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猶太主義
反猶太主義是荒謬的。
（摘自喬治·奧威爾的一篇關於英國反猶太主義的文章，1945）
他們仇恨猶太人，並不是因為猶太人具有令人厭惡的特性，正好相反，恰是他們仇恨猶太人，才臆想猶太人身上具有令人厭惡的特性。
（馬克思·諾爾道）
從來沒有像反猶太主義這樣獨特的現象，既無法解釋，也難以定義。
矛盾的是，人們在運用“anti-Semitism”（反猶太主義）這個字眼時，從未符合它的字麵含義，[61]即對諾亞的兒子閃的所有子孫後代（包括所有的閃米特人）的仇恨，而是隻聚焦於對猶太人的仇恨。
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事實上，這樣一個獨特的“猶太”問題卻甚至沒有產生一個專用詞匯來描述猶太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而是以一個模糊的、泛泛的字眼似乎試圖隱藏這一現象或把猶太人孤立起來。畢竟，沒有真正的、符合字麵含意的“反閃族主義”。沒有人恨古腓尼基人，而他們也是閃的後裔。“anti-Semitism”是一個漂洗幹淨的字眼，易於理解，非常符合政治正確性的原則，而且並不違背事實，似乎是說猶太人最終也是閃的後裔。總之，為數不少的反猶太主義現象就隱藏在這個人們選擇用來描述它們的字眼背後。
很多人都不知道“反猶太主義”這個詞是德國哲學家威廉·瑪爾（Wilhelm Marr）的發明。他本身也是一位反猶太主義者。瑪爾作為一名政治記者，在1879年成立了反猶太主義聯盟，同年他創造了這個詞匯。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瑪爾的自傳表明他曾在一所猶太學校中學習，在一家猶太人擁有的公司中工作，並在一生中娶過三個女人——她們都是猶太人）。
反猶太主義聯盟當時所選擇的名稱是為了通過樸素而不是矯飾的語言來描述它的目標。大約一百五十年過去了，而反猶太主義的現象和用來描述它的詞匯都經曆了巨變。反猶太主義，曾經是開放而大眾化的，在今天卻已經被蒙上了一層層合理化的聲明，用以尋求證明針對猶太人批評的合理性，而這個詞匯已經蛻化成一個幹癟的、被人們接受的甚至學術性的詞匯，用於描述針對一個民族整體的廣泛存在的仇視現象。在那個時代，瑪爾可以把自己定義為一個反猶太主義者——意思是說“猶太人的反對者”，但在今天，他肯定會否認這個稱呼，並會堅稱自己僅僅是猶太民族的激烈批評者。
如果你願意，以下是區分現代反猶太主義與它的傳統形式的“試金石”。現代反猶太主義是巧妙而狡詐的，而不是開放和大眾的。至少在它的發言人中，它僅僅針對特定條件下的猶太人，提出符合邏輯的聲明，比如要求猶太人回到以色列、停止對西方銀行的占領以及不要靠犧牲勞動人民的利益來發財等等。
很少能夠找到純粹的反猶太主義者——沒有一些貌似合理的理由，僅僅因為仇恨而公然宣稱仇恨猶太人。恰恰相反，事實上，反猶太主義的壯大正是依靠各種各樣的合理原因，心安理得地隱藏在一些允許他們這樣做的社會心理學領域。這種仇恨並不需要科學的合理化辯證，也不需要明確的數據支持。它平靜地休憩在人們的靈魂深處，利用人們鄙視外來者和喜歡神話而不是現實的天性。
抵毀史
“猶太人恐懼症”起源於古埃及。雅各的子孫們，一個正直而成功的公民所組成的群體，不斷發展壯大，迫於他們家鄉迦南艱苦的生存環境，而尋求暫時居住在埃及的土地上。這個群體在埃及寧靜地生活了多年，而沒有任何政治或革命的意圖。
那麽，讀讀下麵這段文字：
……看哪，這以色列民比我們還多，又比我們強盛。來吧！我們不如用巧計待他們，恐怕他們多起來，日後若遇什麽爭戰的事，就聯合我們的仇敵攻擊我們……
（《出埃及記》 1:9-10）
就這樣，一個和平的民族已經變成了一個潛在的敵人——隨時能夠反噬它的主人的“第五縱隊”。似乎所有心理學係一年級新生都能夠發現，法老的話是把邪惡內心傾向的結果投射到一個外部因素之上。
反猶太主義的原因與根源
