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熙寧元年，宋神宗初見王安石，他們彼此都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宋神宗問：“方今治之道，當以何為先？”
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先。”
宋神宗又問：“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回答：“陛下當效法堯舜，唐太宗何足道哉？”
王安石的解釋是，唐太宗的貞觀之治隻是對傳統的政治做了些修補，並無自己的政治創新，在貞觀以前是民不聊生的隋，在此後李唐子孫皆為昏君，這才顯得他那段時期比較突出而已。
他的這一番言論，讓宋神宗的表情微微動容。
自他即位以來，燕雲未複，西夏跳梁，朝廷三冗兩積，國家內憂外患，作為一個年輕氣盛的皇帝，他想大刀闊斧地搞改革，做一番大事業出來，而眼前的王安石，便是他選擇的操盤手。
就在這次入對後不久，王安石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宣稱“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北宋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拉開了序幕。
二
王安石，字介甫，為人自負，但凡他認準的事九頭牛都拉不回來，人送外號“拗相公”。
我們小時候可能學過一篇文章，叫《遊褒禪山記》。王安石曾與幾個友人在褒禪山探洞，在深入洞穴後，有一個友人畏懼不前，眾人隻好退出來，這次遊玩未能盡興，讓王安石感到十分遺憾。
可能從那次經曆起，王安石就發現同遊的人可能會拖累你，讓你難以到達“險遠”的“非常之觀”，故而在必要的時候，不妨甩開眾人，一人獨行。
所以，當王安石變法時，他原本的同僚友人韓琦、富弼、司馬光等人提出異議，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和他們翻臉。除了他本人性格固執，還有一點就是當年的那段探洞的經曆，讓王安石不希望再出現一個“當年友人”，拖了自己在改革之路上不斷進擊的後腿。
三
現在有人批評王安石，說他的變法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其實，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富國強兵，人家從來就沒說這是為了百姓變的，所以熙寧變法的內容主要涉及經濟法，兼涉政治、軍事方麵的改良，很少顧及到民生的問題。
比如青苗法，是建立國家農業銀行，代替地主給農民借糧貸款，主要是為了收利息；免疫法是如果有百姓不想服役，可以交一份“免役錢”，政府就能拿這筆錢另外雇人來代替你；市易法、均輸法與當年的桑弘羊改革大同小異，屬於政府親自下場進行市場國營化；方田均稅法就是清查土地，根據土地肥沃程度重新規定田賦，類似東漢初年“度田令”的翻版；還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等，都是為了挽救北宋萎靡不振的軍事力量。
這些新法，乍一看去，好像都還不錯？
然而，這隻是看起來而已。
王安石變法的最大問題，是它隻停留在理論上，與實際現實嚴重脫節。畢竟，宋朝隻是一個農業社會，沒有完備的市場經濟條件，王安石想通過政府的力量來促使市場提高生產效率，那麽就隻能進一步加大政府權力，而一旦政府全麵接管了市場，就會導致原本一場好好的經濟改革，活生生地演變成了政績考核——結果就是官員們為了政績，搞浮誇風，用政府的強製力來扭曲市場，最終讓整個社會深受其害。
咱們用青苗法當例子。
在古代，農民一年中最難過的是春天，這時秋糧已然吃完，夏糧尚未收獲，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青黃不接”之時。
每當這個時候，一些地主就會借糧給農民應急，約定等他們夏糧收獲以後，再連本帶利還糧。可在小農經濟的古代，老百姓都靠天吃飯，若是平常年景還好，農民夏糧收獲，就可以如約歸還地主，但如果碰到大災之年，田地顆粒無收，那麽農民隻好賣地還債了。
