會道嘴巴甜。現在他又把唐玄宗與楊貴妃哄得十分開心，認了比他還小的楊貴妃為幹娘，還及時拜了宰相李林甫碼頭，迅速平步青雲，在天寶三載兼任範陽節度使，天寶十載再兼河東節度使，至此，安祿山身兼三鎮節度使，麾下兵馬將近二十萬，為天下諸位節度使之首。
那為何唐玄宗對安祿山如此寵信，安祿山卻還要造反？
其實，除了野心驅使這一因素，安祿山和曹操、李世民一樣，都是形勢所迫，不得不幹。因為當時朝堂之上，除了唐玄宗，其他的勢力都想讓安祿山死。
第一個勢力：太子李亨。
天寶六載，安祿山進宮拜見唐玄宗，太子李亨也在，李隆基就命他拜見太子，可安祿山居然拒不下拜，左右催促他，可他就是不跪拜太子。
安祿山一臉呆萌地說：“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
唐玄宗哭笑不得，就給他解釋道：“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
安祿山一聽，居然說：“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
可想而知，這時候的李亨該有多麽的尷尬與社死。
我們要知道，安祿山雖然是個胡人，可已經當了這麽多年的大唐命官，進長安也不是第一次了，怎麽可能不知道太子是個什麽官？無非就是他故意給皇帝表忠心，刻意給太子難堪而已。
那麽，為什麽安祿山要得罪太子李亨？
其實，唐玄宗的太子本來是李瑛，後來因為武惠妃與李林甫進讒言，導致唐玄宗一日殺三子，這才改立了李亨。可這個新太子不受寵，還與李林甫不和，而後者千方百計地想把太子給拉下馬。現在的安祿山是李林甫的人，那麽自然與太子李亨是對立陣營的，因為有先太子李瑛的下場在前，所以安祿山篤定李林甫不日就能扳倒太子李亨，所以自然而然地對這個太子李亨沒什麽好態度。
可是，令安祿山意想不到的是，這個太子李亨雖然在李林甫的咄咄攻勢下步履維艱，可始終衰而不倒，沒有被廢，反倒是李林甫先一步失寵，被楊國忠替代，而太子李亨本人的地位還是牢不可破，將來遲早要登基大寶。安祿山本來想埋汰李亨向李林甫諂媚，可沒想到弄巧成拙，把未來的皇帝給得罪了，這還得了？
第二個勢力：楊國忠。
在天寶末期，權相李林甫失勢，新晉宰相楊國忠成為了炙手可熱的紅人，作為李林甫的政敵，楊國忠對安祿山這個昔日的李林甫手下沒什麽好印象，於是處處與之為難，好幾次在唐玄宗麵前諫言，說安祿山要造反，害得安祿山每天都在提心吊膽中度過，這還讓人好好過日子嗎？
第三個勢力：哥舒翰。
當時唐朝實力最為強勁的兩大節度使，一個是身兼範陽、平盧、河東三大節度使的安祿山，麾下號稱“東北三師”。另一個是身兼河西、隴右兩大節度使的哥舒翰，麾下號稱“西方二師”。
最關鍵的是，這兩位能夠左右大唐局勢的軍方大佬，居然不和。有次，他們二人一同赴宴，兩個人直接對罵了起來，在高力士的阻止下，這件事情才得以平息。現在有些人認為這是唐玄宗在玩帝王心術，想讓安祿山與哥舒翰相互製衡，這個應該是想多了。《舊唐書·哥舒翰傳》記載過：“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之為兄弟。”可見唐玄宗還是希望各個軍區的司令可以團結共贏的，至於哥舒翰與安祿山不對付，那純粹就是他們各自的性格使然。
但是，這個最能製約安祿山的軍方大佬哥舒翰，在天寶十四載竟突然中風了，然後就留在了長安養病，安祿山唯一還有些許忌憚的人，就這麽自己把自己給報銷了。
那麽，現在換你是安祿山，雖然現在你看起來人五人六的，可因為年少輕狂得罪了太子李亨，等到將來他登基絕對不會放過你，而此刻朝廷上的那個宰相楊國忠還在皇帝耳旁吹風，說你要造反，雖然皇帝暫時選擇寵信你，可眾口鑠金，誰都不知道他還能寵信多久。就算老皇帝始終選擇信你，可他都七十了，半截身子入了土，等他一死，太子即位，你照舊是死路一條。
