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朝經濟發達，歲入一億多兩白銀，GDP占比全球百分之八十。”
“宋朝雖然對外戰爭不行，可對內治理卻不錯，是老百姓幸福感最高的朝代。”
“宋朝尊重知識分子，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民主製社會，要是宋朝沒有滅亡，中國可能早就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了。”
……
以上這些言論，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充斥在各大論壇以及書籍上，每當我聽到這些話，都讓我懷疑。
舉個例子，一個經典的上古老謠言：宋朝的GDP占比全球百分之八十。
我個人本科學的是金融專業，《西方經濟學》算是基礎教材，我所學到的GDP的意思是國內生產總值，也就是在這個國家之內的人，通過勞動所創造出來的經濟價值的總和。
現在知道問題出在哪裏了嗎？
如果你要計算一個國家的GDP，就必須確切統計這個國家每個地區人民的生產能力，這一點隻有高效透明的現代政府才可以辦得到。在古代，封建政府往往連治下有多少人口都搞不清楚，更別提計算GDP了，所以在人口與經濟兩項重要資料都缺失的情況下，我真不知道現代人是如何估算宋代GDP的？
最要命的是，這個謠言說的還不是隻算宋朝GDP總量，而是宋朝GDP在世界上的占比。
這意味著什麽？這意味著你要把當時地球上的所有國家GDP都統計一遍。咱們先不提誰能有這個精力，就問一句，宋代的時候，世界上很多地區都還沒有開化，都是邦國、部落的原始組織形態，可能連文字書籍都沒有流傳下來，可他們毫無疑問也創造了勞動價值。那麽請問，這些古代邦國部落的GDP是怎麽計算出來的呢？
其實還真別說，有個叫安格斯·麥迪森的人寫了一本《世界經濟千年史》，就試圖統計宋朝在世界上的GDP占比。然而人家得出的結論卻是在公元1000年，中國GDP在世界上的占比隻有百分之二十二點七而已。可就算是這個數據，也隻是估算，很多專業的經濟學者對這本書照樣是保持懷疑態度的。
再比如很多人堅信宋代經濟繁榮，是因為宋代商業發達，不像其他朝代固守農業。我就先不提，宋代其實也是個農業國家，就隻想問問你，商業的本質不過是通過低買高賣進行套利的活動，它屬於資源的再分配，其本身並不創造新的物質財富，所以哪怕一個商人掙的錢再多，到底跟GDP的增加有什麽關係？
還有人說，宋朝每年的財政收入有一億多兩白銀，而明清兩朝不過幾百、幾千萬兩而已。故而宋朝就算沒有那麽大的GDP，也比後來的明清要富裕得多。
其實，關於宋朝的財政收入，一直是學術界的一個誤會。
當年黃仁宇寫《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時說，宋朝的財政收入足足有一點六億。然而，黃仁宇寫這本書的時候是用英文寫的，原版書籍中這個數字後麵的單位是“unit”，而中文版編輯在翻譯的時候，就給譯成了“貫”，然後一些人根據宋朝官方定的“一貫錢等於一兩銀”，得出了宋朝每年財政收入高達一點六億兩白銀，再被一些人一傳播，終於成功地忽悠倒了一大群人。
可問題是，宋朝的財政收入計量單位既不是貫，也不是兩，而是貫石匹兩束摻雜在一起算。也就是說，宋朝並不是隻收貨幣稅，還收糧食、布匹、幹草等實物稅，在官方進行統計的時候，往往是把這些數量混在一起統計的。
