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頭腦的奧秘
伊蘭·卡茨（Eran Katz）是一位以色列作家，也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記憶專家之一。在廣受歡迎的講座《猶太頭腦的奧秘》（The secret of the Jewish brain）中，他提出了一個觀點——人們普遍相信“猶太人格外聰明”。
他想起他曾經與這種觀念有過麵對麵的相遇。那時他在美國進行一係列講座。有一次，他在賓館電梯裏遇到一個人。這個人問他為什麽來美國。他回答說他準備圍繞特定的命題開展講座，那人表示非常感興趣。
“這一定會是非常有趣的講座。”他說。
“謝謝，我的確希望如此。”當通向賓館大廳的電梯門打開時，卡茨說。“沒錯，我肯定它會非常有趣。”那個路人說，“因為你們猶太人是非常聰明的民族。”
卡茨回憶道，這次偶遇一直讓他念念不忘。於是他決心對這個觀念進行研究。他很快發現相信這個觀念的人比他預想的要廣泛得多。
像“猶太天才”和“猶太頭腦”這種正麵形象形容語已經成為平常用來形容聰明人的俏皮話，而“猶太人的狡詐”則成為同樣無處不在的負麵形象形容語。
卡茨說：“有趣的是，猶太民族已經成功地讓它的敵人和朋友都至少同意一件事：人們永遠不能指責猶太人愚蠢。猶太人是聰明和睿智的——這種印象不僅深深地銘刻在猶太民族整體印象之上，而且伴隨著每個異教徒的成長。”
卡茨還指出一個有趣的細節：一位赫赫有名（或富有才華）的猶太人的猶太身份會受到人們極大的關注。
比如，沒有人會指著廣受讚譽的科學家史蒂文·霍金（Steven Hawking）說：“他真是天主教天才的榜樣。”人們認為他是一位天主教徒這件事情與他的才華無關。而在談論一位猶太人時，情形往往就不一樣了。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傑出而富有爭議的英國研究者查爾斯·默裏（Charles Murray）得出了一項科學結論：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比普通人高七到十五個百分點。他的數據表明，現代世界中許多偉大的科學家都是猶太人。
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的《科學史簡介》（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是一本介紹14世紀之前科學發展的著作。在這本書中，薩頓對比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群體在教育、技術、數學、物理、化學和醫藥等領域所取得的成就。他的驚人結論是：“在14世紀之前，世界上17.6%的頂尖科學家是猶太人。但猶太人的總人數僅占世界人口的1%。尤其在西班牙，41%的科學家是猶太人。而猶太人僅占西班牙人口的2.7%。”
今天，55%的國際象棋世界冠軍是猶太人，51%的普利策文學獎獲得者也是猶太人。而這僅僅是其中兩個很小的例子。
“一個聰穎而睿智的民族”（《申命記》 2:1-9）
從古至今的猶太智慧
在位於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以色列領土上第一所以希伯來語教學並接收世俗學生的高等學府——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的開幕典禮上，享有盛譽的作家（一位世俗主義者）恰伊姆·奈克曼·比亞利克（Chaim Nachman Bialik）進行了演講。以下內容節選自他的演講（摘自Ben Yehuda Project網站，內容略有編輯校正）：
這與眾不同的民族，它的名字叫以色列……我要說，這個民族，將靈與肉奉獻給不朽的靈魂之國。
被詛咒的流亡，那所有四十九級的不潔無法讓它失去它的精神，可憐的貧苦生活，那所有四十九級的磨難無法讓它背離它的本質。別無選擇，唯有放棄現世的存在以追求不朽的存在。在它那貧苦而被**的歲月中，它學會了如何讓肉體的需要服從於靈魂的需要。
在這個王國的疆域之中，以色列民族鑄就了它的主要成就，以及在它漂泊的幾千年貧苦歲月中支撐著它的民族傳統，並保持著它的內在自由……
猶太民族的學習場所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Cheder”（猶太兒童宗教學校）、“Yeshiva”（猶太學院）和“Beis Meidrash”（猶太經堂）——這些是我們最堅強的城堡，從而讓我們經曆那漫長而艱難的戰爭歲月，能夠在世上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而存在。在那動**的年月，我們逃避到這些城堡中尋求庇護。我們靜坐在這城壘之中，磨礪我們所剩的唯一武器——“猶太的頭腦”，以免它變得遲鈍。
