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民族對全人類的影響
科學與研究
除了罕見的天賦之外，愛因斯坦也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他的哲學對他的時代及其後的科學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絕不是誇大其辭。他頑固地相信，科學必須保持理性並追求樸素。
他證明了有可能通過一種創造性的獨特思想，一種構成了偉大的科學突破的思想，去實現對自然規律的準確理解。毫無疑問愛因斯坦對現代科學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如此，他也影響了普通人的思想。比如，我們更願意讓“專業”醫生看病，而不願意接受其他形式的療法，這應該歸功於上個世紀卓越的科學成就，讓我們已經漸漸習慣於科學手段的力量。
盡管愛因斯坦沒有成功地實現對宇宙的一致而全麵的數學預測（即所謂的“統一理論”），但任何具有常識的人都能夠理解他渴求實現他的願望。這也是許多人感到愛因斯坦的思維方式能夠指導我們的理由之一。
愛因斯坦最終被《時代》雜誌選為世紀人物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他並不是被一小批學術專家，而是由廣大的多學科的讀者所選擇的——他們感到愛因斯坦的思想對他們的人生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與愛因斯坦理論的基本原理完全相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開始就從有爭議的甚至違背基本直覺的觀點開始他的研究工作。
今天，許多心理學術語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表達方式，但在弗洛伊德介紹這些詞匯的時代，它們聽起來卻刺耳甚至荒謬。要不是弗洛伊德享有極高的學術聲譽，以及他的同事對待他的研究工作的嚴肅態度，人們很可能要用上很多年的時間才能了解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人類心理的特性。
我們難以衡量弗洛伊德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了多麽大的影響。“下意識失言”（Freudian slips）、“情結”（complex）、“潛意識”（subconscious）、“本能衝動”（id）和“自我”（ego）——所有這些詞匯都成為我們日常語言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弗洛伊德對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對滲透在我們意識和行為中的無形心理驅動力的認識是人類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今天對自身的理解與古人是完全不同的。現在的我們會考慮到弗洛伊德所揭示的種種情緒與力量。
弗洛伊德的研究引起了一場激烈的公眾爭論，並很快轉化成一場革命。在許多開明的國家中，人們在製定法律時會將心理因素考慮在內。
盡管在事實上，隨著現代心理學的發展，人們在深入研究弗洛伊德學說的過程中意識到他的很多觀點並不能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沒有人能否認弗洛伊德突破了傳統心理學的樊籬，並為其後的心理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弗洛伊德自己為後人反對他的學說鋪平了道路。
以色列物理學家和哲學家埃弗薩洛姆·伊利澤（Avshalom Elitzur）發表了一篇題為《靈魂的解放者：在心理分析運動中的猶太人和猶太信仰》（Liberators of the Soul: Jews and Judaism in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的文章。不出意料地，弗洛伊德在這篇文章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伊利澤寫道：
理解弗洛伊德的猶太信仰，以及他對於猶太信仰的態度是理解心理分析的發展的重要一點。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傳中寫道：“我出生於5月6日，摩拉維亞（Moravia）的弗賴貝格（Freiberg），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小鎮上。我的父母是猶太人，我也是一個猶太人。”
在他的作品《心理分析之異議》（Objections to psychoanalysis）中，他總結道：“最後，盡管作者抑製著他的情感，但請允許他質疑——雖然他一直沒有試圖隱瞞他的猶太血統，但他的猶太身份是不是這個世界反對心理分析的原因之一。這種說法僅僅適用於極少數的情況，但不幸的是，我們已經變得如此多疑，從而無法想象這個事實原本沒有任何意義。心理分析的第一位代表者是一位猶太人，這也許並非巧合。為了宣稱他對於心理分析的篤信，卻需要一定程度的堅強意誌讓他甘於接受自己孤身奮戰的命運。猶太人遠比其他民族更多地體會到了這種命運。”
其他兩個與弗洛伊德一樣被視為現代心理學之父的心理學家是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和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這兩位為心理學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心理學家也都是猶太人。他們所作出的貢獻並不僅僅局限於理論研究，也包括臨床實踐和治療。
阿德勒原本是弗洛伊德私底下的好友，但由於兩人關於心理分析的觀點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而最終分道揚鑣。而弗蘭克在納粹集中營中度過了多年時光，這些經曆加強了他的職業信念和猶太民族認同感。
