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海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製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
——鄭和
十五世紀初，地理大發現還未開始，哥倫布、麥哲倫等人尚未出世，在東方的農業社會裏，已經有人意識到了海洋的重要性，明確提出了海防的觀念，這讓世界人發現，原來早在大航海時代的前夜，中國人已經走上了征服海洋的旅途。
永樂三年，鄭和奉明成祖朱棣的命令，率領一支巨大的船隊出海巡洋。與後世哥倫布等人的幾條小木船不同，鄭和一行的船隻數量超過二百艘，出海人數超過二萬七千人，這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且沒有之一。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對鄭和下西洋有一種誤解，具體表現在：為何鄭和不學習西方進行海外殖民？為何鄭和沒有發現美洲，征服世界？鄭和下西洋是去炫耀國力和尋找建文帝的對不對？鄭和是不是去當散財童子，沒有賺錢，還賠了？……如果有如上疑問，證明你對鄭和下西洋一無所知，完全沒有意識到中國在大航海時代究竟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公元1840年，西方列強從海上而來，用他們的堅船利炮轟開了東方古老的國門，中國由此開始了近代的百年恥辱。直到那一天，人們才想起我們國家原來有個叫鄭和的人，他告訴我們，要注重海防，危險的敵人總有一天會從海上襲來，那時華夏將危矣。
可是鄭和之後，再無鄭和，那個人已經被國人遺忘和誤解很久了。
二
根據如今海內外學者的研究，至少在清朝的康乾時代以前，中國都沒有與世界脫軌過，而是一直積極參與著世界發展的大潮。
在明朝開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頒布“海禁政策”，但這不是閉關鎖國，隻是禁止私人商船出海，對外貿易由官方來主導，即“朝貢貿易”，就是說如果有外國商人來華貿易，他們需要以“朝貢”的名義讓地方上的行政長官抽檢貨物，抽稅以後統一被官方收購，再由官方定價在內地賣出，這樣一次朝貢貿易就算完成了。
現在很多人覺得，中國的朝貢貿易奉行“厚往薄來”的原則，遠邦小國不遠萬裏來中國朝貢，隻要上貢很少一點禮品，就可以得到中國十分豐厚的賞賜，完全就是把中國當成了冤大頭。而中國的目的也隻是維護“天朝上國”的國際地位，給人感覺好像就是為了滿足統治者虛榮心搞出來的麵子工程，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完全就是賠本賺吆喝。有些人就根據這個罵朱元璋，認為他農民出身，頭腦僵化，隻知讓百姓務農，卻放棄了利益更大的海洋，從而認定這是近代中國落後世界潮流的根源等。
其實，這種看法才是不學無術的誤解。朱元璋早期設立市舶司，但很快又廢除了，原因是元末群雄張士誠、方國珍等人的餘黨逃亡海外，還有日本因為正處在南北朝時代，很多生計無著的日本浪人在沿海搶劫，東南沿海的人民不堪其擾，而這些海外敵對勢力的生活物資，都是來自他們和中國內地的生意。
彼時明朝方才開國，國家百廢待興，朱元璋的進攻重心又是北方的蒙古勢力，為了不兩線開戰，在南方他以防禦為主，實行海禁的目的就是斷絕這些敵人的補給，算是一種針對海外敵對勢力的經濟製裁。
這也不是因噎廢食，因為中國的朝貢製度的本來目的就是為了區分敵友。如果是朋友，那就給你們頒發一個“勘合”，這個勘合相當於貿易資格證，有了這個證明，就代表你們成了中國的“朝貢國”，國家就會準許你們來華貿易。可如果是敵人，比如日本這種海外敵對勢力，經常鬧倭寇，那中國就不準你前來朝貢，不然什麽人都可以與中國做生意的話，一個不留神資敵了怎麽辦？
中國的朝貢貿易也不是隻有政治意義，沒有經濟意義。比如明代的海貿史，這個隻抱著曆史看，是看不出任何玄機的，隻有把經濟學尤其是國際貿易學吃透的人，才能從那些故紙堆中看出朝貢貿易的本質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首先，海外各國來華貿易，獻上貢品，中國官方再回賜價值更高的禮物，這個過程乍一看好像是明朝吃虧，實則不然。因為朝貢國剛來朝貢，他們的貨物就要被當地官員審核估價，然後征收百分之五十的關稅，如果敢瞞報，一律沒收，不予補償。剩下一半的貨物，才上交給中央，再由中央定價頒布回賜的，但這貢品定價多少，回賜給對方多少，從頭到尾都是明朝說了算。明朝故意壓價，再假意抬價回賜，朝貢國也無可奈何。而且最損的是，明朝回賜的一半是錢，還有一半是大明寶鈔，可大明寶鈔在海外又用不了，這些海外使臣隻能就地給花了，這在無意中還拉動了國家的內需。這就是朝貢體係的全過程，現在你還覺得是明朝吃虧了嗎？