比方說，某年宋朝收入五千萬貫錢，三千萬石糧，兩千萬匹布，那麽到時候上報，就加到一起算，說今年咱們財政收入是一億，這就是“宋朝財政收入過億”的由來。由於各個單位不等值，所以你也講不清楚宋朝的真實財政收入是多少，畢竟，你總不能認為一束幹草與一貫銅錢等價吧？
不過全漢昇先生曾經作出估計，認為宋朝財政收入在六千萬貫上下。有人就心想，那六千萬兩白銀也多呀，總比明朝一年幾百萬要強。
然而，六千萬貫錢從來不等同於六千萬兩白銀。
宋朝雖然明麵上定價“一貫等於一兩”，可因為宋朝缺鐵，所以一直都不用貨幣，而是選擇發行紙幣交子。但凡懂經濟學的都知道，發行紙幣需要足夠的儲備金作為後備保障，但宋政府不管這個，而是濫發交子，導致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於是市麵上一貫錢根本換不到一兩白銀。同時因為宋朝貨幣價格波動較大，宋代每個地區、每個時間段貨幣價格都不一樣，所以宋朝的財政收入，其實很難找到一個統一的量化標準。
李龍潛先生倒是根據貨幣對糧食的購買力，通過將貨幣轉化為糧食，以此為計算口徑，對比過宋明兩代的財政收入，得出了宋代財政收入最高時為四千六百一十五萬石，而明朝萬曆年間為四千七百九十三萬石。所以，宋朝最高一年的財政收入還略低於明朝的平常年份（很多人覺得明朝收入隻有幾百萬兩，是因為他們把明朝太倉庫的收入誤以為是明朝全部的國庫收入。其實，明朝還設有很多個國庫，都是分散開來，不計入總體統計的）。
宋朝從來不是人們臆想出來的“商業社會”，它本質上還是一個傳統的小農經濟社會，國家的大部分稅收來自農民，小部分來自手工業以及社會上的小商小販。宋朝既沒有跨時代的技術革新，也沒有獨特的高產作物，社會經濟怎麽可能會比明清還發達？宋朝在農業領域值得一提的進步，或許就是引入了“占城稻”，然而你有這些水稻，明清兩朝就沒有了？明清再不濟也是大一統王朝，宋朝不過隻有殘山剩水，就算是種地，燕雲十六州與東北的肥沃土壤明清農民可以種，宋朝農民人家讓你種嗎？
現在很多人總有一種感覺，好像宋朝財政上一直很充裕，很少遇到其他朝代那樣財政赤字的窘迫。其實這是因為宋朝搞“禁榷”製度，將很多商業活動都官營化了。以前漢武帝也隻是在打匈奴的時候搞了個鹽鐵專賣，而宋朝不止壟斷了鹽鐵，連酒、醋、茶、礬等生活必需品都給壟斷了。故而宋代的稅賦在曆朝曆代屬於較高的那一類，以至於南宋的朱熹都毫不留情地說：“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
換句話說，財政收入高並不能代表社會經濟繁榮，隻能代表這個國家收稅收得實在是太狠。
那為什麽漢武帝折騰了幾十年，國家就麵臨了傾頹，而宋朝專賣搞了幾百年，居然還沒有被農民起義推翻？
這是因為宋朝是典型的“賦重役輕”，雖然盤剝老百姓，多收他們的錢糧稅賦，但卻很少讓他們提供勞役等免費的人力服務。比如秦隋兩個朝代，之所以被農民起義推翻，很大程度上不是收稅收多了，而是總叫老百姓脫產去幹一些大工程，最終逼得人不得不反。而宋朝卻表示可以用多交錢的辦法來代替勞役，這就給了很多老百姓一條轉圜的活路，日子雖然過得窮了一點，但好歹能活下去，那一般就不會造反，這算是宋朝社會的一種進步。
現在人們覺得宋朝社會富庶，無非就是因為那張《清明上河圖》以及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然而，這不過是因為當年趙匡胤害怕地方割據，於是聽信趙普的話來“製其錢穀”，要求地方州府收完稅以後，隻留下必要開支，剩下的全部打包送到汴京來。這樣的好處就是地方沒錢了肯定就不能叛亂，壞處就是地方財政不夠，那麽當地官員也無法更進一步地搞基建、謀發展。於是，北宋的形勢完全就是以全國之財力而養一京城。故而縱使東京汴梁繁華似錦，可如果你走出汴京之外，去看看宋朝的其他州縣，那隻能是慘不忍睹，一言難盡。
