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文章已經說過，一九二八年為著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過了。接著就是一九二九年。於是根據著那第一次的經驗，我感覺到又是光榮的任務降落到我的頭上來。
這是一次佩花大會，進行得很順利，學校當局並沒有加以阻止，而且那個白臉的女校長在我們用絨線剪作著小花朵的時候，她還跑過來站在旁邊指導著我們。一大堆藍色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時候，是佩花大會的前一夜。樓窗下的石頭道上落著那麽厚的雪。一些外國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邊的枯樹都膨脹圓了，那笨重而粗鈍的輪廓就和穿得飽滿的孩子一樣臃腫。我背著遠近的從各種顏色的窗簾透出來的燈光，而看著這些盾牌。盾牌上插著那些藍色的小花，因著密度的關係，它們一個壓著一個幾乎是連成了排。那小小的黃色的花心蹲在藍色花中央，好像小金點，又像小銅釘……
這不用說，對於我，我隻盼想著明天，但有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離著，我是跳不過去的，還隻得回到宿舍去睡覺。
這一次的佩花，我還對中國人起著不少的悲哀，他們差不多是絕對不肯佩上。有的已經為他們插在衣襟上了，他們又動手自己把它拔下來，他們一點禮節也不講究，簡直是蠻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幾乎是看不見了。結果不獨整元的，竟連一枝銅板也看不見貼在他們的手心上。這一天，我是帶著憤怒的，但也跑得最快，我們一小隊的其餘的三個人，常常是和我脫離開。
我的手套跑丟了一隻，圍巾上結著冰花，因為眼淚和鼻涕隨時地流，想用手帕來揩擦，在這樣的時候，在我是絕對顧不到的。等我的頭頂在冒著氣的時候，我們的那一小隊的人說：“你太熱心啦，你看你的帽子已經被汗濕透啦！”
自己也覺得，我大概像是廚房裏烤在爐旁的一張抹布那麽冒氣了吧？但還覺得不夠。什麽不夠呢？那時候是不能夠分析的。現在我想，一定是1928年遊行和示威的時候，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這回隻是給別人插了一朵小花而沒有喊“帝國主義”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