除了這三個人以外，還有許多猶太人也參與了這場社會與專業領域的變革。這場變革改變了心理學從屬於哲學的地位，使它成為了一門獨立學科並一直發展到今天。
在研究者史蒂文·J.哈格布盧姆（Steven J. Haggbloom）所公布的二十世紀100位最優秀的心理學家中，有39位是猶太人。在這些人中，我們發現了著名的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理論學者埃裏希·弗羅姆（Erich Fromm）以及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後者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兒，也是他學術觀點的繼承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們時代美國著名的精神病學家之一，亞伯拉罕·特沃斯基（Abraham Twerski）拉比。他既是賓夕法尼亞州精神病院院長，也是一位富有影響力的作家，撰寫了很多猶太書籍。他所撰寫的關於個人心理成長的係列書籍《12步》（The 12 Steps），影響了美國的心理治療手段的發展也為他帶來了盛譽。這本書同樣基於著名的猶太原則。
在“一個聰穎而睿智的民族”一章中，我們不僅有著對猶太智慧主題的反複思索，而且看到猶太人在科學舞台上有著璨若星辰的存在。直到今天，他們對人類科學的發展仍然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最顯著的影響在於思想上。對有史以來社會和道德思想發展史的探索展現出巨大的猶太影響，尤其在哲學範疇。在“猶太哲學家”這個命題之下，列出了眾多出類拔萃的猶太哲學家，從亞曆山大的斐洛到伊曼紐爾·列維納斯。他們都對從古至今人類社會所向往的理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受到猶太文化巨大影響的領域還有數學、天文和醫藥。
在數學領域，歸功於猶太人的創新精神與邏輯思維能力的結合，從而實現了巨大的突破。同樣因為這些素質，如果沒有猶太人從古至今的貢獻，人們難以想象現代天文學的發展，正像當今美國的卡爾·薩根（Carl Sagan）[59]對這個重要領域作出的貢獻。
猶太醫生，尤其是邁蒙尼德，對於現代醫學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在幾百年中，邁蒙尼德的醫學著作一直被人們視為醫學權威，尤其是在東方國家。
每個時期都有著一些傑出的猶太醫生，從阿薩夫·哈魯費（Asaf Harofeh）到小兒麻痹症疫苗的發現者喬納斯·索爾克。我們在他們中可以找到希斯代·伊本·沙普魯特（Hasdai ibn Shaprut）、艾薩克·本·所羅門·哈-伊斯列（Isaac ben Solomon Ha-Yisraeli）、薩布泰·多諾羅（Shabtai Donolo）、奧瓦迪亞·斯福諾（Ovadia Sforno）拉比和霍亂疫苗的發現者莫德凱·沃爾夫·哈夫克伊納。這些人都是他們時代的偉大醫生，除了行醫問藥之外，他們還培養了眾多非猶太醫生。
這些醫生理應獲得巨大的成功，因為不像他們的同行，他們依靠著他們縝密的邏輯思維，而不是巫術或其他迷信。
在我們的時代，我們能夠指出疫苗的研究和發現者喬納斯·索爾克和莫德凱·哈夫克伊納，以及癌症研究領域的革新者史丹利·科恩（Stanley Cohen）和麗塔·列維-蒙塔爾奇尼（Rita Levi-Montalcini）。科恩和蒙塔爾奇尼共同獲得過諾貝爾生理學獎。
哲學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於艾薩克·牛頓爵士誕辰300周年之際在劍橋大學進行了一次演講。在這次演講中，他全麵探討了邁蒙尼德的《解惑指引》（Guide to the Perplexed）一書對牛頓的科學思想的決定性影響。他的結論是，牛頓思想從猶太文化中的汲取要比已知的多得多。他最後甚至聲稱牛頓“不過是邁蒙尼德學校裏的一位猶太一神論者。”
邁蒙尼德最偉大的哲學作品《解惑指引》，不僅對牛頓，也對當時牛頓的對手戈特弗裏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萊布尼茨在他的著作中引用邁蒙尼德的話，並且在他所追尋的哲學軌跡中非常頻繁地引用《解惑指引》中的陳述。
天主教會的傑出創立者之一托馬斯·阿奎奈（Thomas Aquinas）以亞裏士多德的哲學觀點為基礎，發展了自身的哲學體係。歸根結蒂，作為亞裏士多德最權威的注釋者，邁蒙尼德的作品給予阿奎奈很大幫助。
在人類的早期曆史中，猶太哲學家亞曆山大的斐洛嚐試把希臘哲學和猶太哲學融合在一起。他對後人的宗教哲學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許多研究者認為他是天主教神學體係的奠基者之一。
文化與藝術
眾所周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會受到他們時代藝術的影響，也會受到他們所居住環境文化的影響。有趣的是，古猶太藝術作品本身對藝術和雕塑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在歐洲。
古壁畫，廣泛分布於中東猶太人定居地，帶動了西方類似藝術創作的興起。研究者認為，許多具有宗教主題的天主教早期畫作都是對猶太藝術作品的模仿。不僅如此，猶太聖經毫無疑問一直作為創造性靈感的最廣泛源頭。在一千多年中，聖經故事一直激發著無數藝術家和雕塑家的靈感。
阿拉漢姆·伊本·伊斯拉（Avraham Ibn Ezra）拉比的詩歌是他的時代的全人類的文化財富。在接下來的一代人中，莫舍·恰伊姆·盧紮托（Moshe Chaim Luzzato）拉比的作品直到今天仍然被作為猶太宗教界的研究對象；而他的兄弟塞繆爾·戴維·盧紮托（Shmuel David Luzzato）則被公認為他的時代最偉大的詩人。
像塞繆爾·哈納吉德、耶胡達·哈納吉德（Yehuda Hanagid）和塞繆爾·伊本·蒂馮（Shmuel Ibn Tivon）這些作家和譯者，在他們時代阿拉伯國家的神學家中占據著傑出的地位。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是猶太人。他被公認為近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並對現代文學風格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德國頂尖哲學家之一、作家和詩人海因裏希·海涅也是猶太人。