無論我們同意反猶太主義是一種超自然現象，還是勉強承認它的合理解釋，似乎都沒有人能否認一個事實：反猶太主義是猶太民族存在所特有的現象。
沒有任何民族能夠誇口像猶太民族這樣被仇恨、迫害和鄙視。沒有任何民族的曆史能像猶太民族曆史這樣充滿了詆毀和汙辱。
當然，在相互競爭的民族之間總會存在敵意，但對猶太人的仇恨超越了所有的疆界，並在大量的國家得以延續，甚至能在兩個互為死敵的國家達成共識，而不顧“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這個著名的定律。
嚐試理解反猶太主義的根源及其原因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是在嚐試理解在大量不同的環境下所存在的一種獨特的心理現象，而在每個獨立的環境中都存在著適合自身的獨特解釋。
在接下來的篇章中，我們會嚐試探索已被人們所接受的理論，並深度理解它們。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其中的一些理論並沒有給出充分的解釋，在事實上也沒有回答真正的問題：“人們為什麽恨猶太人？”
在所有人中，德國哲學家和曆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短暫地研究過各種現象的曆史周期，其中包括反猶太主義。
與眾不同與嫉妒
對於反猶太主義，有兩種被人們廣為接受的解釋：①人們恨猶太人是因為他們與眾不同；②猶太人傑出的經濟成功讓他們的鄰居嫉妒，並因妒生恨。
第一種解釋又分成各種各樣的版本。
一些人提出這是一個文化問題和心態問題——猶太人是一個黎凡特民族[62]，卻有著與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個性，而這導致了仇恨。為了證明這種觀點，他們提出在意大利、希臘和西班牙這些地中海國家，反猶太主義現象少於其他地方。
除了這種觀點的實際弱點之外（即西班牙的反猶太主義像其他地方一樣激烈，如果不是更激烈的話），它很難解釋，比如，為什麽在上一個千年，在許多西歐國家中，尤其是德國，猶太人幾乎與他們所生活的環境完全同化後，反猶太主義仍然廣泛存在。僅僅作為一種指標，嚐試將德國猶太人的天性與性情與也門猶太人相比，我們有可能斷言猶太人具有統一的“精神狀態”嗎？
另一種解釋提出，猶太人在宗教和社會體製上與眾不同。猶太人與他們長期所居住國家的本地人口的顯著區別在於他們保留著獨立的宗教和社會體製，從而讓他們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但現代反猶太主義似乎完全消除了這個基礎。因為兩次世界大戰，極為明顯地表明了對猶太人的仇恨並不需要這種合理性。正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猶太人嚐試融入普通人口的時候，他們卻招致其他民族滿腔怨氣的宣泄。在法國的德雷福斯們[63]，就像在柏林精英社會中的猶太人，在試圖融入普通歐洲人時卻無法成功、失望而歸，隻遭到充滿敵意的對待。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今天的研究者認為反猶太主義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猶太人的解放——現代以色列的建國——迄今為止，猶太人還以為這會為反猶太主義畫上句號。但異教徒顯然有著其他打算，並在猶太人簡直天真地接受了解放的理想之時被深深激怒了。
猶太人與眾不同的事實——一個“其他人”——是人們廣泛接受的反猶太主義的解釋之一。這個解釋的基礎在於，一個人無法與某個與自己不同的人建立中立關係。因為他的不同實際上形成了對他的周圍環境的一種挑戰。他本身就在質疑為什麽大多數人與他不一樣。
在某個時候，大多數人不得不麵對這個挑戰，並回答為什麽會這樣。這個無聲的“回答”，可以說，可能來自於某種貶低的形式，即“其他人”的不同是因為他的落伍、原始或其他招致貶損的因素。
