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然開朗中國史

第18章 一人之下:海瑞和張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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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鎮親征瓦剌,二十萬大軍全軍覆沒,連皇帝都成了敵軍的俘虜,史稱“土木堡之變”。

消息傳來,北京在經曆了短暫的恐慌之後,以於謙為首的大臣果斷擁立郕王朱祁鈺登基稱帝,是為明代宗,並且召集各地軍隊守衛北京,打退了瓦剌人的進攻。

蒙古人退兵,瓦剌的太師也把明英宗送了回來,過了八年,不甘寂寞的明英宗發動“奪門之變”,推翻了弟弟明代宗,第二次當上了皇帝,改元“天順”,還殺死了北京保衛戰的功臣於謙等人。

關於明英宗朱祁鎮,按照一些書籍對他的描述,大夥兒對他的印象就是“打敗了一場仗,殺錯了一個人”,但晚年能廢除殉葬製,可見雖不是個好皇帝,但能勉強算作一個好人。

其實,曆史上的朱祁鎮是荒唐無恥的,因為他貪生怕死,就當了瓦剌軍的帶路黨,在大同城下叩關叫門,大同守將郭登忠於職守,不肯開門,朱祁鎮便懷恨在心,複辟後將其問罪流放;他還平反了奸宦王振,為瓦剌太師也先立祠建廟,寒了多少忠臣義士的心;他重用錦衣衛逯杲、門達,推行特務統治,連在瓦剌保護他的袁斌都被誣陷下獄、險象環生;他在荊襄流民問題上處置失當,釀成百萬流民有家難回、生計無著;他輕信阿羅出“換道入貢”的謊言,放對方進入河套,造成了困擾明中後期的“套虜”之患;他開設撫順關馬市,導致建州女真坐大等。從這一樁樁、一件件的事來看,他非但不是好皇帝,也不是什麽好人,一個堪比宋徽宗一家的吉祥三寶,就算把中國曆史上的所有皇帝排個號,朱祁鎮都可以穩居倒數前三。

到了天順八年,明朝在朱祁鎮的統治下已衰弱不堪,套虜頻頻入關搶掠,建州女真蠢蠢欲動,荊襄百萬流民爆發起義,儼然一片末日景象,如果真讓他繼續活下去,明朝很有可能和元朝一樣百年崩亡。

幸虧明英宗駕崩,他的兒子明憲宗朱見深繼位,開始了救亡圖存之路。

這裏多提一句,《明史》稱明憲宗本名朱見濬,後改為朱見深,誤。按《憲宗實錄》記載,朱見深才是明憲宗的本名,等他當了皇帝,就改為了朱見濡。其實真要較真的話,明憲宗叫朱見濡才對,隻不過因為《明史》畢竟是正史,朱見深這一名字影響深遠,為了方便起見,咱們書中隻好將錯就錯了。

現在很多人喜歡把某條野史故事套在明憲宗頭上:明憲宗最寵愛的萬貴妃,因自己生不出來孩子,就逼其他懷孕的妃子墮胎。朱祐樘(明孝宗)剛懷上時,萬貴妃就讓太監張敏溺死他,可張敏動了惻隱之心,放了這對母子一馬,還和一群太監宮女把朱祐樘秘密撫養長大。等到一個合適的時機,張敏才告訴了明憲宗真相,事後朱祐樘的母親紀氏就被萬貴妃毒死了,張敏也吞金自殺。

因為這個故事被寫進了《明史》,很多人就據此認為,明憲宗為了萬貴妃不理朝政,連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這不是昏君是什麽?然而,現在我們可以考證出,這個故事最早出自萬曆年間於慎行編的《穀山筆塵》,按照作者於慎行自述,這是他從南京的一位老太監那裏聽來的,可此時距萬貴妃去世已105年,從一個南京老太監處聽到了一百年前北京發生的宮闈秘事,這個可信度你們可以自己掂量。而這個故事再一次豐滿是到了明末的《勝朝彤史拾遺記》,而這本書的作者毛奇齡也參與了《明史》的寫作,他就把這個故事寫了進去,這件事有多不靠譜呢?就連後來乾隆看了這段,都覺得這個事編得也太扯了吧。