其次，海外各國參與朝貢貿易，從來不是貪圖賞賜，因為貢品與回賜的價值隻占很小一部分，就圖個象征意義，真正的貿易大頭是他們私人攜帶的商品。
因為一個朝貢團往往有好幾百人，但真正的官方使者隻有十幾個，其他全是隨行的外國商人。這些人都會帶上他們國家的特產，跟隨朝貢團來與中國進行互市貿易。這點張瀚在《鬆窗夢語》中講得很明白：
“厚往薄來，所費不足當互市之萬一。況且心利交易，不利頒賜，雖貢厚賚薄，彼亦甘心，而又可以藏富於民，何憚而不為也。”
雖然在朝貢回賜上，明朝狠狠地敲了番邦各國一筆，導致“貢厚賚薄”，但因為“所費不足當互市之萬一”，朝貢上的損益對比互市雙方獲得的利益根本就是九牛一毛，所以海外各國寧可挨宰，也要爭先恐後地來華貿易，而在這一過程中，明朝宗主國的地位會愈發穩固，可以說朝貢貿易是讓中國既得到了政治利益，也收獲了經濟效益，是一舉兩得。
現在很多曆史學者就朝貢貿易是賺是賠爭得不可開交，其實他們隻要找來一個研究海外貿易的經濟學者，就可以輕易得出結論，那就是朝貢貿易用單純的賠了賺了都略顯片麵，而是明代中國與貿易夥伴們（朝貢國）達成的雙贏。
這就像漢唐時期的絲綢之路，中國的商人們用中國並不算稀有的絲綢、瓷器、茶葉去換取西方的玻璃、寶石、各種香料。雙方都感覺自己得到的比付出的更有價值，大家利用兩國之間的價差各自賺錢，何樂而不為呢？
最末，朝貢貿易在本質上是國家行為，不論是外國使臣的朝貢，還是外國商人攜帶的商品，都是由官方一律收購，再由官方統一售出，這就形成了一種海貿版本的“鹽鐵專營”。在這種完全壟斷的市場下，政府完全可以坐地起價，為國家帶來龐大的財政收入，明朝人王圻在《續文獻通考》中就一陣見血地指出了朝貢貿易的本質：
“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
我們把這段話拆開來看，“通華夷之情”是外交，“遷有無之貨”是經濟，“減戍守之費”是軍事。而“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才是政治意義上的國營化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朝貢貿易應該就是桑弘羊、王安石等人理想中的完美海洋政策。
而鄭和就是在這種時代的大背景下，開始了他空前絕後的征途。
三
鄭和為什麽要下西洋？
《明史·鄭和傳》上講：“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意思是朱棣懷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就讓鄭和去尋找他，順便耀兵異域，宣示中國的富強。
這個可以第一時間排除。在二十四史中，《明史》雖然在內容上十分豐富，曆來為史家稱道，但在內容真偽上采納了大量明代的野史筆記。明史學家黃雲眉為了給《明史》挑錯，寫了八冊的《明史考證》，共計二百八十萬字，結果直到黃老去世了都沒能校正完畢，《明史》的質量由此可見一斑。
關於朱棣尋找建文帝的說法，在前麵我們講過，這是自明朝中期流行起來的民間段子。在永樂一朝，朱棣從來沒有找過建文帝，況且，你見過誰找人帶著兩萬多人，駕著堪比航空母艦一樣的寶船聲勢浩大地巡遊四方嗎？就算建文帝真在海外，人家老遠見你這個架勢，不早就腳底抹油了？至於炫耀國力之說，更不值得一駁，因為鄭和在二十八年間先後下了七次西洋，如果隻是為了宣揚德威，去上一兩次，讓人家知道就行了，犯得著跑這麽多趟？
目前對鄭和下西洋初始動機，相對靠譜的，倒是有三種說法。
首先，就是進一步擴大“朝貢體係”，將海外各國納入明朝的“家國天下”的宗藩體係中來。因為在明初，馬來群島在爪哇國的控製之下，其下各國都向爪哇納貢，甚至爪哇王還收納了在海上劫掠向中國朝貢船隊的海盜陳祖義。為了重新打通海外各國朝貢中國的道路，鄭和下西洋剿滅了陳祖義，確立了對馬來群島諸國的宗主權，同時在蘇門答臘設立了舊港宣慰司，作為對外貿易的中轉站，按照西方人的主權觀念，舊港算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南端的領土。