仇恨是貶損的極端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詆毀一個特定的人群能夠有效地中和仇恨：一個遭到詆毀的少數群體不會激起仇恨，因為沒有人會在乎他們。所以，如果目標少數群體的優勢過於巨大或顯著而無法簡單地否認，使多數群體缺乏詆毀和貶低的理由，就會導致多數群體對少數群體的仇恨，這是他們貶損少數群體的需求無法實現的一種表現。
嫉妒
根據這種解釋，仇恨，正是針對高尚者、富有者以及其他精英形式所發泄的仇恨，因為他們的成功激怒了那些沒有成功的人。
這是一種有趣的解釋，但它具有以下幾個缺點。
（1）很多偉大而成功的音樂家、政治家和神學家受到人們的稱讚和欣賞，卻從未被人仇恨。猶太人原本也能享受這種盛譽，尤其因為他們從不構成對任何人的威脅。那麽為什麽他們總是招致人們的刻骨仇恨呢？
（2）與其他遭到嫉妒的少數群體不同，人們難以對猶太人的優越性形成真正的嫉妒，因為這優越性帶來巨大的甚至壓倒性的責任。猶太人，作為上帝的子民有著無盡的責任。這責任是其他任何民族所無需承擔的。
（3）最終，反猶太主義就像一個首尾相接的怪圈——如果猶太人真的像反猶太主義者所說的那麽卑賤、墮落和被人憎惡，不管什麽理由，誰還要嫉妒他們？
（4）從古至今，異教徒隨時可以加入猶太民族（正如可薩國王所做的）。即使他們不想加入猶太民族，又有什麽理由產生仇恨呢？嫉妒某種提供給你卻被你拒絕的事物，這是什麽邏輯呢？
對於最後一個問題，人們也許會說，在大多數時候改宗猶太教並不是一種選擇，這不僅因為加入猶太教過於困難，也因為在某些國家加入猶太教是非法的或不受歡迎的。總之，它並不是一種現實的選擇。首選的辦法是簡單地屈服於天生的仇恨傾向，這是解決由嫉妒所產生的挫折感的最簡單的辦法。
人們為什麽恨猶太人？
當然，反猶太主義這個問題與猶太人最切身相關。這已經成了一個無盡的惡性循環——試圖平複失敗引起的沮喪感，卻無法實現，從而更加感到沮喪。
在今天，當我們讀到早期的猶太人嚐試理解人們對他們的仇恨時，我們發現了其中辛酸的天真。正像其他民族一樣，猶太人是追求和平的民族，從來不想激起爭論，也從未想過統治世界。他們不明白，其他人為什麽要仇恨他們。猶太人不明白，為什麽他們與其他民族和平相處的所有努力都會徒勞無功。他們還不明白，在多年之後，甚至他們自己都忘記了自己的猶太血統時，異教徒們又是怎麽把他們認出來的。
一個好的例子就是著名的“猶太人的鼻子”。作為一種識別猶太人的特征，它在非猶太人中得到最廣泛的利用。令人驚訝的是，比如，許多猶太人發現難以在俄羅斯一條熙熙攘攘的大街的上千人中認出另一個猶太人，但俄國人在這件事上卻比猶太人成功得多。顯然，與異教徒相比，猶太人對他們的猶太特征並不太敏感。
許多猶太人天真地以為他們的問題是由於社會環境和政治變遷造成的。這些猶太人的代表者，耶胡達·萊布·平斯克（Yehuda Leib Pinsker），甚至聲稱這種現象應該叫做猶太人恐懼症，因為它源自人們對猶太人的恐懼。他認為這種現象是因為猶太人口像幽靈般遊**在各國之間，從而引起了從古至今的反猶太主義。
平斯克自信地宣布，隻要猶太人放棄流亡生活並回到以色列就能結束反猶太主義。順便提一下，猶太複國主義中的許多偉大的標誌性人物也曾經有過這種天真的想法，其中就有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64]本人。他在早年聲稱隻有猶太人大規模地改宗天主教，才能解決反猶太主義問題。隻有在殘酷的事實打破他的夢想之後，他才想到建立一個猶太人國家。
平斯克和赫茨爾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百年之久，我們現在可以用100%的後見之明來說，現實會一次又一次地讓猶太人感到驚訝。無論是同化還是回歸錫安都無法讓猶太人擺脫反猶太主義的鞭子。