這就是封建社會經常發生的“土地兼並”，長此以往，必然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最後失去了土地的流民越來越多，匯聚在一起就進行農民起義，通過暴力將土地重新分配，然後再繼續進行新一輪的兼並，一直這樣不斷循環，我國封建王朝的周期律就是這麽來的。
王安石頒布青苗法，是想讓政府下場，代替地主來為農民們借糧，利息相對民間要更低，這樣既可以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還避免了土地的兼並，在他看來這豈不是一舉兩得？
可想法是美好的，現實是骨感的，看似無懈可擊的青苗法，一到執行階段，就出現了毛病。
有些地方官員為了政績，就進行強買強賣，很多民戶原本不需要貸款，可還是被地方官強逼著借了一筆青苗貸；還有官員把黴糧發放給農戶，收回時卻要求是新糧，放的時候斤兩不足，收的時候故意壓秤，這樣一來一回，實際利息更高，還不如當年向地主借糧呢；還有就是關於青苗貸，中央是給過指標的，一旦地方遇到了自然災害，官員如果收不回本息，為了完成績效就到處抓人，逼得老百姓賣兒賣女。
於是，當時人人都罵王安石，說他禍國殃民，不是個東西。
看起來，是不是青苗法本身沒問題，隻是執行環節出了問題？
可我們要明白，農業社會的資產專用性很高，以此為基礎的惠民政策是沒有多少可信度的。哪怕我們今天的銀行給涉農民企貸款，也往往都問題一大堆，更別提金融環境更差的宋代了。
王安石當初在地方為官的時候，就實行過青苗法，不但百姓大悅，政府收入還增加了，最終成功達成了雙贏，這就是王安石對青苗法為何那麽有信心的原因。
可王安石不知道，那次成功的關鍵點是因為負責一線的是他本人，可誰能保證大宋所有的地方官都像他王安石一樣大公無私？
如果封建社會人人都是易學習那種人，那麽青苗法肯定可以推行下去。可如果遇到為了政績而不擇手段的李達康、為親戚牟利還收受賄賂的祁同偉，抑或和稀泥的官僚主義者高育良，那麽青苗法的施行不論本心是好是壞，最終都必然會成為一場禍國殃民的災難。
所以，雖然宋神宗時的國家財政收入確實增長了，在對外戰爭中，王安石推薦的王韶也在熙河開邊實現了“斷西夏右臂”的戰略目的，可朝堂和民間反對變法的聲音還是滔滔不絕，而在無數的反對者中，就有那位《資治通鑒》的作者、小時候砸過缸的司馬光同誌。
四
司馬光，字君實，本來與王安石是好友，可因為變法問題，二人分道揚鑣，反目成仇。
在當時，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叫“新黨”；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守舊派，叫“舊黨”。曆史上把這兩個人以及他們黨羽之間的鬥爭，叫作“新舊黨爭”。
他們二人的政見不合，起自一次延和殿的廷辯。
起初，他們隻是在南郊賞賜上出現了意見分歧，可不知怎麽的，有人歪樓了，話題變成了如果國家缺錢，那該怎麽辦？
如果選擇增稅，那就會加重人民的負擔，一個不慎，百姓就要起義。可如果不增稅，國家對外戰爭的開支，又該從何處來？
王安石向皇帝表示，隻需要“理天下之財”，就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俗稱開源。
他的辦法是讓政府介入市場，通過經濟政策的幹預，加快貨幣的流通速度，從而增加社會財富，帶來政府收入的增長。
可司馬光不這麽想，他覺得“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他的意思是認為社會財富是恒定的，政府拿得多了，百姓必然拿得少，不論你再怎麽用“理財”來往自己臉上貼金，都無法掩蓋與民爭利的本質。
司馬光給出的辦法，就是皇帝你平時省吃儉用些，少花點錢，就慢慢攢，總有一天能攢夠錢，俗稱節流。
聽到司馬光的節流說法，宋神宗十動然拒，果然還是王安石的言論更有吸引力一點，在二人之中，他不出意外地選擇了王安石作為變法的操盤人。
但是，如果我們真從經濟學的角度上看，王安石與司馬光究竟誰對誰錯呢？
從理論上看，王安石是對的。