著名的意第緒語作者艾薩克·巴基維基·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描寫歐洲猶太人的生活。他的書成為全世界的共同財富（盡管它們具有反宗教的風格）。
今天，富有影響力和為人們所熟知的猶太作家包括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和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在美國，僅僅過去的一百年中，我們就擁有像艾瑪·拉紮勒斯（Emma Lazarus）、菲利浦·羅斯（Philip Roth）、諾曼·梅勒（Norman Meiler）、J.D.塞林格（J. D. Salinger）以及索爾·巴洛（Saul Bellow）等文學巨匠，這還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莎士比亞時代生活在意大利曼圖亞（Mantua）的猶太劇作家耶胡達·索默（Yehuda Sommo），寫下了著名的散文《藝術舞台上的對話》（Dialogues on the Art of the Stage）。這篇包羅萬象的文章被認為是這方麵的先驅作品之一。索默也寫下了劇本《訂婚喜劇》（Tzachut Bedichuta d’kiddushin）。這幕關於婚姻的喜劇據說影響了莎士比亞的著名劇作《錯誤的喜劇》（A comedy of Errors）。
在他的《藝術舞台上的對話》中，他斷言《聖經》中大部分采取對話形式的《約伯記》（Book of Job）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劇本，並在後來成為希臘戲劇的基礎。
以色列作家和劇作家丹·阿爾瑪戈（Dan Almagor）多年來一直在戲劇領域進行鑽研。他在多篇文章中稱，從專業角度來說，索默是對莎士比亞影響最大的人之一。而其他猶太人或猶太文化也對莎士比亞產生了影響。
鑒於中世紀處於猶太文化的低潮期，這些事實就顯得更加有意義，因為隻有傑出的藝術才能才允許他們突破這個障礙。
而在上個世紀，對文化和藝術產生深遠影響的猶太人有著無與倫比的巨大數量。
早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和平時期，猶太人就在繪畫、寫作、詩歌和戲劇等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華沙和克拉科夫（Krakow）這些城市中的猶太藝術創作達到了頂峰。猶太小提琴家、鋼琴家和歌手充斥了歐洲最大城市的音樂廳。
隨著猶太人向美國的大規模移民，猶太人很快在音樂人、作家和各個娛樂領域中找到了他們的位置。
盡管沒有確鑿的證據，但很多人懷疑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現代電影的奠基者之一，也具有猶太背景。
政治影響
在整個人類曆史中，猶太人對政治的直接影響是非常有限的，事實上幾乎不存在。因此，當我們發現在一些特殊情況中，他們常常能夠設法影響重大政治決策時，這不能不令我們驚訝不已。
為了理解這個現象，我們必須首先注意一個必要的細節——猶太人尤其因他們的誠實以及個人和政治上的忠誠而聞名。許多國王都會讓猶太人成為他們內閣顧問中的一分子，並聽取猶太人的建議。由於曆史環境原因，猶太人往往被視為中立派，因此統治者相信他們沒有理由參加宮廷內部的對立派，更不可能加入外部的敵人。
“宮廷猶太人”無數次擔當了統治者唯一能夠托付的最謹慎的角色。有時，統治者更依賴於猶太人的忠誠，而不是他們最親密的皇親國戚，因為後者中常常會出現叛徒。
《聖經》所記載的《以斯貼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中猶太人的出現引起了一起政治騷亂，結果僅僅是加強了猶太人作為國王最信賴的顧問的地位，而在後來的猶太曆史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
在以斯貼和末底改時期的大約一千年後，古波斯帝國經曆了一場巨大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猶太人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尤其在公元三世紀到七世紀的薩珊王朝，猶太人對國家政策的影響超越了他們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們在人口中的比例。國王們根據宮廷猶太人的建議發動巨大的戰爭。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領導者，被稱為“獅心王理查”的英國國王理查一世，因為與英國猶太人的良好關係而聞名。有人說，他尤其受到了一位猶太拉比的影響。這位拉比也是他的心腹朋友之一。在接下來的千禧年中，我們幾乎可以在東方國家和歐洲國家的每個宮廷中找到猶太人的身影。這些猶太人大多數都會利用他們的影響力去改善他們時代的猶太人的生活境遇，其中一些人自身也成了政治家或者國王的親信。
一位猶太人無疑間接地喚醒了歐洲的改良運動。1504年，一位叫做約翰內斯·普菲弗科恩（Johannes Pfeffercorn）的叛教者，得到天主教會的重要領袖雅各布·馮·胡格斯特拉坦（Jacob van Hoogstraaten）的支持，勸說馬克西米利安皇帝焚毀猶太書籍，尤其是《塔木德經》及其注釋。然而，能流暢閱讀希伯來文經卷的著名學者約翰·盧希林（Johann Reuchlin），最早的人文主義者之一，充分地運用他的影響力阻止通過這樣的法令。這讓他招致多米尼加人的怨恨，並對他發表了嚴厲的譴責。作為回應，盧希林竭盡所能撰寫了一係列措詞激烈的抗辯書。這場論戰激發了一場關於天主教會的權威和地位的公開爭論，從而推動了宗教改良運動的車輪。