人們對反猶太主義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原因，如果對這些原因的深入探索能夠給人一種印象的話，那麽就是沒有明確的原因。全然的天真以及不願意相信人們的仇恨能夠如此廣泛卻如此毫無理由，讓許多猶太思想家提出了數不勝數的結論，其中一些結論很牽強，而另一些則完全荒謬。
在維基百科上，“反猶太主義”一詞帶來了五花八門的觀點，如果隻想了解在解釋這個現象時能夠得出多麽廣泛而激進的理論，那麽這個詞條還是值得一看的。
正如上文所說，平斯克聲稱異教徒害怕猶太人，或者用他的話說，已經形成了一種關於猶太人的心理恐懼症。他於是開始進行推斷：反猶太主義並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有著合理原因的敵視，而是基於一種精神狀態。他進一步引用了似乎憑空捏造的無形的心理動機。
這個世界把猶太民族視為一種可怕的行屍走肉。一個缺乏統一和組織的民族，一個沒有領土或其他團結紐帶的民族，如行屍走肉般的幽靈幻象，不再活著，卻仍然行走在活人之中——這種史無前例的特殊形式，絕不類似之前或之後的任何事物，隻能對這些國家的人民的想象力產生奇怪的影響。如果對幽靈的恐懼是天生的，在人類的精神生活中有著某種正當的理由，那麽我們為什麽要對這個死而不僵的民族所帶來的影響而感到驚訝呢？
對猶太幽靈的恐懼代代相傳，延續了幾百年的時間。最初誕生於對猶太人的偏見，其後結合了我們即將討論的其他力量，最後達到它的頂峰——猶太人恐懼症。
在這地球上所有與猶太人打交道的人中，對猶太人的恐懼已經成為一種合情合理的現象。他們不但害怕猶太人，甚至害怕與猶太人相關的標誌、迷信傳說和特質。猶太人恐懼症是各種各樣的瘋魔妄想。它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並不是某個種族所特有的，而是全人類所共有的。而且，這個幽靈並不是虛幻的，而是依附於血肉的。恐懼的暴民想象自己受到了猶太人的威脅。而猶太人則不得不忍受暴民所施加的痛苦。
猶太人恐懼症是一種心理失常，一種遺傳性的心理失常。作為一種代代相傳了兩千多年的疾病，它是無法治愈的。
雖然平斯克的解釋很吸引人，但難以斷言它能經受科學的審視。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今天的心理學並不支持這種觀點。在今天全科醫生和心理醫生所治療的已知恐懼症中也沒有猶太人恐懼症。
我們需要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這種特殊的恐懼症為什麽隻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影響民眾？相對而言，其他廣泛分布的恐懼症的爆發卻多多少少地符合對患病人數的合理估計。
至少從驚人和新穎的角度來看，丹麥猶太心理學家埃裏克·埃裏克森（Erik Erikson）的故事與上一個故事頗為相似。埃裏克森試圖通過一種有趣的觀點來解釋現代反猶太主義。他提出像愛因斯坦、弗洛伊德和馬克思這些猶太思想家的理論動搖了統治達數百年之久的知識分子階層的穩定性，導致了許多人的身份失落感，從而讓人們仇視孕育了這些革命性思想家的民族。
埃裏克森並沒有嚐試用這種觀點去解釋傳統的反猶太主義。即使對於現代反猶太主義，他的觀點歸根結蒂也不過是一種猜想。有趣的是埃裏克森本人，一位猶太母親的兒子，並沒有意識到這種觀點正是對他的時代被人們廣為接受的觀念的挑戰。
埃裏克森嚐試利用他的另一個理論去解釋傳統反猶太主義。他認為猶太人割包皮，從而引起了不割包皮的人們的原始恐懼。即使我們接受這種理論背後的心理狀態，我們仍需要解釋人們對於其他割包皮的民族為什麽沒有產生類似的仇恨。（這種仇恨從來不取決於地理距離，比如，一個從未親眼見過猶太人的民族卻仍然努力培養了對他們的仇恨）。
許多這種解釋的一個共同點其實是在其他心理學理論中的一個已知問題：盡管它們都是根據心理學中被人們廣泛接受的觀點，但它們要比原始觀點深入得多，最終拋棄了可證實的數據以支持毫無根據的推論。