因為政府是可以調度資源、宏觀調控，憑借那雙“看得見的手”做到一些零散社會人無法做到的事情，從而提高社會整體的生產效率，把蛋糕給它做大。
從實踐上看，司馬光是對的。因為古代的經濟年增長率幾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計，在蛋糕大體是固定的情況下，政府多一分，百姓必然就少一分。既然蛋糕不可能做大了，那麽王安石變法的結果，隻能是變相地搶奪百姓手裏的那份。
是不是暈了，感覺我在說廢話？
我的意思是，王安石的眼光是很超前，他希望通過政府來填補市場空白，從而改變社會總產出，這個還真有點凱恩斯主義的影子。
可問題在於，領先時代半步是聖人，領先時代一步那就是瘋子了。
王安石雖然思路沒錯，可他的理論隻適合工業革命以後的社會，而在以農業為經濟支柱的宋代，根本就不存在實行政府可以操盤市場的大環境。我們都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果經濟基礎不到位，上層建築就算再先進，那也是空中樓閣，坍塌隻在一瞬間。
所以從這點上來看，司馬光雖然不懂經濟學，但作為一名寫出《資治通鑒》的曆史學家，他雖然在主觀上缺乏創意，沒有超前的眼光，可所作所為卻都是在曆史長河中經曆多次印證而總結出的經驗。他是不理解什麽是經濟基礎、什麽是金融環境，可他讀過的那些史書告訴他，現在王安石的所作所為，不論說得多冠冕堂皇，最終肯定難逃桑弘羊那樣與民爭利的結局。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的黨爭是最具研究價值的。其他諸如唐朝的牛李黨爭，不過是因為私怨；明朝的東林黨與閹黨（齊楚浙黨）的鬥爭，是起自地域；清朝張廷玉和鄂爾泰的黨爭，則是因為民族；唯有王安石和司馬光的分歧，都是一心為公，絕無私心。
王安石思維開闊，眼界超前，可卻忽略了眼前的客觀現實；司馬光思想保守，缺乏新意，但卻擅長總結曆史的經驗。他們二人既截然相反又恰好互補，本來為友，終是成敵，人生造化如此，也真是令人不勝欷歔。
不過，我倒是可以再提出二人之外的第三種論點，即古代農業社會的經濟總量的確沒法在短期內增長，但財富除了發展外，還可以進行重新分配。
司馬光反對分配，是因為他認為財富要麽歸政府，要麽歸百姓，兩相比較，不如藏富於民。可問題就在於：這個“政府”是誰？“百姓”又是誰？
政府可以細化為皇帝、外戚、貴族、官僚、國庫……他們都可以算成政府，可他們的財富難道是可以共用的嗎？
百姓可以細化為農民、地主、富商、豪強、官老爺的親戚們……他們都可以算為百姓，可他們的利益難道是一致的？
因為貪官汙吏也是政府，難不成他們的錢就是政府的錢？土豪劣紳也是百姓，難不成他們的錢就是勞苦大眾的錢？
想明白這些，你就明白司馬光其實是用政府與百姓這兩個大幌子掩蓋掉了真正的矛盾，而在這點上，反倒是舊黨中的文彥博比較耿直。
熙寧四年的廷對，宋神宗與文彥博有過一次經典對話。
宋神宗說：“更張法製，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
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現在很多人給文彥博打掩護，實際上真心沒必要，文彥博不過是把大實話給講出來了而已。他告訴了我們，舊黨的核心訴求就是為了維護官僚士大夫的利益，他們其實並不真的在乎老百姓的死活。
比方說，蘇軾一開始也反對王安石變法，可等他被王安石、章惇貶到地方吃了幾年苦，親眼看到了底層老百姓的難處，於是態度也慢慢走向了中立。後來司馬光掌權，蘇軾勸司馬光對新法要實事求是，別搞一刀切，當他得知司馬光廢掉了免役法後，還氣得破口大罵，說司馬光是“司馬牛”，真是蠻橫得跟王安石一樣。
倘若真要從階級出發，王安石與司馬光都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漆俠先生認為司馬光為世家大族，代表大地主階級的利益反對變法，可王曾瑜先生提出反對，認為論田產財富司馬光反不及王安石。不過這個很好解釋，雖然他們二人都是地主階級，可王安石是站在了封建政府一邊，司馬光卻站在了封建地主一邊，這能一樣嗎？
