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熙寧元年，宋神宗初見王安石，他們彼此都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宋神宗問：“方今治之道，當以何為先？”
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先。”
宋神宗又問：“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回答：“陛下當效法堯舜，唐太宗何足道哉？”
王安石的解釋是，唐太宗的貞觀之治隻是對傳統的政治做了些修補，並無自己的政治創新，在貞觀以前是民不聊生的隋，在此後李唐子孫皆為昏君，這才顯得他那段時期比較突出而已。
他的這一番言論，讓宋神宗的表情微微動容。
自他即位以來，燕雲未複，西夏跳梁，朝廷三冗兩積，國家內憂外患，作為一個年輕氣盛的皇帝，他想大刀闊斧地搞改革，做一番大事業出來，而眼前的王安石，便是他選擇的操盤手。
就在這次入對後不久，王安石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宣稱“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北宋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拉開了序幕。
二
王安石，字介甫，為人自負，但凡他認準的事九頭牛都拉不回來，人送外號“拗相公”。
我們小時候可能學過一篇文章，叫《遊褒禪山記》。王安石曾與幾個友人在褒禪山探洞，在深入洞穴後，有一個友人畏懼不前，眾人隻好退出來，這次遊玩未能盡興，讓王安石感到十分遺憾。
可能從那次經曆起，王安石就發現同遊的人可能會拖累你，讓你難以到達“險遠”的“非常之觀”，故而在必要的時候，不妨甩開眾人，一人獨行。
所以，當王安石變法時，他原本的同僚友人韓琦、富弼、司馬光等人提出異議，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和他們翻臉。除了他本人性格固執，還有一點就是當年的那段探洞的經曆，讓王安石不希望再出現一個“當年友人”，拖了自己在改革之路上不斷進擊的後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