《明實錄》中的記載是,內閣首輔商洛在奏章上稱“重以貴妃殿下躬親撫育,保護之勤,恩愛之厚,踰於巳出”。意思是朱祐樘被萬貴妃撫育過一陣子,對他比親兒子還要親。滿堂大臣對萬貴妃的印象也是“莫不交口稱讚,以為貴妃之賢,近代無比”,可以說在當時的人眼裏,萬貴妃從來不是什麽善妒禍國的妖妃,而是一個群臣以及都城士庶都交口稱讚的賢妃。

可《明史》的編修官放著《明實錄》和《繼世紀聞》這種一手權威材料不管,非要相信一個一百年後南京老太監的話,這冊史書的質量咱們就可想而知了。而令人遺憾的是,《明史》這種不負責任的寫法影響了好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業內的專家學者,讓原本功勳赫赫的明憲宗始終沒能得到他應有的曆史地位。

明憲宗在位期間,他安撫荊襄流民,平定滿四之亂,收複河套地區,搗滅建州女真,挽救了即將走向大元百年噩運的大明朝,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中興之主。方誌遠先生就說過,他留給弘治朝君臣的,乃是一個外無強敵、內無大敵、百業興旺、萬民樂業的太平世道。

成化二十三年,明憲宗朱見深駕崩,他的兒子明孝宗朱祐樘登基。《明史》把朱祐樘誇成了一朵花,一些學者等人還把他與漢文帝、宋仁宗並列,稱之為中國古代三大賢君。

可如果仔細看一下《孝宗實錄》,就會發現朱祐樘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在位十八年能吹的隻有個人品德比較好,卻沒什麽值得稱道的實在政績,從頭到尾都是在吃父親為他攢下的老本而已。

明孝宗在位時期,任用葉淇毀掉了開中法,邊軍糜爛從此開始;放任外戚兼並土地,皇莊經濟愈演愈烈;修黃河所用非人,結果河道始終未能修好,無數錢糧打了水漂;修改《大明律》,官員貪汙受賄不能殺,明朝成了另一個“不殺士大夫”的北宋;本來早被明憲宗趕跑的“套虜”,在弘治年間又回來了,時時刻刻威脅著明朝邊境,而明孝宗朱祐樘對此毫無辦法,方誌遠教授甚至懷疑明孝宗很有可能是個“弱智”,或許從私德上看,明孝宗是個好人,但他真不是什麽好皇帝,正是在他“弘治中興”的十八年,給明朝種下了無數引而不發的暗疾。

有人問,明朝什麽時候由盛轉衰的?

很多人的回答是土木堡之變,但土木堡之變充其量隻是一個“黑天鵝事件”,國家實力是損失了,但本身體製未壞,很多東西還可以循環再生,但經過明孝宗公然對明朝政治環境的破壞後,這才讓明朝在整體上開始馬不停蹄地走向了下坡路。

在明孝宗朱祐樘死後,他的兒子明武宗朱厚照繼位,這就是那個不守禮法、熱愛玩鬧的正德皇帝。

明武宗不像他父親那樣毫無主見,而是太有主見了。他在位期間,不是南巡,就是北征,還親自帶兵和蒙古小王子在邊境打了一架。但因為他的種種舉動不合儒家士大夫們的心意,又因為他死後無子,堂弟朱厚熜在《武宗實錄》中對他百般抹黑,故而在史書上他一直都是個昏君的形象。

明武宗雖然在政治上荒唐,但從未誤事,他自己南巡北征,卻把政事交給了楊廷和、王瓊等內閣大臣。明末文人陳子龍就說:“武皇穆駿西馳,而天下晏然者,以任相得人也。”可見明武宗雖然本人經常出去打仗巡遊,但朝政並未因此而荒廢。