殺害耶穌
殺害耶穌也許是反猶太主義最著名的原因，然而如果它是唯一的原因，穆斯林教徒就不應該仇視猶太人。當然，這種假設經不起曆史的檢驗，因為穆斯林教徒屢次迫害猶太人。盡管如此，天主教的反猶太主義的無情特征更帶有為耶穌複仇的色彩，而事實上伊斯蘭教對猶太人的迫害則沒有這種特征。
事實上，我們無法定義猶太人應該為耶穌的苦難所承擔的責任。在2004年的電影《耶穌受難記》（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製片人為梅爾·吉布森）中，猶太人大多是告密者的形象，或者是不願意為這位飽受折磨的精神領袖提供庇護的人。
即使赤手空拳的猶太人的確殺害了耶穌，我們尚未慎重審視懲罰耶穌時代猶太人的子孫後代的道德合理性。無論如何，在充滿血腥的十字軍東征的曆史中，耶穌的受難一次次地作為激起對猶太人的仇恨的理由。
弱者的仇恨
值得一提的是，僅僅在上個世紀，在弗洛伊德（他本人就是一個猶太人）提出了“無意識”和“潛意識”之類的人性概念之後，人們才開始提出仇視猶太人的潛在心理動機的種種解釋。根據弗洛伊德的分析和這些解釋，反猶太主義是一個複雜的、內在的心理衝突的產物，隻有高度了解自身情緒的人才能確定其仇恨的原因。
從宗教視角看反猶太主義
即使在最早的猶太文獻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對反猶太主義的記載。《塔木德經》說以掃對雅各的恨是一個律法問題。此外，《塔木德經》問：“為什麽神把猶太律法賜給摩西的山被稱為西奈山？”回答是：“因為在那時，世界上出現了‘仇恨’（希伯來語‘Sinah’，發音為‘西奈’）。”
從宗教的視角，反猶太主義有多種解釋，我們將其簡單綜述如下。
（1）與異教徒相比，猶太人是“照耀列國的光”，是人類的理想榜樣。而異教徒不能忍受他們卑賤的存在與猶太人高尚的形象之間的尖銳對比。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說法似乎越來越失去意義，在當今各個文明國家都已經達到了高度的道德水平時，他們似乎並沒有真正的理由感到比不上猶太人。必須承認，我們時代猶太人的道德體係（《聖經》中關於律法和社會公平的概念）與其他形式的道德體係相比並沒有表現出一種本質上的優勢。
然而，對曆史上反猶太主義的審視，為這種說法提供了支持。似乎至少在過去，一些國家麵對在道德倫理上超越了他們的猶太人的挑戰時感受到挫敗，而反猶太主義正是這些國家社會心理複合體的派生物。
猶太民族的社會、倫理和宗教的獨特性，讓他們像在黑夜中的光明與正義之塔，很可能足以激怒另一些原始的民族。
人們嚐試了一千零一次去消滅這種形式的倫理道德。滅絕猶太人（正如希特勒所說，猶太良心的鞭撻）就是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除掉倫理道德的所有提醒者。德國人尤其樂意毀滅猶太人的這種神聖表達，強迫他們像禽畜一樣以最不道德的方式去生活——再一次證明納粹的目的是滅絕猶太文明以及它所象征的一切。
另一種嚐試包括指控猶太人犯下了所有的罪惡，並因此指控他們的道德倫理是虛偽的。當今，這種形式的反猶太主義極為流行，因為歐洲國家沒有公然宣布他們對於猶太人的憎恨。在麵對猶太人的倫理道德對他們的理論和卑劣道德的挑戰時，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猶太人（今天的以色列人）轉變為鎮壓其他民族、占領別人領土並無情地屠殺婦女和兒童的無道德的野獸。
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細節是普通的反猶太主義者並沒有意識到發生作用的整個心理機製。因此在他們看來，對於猶太人的負麵預測成了對事實的客觀準確報道，於是對猶太人的迫害成為正當的行為。人們不能忘記，如果反猶太主義者明白了仇恨猶太人的真正原因，那麽他們對猶太人的憎恨就會很快變得軟弱。猶太現象使反猶太主義者麵臨他們自然的獸性本能與他們的人性良心之間的內在衝突。而根據這種解釋，猶太人則成為反猶太主義者從這種衝突以及它所包含的威脅中得以解脫的外在目標。如果一個猶太人挨了打，這個被打的猶太人事實上正是反猶太主義者緩和內在衝突和控製自身的內心要求。