“在全體人類深深地沉溺於獸性、幻想和誇張地炫耀戰爭力量的時代，猶太民族正在發展和培養獲取知識和智慧的堅定願望。”
“每個猶太男孩兒從很小時候起，就開始把一天中的大多數時間用於學習《塔木德經》，而其他民族像這麽大的孩子還忙著在田地中玩耍，在泥巴中打鬧。”
“猶太家庭顯然更偏愛學習。猶太孩子也在泥土中玩耍，但在一天結束的時候，他們知道猶太教堂中那落滿灰塵的書架是一個應該被尊崇的所在，因為那裏有很多書。”
“在這樣的氛圍中，難怪猶太民族被稱為‘有經者’（People of the Book）。”
比亞利克的演講的中心觀點在於：“猶太人將對知識的追求作為他們生活的主要目標。”
記者與作家齊夫·加利利（Ze'ev Galili）在一篇文章中詳細介紹了由美國陸軍開展的一項罕見的研究項目，並提出有趣的結論。馬克·茨波羅斯基（Mark Zborowsky）和伊麗莎白·赫爾佐克（Elizabeth Herzog）在1952年根據二戰前夕實施的一項軍事項目撰寫的《人際生活：猶太村落文化》（Life is With People: The Culture of The Shtetl）一書中披露了這項罕見研究的細節。
美國陸軍時刻準備抓住任何潛在的發展機會。在這些發展機會中，就存在著在東歐發動戰爭的需要。所以，軍方成立了多個社會學家小組調查不同地區的民族組成結構。因為在二戰前夕，東歐有著巨大的猶太人口，所以軍方成立了一個小組（其中包括著名社會學家瑪格利特·米德，Margret Mead）去調查猶太村落的群體生態學。最終，美國陸軍一直沒有利用這次研究的調查成果。但茨波羅斯基和赫爾佐克以書籍的形式出版了這些調查成果。而在這本書中有一個明確的結論：在東歐，以及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因為研究者也通過居住在美國和倫敦的老年猶太人搜集證據），猶太文化的焦點是學習——以猶太用語來學習說——“塔木德律法”。
（摘自加利爾的主頁Higayon V’ shigayon，略有編輯修改）
猶太民族作為一個全新的民族登上曆史舞台之後不久，擁有特別智慧的猶太神話就開始流傳了。還是在埃及的時候，猶太人就因狡詐和幕後操縱而聞名，甚至威脅到了埃及政體的穩定；正如某位法老所說：“要是發生了戰爭，他們會加入我們的敵人。”
約瑟，法老的解夢人，他正是地位低微的猶太人憑借自身智慧取得驚人成功的原型。在士師時期和列王統治的早期時代，尤其從約書亞開始，猶太民族取得了驚人的軍事勝利。他們的政治和軍事策略成為公認的標準。
傑出的統帥，如約書亞、基拉之子以笏、亞比挪庵之子巴拉，甚至參孫，都證明了比身體力量更重要的是擁有智慧和謀略的財富。
大衛王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就通過戰勝巨人哥利亞表現出罕見的領悟力——與其說通過軍事技能，不如說他憑借智慧贏得了勝利。《聖經》其後的故事中也充滿了通過精妙的戰略實現的軍事成就。
然而，隻有在所羅門王的時代，當以色列出現平靜的政治環境時，猶太人的頭腦才真正脫穎而出。
據《聖經》記載，全世界的智者都來向所羅門王學習智慧。在他的時代，所羅門王被公認為所有智者中最具智慧的人。
細細閱讀所羅門王留給我們的著作——《傳道書》（Ecclesiastes）、《箴言》（Proverbs）和《雅歌》（Song of Songs），我們時代的讀者能夠直接接觸到他的偉大智慧。這種智慧在我們的時代也是罕見的。
從文學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在創新構思上，還是在語言的豐富性上，像《傳道書》和《箴言》這些作品都是古往今來所有作家學習的榜樣。這些著作在曆史上開創了根據一係列命題提供實際建議的全新文體。
哪怕布衣白丁，也不能否認《雅歌》是一部文學著作，更不用說後人淵博的注釋向我們揭示了它無比深奧的寓意。
在《聖經》中，還有很多處提到了猶太人的智慧，比如末底改（Mordechai）[14]。他掌握了七十多種語言最終拯救了他的人民免於滅族的命運。又如青年四傑（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拿尼）[15]，憑借他們的智慧進入巴比倫人的宮廷。正如約瑟在埃及，巴比倫國王的這四位解夢人在宮廷中扶搖直上。
先知耶利米（Jeremiah）和他的兄弟們一起流亡到巴比倫。曆史文獻將他描述為一位猶太哲人。他的智慧震驚了與他同時代的智者。
在第二聖殿時期，以色列聖人與當時偉大的非猶太哲人，尤其與希臘和埃及哲人之間，有著大量交流和討論。
許多希臘詞匯融入了希伯來語，其中的一些詞匯直到今天仍保留著。人們甚至用希臘名字來稱呼一些猶太聖人，如辛馬庫（Symmachus）和安提柯（Antigonus）。
與此同時，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一方麵是猶太文化、信仰和道德觀；另一方麵是希臘文化的異教信仰，以及希臘人所追求的道德自由。哪怕統治階級試圖強迫他們接受同化，以色列的聖人們也時刻堅守他們的猶太傳統。光明節就是為了紀念在艱難歲月中對猶太傳統的堅持。