總的來說,明武宗在政治上比較拉胯,但卻敢放權給有能力的大臣,倒也沒有耽誤政事。而他在軍事上則有一種天然的興趣,試圖改良弘治以來明朝邊軍持續廢弛的軍事危機。在正德年間,明武宗對軍隊的賞罰管理明顯嚴格了許多,因為皇帝的特別關注,正德時期的明軍在戰鬥力上確實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

自土木堡之變後,明朝中期的五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鎮是個不折不扣的大昏君;明代宗朱祁鈺能力一般,但敢放權任命於謙等賢能之臣治國,算是個不錯的君主;明憲宗朱見深是位造就了國家中興的明君;明孝宗朱祐樘則是個見麵不如聞名的庸君;明武宗朱厚照在政治上或有不如,但在軍事上卻可圈可點,一減一增,可算得上中等之君。

可是,明朝的政治在經曆了明孝宗的公然破壞之後,走向了衰變的死胡同,因為繼任者明武宗對政務毫無興趣,未能著手改善,故而正德年間的政治風氣繼續緩慢下滑,等明武宗死後,明世宗朱厚熜上台,一場大的改革就勢在必行了。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朱厚照駕崩,沒兒子,大臣和太後迎立了他的堂弟朱厚熜當皇帝,這就是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一上台,與內閣首輔楊廷和發生矛盾,即“大禮議”事件。在這場爭鬥中,一個叫張璁的官員站在了皇帝一邊,最終楊廷和退出政壇,嘉靖皇帝勝出,成功地獨攬大權。

嘉靖皇帝剛親政,就提拔張璁為內閣首輔,進行了明朝的第一輪政治上的改革。關於具體的改革內容,田澍教授在《嘉靖革新研究》中有詳盡介紹,我們在這裏隻稍微談上幾點。

首先,張璁整頓了學政,規定了官員的雙向流動,清除翰林院內的一些積弊;其次,他還裁革了各地的鎮守太監,有明一代,就“嘉靖—萬曆”這段時間宦官之禍最輕,此皆張璁之力;最後,對於皇親國戚、文官勳貴等違法侵占的土地,他力排眾議進行清查。至嘉靖九年,查勘京畿勳戚莊田五百二十八處,計五萬七千四百餘頃,其中二萬六千餘頃都還給了原來業主。這些措施有效地緩解了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顧誠等明史學者把這段時期稱之為“嘉靖中興”。

在一些書中,有作者把張璁貶低得一文不值,這未免失之公允。事實上就連張居正的改革,都是濫觴於張璁之時,比如著名的“一條鞭法”,就是張璁的搭檔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的。還有張璁加強了內閣的權力,讓內閣首輔真正意義上淩駕六部尚書,故有“至嘉靖而始有相與首”的說法,這也給高拱、張居正等人的“隆萬大改革”提供了權力基礎。

不過,張璁真正遺澤後世的,則是他改革了科舉製度,國家不再唯進士是舉,而是“三途並用”,隻要有能力和成績的官員,都可以大力提拔,不再拘泥於科舉出身。

而這一措施的直接影響,就是讓地方縣城當教諭的海瑞,走上了曆史的舞台。

嘉靖本人是個智商極高、又極度自私的皇帝,他一生中隻對張璁推心置腹。嘉靖十八年,張璁病歿,之後他任用的夏言、嚴嵩、徐階等人,都不過是皇帝的工具,他從來沒有信任過,故而“嘉靖中興”在張璁死後戛然而止,國家再次走向下坡路。