其次，有人認為當時明朝與帖木兒帝國開戰，鄭和下西洋是為了繞道波斯灣，襲擊帖木兒帝國的腹部，不過因帖木兒已死，繼任蘇丹沙哈魯向明朝稱臣，鄭和的任務就變成了與陳誠配合，與西域各國通使交好，開拓海上絲綢之路。
最末，李新峰教授認為南方水軍多為建文帝舊部，朱棣親征蒙古，害怕他們趁自己北伐時作亂，同時因為永樂年間疏通大運河，國家從海運改為漕運，大量原本負責海上運糧的海員沒有了工作，於是朱棣讓鄭和帶著他們下西洋，算是消除了一個無形中的隱患。
總而言之，鄭和下西洋的驅動力應該是多元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上的原因都有，但更多還是當時的中國攤上了朱棣這麽一個有史以來唯一如此重視海權的君主，這倒算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異數了。
四
現在很多人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當散財童子，沒賺錢還賠錢，這當然是錯誤的言論。
鄭和下西洋跟西方的大航海一樣，就是為了擴展貿易規模，為中國增加新的貿易合作夥伴（朝貢國），順便擔當起世界警察的責任，替一些實力弱小的國家消滅掉盤踞在海路上的海盜。鄭和不但沒有掠奪沿線地區的資源，還和他們平等貿易，有錢咱們大家一起賺，盡量在和平友愛的大前提下，達成一個彼此雙贏的效果。
但鄭和不是什麽軟柿子，他們一行人雖然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比如永樂六年，錫蘭國王亞烈苦奈兒想搶劫鄭和船上的財寶，被鄭和率領兩千人攻破了都城，生擒錫蘭國王及其家屬，將其帶回中國吃牢飯。永樂十年，蘇門答臘王子弑主自立，進攻了鄭和的船隊，鄭和反擊，將其擒拿，送回國內接受審判。
總的來看，鄭和下西洋是以和平友好的姿態為中國增加“朝貢國”，但如果對方拒不服從，還動輒冒犯明朝的威嚴，那麽鄭和一般都會把他們擒獲，俘回中國，由朱棣當著萬國使節的麵光明正大地審判，方便樹立中國在東方朝貢體係中的宗主威望。
我們都知道永樂年間五征蒙古，收複交趾，遷都北京，開鑿運河等，任何一項都需要龐大的財政支持，這些僅靠田賦是不夠的。根據陳洪謨《治世餘聞》記載：“永樂年間頻年舉兵北征，況大興營造，費用無貲，當時未聞告乏。”可知朱棣時期，朝廷啟動了很多大工程，但財政始終都能保持相對充裕，且沒有發生漢武帝、隋煬帝末年那樣大規模的農民變亂，能解釋這一現象的，就隻有鄭和下西洋為帝國提供了巨大的財富，而這筆收入是以前朝代都沒有的。
那麽這筆錢究竟是多少呢？
田培棟教授據《憲宗實錄》推算出，鄭和下西洋帶回來了七十二萬兩黃金和一千二百七十六萬兩白銀（不計入胡椒、蘇木、香料等奇珍異寶）。這個數字隻是估算，同時沒有考慮到宣德年間的支出情況，實際數字應該比這個還多。但因為鄭和下西洋的檔案失蹤了，沒有辦法得到確切數值，不過根據《英宗實錄》記載，下西洋帶來的財富存放在內庫，國家花了三十年才用完，足見是一筆不菲的數字。同時，萬明教授還認為，鄭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永樂以來的鈔法危機，緩解了通貨膨脹，延遲了大明寶鈔的進一步貶值。
還有人提出質疑，既然鄭和下西洋是官方貿易，那是否就是司馬光說的“與民爭利”呢？
我希望各位明白一個道理，在明代能下海經商的，那肯定不是普通人，一般老百姓根本掏不起出海造船的費用。鄭和最多就是“與商爭利”，而普通民眾實際上是可以通過官方貿易發財致富的，比如明朝學者嚴從簡在《殊域周谘錄》中就記載道：
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
這上麵記載得就很清楚，是“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政府和普通老百姓都受益了，真正吃虧的是沿海的那些豪商巨賈們。
那麽，你可能要問了：既然鄭和下西洋於公於私都有好處，為何最終會在一片反對的浪潮中不得不中止了呢？
五
以往的學者多把鄭和下西洋的終止視為朝貢貿易虧損嚴重、得不償失，這才不得不停下西洋。
因為明朝中期，明憲宗還想再下西洋，就叫人到兵部尋找當年鄭和下西洋的海圖檔案，可當時負責保管檔案的文官劉大夏卻把檔案藏了起來，還說出了一句著名的話：“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