新教改革的標誌性領袖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本人，最初便是運用猶太人的主題作為他反對教會的基礎。他的很多論述都是圍繞這一主題的。而後期，路德卻轉變為最徹底的反猶太主義者，盡管如此，猶太問題仍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影響著他。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猶太人不知不覺成為貴族與舊政體的反對派之間爭論的焦點之一，盡管事實上大多數猶太人並沒有任何政治立場。他們與政治完全沒有關係，隻是想要繼續生活在他們世代生活的地方。
曆史學家澤利格·謝奇諾維茨（Zelig Schachnowitz）在納粹大屠殺之前生活在立陶宛和德國。他所撰寫的《來自西方的光芒》（Light from the West）中對這種荒唐的情況進行了一個有趣的預測。他引用了一封虛構的信件，但其中內容卻來自於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位法國貴族寄給德國猶太拉比的真實信件：
法國的風猛烈地吹著……許多人在爭論猶太問題。盡管在法國的猶太人數量很少，而且他們不值一提的人數對法國公眾的生活毫無影響……毫無理由把他們放在爭論的前沿。一項特別法令對他們的事務做出規定，他們享有幾項權利。猶太人勉強接受了這些權利，而沒有提出過多的要求。
然而，盡管他們不情願，卻仍然是爭論的話題。他們就像皮球一樣被兩個對立的法庭拋來拋去。但他們，僅僅尋求安靜地生活在他們的角落裏的願望，便構成了激怒公眾的基礎。
成為矢誌革命的群眾的口號——這就是猶太人的命運嗎？
作者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在每一個曆史的轉折點，這個問題都會出現。在群眾容易被激怒的時候，猶太人往往發現自己不知不覺中成為了平衡的砝碼，可是這常常會損害猶太人自身的利益。
納粹大屠殺之後，猶太人與政治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又掀開了新的篇章。
從那以後的幾十年中，猶太人對政治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也許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無法媲美的。在專門論述猶太成就的一章中，我們會介紹猶太人在世界政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並專門利用一個章節介紹猶太人在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功。
猶太人對社會進程的影響猶太的產物——文明
從古至今，猶太文明對文化價值和道德觀的影響是巨大的。比如，人們普遍認為，猶太人的安息日就是今天被各國文化所廣泛接受的休息日概念的來源。
然而猶太人的影響並不僅限於此。
事實上，人類的一個群體，猶太民族，在他們的生活中證明了《聖經》的道德觀那樸素有力的理想。這個事實的巨大重要性是眾所周知的。在這個過程中，猶太人成為了這些抽象道德思想的活生生的榜樣。沒有這些榜樣，所有這些理想就不過是空洞的烏托邦的表達。
天主教徒重視正義，最突出的思想是“有人打你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給他打”。然而，它很快淪為在現實生活中無處可尋的空洞口號。那些普世觀點傳達的公平與自由，替代了它們的位置，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於古猶太人的觀點，《聖經》的公平和先知們所教導的道德觀。比如，美國的創立者們意識到古猶太人對個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重視，從而把自己視為新猶太人。
猶太人是新趨勢的先驅
事實上，我們已經意識到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在精神上與猶太教是如此接近，並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理想。
人們為什麽不否認這一點？也許是因為這種聯係顯而易見、無法隱藏。另一方麵，兩大宗教都聲稱它們是猶太教的正統繼承者，而它們也聲明它們的出現是造物主的意誌。同時，他們已經改變了他們的主張。這個改變是何時發生的呢？根據最早的新約福音書作者的意思，這個改變來自於聖徒保羅（而不是人們所認為的耶穌。與我們時代的天主教徒的想象大相徑庭的是，耶穌是一個虔誠的猶太人。事實上，按照今天的標準，他更像是一個極端正統派的猶太人，而不是一位普通天主教徒）。根據《可蘭經》，這個改變來自於穆罕默德所收到的預言。
這難道不是一個心理學上的奇跡嗎？在大多數人類都擁護猶太教理想的時代，許多猶太人本身卻已經厭倦了它們。
猶太人保持猶太信仰的方式值得人們關注，但他們不僅為這個世界帶來了這一點：猶太人是最早相信唯一真神的人類群體，並把一神論的教義傳播給其他民族，而在遠古時代，一神論的傳播遠遠談不上受人歡迎，甚至是非常危險的。
在那個絕大多數人都狂熱地支持具有魔法的物質元素控製著宇宙的宗教理想時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信仰唯一真神者那勇敢的獨創性。在這樣的曆史環境中，這種並非肉體凡胎的唯一真神的信仰是一種突破，卻必然被偶像崇拜者視為異端邪說。
在這個信仰群體中，亞伯拉罕——傳播崇高真神思想的第一個人，出現了。他所信仰的神，是無法用感官去感知的，而隻有通過思想和符合邏輯的冥想才能了解上帝的存在。
以下這個亞伯拉罕和神像的故事證明了這一點：
亞伯拉罕的父親他拉是做神像的人。有一次，他出門辦事，讓亞伯拉罕替他看店。有人來想買一尊神像。亞伯拉罕問他：“你多大了？”他回答：“我五十歲。”亞伯拉罕說，五十歲的人卻膜拜僅僅用一天工夫做成的神像，悲劇會降臨在你身上的。這個人尷尬地離開了。
另一個人走進店裏，問他：“你有神像要賣嗎？”亞伯拉罕對他說：“你想買哪種神呢？”
“我是一名武士，給我一尊像我一樣的武神……”其後，一位寡婦走進門來：“亞伯拉罕，我是一個窮苦的女人。給我一個像我一樣的窮苦神……”
接著，一個女人拿來一碟上好的麵，讓亞伯拉罕把它放在神像前麵。
亞伯拉罕站起來，拿起一根棍棒，打碎了神像，然後把棍棒放在最大的神像的手裏。他的父親他拉回來之後，問亞伯拉罕是誰打破了神像，亞伯拉罕回答他：“我怎麽能向你隱瞞真正發生的事情呢？原來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碟上好的麵走進來，讓我把它放在神像前麵。這個神說：“我要先吃。”而那一個說：“不，我先吃。”結果最大的神像站起來，打碎其他所有的神像。