（2）在神聖的層麵上，反猶太主義是一種具有許多重要宗教目的的超自然現象：為了使猶太人回歸他們的信仰。嚴厲的法令、暴動和大屠殺徹底馴服了難以控製的猶太人的內心。反猶太主義也提醒猶太人，他們尋求關愛的嚐試在異教徒的眼中是徒勞的，因為他們將繼續無條件地憎恨他們。在迫害猶太人的時代，猶太人回到他們的禮拜堂祈禱，並想起他們是猶太人。
反猶太主義的延續
與其他曆史研究不同的是，反猶太主義的研究領域是研究者們名副其實的伊甸園。它是活生生的現實。正在我們眼前，它以新的形式偽裝自己。這意味著，這更像是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的工作，而不是曆史學家的研究對象。
在一篇文章裏，以色列·巴-尼爾（Yisrael Bar-Nir）博士對以下有趣的觀點進行了探討：
從根本上來說，反猶太主義是一個非理性的現象，一種恐懼症。患上這種疾病的人為他們自己發明了一千零一種正當的理由去證明它的合理性。他們天真地相信這些理由。有時，這些理由中甚至包含一些真相。
反猶太主義是最古老的大規模仇恨。它是對整整一個民族的仇恨。西方文明的大多數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為他們是事實上的反猶太主義者而感到尷尬。他們在自身情感中看到某種汙瑕。他們認識到這些精神狀態並不適合一個有教養的人。他們寧肯翻天覆地，也不願承認他們被這樣的情緒所驅動。在西方文明中開明的知識分子看來，被人們視為一個反猶太主義者是一樁不可饒恕的罪行，一種不能公之於眾的恥辱。隻要能否認他們的內心深處潛藏著反猶太主義情緒，這些人將盡知識思辨之能事。在這些人中，有著一套完整的機製不斷把這樣的觀念推開去。
巴-尼爾指出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反猶太主義安然度過了政治、文化和宗教革命，卻毫發無損。他提出，在曆史中原始宗教為反猶太主義辯護的“正當”理由與今天人們的理由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區別：它們都是一種花言巧語，都是為了掩蓋一個事實——仇恨最終都是由一種毫無理性的動機所驅動的。
反猶太主義的延續，是社會學和曆史學上的一個謎。這種現象的罕見性和獨特性，隻有另一種同樣罕見和獨特的現象才能夠與之媲美——那就是猶太民族本身的延續。
猶太人遊曆過如此多的國家，適應了如此眾多的文化與風俗習慣，無論猶太人多麽努力試圖改變他們的行為，他們都無法擺脫一個結論——反猶太主義永遠不會消失。隻要你能發現猶太人的地方，你就會找到反猶太主義。換句話說，猶太人本身就是反猶太主義的理由。反猶太主義並不是他們的行為、特質或身份所引起的，而僅僅是他們存在的結果。
納粹德國——一個分析案例
納粹的反猶太主義是反猶太主義這個現象的一個縮影。然而，納粹反猶太主義表現出一種矛盾性：它指控猶太人搞陰謀詭計、壓迫貧苦大眾，但同時納粹的宣傳機構卻把猶太人描繪成滿身虱子、完全缺乏禮儀和文明的野蠻人。在納粹看來，這些猶太人完全不同於他們非常了解的居住在柏林高檔住宅區的那些猶太人——彬彬有禮、衣冠楚楚、遵紀守法。多麽奇怪！正是因為他們的禮儀以及如此成功而充分地融入了德國社會，才讓納粹黨害怕這些衣冠楚楚的德國猶太人。
也許可以說，希特勒打算完全清洗他手中的猶太人，因此同意甚至滅絕這些“開化”的德國猶太人。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紐倫堡法案（Nuremburg Laws）。在這個法案中，不僅把猶太人作為反猶太主義的典型目標，也包括任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猶太遺傳基因的人。