現在的很多人迷信宋朝社會經濟發達，政府財政充足富裕，人民生活幸福安樂，其實都不過是管中窺豹、一葉障目罷了。假如宋朝除了軍事，其他真的都是完美無缺的，範仲淹何必推行“慶曆新政”，王安石又何必主導“熙寧變法”？
我們應該知道一個常識，從長期來看，經濟總是發展的，社會總是進步的，宋朝相比之前的唐朝，自然有它的優越之處，比如坊市製度解除、市民階層崛起、社會城鎮化進一步提高等，然而不論如何，宋朝的經濟也不可能比它後世的元朝要強，更遑論集封建專製大成的明清兩代。
至於有人說宋朝沒有滅亡，中國可以步入資本主義社會……答應我，不要鬧了好嗎？
二
我們都知道，宋朝軍隊的戰鬥力拉胯，對外戰爭打一場敗一場，先後被遼、金、西夏欺負，每年要給人家“歲幣”，花錢買平安，甚至在宋神宗時，連越南這種小國都敢入侵內地搞屠殺了，到了最後，南宋更是給蒙古人滅了國，這還是第一次漢族建立的政權被北方的遊牧民族全麵征服。
現在很多人給宋朝開脫，說宋廷富得流油，繳納給外邦的歲幣隻不過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根本不虧。然而賬可不是這麽算的，雖然宋朝和遼朝簽訂了“澶淵之盟”，可宋朝君臣也怕遼人不講武德，還是在華北平原上布置了幾十萬的常備軍，用來防備遼朝的偷襲，而這筆軍費支出逐漸造成了“冗兵”問題，讓宋廷不得不攤派更多的苛捐雜稅，逐漸就演變成了我們所熟知的“三冗兩積”，即冗兵、冗官、冗費和積貧積弱。
假設宋軍真能打下燕雲十六州，就可以像後世明朝那樣，隻留下少量軍隊駐守在山海關，這樣就能節省一大筆的財政支出。然而，因為宋軍的無能，隻能交納歲幣換取和平，這造成的結果就是麵子裏子全丟了，根本不像很多人幻想的那麽輕鬆。
那麽，宋軍的戰鬥力為什麽如此差勁兒？
以往的學者，都把原因歸結到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上，覺得趙匡胤為了矯正五代“驕兵悍將”之積弊，采用文官代替武將的統兵方略。而我們都能想象出來，作為文官可能行政在行，寫寫詩詞文章都沒得說，可沒有從軍入伍的經驗，和那些正兒八經的職業軍官自然沒法比，所以這些文人到了前線就隻會紙上談兵，那這個仗要能打贏，才真是見了鬼。
但這一言論其實是有待商榷的。因為在宋朝初年，趙匡胤並沒有讓文官統兵。他掃平群雄、對戰契丹，要麽是讓曹彬、潘美、王全斌這樣的功臣宿將掛帥出征，要麽就幹脆自己親自上陣，終宋太祖一朝，就從來沒有看到過什麽“以文代武”的軍事方略。
可以說，自宋開國一直到宋仁宗時期，宋軍前線的三軍統帥一直都是皇帝本人或者職業武將，幾乎沒有文官的身影，所以這個戰敗的責任還真賴不到重文輕武上來。
拿宋遼戰爭中的例子來看。高梁河之戰是因為宋太宗大腿中箭、率先逃跑，致使軍心大亂、一敗塗地；雍熙北伐是因為驕兵悍將爭功冒進，沒有按照宋太宗原本指定的作戰計劃合圍，曹彬、潘美等統帥又不能製止，導致幾路大軍各自為戰，全無配合，最終被遼軍逐個擊破；澶淵之戰是因為王超的十萬定州軍不聽調遣、龜縮不出，宋真宗沒了底牌，這才選擇與蕭綽媾和，簽訂了著名的“澶淵之盟”。
根據以上案例，我們可以看出，在宋朝初年與遼軍的戰鬥中，皇帝都是全權交予職業武將來統帥作戰的，可結果並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麽樂觀，遼宋之間的勝負大概是六四開，宋軍還稍處於劣勢，隻能選擇議和停戰，給人家一筆錢了事。