他拉對他說：“你在開玩笑嗎？神像才不會這麽做！”
亞伯拉罕回答：“讓你的耳朵聽聽你的嘴在講什麽。”
他拉抓住亞伯拉罕，把他帶到寧錄王麵前。
寧錄王對他說：“拜火。”
亞伯拉罕回答：“水能熄滅火焰，我該拜水。”
寧錄王對他說：“那就拜水。”
亞伯拉罕說：“我該膜拜帶來水的雲彩。”
寧錄王說：“那就拜雲。”
亞伯拉罕說：“我該膜拜移動雲的風。”
寧錄王說：“如果這樣，那你就拜風吧。”
亞伯拉罕說：“我該膜拜能夠抵擋風的人。”
寧錄王說：“你試圖用言語來取笑我，我隻拜火，而我要把你扔到火裏，讓你所膜拜的真神來救你吧。”
於是亞伯拉罕走進炙熱的火爐而得救。
（摘自《米德拉什》）
在文化舞台上的猶太活動家嬉皮士、易皮士和雅皮士[60]
今天很多人可能都沒有聽說過傑裏·魯賓（Jerry Rubin）這個名字，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美國，這個名字代表著文化活動的最前沿。魯賓是美國社會鬥爭的領袖之一，而他的名字常常與人權鬥爭聯係在一起——為黑人爭取平等權利、積極反對越南戰爭、反毒品和反政府行為的立法。
在美國，這些“花童”——嬉皮士，用華麗的辭藻談論著世界和平，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談論著無政府主義和個人自由。而魯賓名列嬉皮士領袖中的首位。在嬉皮士意識形態的環境中，許多猶太年輕人有著無拘無束的感覺，但這對於傑裏·魯賓還不夠。他並沒有其他嬉皮士標誌性的懶惰和缺乏責任感，魯賓後來充分發揮商業直覺（他是蘋果計算機公司的早期投資者），並努力工作。
在一個特定的階段，他創造了“雅皮士”這個詞匯（年輕的城市職業人群）。它代表著良好地融入勞動力但能夠追求自由，具有不羈的個人生活並往往支持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鬥爭。
嬉皮士運動開始時的另一位領袖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是魯賓私底下的好友，但卻在意識形態上與魯賓有分歧。他與魯賓一起創立了年輕的國際激進組織“易皮士”。多年以來，霍夫曼和魯賓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描述他們之間意識形態的不同，盡管事實上他們仍然是朋友。
霍夫曼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激進反對者，他將自己描述成一位猶太戰士。在他組織的一次獨特抗議活動中表現出了他的猶太頭腦：他和一些朋友來到華爾街的紐約證券交易大廈，並一起走上交易大廳上麵的遊客走廊，扔下了許多美元鈔票。嗜錢如命的證券經紀人紛紛撲向這些鈔票，交易所頓時大亂，證券交易一度被迫中止。資本主義的貪婪暴露無遺，而霍夫曼和他的朋友們則慶祝他們的勝利。
這個故事的諷刺性在於，鬥爭兩方的陣營中都有猶太人的存在：許多華爾街的經紀人，以及霍夫曼和他的朋友，都是猶太人。這再一次表明，猶太人能夠狂熱地支持相反的觀點，因為猶太人從來不會對某種特定的理念達成一致意見——但無論在任何陣營中，他們總會成為其中卓越不凡的一支力量。這正是猶太民族的特性。
在嬉皮士文化的意識形態中，霍夫曼和魯賓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嬉皮士文化對美國社會以及西方社會整體有著巨大的影響。在1969年嬉皮士運動中產生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今天被視為世界搖滾樂的象征。盡管事實上嬉皮士僅僅是社會中的少數人群，但他們的思想和抗議聲傳遍了社會的每個角落。
我們在他們中能發現現代社會奠基者的身影。在以色列，爭取公民權利、和平與平等的政治運動正是從當時被視為極端的嬉皮士運動中汲取力量的。
丹尼·萊·拉夫（Dany le Rough）
《猶太家族》周刊（Mishpacha Jewish Family Weekly）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一場有趣的衝突。在這場衝突中，猶太人的兩大力量——猶太天才和猶太理想主義產生了碰撞。
被采訪者，埃弗賴姆·沃瑟弗吉爾（Ephraim Wasserfogel）博士是一位嚴格遵守猶太教義的猶太人。他談起自己擔任雷諾公司副總裁的經曆。歸功於沃瑟弗吉爾自己的才華，讓他能夠躋身於歐洲汽車工業的第一梯隊之中。今天，他作為布萊特威視覺有限公司（Brightway Vision）的首席執行官，仍然在汽車領域的先進技術方麵有所涉及。
四十年前，沃瑟弗吉爾發現自己受到了另一位著名猶太人的正麵攻擊。正因為這位猶太人與法國汽車工業的無情鬥爭，讓他經常登上當時的頭條新聞。丹尼爾·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當時被人們稱為“丹尼·萊·拉夫”（因為他“左傾”的政治立場以及他頭發的顏色），是與戴高樂將軍領導的法國政府相抗爭的學生聯盟當之無愧的領導者。
1968年5月，一場學生運動導致了全法國大罷工。警察和軍隊徒勞地試圖驅散抗議者。政府最終設法恢複了秩序。人們發現，這場運動背後的推動力量正是丹尼·萊·拉夫。萊·拉夫被法國驅逐，不得不來到德國。現在他已經當上了歐洲議會的綠黨主席。他的意識形態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盡管更錯綜複雜的政治路線已經為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萊·拉夫運用各種可能的手段與他所感到的不公正行為進行戰鬥。其中的一次抗議活動就在巴黎的雷諾公司門前，而當時雷諾公司的首席代表就是埃弗賴姆·沃瑟弗吉爾。
丹尼爾·孔-本迪與埃弗賴姆·沃瑟弗吉爾所選擇的不同生活道路的對比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具有曆史性的諷刺。這突顯了當時猶太人已經占據著世界趨勢的領導地位這一事實。