對《密西拿》和《塔木德經》的研究表明，以色列聖人們掌握了大量的科學知識，並且在他們時代的醫藥和科學進步中擁有最先進的知識。在《塔木德經》的各個章卷中以及它們所衍生的文獻中隨處能夠找到哲學原則或幾何、數學的定律。
在一些科學和哲學思辨中，猶太聖人的地位要比他們同時代的其他人領先數代。早在《塔木德經》時期，我們發現在猶太聖人與異教聖賢之間發生的一場辯論中猶太聖人所提出的觀點符合隻有現代科學才能發現的最準確的科學原理（比如體現太陽崇拜的巨石陣，通過這種方式反映了太陽是太陽係的中心，其他行星繞著太陽旋轉）。
古代猶太人所具有的深邃智慧的證據之一，以《先賢箴言》（Ethics of the Fathers）[16]的形式保存了下來。這是一部信仰教學的結集，其中充滿了實用的智慧和常識。這部結集構成了一部討論《密西拿》的獨立著作。
有人曾經進行過一次有趣的研究：他們把《先賢箴言》中著名的段落譯成其他語言，放在不同時期的一大批名人名言中，一同出示給學生；而學生總是被《先賢箴言》中的箴言警句所蘊含的非比尋常的智慧所打動。
即使在今天，任何人想去體驗這部結集中的智慧，隻需要閱讀它的普通譯本（最好結合注釋來閱讀它，從而理解其中深層次的隱含寓意）。
在那個時代，另一個重大事件是托勒密二世（King Ptolemy II）那似乎不可能完成的命令。這件事在《塔木德經》和其他曆史文獻（包括亞裏士多德的書信以及亞曆山大的斐洛的著作）中都有記載。正如文獻中所記載的，托勒密二世出於對知識的極大欣賞，希望把《聖經》翻譯成希臘語，從而讓它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他召來了七十二位猶太學者，讓他們各自獨立工作，並在整整七十二天中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七十二位猶太先賢能夠勝任希臘人的要求，完成官方的、一流的《聖經》譯本，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那個時代猶太人所掌握的廣博學識。
《塔木德經》中描述了猶太先賢們與馬其頓的亞曆山大大帝之間的科學和哲學辯論。亞曆山大大帝，作為他的時代毋庸置疑的統治者，不僅在軍事上征服了廣袤土地，也無疑征服了知識的疆域，以滿足他那巨大的好奇心。
作為整個中東（他那個時代的文明搖籃）的統治者，亞曆山大大帝召見他統治下的每個地區的部族領袖和聖賢。與猶太先賢們的會麵讓他震驚。在《塔木德經》的注釋集《聖物記》（Tamid）中，有著一段引人入勝的記載，描述了亞曆山大大帝召見南以色列的聖賢們的過程。在這次召見中，亞曆山大大帝提出了他的時代最重要的一些問題。
從記錄的問題中，顯然亞曆山大大帝把猶太先賢們視為解決困擾他的難題的理想對話者。
以上故事都證明了在猶太之地上的民族所具有的真正智慧，並為這個不斷發展的智慧神話增添了另一層寓意。
猶太律法及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天才
從古至今，隻要環境允許，猶太聖賢們就能作為綜合科學家脫穎而出。盡管他們的大多數時間注定要用於研究約書，但他們仍然熟悉他們時代的所有科學發展和發現。
邁蒙尼德（Rambam）[17]就是猶太聖賢中的一位傑出人物。他是在多學科領域中撰寫著作的罕見天才之一。他的著作遍及哲學、醫藥、天文、數學和神學等範疇。
在《智慧之路》（Derech Chachma）一書中，意大利帕多瓦的摩西·恰伊姆·盧紮托（Moshe Chaim Luzzatto）[18]拉比列出了他認為每個猶太青年應該學習的學科。“他應該學習邏輯、修辭和詩歌作品，直到他熟知它們……他也應該學習工程、語法和天文的基礎知識，直到他熟知它們；以及其他學科和技藝的領域——無論他本身需要什麽知識，直到他熟知它們。”
這份詳細的列表證明了這位猶太天才廣闊的科學視野。盧紮托拉比38歲逝世，留下了覆蓋多個學術領域的一百二十多部著作。人們經過多年才能正確理解其中一部分著作的內容，而這些著作卻是他在如此短暫的人生中完成的。
在猶太世界中，人人都知道維爾納·加昂（Vilna Gaon）[19]是一個極為優秀的研究《塔木德經》的天才，但沒有多少人意識到他在那個時代所知的科學領域中也有傑出的造詣。
維爾納·加昂逝世後，後人將他的手稿和口頭教學內容編輯成冊，形成了關於不同學科的多本著作。隻有《白羊三分》（Ayil Meshulash）一書無疑是維爾納·加昂本人撰寫的唯一展現他所研究的科學內容的傑出著作。本書涉及了他的時代的三個主要學科——代數、幾何和天文。
他的另一本書《以利亞的語法》（Dikduk Eliyahu）對希伯來語法進行了分析。在他所有淵博的知識中，維爾納·加昂以他對於希伯來語的傑出掌握而聞名，包括對《聖經》中出現的同義詞的精準分析。