曆史上的舊黨中人拿“老百姓”給自己當擋箭牌，無非就是搶占道德的製高點，可他們究竟是否真的為百姓著想？如果是的話，就應該像蘇軾（舊黨）、章惇（新黨）那樣，對待新法要實事求是，良法留下，惡法罷黜，還有些能改進的就改進。畢竟當時宋朝體製是真有問題，不然範仲淹、歐陽修等人在當年何必推行慶曆新政？
無非就是不改的話，大宋隻能等死。
所以，新舊黨爭一開始的論點，還是“怎麽變”的問題，可到了後來就成了“要不要變”的問題。
元祐元年，司馬光等舊黨中人當權，不論律令良莠，一律廢除，對財政缺口，民間痼疾，沒見他們提出什麽自己的改良策略，反正誰敢提變法他們就急，如此因噎廢食，才是真正的斷送了北宋複興的希望。
五
王安石變法觸犯了大地主階級的利益，遭到舊黨的洶洶反對，又因為變法本身就有缺陷，再加上王安石性格死板，與同僚處不好關係，很多新黨成員到最後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麵。
熙寧七年，連太皇太後曹氏（仁宗皇後）與皇太後高氏（英宗皇後）也開始反對變法，她們向宋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
宋神宗終於頂不住輿論壓力，將王安石罷相，貶到了江寧府擔任知府，雖然次年再度起複，但君臣之間裂痕已生。
熙寧九年，王安石因其子王雱病故，悲不自勝，上表請辭，皇帝作出批複，王安石罷歸江寧府，從此永遠地離開了政治舞台。
但王安石的離開並不代表變法的結束。
在宋神宗統治後期的元豐年間，新黨繼續主政，一邊推行新法，一邊與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作鬥爭。這時候沒有了王安石的操盤，元豐變法成效大不如前，譬如聲勢浩大的元豐五路伐夏，結果就是雷聲大雨點小，虎頭蛇尾。
元豐八年，宋神宗趙頊駕崩，其子趙煦繼位，即宋哲宗，年號元祐。
宋哲宗剛登基時，還是一個幼童，朝政大權由太皇太後高滔滔把持。
我剛才說了，高滔滔向來反對王安石變法，於是在垂簾聽政之初，就提拔了司馬光，全麵啟用了舊黨中人。司馬光剛一主政，就罷黜新黨，將他們趕到了窮山惡水，又搞一刀切，但凡是王安石等人頒布的新法一律廢除，悉數恢複北宋舊製，史稱“元祐更化”。
也就是在元祐元年，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對冤家先後病逝，但與牛僧孺、李德裕死後牛李黨爭就隨之而結束不同，宋朝的新舊黨爭還會繼續爭執不休，一直到將北宋拖入深淵為止。
六
現在很多人罵王安石，說他才是北宋滅亡的始作俑者。
理由有兩個。
第一，王安石變法是北宋黨爭的開端，讓北宋淪陷在新舊黨爭的漩渦中，一點點地消磨了國家元氣，最後走向滅亡。
這種說法隻看大略，不觀細節。王安石變法是新舊黨爭的開端不錯，可在熙寧、元豐年間，新黨雖然掌權，可對舊黨中人不過是貶謫到附近州縣繼續為官，並沒有更進一步的迫害。然而，到元祐年間，司馬光等舊黨一上台，對新黨那是把人家往窮山惡水裏趕，巴不得人家死在遠荒蠻境。
這就有點不講武德了吧？
正是因為舊黨中人對新黨下了死手，直接導致新舊兩黨從熙寧、元豐時期的“君子之爭”變成了後來的“意氣之爭”。
比如章惇，他雖是新黨中人，但並不盲目迷信新法，而是認為王安石變法有好有壞，需要具體分析具體對待，這夠客觀理智了吧？
然而，這樣的人到了元祐年間，卻被司馬光等舊黨輪番攻擊，還捏造罪名誣告他，將他貶謫到地方吃苦。到了宋哲宗親政後，開始重新啟用新黨，而章惇剛一上台，當年的仇恨讓他再也無法保持理智，果斷放棄了曾經公正的中庸之道，而是以牙還牙，對舊黨各種政治迫害，將黨爭推到了一個新的**。
現在很多人因為章惇貶了蘇軾，就覺得他是個壞人。然而當年身為舊黨的蘇軾身陷“烏台詩案”，章惇雖然是新黨，可還是摒棄朋黨之別，以自己的政治前途為擔保救了蘇軾一命。可到了元祐年間，章惇被舊黨陷害，蘇軾不僅沒有站出來說一兩句話，他的弟弟蘇轍落井下石時，他還對此聽之任之、不管不顧，難怪章惇一得勢就立刻與蘇軾割袍斷義。二人就如同王安石、司馬光一樣，從摯友走向了宿敵。
所以，如果真的認為是黨爭禍害了北宋，那麽也是司馬光先壞了“規矩”，拉低了兩黨政爭的下限，與王安石無關。
第二，王安石變法在客觀上促使了君主集權，打破了宋初那種“君臣共治”的政治環境，於是到了宋徽宗、宋欽宗作妖的時候，再無文臣可以製約，最終導致靖康之難的發生。