現在支持鄭和下西洋“入不敷出”的學者，他們引述來引述去，就隻能引述出這一條史料來為他們佐證，完全無視那麽多材料都證明了鄭和下西洋帶來了龐大的財政收入，固執地認為下西洋中斷原因是財力不繼，明政府為下西洋支出大於收入，於是朝野反對，隻能終止。
但劉大夏的話我們是需要重新審視的，因為在正統六年，明英宗就斥資建造了一百二十艘下番海船，既然連國力衰敗的明英宗時期都有餘力下西洋，剛剛經曆了中興的明憲宗時期，怎麽還反而沒有足夠的財力下西洋了呢？故而劉大夏這句話，更多是一種基於利益衝突的故作驚人之語。
我們甚至可以退一步，假使劉大夏的言論為真，那他的原話是“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大家可能不理解這個“數十萬”是什麽概念。在永樂年間，中央政府的收入還是糧食，每年約三千萬石左右，就算錢糧混在一起算，這個數十萬都不是多麽高的數字，單是明代江南的一個中等商賈，身價估計都能到達幾十萬了，如果鄭和下西洋建造的寶船真的如劉大夏所說隻需要“數十萬”，恐怕朱棣都能笑出一臉的褶子。
那為何劉大夏要反對鄭和下西洋？
因為“鄭和下西洋”是國家行為，如果用現在的話說，“下西洋”的船隊是“國企”，而國企自身的屬性，就是國家壟斷、旱澇保收、輕視市場、有一定政治和社會責任，故而下西洋在本質上是帶著政府意識的。因為海禁政策的關係，一個幾千萬人的大市場隻有一家企業獨享，所有進出口貨物，都是官方定價，國家是賺了，可你讓私企怎麽辦？
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鄭和下西洋這種“與商爭利”活動，讓東南沿海的諸多權貴家族眼紅不已，而這些家族的子弟通過科舉製進入明朝的中央政府擔任官員，一旦等朱棣、朱瞻基這樣有主見的皇帝駕崩，換上一個如明英宗、明代宗這樣的文弱皇帝，他們肯定會唆使皇家停罷巡洋，讓政府把海貿這口大蛋糕給吐出來，由民間權貴一起分享，這就是鄭和下西洋停止背後的利益衝突。
還有一點，是自永樂五年始，朱棣給中央政府官員的俸祿從米糧變成了胡椒，這樣可以省下不少糧食來作為皇帝北征的軍需，從一開始，這個辦法倒是比較雙贏的。
在永樂年間，胡椒還是稀缺品，官員們得到了胡椒還比較開心，可鄭和帶回來的胡椒越來越多，我們都知道物以稀為貴，現在胡椒滿大街都是，價格一路走低，但政府給官員胡椒的折俸比例還是沒變，很顯然，皇帝是想通過行政手段維持一條把過量胡椒以高價傾銷給官員的暴利渠道。
根據萬明的研究，十七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把來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給股東，帶來市場價格的低落，英國皇家也曾因積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而朱棣時期的胡椒一直發到了他的曾孫明英宗時期，好不容易發完了，總算可以改回發米糧了，現在皇帝又要下西洋搞胡椒，滿朝百官怎麽可能同意，不得跟你玩命？
除了以上問題，最關鍵的一點是鄭和下西洋帶來的收入都進入了皇帝本人的內承運庫，地方上的官員不但沒能從下西洋上獲利，還要承擔起朝貢貿易所帶來的成本，髒活累活他們幹完了，好肉好湯都歸中央了，地方上能不反對嗎？
正是因為鄭和下西洋觸動的利益集團太多，朝貢貿易的收益分配又不合理，所以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勢不可擋的阻力，同時朝貢貿易違背了正常的商品經濟規律，朱棣這種強勢君主在的時候，還能勉強維持國家強買強賣的局麵，可等他一死，繼任者就不得不在國內各色利益集團的反對下，宣布下西洋事業的結束。
永樂二十二年，明成祖朱棣駕崩，他的兒子明仁宗朱高熾上台後，停罷了鄭和下西洋。很多學者就說，朱棣在位期間好大喜功，財政吃緊，幸虧明仁宗改弦易轍，停下西洋，罷征蒙古，這才讓社會恢複了元氣，締造了堪比文景的“仁宣之治”。
然而，這些人卻忽略了，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駕崩，而他的繼任者明宣宗朱瞻基卻在宣德五年再次啟用鄭和，進行了明朝官方的最後一次下西洋。關於這次下西洋的動機，可以參考兩個月前工部尚書黃福的上奏：