現在很多人覺得給遼朝歲幣是重文輕武的原因，其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簽了“澶淵之盟”，宋朝要給遼朝歲幣了，宋朝皇帝在屈辱之下，意識到了武將原是如此的不爭氣，還不如文官寇準靠譜，這才釀造了“重文輕武”的結果。
還有人說了，宋朝沒有養馬地，有先天不足，無法打造出一支強大的騎兵，隻能依靠步兵作戰，當然打不過契丹的鐵林軍、西夏的鐵鷂子以及女真的鐵浮圖。
其實，宋初的馬政承自晚唐五代，本來還搞得不錯，在宋真宗時全國有牧監十座，養馬總數超過了二十萬頭，完全可以供養得起一支騎兵部隊。
隻是自“澶淵之盟”簽訂後，宋朝境內承平無事，馬政就荒廢了，很多牧監幹脆推平，全都用來種地。到了宋神宗時，皇帝本人雄心壯誌，想要收複燕雲之地，於是啟用王安石變法，就把馬政建設提上了日程。王安石頒布保馬法、戶馬法等新政，以及通過茶馬互市從外國購置馬種，完全彌補了沒有養馬地的短板。所以，說宋朝沒有養馬地而導致無法建設騎兵的，這屬於不看史書的想當然。中國畢竟地大物博、物產豐饒，宋朝疆域就算再狹小，也不至於連馬匹都找不到。
唯一比較靠譜的說辭，是宋朝時的少數民族學會了冶金、鑄甲等先進的軍事科技，在裝備上實現了迭代升級。比如，漢武帝打匈奴時，匈奴人用的箭都是用骨頭做的，那當然打不過漢軍。再比如那個發出“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豪言的陳湯就曾說過：“本來一個漢兵能打他五個胡兵，這是因為大漢的兵器比胡人的鋒利，可現在他們把煉鐵的技術學去了，所以如今咱們一個漢兵隻能打三個胡兵了。”
除此之外，宋朝時的少數民族還學會了如何組織一個完善的國家政權。諸如契丹人建立了遼朝，黨項人建立了西夏，女真人建立了金朝，蒙古人建立了元朝。總之，他們已經不再是如漢時匈奴、唐時突厥那樣，隻是一個鬆散的部落聯盟，而是擁有完整官僚體製的國家政權，那當然比以往的敵人難打。所以有人就覺得，就算真把漢朝、唐朝換過來，也未必能表現得比宋朝好。
我不否認這個因素是存在的，但這依舊不是宋朝屢戰屢敗的理由。因為，在宋朝聯金滅遼的時候，女真人還隻是剛從白山黑水裏走出來的小部落，可卻能以三千七百人起家，一戰殲滅遼朝兩萬大軍。這時候的女真，組織能力比遼朝還落後，裝備也未必比得上遼軍，可卻能風卷殘雲地將遼朝滅國，還一路奔襲打入了北宋的汴京，製造了“靖康之變”，這個又怎麽解釋呢？
同理，在成吉思汗剛剛統一蒙古時，他建立的蒙古帝國依舊是一個以萬戶為分封組織的部落聯盟。那蒙古人怎麽就能滅掉西夏，還在三峰山全殲金軍主力，打得有完善政府結構的金朝聞風喪膽呢？
所以，客觀因素隻能說明宋朝對外戰爭的難度比以往有所提升，但並不能掩蓋宋朝政府軟弱無能的事實，因為宋朝沒有的東西，其他朝代的開國皇帝也未必有。
你說你沒有養馬地，沒有燕雲十六州的天險，所以這仗沒法兒打。那麽請問劉邦、李淵、朱元璋剛剛起家的時候，難道他們就有養馬地與燕雲天險了嗎？
你說對手都是擁有完整組織架構的政權，裝備又先進，打不過。那朱元璋當年，既沒有養馬地，還是在淮西起家的，怎麽就能以南伐北，把擁有完整政治結構的大一統元朝給推翻了呢？
所以，歸根結底，宋軍自己沒能力就說自己沒能力，別老是怪人家大環境不好。一開始打不過遼，你說時運不濟。打不過西夏，你說運氣不好。打不過金，你說自己大意了，沒有閃。到最後讓元朝把你政權都給顛覆了，你又跟我說大環境不好。我就奇了怪了，怎麽你一到哪，哪的大環境就不好？
咋的，你是破壞大環境的人啊？
三