他的學生之一，斯克洛夫的希勒爾（Hillel of Shkolov）拉比，在他的導師的指導下重印了歐幾裏得關於幾何基礎的著作。在這本書的序言中，他讚頌他的導師在許多學科都有著卓越的成就：“人們知道，他鑽研自然的奇跡，是為了實現約書的智慧，為了在地上萬民的眼中推崇耶和華的名，為了讓這個世界更接近於救贖。在他年少時，他便已經展示了對於智慧的七種形式的求知並勤奮地追尋它們。”
中世紀的猶太天文學家
由於隕石的撞擊，月球表麵布滿了環形山。年複一年，天文學家們根據月球表麵的重要特征繪製月圖。而這些重要特征中就包括很多環形山。為了便於分辨它們，人們為這些環形山命名，就像給城市街道命名一樣。這些名字由國際天文聯合會（IAU）製定，主要為了紀念曆史上的名人。
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這些名稱的製定成為了名譽和光榮的一種重要表現方式。這些環形山的名字證明了這些人對天文學或都對人類整體文化所作出的貢獻。
在這些名字中，有一些是猶太人。尤其考慮到在曆史中大多數時候，由於人們的偏見，猶太人在綜合科學中的成就被抹殺了，這個事實就變得更加值得注意。
其中有三個環形山以著名的猶太人命名，它們是伊本·伊斯拉（Iban Ezra）[20]、利瓦伊拉比（一位中世紀著名的猶太法典學者和科學家，全名為列維·本·格爾森[21]，又被稱為“Ralbag”）和亞伯拉罕·茲丘托（Abraham Zacuto）[22]（他的時代的猶太法典學者和天文學家）。
一位貧窮的流浪詩人
伊本·伊斯拉是一位詩人、哲學家和數學家。中世紀的他生活於西班牙。任何稍微熟悉猶太文學和哈拉卡傳統的人都讀過他的作品——他的詩歌以及複雜的謎語。
他也因貧窮的生活而聞名。他去過很多地方，曾嚐試改善自己的收入情況。他本人相信他自己的“瑪賈爾”（Mazal）[23]非常低。他在一首苦樂參半的詩歌中表達了這一點，大致翻譯如下：
為我的出生，星辰改變軌道而趨避。
如果我出售蠟燭，在我死前太陽不會落下。
我雖勤奮，卻無法成功，因為我那天堂的群星與我為敵。
如果我販賣壽衣，我活著的時候便不會有人死去。
伊本·伊斯拉撰寫了許多書籍，在它們中有《聖經》評釋，有語法書和詩歌集，但他作為業餘天文學家的作品卻讓他獲得了永遠的名譽。同時作為一名數學家，一些曆史學家認為伊本·伊斯拉是第一個把十進製算法引進歐洲大陸的人。正是因為他的四處流浪讓他接觸了各種各樣的文化以及它們的科學革新。
列維·本·格爾森，更廣為人知的是他的拉丁名字“格爾森尼德”（Gersonides）。他也被他的時代的異教徒們稱為“拉爾巴格”（Ralbag，全名的希伯來文縮寫）。在科學和曆史書籍中，這個名字一直保持到今天。
拉爾巴格是一位無所不通、無所不精的天才。除了他在天文學上淵博的理論知識，與他同時代的天文學家中，拉爾巴格也因他所發明的各種觀星設備而聞名。其中最重要的“雅各之杖”（Jocob's staff，即直角器），是一種用來測量各個天體目標之間角距離的工具，在其後的幾百年中被全世界的水手廣為使用。
他的科學著作所獲得的讚譽應歸功於教皇克雷芒六世（Pope Clement VI）。克雷芒六世對拉爾巴格的一篇哲學著作興趣濃厚，從而讓人把它從希伯來語翻譯成拉丁語。
拉爾巴格是他那一代哲學家中最重要的一個。並且，像伊本·伊斯拉一樣，他在數學方麵也進行了創新性的研究。他甚至撰寫了《數的和諧》（Harmony of Numbers）一書。這本書是他在法國主教的要求下，對歐幾裏得的一些作品進行的評注。
印第安人和哥倫布的猶太曆書
在克裏斯多弗·哥倫布到達美洲後，他和他的船員們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而不得不求助於當地印第安人，哪怕明知他們會受到充滿敵意的對待。不出所料，印第安人並不想讓這些外國侵略者享用他們辛苦獲得的食物。船員們隻好空手而歸。
作為回應，這位著名的船長通知印第安人，為了懲罰他們的吝嗇和敵意，他會“遮蔽月亮”。事實上，就在這個晚上，月亮真的“消失了一段時間”。恐慌的印第安人趕忙請求哥倫布原諒，平息他的怒火。從那晚以後，哥倫布和他的水手們再也沒忍饑挨餓。
哥倫布是怎樣讓月亮消失的呢？他的“懲罰”原來要比人們想的簡單得多。哥倫布有一本曆書——天文年曆，其中詳細說明了月亮以及其他天體的位置。哥倫布提前知道當晚會有一次月食——印第安人永遠無法猜到的天文現象。
那麽在這個故事裏有哪些猶太元素呢？除了哥倫布本人是一位猶太人（西班牙的“瑪拉諾”[24]之一）之外，輔助他航海的曆書和天象圖也都是猶太人的作品。盡管在西班牙猶太人被驅逐出他們的家園，在葡萄牙猶太人遭受嚴苛法令的迫害，但人們發現他們還是需要猶太人的智慧來實現偉大的成就。
哥倫布所使用的天象圖是猶太天文學家亞伯拉罕·茲丘托拉比的發明。茲丘托也是一位猶太曆史學家，《王室宗族之書》（Sefer Yuchasin Hashalem）的作者。除了哥倫布，依靠茲丘托拉比的曆書進行航海的探險家還包括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斐迪南·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Pedro lvares Cabral，巴西的發現者）、阿美利哥·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美洲以他的名字命名），還有其他許多西班牙和葡萄牙猶太人海員。