既然不造反是死，造反了還有一線生機，那還等什麽？
本來你實力就最強，現在唯一能製衡你的哥舒翰又中風了，這簡直是老天爺閃瞎了眼，祖墳上冒青煙，請問你當下會怎麽選擇？
反正，要換我是安祿山，我也要反啊！
五
天寶十四載（755年），安祿山在範陽誓師起兵，麾下軍隊席卷河北，一路攻城略地，向洛陽殺來。
當時因為府兵製敗壞，能打的軍隊都在邊境，內地承平日久，早就不識兵戈，哪見過這場麵，當場望風而逃，兵敗如山倒。
唐玄宗起初不相信安祿山會造反，可前線頻頻告急的軍報，讓他不得不承認現實，開始著手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叛亂。
他信心滿滿地設置了三道防線：張介然在河南組織防禦，封常清掛帥出征殲滅叛軍，高仙芝集結哥舒翰舊部隨後壓上。
結果，張介然的防線被叛軍輕鬆突破，封常清在洛陽被打得節節敗退，與趕來的高仙芝一起縮在了潼關。大唐帝國的東都洛陽宣布淪陷，安祿山稱帝，國號“大燕”。
唐玄宗這下真的破防了。
其實，這個時候戰局就已經開始發生了翻轉。顏真卿兄弟拉起了一支義軍在河北揭竿而起，擾亂了叛軍的大後方。張巡頂住了叛軍南下的攻勢，保住了東南財賦之地。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則率領軍隊猛攻安祿山老巢。所以封常清與高仙芝一合計，他們隻需要固守潼關，保證叛軍無法獲得新的戰略突破，那麽就完全可以躺贏。
可唐玄宗不幹，洛陽失陷讓他氣急敗壞，痛恨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堅守不戰，居然派使者將二人斬殺在軍中，還把病廢在家的哥舒翰拉了出來，讓他親自前往潼關統帥軍隊與叛軍作戰。
哥舒翰到了潼關，得出了和高仙芝、封常清一樣的戰略計劃，就是繼續堅守，不要輕舉妄動，靜等友軍超神就好。
可這個方案在唐玄宗這裏通不過，他非要主動出擊不可，挽回顏麵。在楊國忠的讒言下，他誤以為安祿山留在洛陽的都是老弱病殘，於是催促哥舒翰趕緊出兵，收複洛陽。
哥舒翰雖然癱了，可是頭腦清醒。以他的軍事經驗自然知道所謂的“洛陽叛軍都是老弱病殘”就是安祿山的障眼法，但君命難違，他隻能出關作戰，盡人事，聽天命，結果在靈寶一戰，唐軍中了埋伏，二十萬大軍全軍覆沒，哥舒翰被俘，叛軍順勢攻破了潼關，長安危在旦夕，安史之亂這才一發而不可收拾。
安史叛軍即將挺進長安，唐玄宗前一天還宣誓要禦駕親征，可第二天就帶領一千三百人的衛隊悄悄地跑路了。
逃亡小分隊走到了馬嵬驛，士兵們發生了嘩變，殺死了宰相楊國忠，因為楊國忠是楊貴妃的遠親，他們怕被楊貴妃報複，就說現在天下的事情就是讓楊貴妃搞壞的，要求唐玄宗處死楊貴妃，不然他們就不走了，唐玄宗無奈，隻能含淚縊殺了楊貴妃，繼續走上逃亡之路。
這是個小插曲，但值得一提的是，現在很多人都在分析馬嵬驛之變的幕後黑手是誰？畢竟，他們覺得這場兵變絕對是有人在背後操縱的。目前為止，有人提名禁軍將領陳玄禮，有人說是高力士，還有人說是太子李亨，更有人腦洞大開，說其實是唐玄宗自導自演的。
不過，我希望這些史學偵探們在分析誰是凶手時，能不能先打開地圖，查一查長安（西安）到馬嵬驛（興平）到底有多遠？作為一個西安人，我清楚地知道這點路程我騎個電動車半天就到了，而根據史料推斷，唐玄宗前腳剛跑，叛軍後腳就攻破了長安，可以說隻走到馬嵬驛的逃亡小分隊此時還沒有脫離危險，如果一旦被叛軍追上，甭管他李亨、陳玄禮、高力士、唐玄宗，通通都得死。