由奧夫雷·伊蘭尼（Ophrey Ilani）為以色列報紙《國土報》（Haaretz）撰寫的發表於1968年“五月風暴”四十周年之際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在最近幾周法國媒體所刊登的文章中，革命領袖的名字一次次地出現，其中有丹尼爾·孔-本迪、雅克·索瓦吉特（Jacques Sauvageot）、皮埃爾·高曼（Pierre Goldman）、安德烈·格魯克斯曼（Andre Glucksmann）、丹尼爾·本賽德（Daniel Bensaid）、南森·溫森托克（Nathan Weinstock）和本尼·列維（Benny Levy）。
唯一極特殊的情況是報道中提到，事實上大多數學生領袖都是猶太人——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自納粹大屠殺中被滅絕的家族。法國人的一個笑話表現了猶太人在最左翼組織中的大量存在：“為什麽革命的共產黨聯盟在開會時不用意第緒語？”回答是：“因為本賽德。（丹尼爾·本賽德也是猶太人，來自北非）在學生組織的12位領導者中共有11人是猶太人。”
伊蘭尼也引用了開放大學的亞伊爾·奧朗（Yair Oron）的觀點：“在學生運動的領導層中，猶太人的數量非常多，就像法國人在猶太運動中看到的一樣多。”
與他的兄弟加布裏埃爾·孔-本迪（Gabriel Cohn-Bendit）合作，丹尼爾·孔-本迪撰寫了《過時的共產主義：左翼的更替》（Obsolete Communism：The Left Wing Alternative）一書。許多曆史學家認為這本書對當今社會主義運動以及其他反政府趨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綠色和平組織之父
綠色和平組織是世界上最大的環境保護國際組織。它運用非常規的手段，有些手段目前仍在爭議中，並通過製造摩擦來實現它的目的。
通過對這個組織的曆史以及創立過程的簡單了解，我們會發現猶太人的行動精神正在日以繼夜地發揮著作用。
一切起源於一次阻止地下核試驗的運動。歐文·斯托（Irving Stowe），來自普羅維登斯的羅德島的猶太人，畢業於耶魯大學，與他的妻子多蘿西以及其他活動者一起成立了名為“別興風作浪”（Don’t make waves）的組織，作為抗議產生衝擊波和強地震的深層地下核試驗的聯盟。後來，這個組織的名稱改為綠色和平組織，而斯托則成為“綠色和平組織之父”。在記者雷克斯·維勒（Rex Weyler，他本人也是綠色和平組織成員）撰寫的《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一書中，第一章專門介紹歐文·斯托和多蘿西·斯托。
斯托在1974年去世，但直到今天，他所成立的組織一直活躍著，並有著國際性的聲譽。它擁有三百萬成員，每年的預算達到數百萬美元。著名的美國猶太社會學家托德·吉特林（Tod Gitlin）現在是這個組織的主席。
猶太人與民權運動
不像路易斯·法拉漢（Louis Farrakhan）和耶利米·賴特（Jeremiah Wright）教士這些黑人領袖所表達的反猶太言論，或在布魯克林黑人與猶太人之間發生的暴力衝突給予人們的印象，事實上，猶太人與黑人在美國民權鬥爭的框架中有著積極的合作關係。
除了黑人，猶太人是最早在美國參與爭取公平權利運動的族群。薩繆爾·雷伯維茨（Leibowitz）律師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最早參與這一事業的律師之一。他作為一個美國猶太人，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將大量時間用於黑人青年的法律保護工作。其後，大約一半為黑人鬥爭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都是猶太人。
許多猶太活動家與非暴力鬥爭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博士一同前行。他們中的傑出人物有亞伯拉罕·約書亞·希斯喬（Abraham Joshua Heschel）拉比，他與馬丁·路德·金一起遊行的照片成為這場抗爭的象征之一。馬丁·路德·金在1968年被暗殺。僅僅幾天前，他還在希斯喬拉比的家裏參加慶祝逾越節的家宴。猶太婦女檔案網站（www.jwa.org）提供了幾十位參與黑人權利鬥爭的傑出猶太女性的名字。其中的一些人冒著失去名譽和社會地位的風險參與了這個活動。
密西西比州舉行的“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運動，是為了盡可能多地為黑人登記選民權利。在這次活動中，有一半活動家是猶太人。其中一些猶太人甚至在一次抗議活動中與馬丁·路德·金博士一同被捕。
在馬丁·路德·金被暗殺之後，人們設立了一個特別項目，讓黑人學生能夠進入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學習。這是一個猶太人投資的大學，其校徽中帶有希伯來語“真理”（Emeth）一詞。順便提一下，兩位著名的布蘭迪斯大學的畢業生在民權鬥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
三個大型猶太組織——美國猶太代表大會、美國猶太委員會和反誹謗聯盟——積極推進美國人權問題的解決。
此外，著名的法國猶太法學家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勒內·卡森，是聯合國《人權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革命的基因
諾奇·溫伯格（Noach Weinberg）在一次演講中深入探討了傑出的猶太人物所共同具有的基本點。
溫伯格拉比說：“在二十世紀，三位猶太人徹底地改變了這個世界：馬克思、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這三位猶太人都渴望改變世界……盡管難以把弗洛伊德想象為一名革命者（以我們對這個字眼所熟悉的定義），愛因斯坦和馬克思也一樣。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的理論事實上都是革命性的，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我們注意到，科學家們會先提出一個論點，以這個論點為出發點，構建理論體係，取得新的發明和突破。而這三位著名的猶太人所提出的論點是非常激進和高深的。在他們開始調查他們的論點是否具有紮實的基礎之前，就確立了非常深遠的目標。這是猶太人革命精神的本質，而溫伯格拉比認為這一點幾乎是世界上傑出的猶太人存在的基礎。