晚年的嘉靖皇帝一直躲在深宮大院內修道,放任嚴嵩、徐階等人在外朝鬥法,對民間疾苦他也視而不見,國家政治日漸黑暗,而這一切,都被一個人看在眼裏。這個人就是海瑞。

海瑞本是一個老舉人,按道理講這輩子都不可能任職中央,但在張璁改革了吏治選調後,海瑞憑借其超強的個人能力,從淳安縣令一路做到了戶部主事,成了中央的京官。

嘉靖四十五年,海瑞發現了大明的弊病根源在皇帝身上,於是向嘉靖呈上了一篇《治安疏》,批評皇帝迷信道術,不理朝政,還嘲諷道:“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

嘉靖讀了《治安疏》,十分震怒,要把海瑞下獄,但始終沒有審問處刑,反倒自己把這封奏疏反複讀了很多次,還歎息道:“這個人就是比幹吧,可朕不是商紂王。”

數月後,嘉靖皇帝駕崩,他的兒子朱載坖登基,是為明穆宗,也叫隆慶皇帝。這裏再多嘴一句,《明史》上記載明穆宗名字叫朱載垕,錯了,查閱《明實錄》發現朱載垕另有其人,明穆宗的真名實為朱載坖。說到這裏,我對《明史》這本滿清修了一百多年才修成的史書充滿了失望。

明穆宗登基,內閣首輔徐階就把海瑞從大牢裏放了出來,在隆慶年間,因為海瑞有過“抬棺罵皇帝”的光輝事跡,被士林傳頌成了一個不畏強權的直臣,開始了火線升官。

隆慶三年,海瑞被外放為應天巡撫,開始管轄明朝治下最富庶的一塊區域。

在應天巡撫任上的九個月內,海瑞幹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在南直隸推行一條鞭法,算是為張居正改革提供了早期試點;第二是整修吳淞口和白茆河,消除了三吳地區的水患;第三是抑製土地兼並,緩解流民問題。

前兩者都不得罪人,但第三者就比較難了。

明朝中後期的社會痼疾之一就是土地兼並、流民四散。很多百姓的土地讓地主們通過合法途徑給“敲”走了,隻能背井離鄉、流離失所,根據統計,在嘉靖末期流民有六百萬左右,如果這些人聚眾起義,後果不堪設想。而海瑞就是看到了地主和流民的貧富差距過大,才是明朝在根子上的病因,要治理隻能進行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但要做到這點談何容易?

我們都知道中國有個王朝的“三百年周期律”,意思是沒有一個大一統王朝可以存在超過三百年,往往到了二百多年就會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麽都平不下去。在一番天下大亂後,舊的王朝被農民的戰火毀滅,新的王朝在廢墟中拔地而起,然後再進行新一輪的三百年循環。

這個周期律的本質就是一個王朝初建,社會資源分配比較平均,每個人家裏都有屋又有田,生活樂無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上的資源開始向少數人手中聚集,而多數人沒了生計,就隻能淪為流民,變成社會不安定因素。等到這些不安定的矛盾積攢到了一定程度,這些因素就會匯聚在一起,醞釀出農民起義,通過一段劇烈的戰爭來進行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而新的王朝就可以在分配後的經濟基礎上成功建立。

海瑞的意思就是與其等到王朝末期天下大亂,死那麽多人,倒不如現在就通過政府的力量,進行“殺富濟貧”,讓地主把自己的多餘土地分給流民。當年劉秀隻是“度田”就遭到了天下反對,而海瑞可不止清查他們隱匿的土地,還勒令大地主把土地退回來,擋人財路尚且如殺人父母,海瑞則是直接從別人家裏搶錢,可想而知這阻力該有多大?