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而供給未嚐乏絕。近年以來，無大營造、征伐之費，當有數年之積，而倉糧每歲僅足，設有水旱之災，征調之用，將何以給之？
黃福是建文帝舊臣，在靖難之時他敢怒斥朱棣，但神奇的是朱棣居然沒生氣，還效仿唐太宗赦免魏征的舊例，把黃福收為己用。可以說黃福參與過永樂年間的很多大事，作為親曆者，在他眼中朱棣時期的財政一直都是相對充裕的，反而是很多人眼中休養生息的“仁宣之治”，財政卻隻是“每歲僅足”。說到這裏，黃福還無不憂心忡忡地說：“萬一出現了天災，需要征調錢糧，我們該拿什麽去賑災呢？”
就在黃福說完這段話的兩個月後，明宣宗力排眾議，再下西洋。鄭和下西洋究竟是不是賠本賺吆喝，我相信那些不帶偏見、願意正視這段曆史的人，他們的心中自會有一杆公正的秤。
六
現在很多人以為，宣德六年鄭和的死，標誌著下西洋事業的結束。
其實，在鄭和死後，他的副手王景弘繼續代替他巡視西洋，大明的航海事業並沒有因此告終。
宣德十年，明宣宗朱瞻基駕崩，剛剛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鎮還是個八歲的孩子，朝政操持在內閣大臣楊士奇、楊榮、楊溥之手。作為和事佬的“三楊”，為了能更好地統馭六部，自然順從了文官士大夫的意見，全麵停止了下西洋事業。
既然中國的官方勢力退出海洋，那麽私人勢力必然會填補這項空缺。雖然明政府屢次申明海禁，可沿海的走私絡繹不絕，張燮在《東西洋考》中記載：“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意思是在明朝中葉，東南沿海的地方豪族無視海禁，乘巨艦出海進行走私，地方政府根本無從控製，中央朝廷的海禁政策完全成為一紙空文。
正德三年，明武宗朱厚照開始了抽分製改革的試驗，這就相當於朝廷放棄了海貿這個大蛋糕，不再繼續扮演壟斷的角色，而改行成為一個中介，即“牙人”。不過，政府雖然開始鼓勵民間可以自由貿易，但還是需要抽稅百分之二十，根據《武宗實錄》記載，抽分製一出，很多國人都私置兵器，駕遣巨艦，縱橫海上，許多中國人就是這個時間段跑到海外參與了世界的大航海時代。
同一時間，地理大發現開始，西歐探險者不但發現了新大陸，還繞過了好望角，發現了前往東方的航道。當時，葡萄牙人東來，逐漸在東南亞建立起了殖民統治，因為這時候的東南亞各國沒有鄭和船隊的保護，很快就被這些殖民者馴服，與葡萄牙人一起參與了東方的海洋貿易。
除此之外，日本爆發了“應仁之亂”，開始進入戰國時代，各路大名在國內混戰，很多因戰爭漂泊海外的武士，就開始尋求與海盜的合作，在中國、朝鮮以及東南亞等地打家劫舍，中國人把這些人稱為“倭寇”。
在明武宗正德年間，這些人不約而同地匯聚在了浙江舟山附近的一個島嶼上——雙嶼島。
島嶼上各國的商人都有，葡萄牙殖民者在這裏建立了行政機構，華人許棟、李光頭在這裏稱王稱霸，還有徐海、王直等日後名揚一時的海盜都在這裏當海賊見習生，包括那些搶掠東南沿海的日本浪人更是在這裏休養生息，這裏既是各國都管不了的無法地帶，也是各國在遠東進行貨物離散的貿易中心。
在十六世紀左右，原本平靜的東方海麵上，忽然一反常態地喧囂起來，中國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東南亞諸國人……一時之間，各國的臥龍鳳雛都聚集在了這片神秘的東方海域上，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終於迎來了它的**。
七
嘉靖二十六年，朝鮮國王的一封哭訴信，讓明世宗朱厚熜勃然大怒。
朝鮮國王說：過去日本沒有像樣的火炮，但如今他們走私船的火炮威力大為提高，朝鮮的水師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經過他們的調查，才發現是中國福建沿海等地向日本走私出口了鐵器、硫磺、火藥等違禁品，朝鮮方麵逮捕了三百多名中國的走私犯，現在交給明朝處理。
嘉靖皇帝現在才發現，他老祖宗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是多麽的明智，從根本上斷絕了海外敵人的生活與軍事物資。但在正德年間，明武宗進行抽分，海禁鬆弛，這些商人們為了賺錢，敢於不顧一切法律，將本國的重要物資賣給敵人，助長了倭寇、海盜、葡萄牙人等明朝海外敵對力量的壯大。
就在同年，嘉靖皇帝任命朱紈為浙江巡撫，提督浙閩軍務，還要求他厲行海禁，率兵剿滅雙嶼島。