既然剛才提到了宋朝的“重文輕武”，我就這個話題再多嘮幾句。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在臨死前留下三句遺言，令人刻在了石頭上，放在太廟內的一間密室裏，隻有新皇帝登基的時候才能打開來看。等到宋朝滅亡以後，大家才終於知道上麵寫了個啥：
第一，不殺後周世宗柴榮的後人。即使謀反，也不準株連，賜毒酒一杯，給人家一個體麵。
第二，不殺文官士大夫。
第三，要是哪個子孫誰敢違背這個誓言，天打五雷轟。
就跟“杯酒釋兵權”一樣，很多人看了“太祖誓碑”，就覺得趙匡胤這人是真的厚道，難怪宋朝言論自由、思想開放。然而，關於這個誓碑的記載出自南宋時期的《避暑漫抄》，正史中從來沒有記載過，所以趙匡胤到底有沒有刻過這個石碑，還是存疑的。
我本人傾向於趙匡胤沒刻過這個石碑。原因很簡單，趙匡胤在位期間就殺過不少文官士大夫，有時急眼了，還抄起柱斧朝人扔過去，把人家門牙都給砸掉了。你看，他趙匡胤自己都殺了這麽多士大夫，如果再勸導子孫後代不準殺，不然小心天打雷劈，那這個……他哪裏來這麽厚臉皮的？
雖然“太祖誓碑”是假的，但自從宋真宗以後，確實很少殺過文官士大夫，就算文官犯了再大的罪，撐死就是貶官到地方上去，很少有處以死刑的案例。
但我個人認為，這不是什麽值得稱道的事情。正常的治國方式在於賞罰分明，有功勞就升官，有過錯就貶官，如果真做了什麽天怒人怨、人神共憤的事情，那麽就該毫不猶豫地處以死刑。宋朝這種不殺文官的傳統，在現代備受稱讚，連什麽文明執法、民主自由都出來了。
現在再說回“重文輕武”這個話題。
其實嚴格來講，中國文武分途是唐朝以後才出現的。在這之前，中國的官員是不分文武的，可能某人今天還在朝廷上當宰相管行政，明天就掛了個大將軍的銜兒領著一大票軍隊外出征戰了，而這種文武不分家的狀況在唐朝之前的中國社會是司空見慣的。
到了安史之亂後，出現了我們說的“唐宋變革”。因為科舉製的發展，政府吸收了一大批的職業官僚，與職業軍官們針鋒相對。宋朝建立以後，趙匡胤將宰相與樞密使分開，形成了文官武將兩套幾乎不相幹的升遷渠道，於是就出現了我們現在所認知的文官武將兩套體係。
在宋初的時候，地方上的軍務還是交給武將統馭。但自從“澶淵之盟”後，天下太平，內地幾乎無仗可打，沒仗打的武將自然地位逐漸下降，慢慢地被文官取代，於是在宋仁宗時期，地方上出現了“文臣為主帥，武將為副帥”的慣例。
不過這不代表武將就不受重視。事實上宋初的開國武將們，子孫大多都與皇室聯姻，成了外戚集團的一員，在待遇上完全與國同休。在地方上，因為宋夏戰爭的長期拉鋸，西北設有長達數十年不易的地方軍官，甚至還有如府州折氏這樣割據一方的將門世家。所以不論從哪個方麵看，都不能表明宋朝就“輕武”了——而且宋朝財政收入的十之七八都用在了養兵上，在北宋“三冗”中，“冗官”問題比起“冗兵”來完全是小巫見大巫。
所以，我一向不同意宋朝“重文輕武”的觀點，更嚴謹的叫法應該是“以文馭武”，這兩個話術或許很相似，但實際上差了十萬八千裏。
而且真要論的話，宋朝文官統兵未必就不如武將。一個人的軍事才能，一靠天賦，二靠經驗，隻要這兩個條件滿足了，這個人究竟是文職還是武職，又有什麽區別呢？文臣中有軍事能手，武將中亦有庸碌之才，即使你把宋朝前線軍隊都換成職業武將，難道他們就一定做的會比韓琦、範仲淹等人更好嗎？
現在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重文輕武”主要是體現在社會風氣上，認為當時人“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宋代社會對武將的推崇不如文官。