特別驚人的是，正是這種種族主義科學的頂峰，充分強化了兩種反科學的、極為不道德的層麵：首先，它為元首的蓄意聲明提供了科學理論的支持。其次，它心甘情願地從科學家隊伍中清洗猶太人科學家。而這些猶太科學家的著作（甚至愛因斯坦的著作），都被打上“毫無價值的‘猶太科學’”的烙印。
事實上，如果我們審視納粹的反猶太主義，我們會看到它為猶太人戴上了所有人類已知的罪狀的帽子，卻運用著地方化的理由：波蘭或匈牙利的猶太人是原始的，但德國猶太人太狡詐……
納粹黨人在他們的宣傳中著意強調猶太人不值得人們同情，因為盡管他們僅占全人類總數的很小一部分，卻構成了一個具有巨大能力的危險群體。而這種宣傳，為針對一個假想敵的無情進攻打下了基礎。這種宣傳將猶太人們描繪成強大有力的假想敵，從而證明任何摧毀他們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人類天生對於無助者的同情在這裏沒有發揮作用，因為德國人和他們的黨羽多年一直堅信他們的受害者完全不是無助的，而是聚集成了一頭殘酷無情的怪獸——最好在它躥出巢穴，一口吞掉他們之前就砍下它的頭顱。
奇怪的是，即使悲劇性的現實已經證明了，納粹宣傳工具所製造的這種臆想的猶太人形象並沒有任何真憑實據，甚至顯然所謂“國際猶太陰謀集團”並不會帶來任何真正的危險之後，希特勒、戈培爾和希姆萊卻仍能維持他們的恐怖統治和謀殺。
恰恰相反，當這些“殘酷無情的猶太禽獸”在集中營走向死亡的時候，他們卻似乎從未表現出他們“殘酷無情”的一麵。
（順便提一下，即使在今天，那些在城市廣場中的抗議者並不滿足於高喊“懲罰以色列人”“審判戰爭罪犯”甚至“拜比（Bibi）[65]去死”，他們的口號是“抹平以色列”——這正是他們要做的。）
令人驚訝的是，希特勒指責猶太人組建陰謀集團並計劃控製世界——體現的正是潛藏在他自己內心中的把全人類帶到毀滅邊緣的那些傾向。斯賓格勒提出，反猶太主義是內在壓力向某個外在目標的轉移。而這難道不是斯賓格勒的理論的驚人例證嗎？
總之，這足以讓我們深入分析這個最著名的、也是最致命的反猶太主義的案例，從而在其中發現這個現象的所有永恒的、奇怪的和普遍的特征：本質上的矛盾、毫不中肯的斷言以及違背邏輯的概括。
反猶太主義與針對其他民族的仇恨的比較
如果我們把人們對猶太人的仇恨，與針對其他民族（比如吉普賽人）的仇恨相比較，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後者在普通民眾中激起的仇恨與反猶太主義完全不同。他們所激起的敵意僅僅突出了這兩個遭受仇恨的民族之間的區別。
吉普賽人是一個獨特的群體，人們有可能聲稱（無論是故意的還是錯覺和誤會）他們是危險的——他們拐騙兒童，他們滿身虱子，以及所有歸咎於一個外來的、疏離主流的群體的其他罪狀。與此不同的是，猶太人（至少二戰之前的德國猶太人）正因為他們融入了社會主流生活而體現出了一種挑戰；因為他們達到了創造和研究的最高標準；因為他們堅守舊時代的種種信條；因為他們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樣，具有各種各樣的政治觀點，有時甚至是相互對立的——但他們仍然與眾不同，並保持著他們的猶太傳統。
至於在美國和歐洲變得特別普遍的伊斯蘭恐懼症，德國律師及前外交部長克勞斯·費伯爾（Klaus Faber）在《耶路撒冷郵報》（Jerusalem Post）上撰寫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指出，總的來說，這些現象幾乎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直接結果，而且西方的集體意識將伊斯蘭恐怖分子與普通伊斯蘭教徒混為一談，所以它與反猶太主義沒有任何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