茲丘托拉比還極大地改善了天體觀測儀——在他的時代流行的一種航海工具。而且正像拉爾巴格一樣，他把他那深厚的理論知識帶到天文學和數學的實踐應用之中。他發現用金屬製成的天體觀測儀要比傳統木製觀測儀準確得多。
研究者茲維亞·勞頓（Tzivia Lawton）在一篇關於歐洲製圖學發展的文章中，論述了亞伯拉罕·茲丘托拉比對這一領域的影響。他提出，除了茲丘托拉比之外，還有許多猶太人在這一領域作出了貢獻——多於曆史中的任何其他民族：
在十三世紀中葉，阿方索十世（King Alfonso Ⅹ，被稱為“聰明的阿方索”）的卡斯提爾政府掌權。阿方索十世求助於特澤格（Tzeig）拉比，圖雷多猶太教堂的領唱人，還有耶胡達·本·摩西·哈科漢（Yehuda ben Moshe Hakohen）。他要求他們製作天象圖。這些天象圖由他的名字命名為“阿方索圖”。在將近二百年的時間裏，水手們一直使用這些天象圖導航，直到它們被亞伯拉罕·茲丘托拉比製作的天象圖所替代。
在十四世紀末，當阿拉貢地區（今天西班牙的領土）恢複對猶太人的迫害時，耶胡達·科萊思科斯（Yehuda Crascos），亞伯拉罕·科萊思科斯之子，應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之邀，幫助葡萄牙準備遠航非洲的地圖和天象圖。另一位猶太人，亞伯拉罕·茲丘托也加入了葡萄牙國王的研究團隊。他製作了新的天象圖。而這些天象圖被用於葡萄牙人在非洲的探險。
當時的一位葡萄牙曆史學家加斯珀·庫裏亞（Gasper Curia）在他的書《印度編年史》（The Chronicles of India）中描述了亞伯拉罕·茲丘托對於葡萄牙人到印度探險的重要性和影響：
在命令他的手下去發現印度之前，曼努埃爾國王（King Manuel）招來偉大的天文學家，猶太人茲丘托，並秘密地與他言語。國王問他是否建議他參與這場探險，以及這場探險是否可行……國王補充說，沒有他的建議，萬事都難以成功。
“國王派了幾個水手到猶太人住的地方，讓他教他們怎樣根據曆書中的圖表進行計算。隨後，國王根據猶太人的天象指示，派這些水手到特定的地點去。在瓦斯科·達·伽馬離開裏斯本之前，他已經同茲丘托討論過。茲丘托告訴他應該在他的途中做什麽以及怎麽做……
（摘自“□□''□”網站）
事實上，如果葡萄牙水手沒有精密的航海工具和深奧的航海知識，那麽葡萄牙在非洲、印度和南美洲的殖民統治（直到今天，南美洲居民仍然說葡萄牙語或西班牙語）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因此亞伯拉罕·茲丘托和拉爾巴格那罕見的天文知識對曆史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回顧曆史，讓我們驚訝的是，正是這些猶太先賢對航海術所作出的貢獻，為成千上萬猶太移民能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到達美洲海岸鋪平了道路。
第穀·布拉赫和約翰尼斯·開普勒的猶太朋友
第穀·布拉赫（Tycho Brahe）[25]建立的天文台位於布拉格附近。天文學家約翰尼斯·開普勒也曾經在這裏工作過一段時間。新時代伊始，這座天文台便成為天文學家們的高級俱樂部。正是在這裏，開普勒提出了他著名的“開普勒定律”；這個定律構成了艾薩克·牛頓爵士科學研究的基礎。
這個地方特別歡迎的來賓之一是戴維·岡茨（David Ganz）[26]拉比，曆史著作《大衛的枝葉》（Tzemach Dovid）的作者。他為布拉赫和開普勒提供了大量天文學信息。他甚至向他們介紹猶太民族研究天文學的曆史。岡茨，作為布拉格的瑪哈拉爾（Maharal of Prague）[27]的弟子，顯然還向他們介紹了哥白尼的著作。而哥白尼的著作對布拉赫和開普勒的科學研究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奧匈帝國的愷撒魯道夫二世（King Rudolph II）以對天文學的熱情而聞名。他寧肯耽誤國家大事，也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鑽研天文學。他特別喜歡與布拉格的瑪哈拉爾進行討論，因為後者擁有淵博的天文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知識。
如果缺少了幾位傑出的猶太先賢所作出的決定性貢獻，難以想象現代天文學或航海術和製圖學的發展。盡管當時普通猶太人遭受著被嘲笑的命運，盡管他們並不總能獲得應有的回報、認可和榮譽，但他們毫不猶豫地與任何尋求知識的人分享他們的知識寶庫。