最富有戲劇性的是,當時江南最大的地主不是別人,就是當年把海瑞從詔獄裏撈出來的內閣首輔徐階。如今徐階已經退休,他在老家鬆江府有24萬畝田地,是個名副其實的大老虎。

遇到這種情況,別人可能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可換作海瑞,就算是恩人,他照樣秉公執法。他先給徐階寫信,讓徐家做個表率,帶頭退田。徐階給了海瑞麵子,象征性地退了幾百畝給原本的田主,我估計要是別人,能做到這一步,就算對得起人民群眾了。可海瑞是一個執拗的人,他不依不饒,要求徐家至少退一半,也就是十二萬畝,這下徐階肯定不幹了,雙方就陷入了僵持。

很多人就這事批評海瑞,覺得他做事不懂變通,尤其是不知道知恩圖報,徐階當年好歹救過他,他卻這麽不近人情。

其實,海瑞要求徐家退田,就是在救徐階。

自從嘉靖駕崩,隆慶即位,新皇帝對內閣首輔徐階沒什麽感情,反倒十分信任他的老師高拱。但高拱看徐階不順眼,遲早要收拾徐階,而徐家在江南非法兼並了這麽多土地,這就是授人以柄。

從海瑞給當時內閣首輔李春芳的信中可知,江南很多百姓都對徐家不滿,民怨已然沸騰,而高拱又即將複出,如果現在徐家斷臂求生,或許還有轉圜的餘地,可如果死咬著眼前利益不放,那才是真的大禍臨頭。

事後正如海瑞所料。高拱很快複出,還以內閣大學士的身份兼任了吏部尚書,他一上台就調走了海瑞,換上了他的親信蔡國熙,經過一番審理,徐家退了六萬畝田地,看起來好像還沒海瑞要求退得多是不是?可問題是高拱一出手,可不隻是要地了,他還把徐階的大兒子給充了軍,其他兩個小兒子罰去當苦力,鬆江徐家這才算是真的毀了。

小時候看電視劇,覺得海瑞是個耿介正直的清官,有些食古不化、不近人情;《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把海瑞描述成“古怪的官僚模範”,不顧社會現實,就知道恢複朱元璋的祖製;《明朝那些事兒》中把海瑞寫成了一個書呆子,雖然是個清廉的好人,但卻沒什麽用。

以上種種,都是對海瑞的誤讀。

海瑞能從舉人出身的教諭幹到應天巡撫,還官居二品,這些隻憑清廉是做不到的,你隻清廉,沒有辦事能力,根本升不了官。明代“異端”思想家李贄連孔子都看不起,可唯獨在《焚書》中對海瑞大加稱讚,認為他是一位“青鬆翠柏”的棟梁之材,跟海瑞一比,那些崇尚清談的道學家不過是“萬年青草”而已。結果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裏給弄反了,以為李贄口中的“萬年青草”說的是海瑞,還據此把海瑞批判了一番,當年明月繼續將錯就錯,李贄在九泉之下要是知道此事,恐怕那得叫一個欲哭無淚。

現在市麵上對海瑞的種種詆毀,企圖把海瑞描述成一個“除了正直,別無長處”的清官,這才是天大的誤解。

比如,有人總會講一個故事,說海瑞七歲的女兒吃了男孩給的食物,海瑞認為女兒違反了男女授受不親的原則,就把女兒給活活餓死了。

很多人聽了這個故事,也不去分辨真假,就開始了他們的義憤填膺,一個個大罵海瑞食古不化、刻板迂腐,是個封建衛道士,肯定是把程朱理學給讀傻了。

可事實上,海瑞殺女的故事最早記載在一部叫《見隻篇》的野史上,內容荒誕不經,根本不足采信。從海瑞本人的事跡上看,他在擔任應天巡撫期間,因為當地重男輕女、溺殺女嬰,他還專門頒布《督撫條約》,要求寡婦不必守節,可以按照自己意願改嫁,還有溺殺嬰孩的惡習一律入刑處理,請問這樣的人,他能幹出“餓死女兒”的事嗎?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海瑞從來不是什麽封建禮教的擁護者,他在儒學上信的不是程朱理學,而是陸王心學,隻要是看過《海瑞集》的人,就可以看出,海瑞曾痛斥朱熹隻知道訓詁,不幹實事,把人都讀成書呆子了。他還說陸九淵發明本心雖然偶爾會溺於流俗,但大道理是通的,而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誤人子弟,末了他還來了一句人身攻擊,說我不罵別人,就想罵你朱熹老夫子(“故予不及其他,獨指朱子為過”)。海瑞本人連理學信徒都不是,很多人還指責他把程朱理學讀傻了,你讓海瑞上哪兒喊冤去?