太多時候，在所有為特定的社會事業而奮鬥的名單中，我們會看到猶太人位居榜首。雖然許多人是為了既定的利益而加入這些事業，但猶太活動家們卻往往有著不同的原因。
這並非叛逆感，而是相信某種新的事物即將出現，並且渴望在一個良好的時機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這正是他們的動力。
這種對於最終真理的追求正是推動堅定的理想主義者前進的動力。我們發現猶太人中的這種探求熱情在二十世紀達到了頂峰。
“猶太人想修正這個世界，”溫伯格拉比說。“這推動他們邁出前進的每一步。猶太人不可能袖手旁觀、偏安一隅。他們渴望超越，也被這種渴望所推動……一個猶太人必須找到一種方式讓自己得以進步，讓人類得以進步。”
至於“如果猶太人不存在，這個世界會有什麽不同”這個問題，溫伯格拉比帶領我們回顧了印加文明、巴比倫文明和成吉思汗的曆史。
“人們相互殺戮。如果烏幹達出現饑荒，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就會趁機攻擊它。如果希臘出現饑荒，沒有人會在乎它。沒有人會給希臘人送去救濟糧食。火山噴發、颶風襲擊，這些都是侵略的機會——對於那些無法保護自己的人本身，順其自然並攻擊他們。如果沒有猶太人，世界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換句話說，猶太人為這個世界帶來了道德和相互之間的責任感。通過這些言論，這位虔誠守經的溫伯格拉比就變成了一位令人驚訝的人，他狂熱地支持著完全來自於地球另一麵的大量激進的觀點。
美國猶太曆史學家、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大學的曆史係教授尤裏·斯萊茨肯（Yuri Slezkine）撰寫了一本有趣的書，叫做《猶太世紀》（The Jewish Century）。他的主要觀點是，猶太人是二十世紀大規模社會變革的象征。斯萊茨肯寫道：“二十世紀是猶太時代，因為現代化把每一個人都變成了城市的、移動的、受過教育的和表達流暢的人，具有智力上的複雜性……換句話說，現代化，把每一個人都變成了猶太人。現代是猶太時代，而我們每一個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猶太人。”
一些農民和君王做得比其他人好一些，但沒有人能比猶太人自身更像猶太人。在資本主義時代，他們是最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在戰亂的時代，他們是最富有經驗的流亡者；而在專業時代，他們是最熟練的專業人員。一些最古老的猶太專長——貿易、法律、醫藥、文案翻譯和文化思索——都成為了所有現代職業最基本的（也是最具猶太性的）組成部分。通過成為具有典範性的古人，猶太人已經成為了具有現代性的現代人。
在《評論》（Commentary）雜誌上，由作者希勒爾·哈爾金（Hillel Halkin）撰寫的一則書評中，他指出：“（斯萊茨肯）提出了一個不同的問題：猶太人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處處取得卓越的成就，而在多次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中，尤其是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它所構建的蘇維埃社會中，猶太人同樣取得了傑出的成功，他們是怎麽做到的？我們又怎麽解釋，按我們所能運用的任何統計指標來衡量，猶太人遠比其他任何民族，在這兩個對立的社會進程中實現了更出色的成功？”
事實上，在這對立的兩端中有著一條無形的線，那就是事實上猶太人在他們所選擇的每條道路上都是傑出的——無論是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或者甚至是無政府主義。
猶太人的確是成功的
綜上所述
……如果統計數字沒錯，猶太人的數目還不到人類總數的1%，就像迷失在燦爛銀河中的一顆黯淡朦朧的星塵。他們本應該默默無聞，但他們卻經常成為人們的話題，受到人們的關注。他們就像這個星球上的其他任何民族一樣優秀，而他們在商業上的重要性遠遠地超越了他們民族規模上的渺小。而他們對這個世界在文學、科學、藝術、音樂、金融、醫藥乃至其他深奧研究領域的偉大人物名單所作出的貢獻，同樣超越了他們人數的稀少。從古至今，他們用被縛在身後的手臂與這個世界奇跡般地戰鬥。他們可能會自誇炫耀，但他們的確有理由這樣做。
埃及人、巴比倫人和波斯人的振興，讓這個星球上充滿了喧囂和色彩，但隨之如夢幻般凋萎、消逝了。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步他們的後塵，演奏出浩大的樂章，然後消逝而去。其他民族崛起，一時高擎他們手中的火炬；但火炬燃盡，他們現在或靜坐於暮色之中，或已然消逝無痕。猶太人見證了他們的每一次興衰，與他們每一次的戰鬥，而現在他們卻一直沒有顯現衰敗的跡象——沒有年老的墮落，沒有機體的衰弱，沒有精力的遲緩，沒有進取與警惕之心的遲鈍。萬物皆有興亡，除了猶太民族。所有的力量都逝去了，但他們卻留存下來。他們不朽的秘訣是什麽？
（馬克·吐溫，《論猶太人》，哈珀爾雜誌，1899年刊）
在談論猶太人的智慧和猶太人對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貢獻時，我們需要銘記的是大多數值得一提的事跡都發生在近現代。這是因為隻有獲得了公平的環境，猶太人的智慧和天賦才有可能突顯出來。
我們發現猶太人作出卓越貢獻的年代都是猶太人具有宗教自由和人權的時代。邁蒙尼德獲得了巨大的榮譽，應該歸功於他作為蘇丹王的禦前醫生。那個時代的猶太人享受著引人注目的自由。正是由於荷蘭政府在其領土內對猶太人的保護，才讓斯賓諾沙得以發展他的哲學體係。
如果猶太人有機會參與人類擴大知識圈的努力，很難想象猶太人的影響會達到什麽程度。可能很多人類成就都會提前幾百年實現。