就算真的有人要搞陰謀鏟除楊國忠，能不能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搞啊？這才到馬嵬驛呀，追兵就在後頭呢，他們這時候搞這麽一出，萬一唐玄宗拒不殺貴妃，行軍被耽擱了，導致叛軍追了上來，那他們全部都要玩完。
所以，真實的狀況就是“兩唐書”記載的那樣，這場嘩變就是兵士們自發的，本來作為禁軍他們在長安城裏吃著火鍋唱著歌，現在突然就要護衛皇帝背井離鄉逃亡巴蜀，他們的老婆孩子可都還在長安呢，誰知道叛軍會如何對待他們的家人？在這種狀況下，士兵們把怨氣發泄在楊國忠的身上，最終釀起兵變，這完全在情理之中，因為群體總是盲從且不理智的，這就可以解釋為何會在尚未脫險的狀況下發生兵諫。結果誰知道現在給一群曆史偵探們整成了陰謀論，真讓人感覺到哭笑不得。
小分隊又走了一陣子，太子李亨不走了，說他不想去巴蜀，想去靈武組織部隊繼續與叛軍抗衡。很明顯，唐玄宗去巴蜀，這是逃亡路線；李亨去靈武，這才是救亡路線。畢竟，作為皇帝你跑了，讓下麵為大唐死戰的將士們情何以堪？而你坐鎮靈武，哪怕什麽都不幹，至少向天下人傳達了一個抗戰到底的姿態，表示天子還沒有放棄，朝廷會與你們共存亡，我們大家一起把叛軍打回去。
唐玄宗現在已經沒有了往日的威風，隻能任由李亨前去靈武另立中央，自己繼續前往巴蜀避難。
可能有人要感慨，開元盛世時的李隆基是多麽的英武睿智，可安史之亂時的李隆基居然如此昏聵智短，逼哥舒翰出關導致大敗不說，連膽子也沒有了，跟叛軍正麵對抗都不敢，就知道一味地逃亡，他難不成是給其他人奪舍了嗎？
其實，很多人可能理解錯了：李隆基從來都不是一個英武睿智的人。
在曆史上，好皇帝一般分為兩類：
第一類，皇帝本身文韜武略、樣樣精通，即使不靠部下幫忙，光憑自己的本事就可以治理好天下，比如劉秀、朱元璋。
第二類，皇帝本人沒有什麽遠見卓識，文不成，武不就，但是敢大膽放權給能幹的文臣武將，讓他們為自己打理好江山，比如劉備、宋仁宗。
而李隆基的問題恰恰就在於：他分明是第二類，卻偏偏自以為是第一類。
早期李隆基可以締造開元盛世，全賴他用好了姚崇、宋璟等賢相，他自己不管朝政，在後宮吟詩作賦玩音樂就行，於是國家日益強大。
可李隆基卻誤以為，這些都是他自己經營得力才創出來的成績，結果就開始了普且信，到了開元後期，他越來越自大，看不起張九齡這樣總是管著他的宰相，就換成了李林甫、楊國忠這樣的諂媚之臣，還覺得自己可以掌控全局。那能不出事兒嗎？
其實，李隆基有點像齊桓公、劉禪、苻堅這哥幾個，如果有管仲、諸葛亮、王猛這樣的賢相輔佐，那就是明君聖主，可要是沒了賢相，就二了，任用奸邪不說，萬一還自己親手微操，那更得完蛋。
所以，李隆基的致命缺陷，從來不在於他沒有看透安祿山，而是他連他自己是個什麽成色都沒有看明白。
六
長安淪陷，安史之亂愈發不可收拾。
太子李亨在靈武另立中央，郭子儀率領朔方軍前來護駕，扶保李亨登基，是為唐肅宗。
唐肅宗任用其子廣平王李俶為天下兵馬總元帥，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再向回紇可汗借兵四千，終於先後光複了長安與洛陽。
這個時候安祿山已死，他的兒子安慶緒為叛軍首腦，盤踞在鄴城。
唐肅宗命令九大節度使圍攻鄴城，但這時李俶被封為太子，留在了東宮，不能出征，唐肅宗又不信任郭子儀，於是就委派了宦官魚朝恩來前線統馭九大節度使，商討共伐安慶緒。
可想而知，這些節度使個個都是心高氣傲之輩，怎麽可能屈居於一介宦官之下？於是將帥們麵和心不和，互相扯皮推諉，戰事遲遲得不到進展，而恰在這個時候河北的史思明提兵殺來，唐軍大潰敗，原本大好的形勢毀於一旦。
現在我們一般說起平定了安史之亂的中興名將，都會說起郭子儀與李光弼，不過很多人沒看懂這兩人在安史之亂中的真正作用。