現在還有人指責海瑞判案,認為他在應天坐堂的時候,有一個原則是:凡訟之可疑者,兄弟打官司,照顧哥哥;叔侄打官司,照顧叔伯;貧民和富豪打官司,照顧貧民;老實人和奸猾無賴打官司,照顧老實人等。總而言之,打官司盡量偏幫長者和弱者。

很多人就根據這個罵海瑞斷案糊塗,不但沒有實事求是秉公辦案,還根據一些古老的道德信條依照身份和地位來斷定是非,這樣的人怎麽能當法官呢?

然而,他們卻沒注意到海瑞這一原則的前提是“凡訟之可疑者”。如果可以搞清楚事實真相,那海瑞當然會根據法律公正裁決。可古代沒有今天那麽先進的技術設備,往往很多案子就真的審不出真相了。在這種極端狀況下,強者自然可以通過一些非常規手段來讓自己在判決中取得優勢,基於這種考慮,海瑞才會選擇在懸案裏盡量偏向弱者和長輩。在那個閉塞落後的年代裏,他的這一套鋤強扶弱的原則,才是真正可以兼顧審案效率和維護社會公平的好方法。

還有人說海瑞曾提出要恢複朱元璋當年對付貪官所用的“剝皮囊草”之刑,很多人就把海瑞打成了要恢複洪武祖製的古板官僚,更有一些人根據這個指責海瑞不通人情世故,一句話把整個官僚集團給得罪了。

事實上,《神宗實錄》裏海瑞的原話隻是舉例了當年明太祖懲治貪汙的例子,作個比喻而已,目的是想勸萬曆皇帝向明太祖學習,嚴格懲處貪汙犯,通篇根本沒有提過他要恢複太祖“剝皮囊草”的刑法。然而,又是咱們的《明史》不知何故,在海瑞原文後麵加了句“謂今當用此懲貪”,這下海瑞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其實海瑞從不迂腐,他在淳安縣當縣令的時候,胡宗憲的兒子為非作歹,給海瑞收拾了。他給胡宗憲寫信說“這個人作奸犯科,橫行霸道,老百姓都討厭他,一定不是您的兒子,他絕對是冒充的”。這一番戴高帽,讓胡宗憲隻能哭笑不得地吃了個啞巴虧。海瑞是既收拾了無法無天的惡少,成功地為民除害,還讓自己免於樹敵,不被胡宗憲穿小鞋,這份機智,幾人能有?

海瑞也不是什麽油鹽不進的人,他是清官,可沒到誰給他送禮他就跟誰急的地步。徐階曾經就給過海瑞一筆路費,但他並沒有標榜清高,矯情地拒絕對方,而是坦**地收下,並誠懇地表示了自己的謝意。在海瑞眼裏,該拒絕的是那些非法的賄賂,還有官俸之外的灰色收入,至於朋友恩師之間的友情贈予,那些在人之常情內的禮物,海瑞是會欣然接受的。

當然,如果遇到原則問題,海瑞一定會選擇堅持原則。比如徐階幫了他,還給他回家的路費,他就寫信感謝徐階稱呼人家是“老先生”,感激之情溢於言表,可在需要徐階退田之時,海瑞也不會徇私情而放徐家一馬,而是堅持要讓徐階把田給退了,這樣對你對我對國家對百姓都好,可徐階不聽,最後高拱來了,大夥兒一起玩完。

其實,海瑞不但有理想有抱負,還深諳官場之道,更能心向百姓,為人民群眾解決實際問題,如果僅僅是作為一個官員來說,海瑞還真是完美得有點過分。

隻可惜,現在很多人隻記得他清廉。

可殊不知,清廉恰恰是海瑞身上無數品德裏,最不起眼的那一個。

隆慶六年,明穆宗駕崩,他的兒子明神宗朱翊鈞登基,這就是著名的萬曆皇帝。

萬曆皇帝剛登基時,隻是一個十歲孩童,朝政交給了內閣首輔張居正。在經曆了張璁、高拱的革新後,張居正在他們的基礎之上,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改革。