有趣的是，我們注意到，這些先賢在天文學領域的傑出成就正是源於約書對於天文學知識的格外強調。有一句詩文寫道：“因為它（天文學）是在萬國的眼中的你們的知識和智慧。”在敘述以薩迦的部族時，約書寫道：“他們知曉時間的智慧。”正是說他們被視為偉大的天文學家。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他的發現中繼承著猶太的傳統。他在宇宙研究、天體軌道和天文學方麵作出的貢獻是無法衡量的。
在中世紀，當無知在普通人中大行其道時，猶太先賢們那對學術成就的追求是無與倫比的。除了他們的科學成果之外，他們也是偉大的拉比和猶太法典天才。
猶太人的發明
希特勒稱，猶太人應該為良心和道德概念的彰顯而負責，他稱那些為“猶太人的發明”。盡管事實上他的本意並非如此，但我可以作為一種恭維來接受它，因為迄今所知，正是這些“發明”確保了社會的存在。
然而，如果我們追尋人類的偉大發明之路——其中的一些發明改變了曆史的麵貌，我們會發現許多有益的發明中都存在著猶太人的身影。甚至希特勒本人也在使用其中的一些發明。
在一本叫做《五十顆德國之星》（50 German Stars）的小冊子中，我們發現了一些驚喜。這本小冊子是由德國政府的媒體宣傳部門出版的。
這本小冊子列舉了從古至今德國哲學家和發明家的成就，對他們極盡溢美之詞。然而，在它引用一些曆史中的偉人，並將他們作為德國土生土長的子民時，卻提出一些頗有諷刺感的主張。比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早已在納粹統治時期被剝奪了德國公民權，現在卻又為了公共關係的緣故，被視為一位正直的德國人。
李維·施特勞斯（Levi Strauss），一位德國出生的猶太人，發明了一種結實的工作服——斜紋粗棉布牛仔褲，並因此成立了巨大的李維斯牛仔服裝集團。《五十顆德國之星》把他當成一位德國人。順便提一下，在這一發明中，李維·施特勞斯的合夥人雅各布·戴維斯（Jacob Davis）也是一位猶太人。
這本小冊子中出現的一個尤其讓人吃驚的發明是世界上銷量最大的藥品——阿司匹林。根據這本小冊子作者的意思，它是德國化學家費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的發明。但這件事迄今仍是一個爭議未決的問題。
近年披露的細節講述了不同的事實：霍夫曼，作為一名技術人員，是德國拜耳實驗室中的一名助手。而這間實驗室由一位名叫亞瑟·艾興格林（Arthur Eichengrün）的猶太人擔任首席化學家。正是艾興格林給予霍夫曼生產阿司匹林的指示。而且，還是艾興格林本人，在一位叫做高曼（Goldman）的猶太醫生的幫助下，決定進行應用這種新藥的實驗。
在一個特定的階段，艾興格林轉向其他研究。而當他發現霍夫曼宣布獨自發明了阿司匹林時，為時已晚。納粹政府嘲笑他宣稱自己才是阿司匹林真正的發明者的主張，然後像其他猶太人一樣把他投進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Theresienstadt camp）。在經曆了數年的磨難並最終走出集中營之後，他出版了一本書，解釋並詳細說明他對發明阿司匹林所作出的貢獻。
但人們再一次忽視了他的主張。他在幾年後離開人世。在他逝世幾個月後，拜耳公司決定發表一則關於此事的聲明。
這則聲明重新認可了艾興格林作為阿司匹林發明者的權利。
五十年後，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的一名研究人員重新檢查了相關主張，並成功找到了支持艾興格林主張的證據和文獻。然而，與此同時，拜耳公司則退縮了，並宣稱阿司匹林的發明者仍然是費利克斯·霍夫曼——拜耳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員，而因此他們仍然保留發明阿司匹林的相關權利。
這本小冊子的出版者顯然采信了拜耳公司的觀點，而現在官方承認的阿司匹林的發明者是費利克斯·霍夫曼。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發明是留聲機和唱片，它們為記錄言語和音樂鋪平了道路，從而改變了人類的麵貌。這也是猶太人的發明，卻被歸功於德國人。愛米爾·貝利納（Emile Berliner）是一位出生於漢諾威（Hanover）的猶太人。他一生中大部分時光都在美國度過，並為貝爾的電話發明了麥克風。其後，他又對這一發明做出了進一步的改進。
他的偉大發明——留聲機，讓唱片的生產和營銷變得快捷而簡單。今天的我們簡直難以想象缺少音樂唱片或語聲和曆史事件的錄音的生活。
在這本小冊子中提到的另一位德國發明家，航空學的開拓者奧托·利林塔爾（Otto Lilienthal），發明了第一架滑翔機。他其實是一位虔誠守經的猶太人。萊特兄弟依靠他的航空知識和經驗發明了他們的飛機。
在這本小冊子中，德國人從古至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猶太人在他們能夠享受言論和科研自由的短暫時光中所取得的成就，這兩者形成了一種值得人們注意的對比。