可問題是，在王安石之前，北宋是否真的存在一個“君臣共治”的政治體製？
宋朝是一個由霸府轉型的朝廷，它本質上是一個軍政府，你要認為軍政府是主公與幕僚共治，不覺得很可笑嗎？在上一節我已經講過了，宋朝從來沒有“不殺士大夫”的慣例，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可都是殺過士大夫的。
那麽，為何文彥博要說趙宋官家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因為在宋仁宗時期，皇帝趙禎對國家大事一竅不通，但他的優點是敢於放權，讓懂行的人去管理國家，一遇到事就垂詢文官士大夫的意見，於是給人一種仁宗年間好像是在“君臣共治”的錯覺。再加上宋仁宗一共在位42年，統治中國將近半個世紀，文官士大夫習慣了這種治國方式，難免會出現曼德拉效應，誤以為這種寬鬆有愛的政治氣氛才是咱們大宋的常態。
然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政治氛圍從來不是北宋的祖製傳統，它僅僅隻是建立在宋仁宗個人垂拱而治的執政風格上罷了。宋朝在本質上還是一個君主專製的國家，等到宋仁宗一死，繼任的皇帝不想繼續宋仁宗的執政方式，那麽君主集權的加強就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就算沒有王安石變法，隻要皇帝想，隨時都可以集權，這口封建專製的黑鍋，還甩不到王安石的身上。
七
我們很多人第一次認識王安石，可能不在曆史課本上，而是在語文課本上。
小學的時候，語文老師介紹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為人剛正，文章寫得漂亮，我就先入為主地認為他一定是位正麵人物。
可到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曆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裏，王安石都是一個白麵奸角兒的形象，和曹操是一個待遇。
為何王安石曾經的風評如此不堪？
很多人立刻想到了寫《資治通鑒》的司馬光，心想莫不是司馬光抹黑了他？
其實這就錯怪司馬光了。
元祐元年，重病在床的司馬光得知王安石在江寧病逝，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呂公著：“介甫的文章和節義都有過人之處，隻是性格上有瑕疵。如今他死了，朝廷又要撥亂反正，我怕有奸邪小人借此詆毀他，希望先生奏請天子，對他表彰厚葬，這樣就可以保護到他了。”
可見，司馬光雖然盡廢新黨，可並沒有挾私怨而對王安石本人進行打擊報複。
不過，雖然舊黨的領袖沒有落井下石，但這可不代表舊黨的後生們會放過王安石。比如，元祐年間舊黨當政，在修撰《神宗實錄》時，他們就把王安石貶得一無是處，把他的變法行動定義為一場禍國殃民的浩劫。
紹聖初年，宋哲宗親政，開始反攻倒算，清理了舊黨勢力，提拔新黨章惇為宰相。章惇為了扭轉輿論，重修《神宗實錄》，又把王安石給誇成了不世出的大聖人，新黨都是為了國家未來而獻身奮鬥的有誌青年，至於司馬光等舊黨，通通給描述成了阻撓變法的奸佞小人。
到了宋徽宗時期，因為章惇改修的《神宗實錄》用力過猛，舊黨子弟多為不滿，為了平息輿論，宋徽宗下令再改《神宗實錄》。這一版因為本來就是為了和稀泥的緣故，故而相對前兩次還算客觀中正一些。
可沒過多久，就發生了靖康之恥，北宋滅亡。南宋君臣痛定思痛，心想我大宋本來國泰民安，卻突遭亡國之禍，都是因為王安石輕言變法，天怒人怨所致，於是提議再修《神宗實錄》。在這一版中，王安石的評價再次陷入低穀，史官甚至把北宋滅亡的責任推到了王安石的身上。
又過了幾年，宰相張浚認為，修史要客觀，就著手準備第五次修訂《神宗實錄》。可修了一半，張浚罷相，這事就算黃了，故而最終定稿的《神宗實錄》，大多還保留了第四版抹黑王安石的言論。
南宋滅亡，元朝再修撰《宋史》，一共隻用了兩年多。可想而知，這一過程中根本沒有對史料進行甄別，而是直接抄錄原文。你要是有空翻閱《宋史》，會發現呂惠卿、章惇、曾布等新黨中人都被列入了《奸臣傳》，而舊黨中人一個個都是偉光正的主角形象。
既然如此，王安石在正史上的評價怎麽可能會高？