朱紈不負眾望，進攻並焚毀了雙嶼島，把日本倭寇、中國海盜和葡萄牙殖民者通通趕了出去。同時厲行海禁政策，打擊違法走私，如有違者，一律斬首。可他的這些行為，得罪了那些東南沿海的豪族們。這些人十分震怒，為了報複朱紈，他們唆使朝中的言官中傷朱紈，迫於輿論壓力，嘉靖皇帝把朱紈調了回來，但朱紈為人剛烈，竟選擇了自殺明誌。
現在有一些人認為，雙嶼島隻是一個貿易基地，人家好好的做生意，朱紈卻因為海禁政策把人家攻打了，害得這些人做不了正經生意，隻能淪落為倭寇，所以說朱紈應該為倭寇之亂負責。
這種認知是十分錯誤的。雙嶼島是一個商貿中心，但同時還是一個海盜的窩點，這兩個屬性又不衝突。作為被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非法侵占的中國領土，還收容海盜、倭寇來對中國沿海的城市進行燒殺搶掠，這些人在中國境內犯了事，就跑到雙嶼島避難，這種**裸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隻要是一個正常的政府，都不會允許雙嶼島的存在。故而朱紈對雙嶼島的打擊是完全正確的，作為一個從西方殖民者手中收複國土的民族英雄，朱紈不應該被任何人用這等詭辯的話術來蓄意抹黑。
因為朱紈被害，沿海各地的官員再也不敢談海禁的事情，海防繼續鬆弛，沿海豪族繼續走私，從雙嶼島跑出去的王直、徐海等人，則趁機入侵沿海、打家劫舍，釀成了明朝中後期著名的“倭寇之亂”。
根據史料顯示，倭寇大多數都是中國人，隻有十分之二是日本人。故此有一些學者認為，倭寇之亂從來不是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戰役，而是明朝的海禁政策把沿海的百姓逼造反了，這是中國人內部的階級矛盾，他們還采用明朝官員提議的“市通則寇轉為商”作為論據，認為如果明朝可以開海禁，就不會出現倭寇之亂。然而這些人卻忽視了，海禁在嘉靖時代一點兒也不嚴格，甚至有官員還在浙江短暫試驗開海，而結果卻讓某些自以為是的文人大跌眼鏡，不管你是否開海，倭寇依舊來犯。
其實，“海禁催生了倭寇”這一理論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學者企圖禍水東引的誅心之論，結果一些中國學者不明就裏，居然還跟著叫好附和，給人一種倭寇之亂日本方麵沒有責任，責任全在中國的感覺。
但這種言論明顯是錯誤的。明朝的海禁從來沒有真正落實過，沿海走私一直都很旺盛，尤其是朱紈死後，更沒有人敢再提海禁，這個政策在大多數時間都是名存實亡的，在正德年間，廣州那邊連關稅都不用交，外國人來了直接就可以進行自由貿易。事實上，朱紈在東南沿海執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完全是倭寇猖獗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很多人在這個問題上弄反了因果。
現在很多人在疑問，那你怎麽解釋倭寇多為中國人？那我反問一句：在抗日戰爭期間，偽軍的人數比日本正規軍還要多，請問，難不成抗日戰爭也是中國內部的階級矛盾嗎？
倭寇的成分有中國人，有日本人，有暹羅人，有爪哇人，甚至還有葡萄牙人參與其中。如果中國人出海為寇，是被海禁政策逼迫的，那麽請問日本人、暹羅人、爪哇人為何要出海當倭寇？難不成他們這些人的國家全都有海禁嗎？如果是海禁逼迫良民為寇，那麽朱元璋、朱棣時代的海禁政策更加嚴厲，為什麽明初的倭寇問題反而比較輕呢？
相反，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麽正德年間一放鬆海禁，葡萄牙人一東來，日本國一內亂，倭寇問題就突然惡化了呢？如此一看，究竟什麽才是倭寇之亂的首要原因，這難道不是很清楚嗎？為什麽有些人非要對這麽簡單的邏輯和確實的證據視而不見，非要相信日本學者的言論，不去指責真正帶來罪惡的日本倭寇，反而拿著放大鏡在自己人身上找原因，非要搞個受害者有罪論出來，請問這些學者究竟在想些什麽呢？
現在還有很多人把倭寇之亂的平息歸功於明穆宗時期的隆慶開關。他們認為是明朝開海了，所以才沒有倭寇了。其實，這是真正的顛倒黑白、因果混亂。從來就不是海禁導致了倭患，而是倭患導致了海禁，不是明朝開海倭寇才沒了，而是倭寇沒了，明朝才敢放心地開海。