在這本德國小冊子中所列舉的許多發明並不是完全由德國人實現的：德國人隻是作為合作者，為這些發明完成部分工作，或者作出一定貢獻。在他們的貢獻之外，還有其他未被提到的發明者（比如，德國人似乎成了計算機、電視和電燈的發明者，但事實上他們僅僅在這些發明中發揮了部分甚至次要的作用）。甚至拚湊這五十項重大的科學和技術突破都讓這本小冊子的編者們頗費了一些力氣。
當我們把這與猶太發明家和他們的發明所構成的巨大財富相對比，隻會讓我們更加好奇，一個人數這麽少的民族為什麽會這麽富有智慧和成就。
“電磁輻射”這個字眼聽起來似乎是某種讓人避之不及的東西。然而，正如任何基礎物理學科的學生所知道的，這其中涉及各種頻率的電磁波，其中大部分是完全無害的，甚至是我們日常應用不可缺少的，比如無線電波、微波、紅外設備，當然也包括我們肉眼可見的光線。我們能夠看見的顏色其實是特定頻率的電磁輻射，我們的大腦把它們解釋為各種顏色。
對於各種電磁波的理解，以及輻射現象在生活實踐中的應用，這不可估量的知識財富應歸功於海因裏希·赫茲，一位猶太血統的著名科學家，後改宗天主教。
赫茲發現的輻射頻率以及他所提出的定律在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千赫、兆赫、千兆赫）。後來，“赫茲”一詞成為標示電器工作於某一特定頻率的標準。比如說，你把收音機調到了95MHZ的頻率，請記住字母“HZ”是“赫茲”的縮寫。
熱愛智慧的人
根據“Adukim”網站上的統計數據，古往今來，有10%的哲學家是猶太人。在西方文明中所有重要的哲學家中，猶太人所占的真正比例很可能接近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在二十世紀這個趨勢達到頂峰，猶太人構成了本世紀所有偉大哲學家的四分之一。尤其考慮到在曆史中猶太人口從未超過世界總人口1%的一半，這個細節就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在最偉大的哲學家中，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猶太人都占據著關鍵位置。從邁蒙尼德到現代波士頓的約瑟夫·多夫·西羅維奇克（Yosef Dov Soloveitchik）拉比（還有以賽亞胡·拉維什教授[28]），在哲學領域中，猶太人格外優秀。
亞曆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是公元一世紀生活在埃及的一位猶太哲學家。為在流行於中東各地的希臘哲學和猶太哲學的基本原則之間構架一座橋梁，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盡管他並沒有對猶太思想產生巨大的影響，但許多人認為他是對天主教貢獻最大的哲學家之一。
事實上，哲學與猶太人之間的聯係似乎是不證自明的。一方麵，猶太人總是具有創新和獨立思維的特征；另一方麵，他們又具有淵博的知識和深刻的、符合邏輯的分析。這兩者的融合不正是哲學嗎？
同樣，可能是因為哲學思想一直是猶太文化中內在組成部分，猶太思想的核心更傾向於建立在關於啟示與天兆的哲學立場上。即使在《聖經》中也充滿了屬於核心生命哲學的理性詮釋。這種理性詮釋，是基於對唯一真神的信仰，對顯露在這世上的天意和神的介入的信仰。對猶太教典的研習越深入，我們就能越深刻地揭示哲學中全新而複雜的層麵。在《聖經》的很多段落中，在猶太曆史的許多階段中，都表現了這個充滿欺騙的世界中的公平、道德和責任問題。所有這些都讓猶太文化更錯綜複雜、更豐富而且具有多麵性，更能夠協調似乎無法調和的矛盾。結果，直到今天，猶太哲學仍然在全世界的哲學綜合研究中占據著中流砥柱的地位。
但是，猶太人對世界哲學所作出的貢獻不僅限於數量，還在於質量——思想的獨到之處，以及突破性的思想。比如，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29]的哲學思想，讓他的時代的偉人們為之驚訝，而直到今天，人們也公認他的哲學思想是深邃、複雜而特別具有挑戰性的。
因為他的哲學研究的基本性和核心性，一些哲學家把他稱為“哲學家中的哲學家”。著名哲學家黑格爾也宣稱，任何嚴肅的哲學家都應該采用斯賓諾莎的哲學研究作為他們自身研究的基礎。
順便提一下，盡管斯賓諾莎從哲學的角度拒絕宗教，但他仍然遵循猶太教的戒律，絕未背離祖先的宗教。諷刺的是，他那革命性的思想以及激流勇進的勇氣顯然來源於他所嘲笑的猶太文化。所有這些猶太元素都表現在斯賓諾莎身上——才華橫溢、知識淵博、辛勤工作、高瞻遠矚、思想獨到、超驗主義和突破性的思想。如果他能夠在今天檢視他在猶太曆史中的地位，從整體的角度去考察猶太現象，那麽與他所生活和工作的時代那有限的視角相比，他賦予猶太文化的重要性就會高得多。