還有一點，蔡京、秦檜這兩個奸臣都是王安石的鐵杆粉絲。因為王安石變法在客觀上提高了政府的權威，無形中迎合了奸臣們想要專權的需求，既然如此，理學信徒自然沒興趣給王安石翻這個案。要這麽算，王安石的聲名狼藉，在某種程度上還是“粉絲行為，偶像買單”。
到了近代，晚清喪權辱國，中國的有識之士驚覺隻有變法才能圖強，梁啟超先生借古喻今，寫《王安石傳》為王安石翻案，稱他為大改革家，目的就在為維新變法造勢。正如錢穆所說：“至晚清而主變法者，爭言荊公政術。”
然而，不論是舊黨、新黨還是理學信徒，或是近代推崇王安石的變法者，在他們眼中，王安石不過是一個表達自己政治立場的工具罷了，至於真正的王安石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們其實並不真的關心。
八
那在曆史上的王安石，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有一則北宋仁宗時期的故事，講王安石進宮赴宴，因為心不在焉地想事情，竟不知不覺把桌子上釣魚的餌料給吃完了。
這事被宋仁宗看見了，就對宰相說：“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意思是王安石這人虛偽，正常人就算誤吃，吃一粒魚餌也該知道不對了，哪有把魚餌都吃淨的道理？
其實，這是宋仁宗誤會了，因為王安石還真就是這樣一個不拘小節的怪人。
有次，有人告訴王安石的夫人，說她丈夫愛吃鹿肉絲。
夫人大為驚奇，就問：“你怎麽知道的？”
那人說：“王安石在吃飯的時候，不吃其他菜，就把那盤鹿肉絲給吃光了。”
夫人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麽地方？”
那人說：“擺在他正前麵。”
王夫人立刻了悟，第二天把桌子上菜的位置調換了一下，鹿肉絲放得離王安石最遠。結果人們發現，王安石隻吃離他最近的菜，至於桌子上擺著的鹿肉絲，他竟然一筷子都沒動。
這些故事不論是真是假，但在北宋時期就如此有市場，且沒有任何政敵對此提出質疑，可見王安石為人正是這般“不拘小節”。
或許，在他眼中看到的從來都是國家，而從沒有自己，而這恰恰是讓人破防的地方。
在我們中國古代的三大改革家中，商鞅雖然慘遭車裂，可他的變法卻得以延續，在他死後鑄就了一個橫掃六合的大秦帝國；張居正身故後被反攻倒算，可至少在他閉眼之前，大明還在因為他的新政而繼續保持著中興；惟有王安石，在他人生中的最後一年，上蒼安排他遇到了元祐更化，親眼目睹自己的新法盡廢，半生事業化為泡影，最終在憂憤之中離開了人世。
有人說：比起商鞅被五馬分屍，張居正的死後清算，王安石得到了善終，子孫也沒有受到迫害，這難道還不好嗎？
這正是我為什麽要介紹王安石性格的原因。
你覺得，以王安石這種從未計較過個人榮辱、半生隻為國家奔走的人，他是想要商鞅、張居正的結局，還是想要我們這些世俗之人眼裏的“善終”？
我想，在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什麽是比在他臨死前親眼見到一生功業付諸東流還要殘忍的事情了。
九
王安石曾經寫過一首詩，叫《鳳凰山》：
願為五陵輕薄兒，生在貞觀開元時。
鬥雞走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
其實，他何曾不想生在太平盛世，當一個輕薄浪子，鬥雞走狗、渾渾噩噩地走過一生，管他什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可是，老天卻偏偏安排他生在了北宋，讓他從小就目睹百姓流離失所，國家慘遭欺淩。
他本可以自私一點，當一個賦詩弄琴的浪**公子，紙醉金迷地度過美好的人生，管他身後巨浪滔天。
可他沒有，而是選擇了挺身而出，為國家榮辱、蒼生興亡逆天而行，白白賠付掉了自己本可以無憂無慮的一生。
最後他失敗了，還被釘在了奸臣榜上，後世的無數老百姓都在唾罵他，讓他這一輩子的操勞變成了一個莫大的諷刺。
不止一次地想，要是早知這般結局，他會後悔這一生嗎？
想了想，應當不會吧，畢竟他很早很早就告訴我們了：
盡吾誌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