事實上，正是因為戚繼光、俞大猷等民族英雄的抗倭作戰，讓葡萄牙人見識到了中國不是印加帝國，沒那麽容易被征服，他們這才老實了。現在很多人都覺得，葡萄牙人是來平等貿易的，可明朝卻抱著天朝上國的傲慢心態不和人家好好做生意，還用海禁限製人家，這種言論給人感覺好像還是我們做錯了一樣。可事實告訴我們，近代的西方殖民者就是一群強盜，當時的美洲和非洲沒有海禁吧？當地土著願意用平等友愛的態度與西方殖民者搞貿易吧？可他們又都是什麽下場呢？印第安人幾乎亡族滅種，非洲人更是被歐洲人通過三角貿易販賣為奴隸，在東南亞他們更是毀滅了一個又一個古老的王國。這些曆史告訴我們，如果能當強盜打劫，這些西方殖民者們是不會和你好好做生意的。隻有像明朝那樣用自身的軍事實力警告了葡萄牙人，他們才會學習如何規規矩矩地和中國人做生意。
還有關於倭寇絕跡的另一個主因，是日本方麵因豐臣秀吉重歸統一。因為日本內亂才是催生倭寇的源頭，所以倭亂的興起與平息，看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國。而比較耐人尋味的是，豐臣秀吉剛一上台，也頒布了海禁政策，他禁止了“八幡船”的出海，結果日本方麵一海禁，萬曆年間中國沿海幾乎沒有鬧過倭寇，這更是證明了，海禁從來不是倭寇誕生的主因，而是抑製倭寇的良方。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固步自封的海禁肯定不正確，但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卻也是必要的。任何政策都不能教條主義，而是要根據當下環境來靈活運用。比如，在戰爭狀態下，任何國家都會嚴格禁止雙方的民間來往，這點不論是漢唐征討少數民族，還是元明應對海盜倭寇，是任何政府都會做出的正常決策，完全無可指摘。
對於倭患，明朝政府應該負責，但從來不是因為海禁，而是對海洋的漠視以及東南沿海軍事力量的廢弛，給倭寇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機。
假如明朝可以複製永樂時代的對海政策，以征服性的姿態取得製海權，那麽倭寇膽敢為亂，反手就是一個望海堝大捷，打得他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來犯。或者明朝可以建立起穩固的東南沿海防禦體係，而不是放任衛所製敗壞，那麽就算倭寇入侵，也一定會再三掂量，而不會像嘉靖年間那樣，朝廷表現得狼狽不堪，後知後覺。
中國的領土，除了看得見的，還有看不見的，這些領土你不去占領，別人就會去占領，到時候隻能處處被動，處處挨打，到時候再悔不當初，也晚了。
八
隆慶元年，因為倭寇絕跡，明穆宗宣布在月港開海，史稱“隆慶開關”。
這時候海商集團在民間興起，這些人出海雖然也有私人武裝力量，但和海盜不同，他們的武裝隻是為了保護自己，而不會主動傷害老百姓。倭寇平息後，明朝官方就很喜歡和這些海商集團合作，而海商集團的代表，就是李旦。
我們都知道，十七世紀的荷蘭被稱為“海上馬車夫”，他們還成立了東印度公司，在遠東地區開始了他們的殖民征服。而荷蘭很快和葡萄牙人一樣，發現了明朝不是美洲、非洲、東南亞那些可以輕易征服的小國，在幾次軍事衝突後，荷蘭人終於認清了現實，準備和中國老老實實做生意。
明朝與荷蘭之間的調停人，就是李旦。
在李旦的斡旋下，明朝和荷蘭和解，李旦成了中國對荷蘭貿易的唯一代理人。
現在，很多人把“王本固殺王直”視為可惜，覺得為何不學英國女王扶植海賊王德雷克那樣，中國也扶植一下王直呢？其實答案就是王直他不配，明朝政府不可能和王直這種惡貫滿盈、殺人如麻的強盜合作，像李旦這種有社會責任感的海商才是明朝理想的代理對象。
不過明朝雖然與荷蘭和解，但還是不希望荷蘭握住通往東南亞的航線。於是，雖然朝廷委托李旦與荷蘭人通商，以此作為“恩”，可同時還提拔了一個叫顏思齊的海商，專門用來製衡荷蘭人，是為“威”，在恩威並施下，萬曆年間的荷蘭人始終未能占據他們垂涎欲滴的台灣。
天啟五年，李旦和顏思齊先後去世，他們從來不會濫殺無辜，故而得到了明朝政府的支持，以此作為對抗西方殖民者東來的海上長城。隻可惜，現在很多人隻記得血債累累的海盜王直、徐海、林道乾等人，卻忘記了這些真正默默耕耘的中國海洋守護者。
九
當年顏思齊在台灣，李旦給他介紹了一個小夥子，可以給他當助手。這個小夥子挺有能耐，把顏思齊的女兒泡上了，成了顏思齊的女婿。
這個小夥子就是鄭芝龍。
在顏思齊死後，鄭芝龍接管了他的勢力，還兼並了李旦的舊部，並消滅了海盜劉香老，收編其部下，從此身兼海商、海盜兩種身份。
崇禎六年，鄭芝龍在料羅灣一戰大破荷蘭，又接受了明朝的招安，領上了編製，成為了明朝的官方海軍。