郭子儀在安史之亂爆發後，代替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他為人寬厚，體恤士卒，在軍隊中人緣極好，朔方軍的將士們不服別人，就服郭子儀。其實平心而論，郭子儀的軍事能力隻能算二流，可他的存在卻能凝聚起朔方軍的軍心，他忠於大唐，就是朔方軍忠於大唐，而朔方軍恰恰就是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主力部隊。
李光弼與郭子儀相反，他的性格暴躁易怒，和同僚的關係一向不好，後來因為皇帝對他有所猜忌，他自己也跟自己過不去，結果給憋屈死了。不過李光弼的軍事指揮才華在當世卻無人能出其右，隻要沒有同僚扯後腿，他完全可以吊打安史叛軍的所有將領。
因為鄴城戰敗，唐肅宗沒有追究魚朝恩，反而遷怒於郭子儀，將其罷免，換成了李光弼來統帥軍隊。可是唐肅宗還是不放心李光弼，就派了仆固懷恩、魚朝恩等人前去分李光弼之權。
李光弼曾經多次打得史思明懷疑人生，可他的弱項就是不會和同事們相處，有一次他與仆固懷恩就在邙山如何列陣一事，吵了半天都久久不決，而這邊唐軍還沒擺好陣勢，就讓史思明抓住了機會趁機掩殺，結果唐軍慘敗，縮回了潼關。
幸好這時史朝義殺了其父史思明，叛軍內訌，這才無暇西顧；而同時，唐玄宗李隆基、唐肅宗李亨雙雙駕崩，太子李俶改名李豫，登基為帝，即唐代宗。
唐代宗讓其子李適為天下兵馬總元帥，仆固懷恩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出征史朝義，三次會戰下來，史朝義退往範陽老巢。
這時候，唐代宗作出了一個遺禍後世的決定：隻要是現在歸降的安史叛將，朝廷都可以既往不咎。
這一策略的好處是，河北的安史叛將紛紛倒向李唐，廣德元年（763年），曾經追隨過安慶緒的將領李懷仙斬殺了史朝義，將其人頭獻給了朝廷，這標誌著八年的安史之亂終於被平定。
但壞處就是唐代宗規定叛將們隻要歸順朝廷，就可以繼續統帥原有兵馬，掌管所治州縣，結果河北大地被分為三塊，即幽州、魏博、成德三大軍區，這就是在中晚唐割據一方的“河朔三鎮”。
河朔三鎮的三大叛將，雖然在名義上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可在境內依舊我行我素，不但大小官吏可以自行任命，錢糧賦稅也從不上交，還放榜招徠叛軍餘黨，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更是公然給安祿山、史思明、安慶緒、史朝義修建祠堂，稱他們為“四聖”。
而這，也揭開了中晚唐藩鎮割據的曆史大幕，甚至一度影響了後來宋、明等朝代的製度建設，改變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走向。
就在安史之亂平定的同年，戰功卓著的仆固懷恩因被皇帝猜忌，他想到郭子儀、李光弼、來瑱等人的下場，竟然一氣之下引回紇大軍發動叛亂，整個大唐為之震動。
西方的吐蕃也趁著唐朝的內亂東進，吞並了河西、隴右等地，一度攻進了長安城，勢力範圍威脅著關中之地，切斷了朝廷與西域的聯係，安西四鎮遂成為唐朝的飛地。
在這時候朝廷內部也紛爭不休，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等宦官先後弄權，唐代宗好不容易用宰相元載清除了宦官集團，隨即元載又貪汙腐敗，把朝政弄得烏煙瘴氣，大唐依舊中興無望。
可這時候的唐代宗還沒有預料到，這些問題將會陪伴他的王朝很久很久，一直到把大唐卷入深淵之中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