中世紀狹隘的偏見和仇恨並沒有阻礙猶太民族在精神世界的繁榮發展。恰恰相反，許多猶太學術思想中最偉大的作品都在這個時期得以完成，盡管由於政府當局對猶太書籍的焚毀，而偶爾缺乏所需要的書籍。那些在對猶太人的仇恨中受到最大損失的恰恰正是那些敵視猶太人的民族自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猶太人在很大程度上為世界文化的人性尊嚴、個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哲學體係作出了巨大貢獻。如果說人類能早一些倡導這些在今天看來不證自明的理念，那麽人類將在社會與科學兩個方麵提前擺脫長期的蒙昧狀態。
最好的例證便是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他們並不歡迎他們偉大的猶太科學家，其中的傑出人物有愛因斯坦等。德國人迫害他們，焚毀他們的科學著作。今天，德國在他們的宣傳中提到愛因斯坦的名字，但已經太遲了（就像小冊子《五十顆德國之星》，或幾年前由德國政府舉辦的“你就是德國”活動）。
愛因斯坦親自描述了他對於猶太人在這個領域中的貢獻的看法。在一次接受法國報紙采訪時，他說：
那些人，妄圖借助這個國家的權力和武力手段來推行他們所聲稱的相互理解和個人自由的理想，卻最終恰恰讓我們成為他們的敵人。曆史讓我們（猶太人）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隻要我們仍然作為真理、正義和自由的全心全意的仆人，我們不僅能夠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延續下去，而且我們將繼續通過創造性的工作而產生價值，從而為全人類的進步作出貢獻。
猶太人也奉獻
即使那些懷疑所有反猶太言論的人也會相信在猶太成功的背後有著經濟動機，而取得巨大經濟成功的猶太人的龐大數量似乎也證明了這個觀點。事實上，猶太人的確是精明的商人。
但曆史上，無論是近代還是古代，卻都提供了大量的反證。
在西班牙，猶太人曾經有著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但在隨後的大驅逐中，許多猶太人寧願放棄他們的巨額財富成為流浪者，也不願意改宗天主教。
發現了幾乎能夠根除小兒麻痹症的疫苗的美國生物學家喬納斯·索爾克原本可以為他的發現申請專利並獲得巨額財富。這種疫苗為美國節省了數百萬美元，沒有人會質疑他為疫苗收取費用的權利。然而，索爾克決定仍然靠自己的薪金度日，而不要求任何回報。他後來建立了索爾克生物研究院。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把他的姓名、肖像和作品的使用權都捐贈給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而沒有把這些留給他的子孫後代。行醫並根治了霍亂和印度瘟疫從而致富的莫德凱·哈夫克伊納，把他的全部財富捐給了歐洲的猶太法典學院。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醫生和科學教授阿爾伯特·沙茨（Albert Schatz）。他作為一位社會主義者投身於集體化的理想，並沒有試圖借助自己的醫學發現而發財，而是滿足於自己的薪金。出於對這一理想的深深信仰，沙茨常常自願定期到他家附近的一家集體性工廠打磨刀具。
自由軟件運動之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是猶太人。許多計算機用戶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免費下載軟件，他們可以問問自己在這種免費技術的傳播背後是什麽。盡管其中一些免費軟件是基於一種商業導向模型，但仍然有很多免費程序是因為開發者相信他們的工作是與全人類分享他們的知識和勞動。
斯托曼所開創的GNU計劃，最終導致了免費而廣受歡迎的Linux操作係統的誕生。斯托曼不僅是開源軟件運動的先驅，他個人也自願奉獻數千小時於公眾利益。在這方麵，他是一位傑出的理想主義者，總是把他自己的經濟利益放在末位。
猶太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捐贈群體。在《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發表的“最偉大的慈善家排行榜”中，有30%的頂尖捐贈者是猶太人。
所以，威尼斯商人並不是普通猶太人的典型形象；恰恰相反，從古至今，更多的猶太人時刻準備著為了理想主義而放棄舒適的生活條件和個人利益。
尋求定位
《聖經》記載，雅各出生時，他的手抓著同胞哥哥以掃的腳跟，因此而被稱為雅各（希伯來語“Yaakov”意為“隨後而來者”）。這並不僅僅是簡單的一語雙關：在《聖經》中有很多重要的細節能夠證明這個名字恰恰適合於猶太民族的先祖。
然而，其後，雅各改名為“以色列”（在希伯來語中意為“戰勝天使的人”），但令人驚訝的是，人們發現“抓住腳跟”仍然成為雅各的一代代子孫的突出特征。
在研究猶太人的成功時，有趣的是人們注意到“抓住”一個次要之處並把它轉換為偉大成功的源頭經常成為猶太人成功的要旨。比如，在商業中，無數法律對猶太人作出了重重限製，迫使他們去尋找之前沒有被人利用的和被人忽視的領域。在整個猶太曆史和猶太文化中，這些新的商業或社會定位就成為了新的收入來源。
無論是在商業中，還是在猶太人曾經擅長的其他領域中，都是這樣。
猶太人開發商業領域時總是率先進入某個特定的領域，而不顧市場中有著怎樣的實際困難。他們從不害怕進入一個新市場，也從不擔心可能遭遇的風險，因為他們知道，正是在這樣的市場中，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在今天，沒有人能質疑猶太人對於證券和債券市場所作出的貢獻，以及對於計算機和編程領域的瘋狂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剛開始時，它們都是商業舞台上的全新領域。
對於猶太人在科學和政治等領域所取得的成功進行的一次調查揭示了同樣的特點。猶太人總是尋求占領他們能夠高人一籌的領域。他們知道隨波逐流也許更安全，但選擇“更少足跡的道路”讓他們擁有更多的發展空間。想象一下，如果喬納斯·索爾克博士決定做一名普通的家庭醫生而不是進行臨床研究，人類會有多麽巨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