比如很多人都會列舉狄青的遭遇。在宋夏戰爭中，武人出身的狄青屢立戰功，打得夏軍望風披靡、無人敢擋。宋仁宗聽了狄青的威名，想提拔他當樞密副使，結果文官們卻大力反對，說狄青出身行伍，怎麽能當樞密副使呢？等到狄青進了樞密院，他們還合夥排擠他，罵他“赤樞”，意思是“長著紅毛的野蠻樞密使”。後來狄青被文彥博、歐陽修等人上書輪番攻擊，說他圖謀造反，是個文盲，不適合當樞密使等，最終宋仁宗迫於輿論壓力，把狄青外放到陳州為官，第二年狄青就在鬱悶中死掉了。
但是要我看，狄青的遭遇從某種程度上說，完全是他自己作的，與什麽“重文輕武”八竿子打不著。
小時候，我看過一部動畫片叫《大英雄狄青》，本來一直覺得狄青是個深明大義、文武雙全的形象。可後來才發現，正史中的狄青雖然打仗勇猛無畏，所向披靡，可在政治上卻首鼠兩端，左右逢源，抓著一手好牌愣是讓他自己給打沒了。
狄青早年從軍，因為作戰勇猛，範仲淹很賞識他，還親自教他讀書，和他聊兵法。當時宋夏戰爭愈演愈烈，前線軍務由韓琦、範仲淹主持，其中韓琦主進攻，範仲淹主防守，而這時候狄青投奔了尹洙，也就是韓琦一派。
有次，關於是否在築水洛城一事時，韓琦與範仲淹發生了衝突，尹洙讓狄青抓捕了範仲淹一派的劉滬，雙方發生了衝突。宋仁宗得知此事，派出了欽差前來調停此事，可狄青為了向韓琦表忠心，居然對劉滬濫用私刑，這就是著名的“水洛城案”。
按理來說，當時前線發生韓範之爭，一個是自己現在的後台，一個是曾經提拔自己的恩公，狄青選擇靠邊站本無可厚非，有必要在皇帝都準備派人來調解的情況下還對自己恩公的親信嚴刑拷打嗎？
雖然範仲淹為人大度，沒有追究狄青的責任，但範仲淹一係的將領可沒那麽好說話，個個都對狄青表示了不滿，這樣一來狄青的名聲相當於在整個西軍之中臭掉了。
事後狄青就跟了韓琦。當時河北禁軍貪汙腐敗問題橫行，宋仁宗讓韓琦前去整頓。韓琦一到任，就打掉了一批老虎，達到了“精兵冠河朔”的效果。比如當時有個人叫焦用，因為時常欺上瞞下，克扣軍餉，被韓琦抓來當了嚴打的典型。
按理說，稍微有點政治敏感度的人這時都巴不得趕緊與焦用劃清關係，可狄青居然傻乎乎地跑去找韓琦求情，還說：“焦用有軍功，好兒。”
韓琦氣兒不打一處來，冷冷地回複：“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
現在很多人根據韓琦這句話，說宋朝“重文輕武”，隻有當了狀元的人才是好兒郎，帶兵打仗的不算。可難道你們都不看這句話說出的前因後果嗎？這完全就是狄青因私廢公，為貪汙犯求情，把韓琦惹惱了，才說出了這種話來回嗆狄青而已。
再有就是龐籍（在評書中老是與包拯作對的“龐太師”）也非常欣賞狄青，想推薦他當樞密副使。可狄青不願意當副的，就想直接升任樞密使。但龐籍覺得，現任樞密使高若訥又沒犯錯，無端把人家換下來，這影響不好，所以年輕人還是不要好高騖遠，等你南征平定儂智高回來，我再向皇上保舉你吧。
奈何狄青不樂意，他瞞著龐籍找了高若訥的政敵梁適，在一番運作之下，宋仁宗竟真的下令撤掉高若訥，改命狄青為樞密使。這下狄青倒是如願以償了，可你讓提攜他的恩主龐籍該作何感想？
狄青雖然因為作戰驍勇，得到了宋仁宗的欣賞，可他這種在朝堂上牆頭草的行為，無疑是犯了官場大忌，文臣們罵他“赤樞”，也不是因為嫌他出身行伍，就是純粹瞧不起他的為官處世風格。
後來狄青被罷樞密使，有人說是因為文彥博與歐陽修的上書誹謗，這才讓他被外放陳州，鬱鬱而終。
這個話隻對了一半。
文彥博的確攻擊了狄青，但原因是文彥博與高若訥是發小，當年狄青為了奪樞密使之位，勾結梁適坑了高若訥一把，那現在文彥博為發小報仇，難道不是情理之中？狄青在樞密使的位置上被罷官，氣不過還跑去找文彥博討要說法，文彥博就直言不諱地說“朝廷疑爾”，你可以想象到這時候的狄青在朝廷內該是個什麽人緣了。