張居正的改革主要有三大內容:一條鞭法、考成法、清丈田畝。

一條鞭法是張璁變法時提出的概念,本意是“一條編”,意思是把各種錢糧賦稅、人力勞役都折合成白銀繳納。這個算是統一了稅收標準,簡化了收稅手續,還可以避免官吏在收稅時對老百姓吃拿卡要,如果還需要我用比較有意義的話講,那就是一條鞭法順應了貨幣白銀化的時代大趨勢。

但一條鞭法有個大問題,就是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南方,用白銀收稅很好,不但政府方便,納稅人也輕鬆。可在北方地區,很多人窮,他們沒錢交稅,寧可承擔勞役也不願意給朝廷白銀,因為他們是真的沒有,相比之下,還不如給朝廷免費幹活,起碼還能包吃包住呢。

還有一點,就是以前大夥兒繳稅,主要是繳納糧食,夏秋兩季收獲了就能交。可現在改收銀子了,老百姓還得先把糧食拿到市場上賣,換成銀子後再給朝廷交稅。可想而知,夏秋兩季正是豐收的季節,市麵上到處都是糧食,供大於求,糧價必然下跌,在這個時候老百姓賣糧換銀鐵定是虧的,這等於在無形中暗宰了農民一筆。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在1630年—1640年,世界白銀發生了大規模貶值。因為白銀貶值和流入中國的白銀量急劇減少,造成了明朝境內嚴重的銀荒,而這段時間正好是明朝最後一任皇帝崇禎在位期間,故而西方的加州學派就提出過一個概念,認為晚明時期白銀供給不足,造成了銀貴而糧賤,很多百姓為了籌集白銀上稅而紛紛破產,最終造成了明末農民大起義。

所以,這就是為什麽嘉靖十年就提出了一條鞭法,可張璁、桂萼、海瑞、龐尚鵬等人始終隻在個別地方試驗、沒有推行至全國的原因。可張居正久居中樞,從來沒有在地方上實際工作過,於是在他改革期間全麵鋪開了一條鞭法,這固然給國家帶來了龐大的財政收入,可也加重了西北地區的人民負擔,給明朝埋下了一顆隱雷。

張居正的第二項改革是考成法,意思是“工作績效考核”,內閣給各個部門批示今年該完成的任務清單,到了年底核查,如果完成了就加官進爵,沒有完成就降一級,次年還沒完成再降級,一直給你降到老百姓為止。

張居正的這一項改革糾正了明朝普遍存在的官僚主義弊病,極大的提高了政府的運轉效率,可王夫之、萬斯同等人卻對考成法不以為然。

舉個例子,考成法有個標準叫“賦役完欠”,意思是追回地方以往欠下的賦役。因為有些農民遭遇天災,就沒糧繳稅,當時明朝官府還比較人性化,允許你先欠著,來年有錢了再繳。但農民本就生活在溫飽線上,不可能有餘糧,而來年還有來年的稅,長此以往很多賦役根本不能如約補上,而當地的官員知曉內情,對此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可自從考成法出來後,這些官員不可能再冒著掉烏紗帽的風險去通融這些農民,而是逼著他們把往年積欠的賦稅都繳出來。可問題是這些農民連今年的賦役都繳不上,如何補齊以前的賦役?隻好賣身賣田給地主,換錢繳稅,這就又加劇了戶口兼並和土地兼並,加深了封建王朝的帝國之癌。

這還是好的,遇到為了升官的個別官員,還會超額完成績效。他們通過嚴刑拷打的方式搜刮農民的錢糧,把這些當成賦稅繳給朝廷,張居正一看財政收入增加了,就給這些考成傑出的人升官,全然沒意識到這些人身後有多少百姓家毀人亡。