從某種意義上講，此刻鄭芝龍麾下的鄭氏集團，就是東方的“德雷克”，中國人的“東印度公司”，他與大陸的明朝深度合作，可以借助官方力量與西方殖民者爭奪遠東的海權，守護我們這個古老帝國的海疆。
然而，因為一場變故，中國的海洋史走向了另外一條道路。
公元1644年，明朝滅亡，清軍入關。
清軍南下時，鄭氏集團發生分裂，鄭芝龍選擇了投降，想給清朝當“德雷克”，為愛新覺羅家族打理海洋。可是，滿族人來自白山黑水之間，他們對海洋沒有任何的興趣，不但沒給鄭芝龍一官半職，還將鄭芝龍斬首示眾。
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誓為明臣，在得知了父親被殺的消息，他帶領鄭氏集團和清軍周旋。當時清朝統一天下的大勢不可阻擋，鄭成功隻能曲線救國，從荷蘭人手中收複了台灣，以台灣為據點，繼續他的反清複明事業。
可鄭成功英年早逝，他的子孫不肖，明鄭政權日衰一日。在康熙年間，清朝大將軍施琅聯合荷蘭人，一舉平滅了盤踞台灣的鄭氏集團，中國人的東印度公司至此煙消雲散。
清朝是滿族人建立的國家，擅長騎射，在海軍方麵沒有什麽建樹，他們懼怕海上再出現一個鄭氏集團，也不敢扶植任何一個海外勢力。於是，康熙皇帝在經過短暫的開關後，還是選擇在康熙五十六年進行了閉關鎖國，一手終結了中國的大航海時代，將帝國的海疆拱手讓給了西方的殖民者。
中國的大航海時代，在這一刻落下了它的帷幕。
十
現在很多人都在問：為什麽中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
其實，中國從來沒有錯過大航海時代，隻是中國並非新航路的開拓者，而新航路的開拓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麽請問，近代的世界列強中有他倆什麽事嗎？
事實上，中國一直都是大航海時代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十四世紀的時候，泉州是世界第一大港，比威尼斯、熱那亞要發達得多。東南沿海的中國人在大航海時代前夜就湧入了海洋，在東南亞建立了無數的殖民地。
泰國吞武裏王朝的開國皇帝鄭信，他的父親是中國潮汕人；在曾母暗沙以南的納土納群島，潮州人張傑緒曾在這裏建立王國；加裏曼丹島西部的蘭芳共和國是客家人羅芳伯建立的；文萊是泉州人黃森屏領導的泉州移民建立的；泉州人林鳳在呂宋島多次擊敗荷蘭、西班牙，還在林加延灣建立過殖民地；還有就是我們的鄭成功在台灣建立的明鄭政權等，然而，這些明朝時期中國人在東南亞建立的國家，都被我們書上一句輕飄飄的海禁給全麵抹殺掉了。
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形容，西歐的崛起，其實是西方最初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買了一個三等廂座位，然後包租了整整一個車廂，隻是到了十九世紀才設法取代了亞洲火車頭的位置。
雖然歐洲人發現了新大陸，從那裏得到了海量的白銀，但從十六世紀中期到十七世紀中期，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都流入到了中國，明清時期的中國本就在“火車頭”的位置，不需要搶座位就可以領先世界。在鴉片戰爭前夕，那些西方殖民者們通過鮮血與槍炮奪來的白銀，中國完全可以用正常貿易的手段合理合法合規地收入囊中，最終成就一個財源滾滾的“白銀帝國”。
然而，這種經濟上的優勢是需要用軍事來維持的，比如宋朝雖然坐擁江南繁華之地，但軍隊戰鬥力感人，所以還是被遼、金、元欺負而滅國。清朝雖然繼承了中國的“銀漿”體質，但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來維護這種經濟上的優勢。
1840年，西方列強為了逆轉貿易逆差，發動了罪惡的鴉片戰爭，既然他們經濟上占不到便宜，那麽定要在軍事上進行掠奪，至此，中國開始了百年國恥的時代。
在那一天，中國人感受到了被海洋支配的恐怖，還有被囚禁於大陸之中的那份屈辱。可他們卻忘記了，在多少年前，他們的祖先也曾在那片海域上肆意馳騁，在那個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下，他們用自己的生命，為祖國庇護著那喧囂萬裏的海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