至於歐陽修抨擊狄青，則是無稽之談。他們舉出的例子，就是歐陽修在奏疏中經常說“青本武人，不知法律”“青本武人，不知進退”，於是一些狄青的“粉絲”就不高興了，你歐陽修不過多讀兩年書而已，憑什麽這麽罵我們家大英雄狄青？
然而，我們不要隻看歐陽修說了什麽，更要看歐陽修說這些話的前因後果。這兩次上書，都是在朝野上下抨擊狄青之際，歐陽修站出來上奏皇帝，故而看起來好像是在貶低狄青，實際上卻是他在為狄青開脫——“狄青就是一個莽夫，你們跟他較個什麽勁兒啊？”
自始至終，歐陽修對狄青懷有愛才之心。因為狄青政治信譽不好，在朝堂上步履維艱，每次都是歐陽修站出來和稀泥，看起來好像是在指責狄青，實際上是在用這種話術來保護狄青，如今《論水災疏》《論狄青劄子》的全文都可以輕易在網上搜到，你如果能從文章中看出歐陽修是因為文武之爭而排斥狄青的話……那你真該好好自我檢討了。
所以，狄青的悲慘遭遇更多是他自身性格上的原因，而與什麽所謂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沒有任何的關係。
四
北宋的積貧積弱以及滅亡，有人把原因歸咎在首都沒選好上。
曆史上的秦漢隋唐等王朝，都選擇定都長安，或者是洛陽，為的就是能有天險掩護，可以保護自身。而北宋定都開封，卻始終沒有收複燕雲十六州，致使華北平原一馬平川，無險可守，最終金人朝發夕至，閃襲東京，製造了“靖康之難”。
關於這一點，早在民國時期，錢穆先生就在《國史大綱》中講過：“北方的強敵一時既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備。”因為有四大史學家之一的錢穆定了調子，後世的很多曆史學家都沿襲了這個說法，把“靖康之變”的原因歸結到了都城沒選好這上麵。
在宋太祖趙匡胤晚年，他就意識到在開封定都不利國家安全，就帶領了一批文武大臣在洛陽進行考察，希望可以將國都移到洛陽，甚至將來還想遷到長安。
他說：“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
趙匡胤看出來了，如果將首都定在開封，沒有山川形勝的天險加持，那隻能選擇增兵駐守，這樣時間一長，必然會“冗兵”，還不如把都城西移。然而，這個提議立刻被趙光義的一句“在德不在險”給堵了回去，北宋初年的遷都之議就這麽流產了，據說，到最後趙匡胤還意味深長地歎了句：“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現在有人就罵趙光義，說你哥讓遷都，你非不讓，還“在德不在險”，讀書讀傻了吧？最終靖康恥，北宋亡，太宗血脈讓金人一網盡掃，真是天道好輪回，報應不爽。
然而，這個論點其實很牽強。我們不要隻看定都開封給宋朝帶來的壞處，還要注意定都開封給宋朝帶來的好處。
清朝的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也講過，開封這個城市，雖然不方便守天下，可方便打天下。而宋人章如愚寫過一篇《三都論》，更是專門就長安、洛陽、開封三個城市做了比較，最終得出結論：“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利，大梁便於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歸根結底，宋朝始終沒能收複燕雲十六州，而定都開封可以鞭策後代積極進取，完成國家的大一統。當然了，宋室的後代不爭氣，這就是趙匡胤未能預料的另一碼事了。
除了鞭策後代這點，還有就是定都開封，朝廷能夠依靠漕運傳輸源源不斷的糧食。