張居正改革的第三項,就是清丈田畝,把大地主家裏隱匿不報的土地丈量出來。成效很顯著,萬曆年間朝廷的在冊土地比弘治年間多出了七成。可我們要清楚一點,這和劉秀的“度田令”一樣,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分配不均的問題,而是在承認了地主階級侵奪農民兄弟利益的現狀下,讓政府多分一杯羹而已。

我們把張居正的改革總結一下,就會發現與張璁、高拱相比,他還是換湯不換藥,政策上沒有創新,隻是在力度和規模上更大了而已。而與海瑞的改革思路相比,張居正改革其實還帶有極大的保守性和妥協性。

比如在丈量土地上,海瑞看得就比張居正清醒。明朝最根本的問題就在土地上,地主階級占據大量土地收租享樂不說,還偷稅漏稅,挖封建社會牆腳,而農民被地主巧取豪奪了土地後成為流民,成為了社會上的不安定分子,若是長此以往,肯定要出問題。

海瑞的意思是直接讓地主把土地分給流民,將社會資源重新配置,這個阻力肯定是最大的,但效果也是最好的。而張居正的意思是把地主的田地清查出來,讓他們別偷稅漏稅就行,這自然可以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可問題就是治標不治本,隻能收一時之效,從長期看國家問題還是沒能得到解決。

我們都知道一句話,叫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如果說張居正的改革隻是在優化上層建築的話,那麽海瑞想做的,就是把經濟基礎給改變了,那麽上層建築自然而然就可以煥然一新,這樣即使不用經曆殘酷的改朝換代,也可以開啟一個新的王朝周期律。

現在很多人認為張居正死後被萬曆皇帝反攻倒算,於是張居正改革就人亡政息了。我上次就見過一個“明粉”在捶胸頓足,哀歎如果萬曆新政沒有被廢,明朝還能延續多少多少年。

可實際上,張居正的大多數改革成果都保留了下來,比如一條鞭法和清丈田畝,都沒有動,還有張居正任用的改革派成員,一些是被萬曆清退雪藏,比如戚繼光,但還有一些被留了下來繼續重用,比如李成梁。

真正被萬曆皇帝廢除的,是考成法。

因為官員實在受不了績效折磨了,就慫恿內閣首輔申時行向皇帝建議,把考成法廢掉。其實,考成法本就是建立在張居正說一不二的絕對威望上,現在張居正死了,申時行作為一個好好先生,根本做不到帶領內閣統馭六部,那麽考成法就算留下也是名存實亡,還不如順水推舟給廢了呢。

我說這些不是否定張居正改革,事實上在張居正柄政的十年裏,明朝確實迎來了一段黃金歲月。萬曆皇帝後來能平定寧夏叛亂,在播州改土歸流,還能讓李如鬆率軍抗日援朝,打贏壬辰戰爭,都是依靠張居正攢下的家底。

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張居正的所作所為隻是“改革”,而不是“變法”。在宗藩與縉紳這兩個明代衰敗的關鍵問題上,張居正都選擇了回避。歸根結底,他的改革隻是對現有體製的修補,而沒有真正如商鞅、王安石那樣試圖對國家體製進行一次全盤的翻新,所以張居正是成功了,可這是一種很有限的成功。

這一章的標題是一人之下,除了我個人喜歡《一人之下》這部動畫外,還有一點,就是我眼中的張居正與海瑞,他們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

張居正是一人之下,他權傾朝野,宣稱“我非相,乃攝也”,代表萬曆統馭萬民百姓。海瑞是萬人之上,他不畏強權,宣稱要“直言天下第一事”,代表萬民百姓抬棺罵嘉靖。

他們一體兩麵,卻又殊途同歸。可如今張居正效忠的皇帝已然化為塚中枯骨,而海瑞至死護佑的天下百姓,卻依舊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