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在哪裏定都，不出幾十年，哪裏的人口必然要聚集，人一多，糧食就成了問題。在宋朝，中國的經濟中心南移，東南才是產糧區，如果北宋定都洛陽，東南米糧自揚州過通濟渠，到開封後再到洛陽要過汴渠，可汴渠已壞，難不成讓宋太祖再開鑿一次大運河嗎？至於再西遷長安，那就要陸路運輸，人力財力消耗更大，何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有人可能要說了，那為啥宋太祖不能學隋煬帝，再開鑿一次大運河？
因為即使宋朝開鑿了大運河，再成功定都洛陽，米糧的運輸還不是要途徑開封？隻要敵軍卡住了開封，你洛陽照樣得缺糧，那這個問題又繞回來了：燕雲天險沒拿下，什麽都白搭。
這還不如從一開始就定都開封呢。
所以，沒有燕雲和漕運不利，就是北宋不得不定都開封的根本原因。
但北宋君臣不傻，知道沒有天險護持，就斥巨資把開封打造成了堅城一座，外加宋太祖“守內虛外”的軍事方針，在東京囤積了大量的禁軍，完全可以抹去地利不足的短板。
然而，為何開封都被加固成這樣了，靖康之恥還會發生？
首先，拱衛首都的禁軍到了神宗朝就逐漸遣散出去了，所以《水滸傳》裏的“八十萬禁軍”是沒影兒的事。在宋徽宗時期，東京汴梁的守軍最多不過十萬。其中原因很簡單，以當時汴京城根本養活不了八十萬的脫產士兵，所以要麽讓他們到地方上就糧，要麽就拉到了陝西對抗西夏——我們常說北宋的精銳是常年對抗西夏的“西軍”，很多人就誤以為這個西軍是地方上的廂軍，其實不是，西軍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士兵是來自東京的禁軍係統。
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靖康之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宋徽宗、宋欽宗倆人作出來的。因為金軍雖然出其不意，兵臨汴京城，可畢竟不擅長攻城，一直在東京周邊晃**，就是打不進來。而這時候宋朝的勤王之師紛紛趕來，眼見危局馬上能夠解開，金人就打算趕緊議和，敲上一筆錢走人。
但這時候一個叫郭京的神棍自稱會法術，能退金兵。最要命的是，宋欽宗居然相信了這位半仙兒，真就打開宣化門，讓郭京施法跳大神，結果就讓金人抓住了機會，攻破了東京城牆。
老實說，我第一次知道這事的時候都沒敢信，因為我真的不懂作為一國之君怎能愚蠢到這個地步。但這個還不是最愚蠢的，因為金軍當時隻是登上了城樓，城內的禁軍和百姓做好了巷戰的準備，金人慫了，不敢下去，結果雙方又開始和談了。
這次，金人指名道姓想和太上皇，也就是宋徽宗趙佶談。而宋欽宗好不容易掌權，正忙著和父親鬥法，萬一父親借著金人的勢力東山再起，自己如何自處？於是他做出了一個很神奇的決定：不用太上皇去，朕親自出城和你們談。
就這樣，宋欽宗自投羅網了。
關鍵這位同誌為了表達自己議和的誠意，臨行前還不忘下發詔書，讓天下勤王軍隊別來了，朕要和友好鄰邦金國永結同好。結果等他一入金營，就不出意外地被軟禁了，汴京城內人心大亂，外麵的勤王軍隊還沒了，金人一鼓作氣，徹底攻陷了汴京城，令無數人不忍卒讀的“靖康之恥”就這麽發生了。
所以，你現在還覺得北宋滅亡和定都有關係嗎？
反正我覺得，隻要有宋徽宗、宋欽宗這倆活寶在，你別說把都城建到洛陽，你就是建到珠穆朗瑪峰上，北宋那該亡還是得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