在接下來的幾代人中，革命性的哲學家卡爾·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征服了眾多國家的千百萬民眾。超過十億人接受了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包括當今仍然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全體人口。如果沒有這樣強大的哲學思想作為思想基礎，像布爾什維克革命這樣的政治劇變就永遠不可能取得成功。馬克思哲學思想的獨到之處在於簡單樸素、直截了當，而且顯然能夠打動許多人最深刻的情感。此外，它仍然是普遍的人類烏托邦的縮影，基本上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然而，在我們忙著從馬克思主義中挖掘它的猶太根源之前，讓我們別忘了猶太民族還產生了其他許多哲學思想，有一些猶太哲學家倡導與馬克思哲學極端對立的意識形態。
比如，艾茵·蘭德（Ayn Rand）的著作和哲學思想，成為對美國政治和經濟理論最富有影響力的哲學體係的基礎。艾茵·蘭德原名愛麗思·羅森鮑姆（Alice Rosenbaum），出生於一個俄羅斯猶太家庭。她主要通過其暢銷小說《源頭》（Fountainhead）和《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倡導一種積極的、放任的極端自由主義，她稱之為“客觀主義”（Objectivism），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這種思想在各國高等學府和知識分子沙龍中變得極為流行。
蘭德的世界觀與馬克思理論完全相反，對於資本主義思想有著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尤其是在美國。她的作品直至今日依舊暢銷，並且在近年經濟崩潰的警醒中獲得了新的追隨者，因為許多美國人把他們政府的失敗歸咎為由於政府本身控製過多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在所有著名的猶太哲學家中，還有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一位出生在法國的猶太哲學家。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對人們產生了巨大影響，並在192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也許是他的時代哲學界中最重要的哲學家；還有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一位多產的哲學家，主要鑽研邏輯學和數學。盡管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猶太人，但他們家族的每個分支都證明了他們的猶太血統。還有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老師。在納粹執政時代，海德格爾作為一名納粹黨員支持希特勒的政策，背叛了他的老師。他讓胡塞爾失去了他的地位，把他的名字從在他指導下所編輯的書中抹去，甚至不讓胡塞爾走進大學圖書館，而那裏正是他自己過去接受胡塞爾教導的地方。
與斯賓諾莎和馬克思相似，所有這些哲學家都決定否定他們祖先的宗教，經常將此作為他們哲學研究的一部分。然而，情形並非總是如此，摩西·門德爾鬆（Moses Mendelssohn），德國啟蒙運動時期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也是一位猶太法典學者，一位虔誠守經（盡管飽受爭議）的猶太教徒；同時，他也投身於一般科學的研究。
門德爾鬆的論文《論形而上學的證據》（On Evidence in the Metaphysical Sciences）在1763年由普魯士國王（King of Prussia）舉辦的競賽中獲得第一名。這個事實證明了門德爾鬆在他的時代的哲學界中的地位。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的作者，也是曆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卻隻在這場競賽中獲得第二名。
門德爾鬆為國王們、統治者和學者們、猶太人和異教徒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能夠使同時代的知識分子著迷，使他們信服他的觀點，讓他們成為他的朋友以及猶太文化的朋友。這個時期的其他哲學家還有莫德凱·馬庫斯·赫茲（Mordechai Marcus Hertz），他還是一位居住在柏林的資深物理學家；所羅門·邁蒙（Solomon Maimon），他的行為受到了大量的批評，但他仍然毫無疑問是一位哲學上的天才。康德滿腔熱情地提到邁蒙比他的所有批評者都更深刻地理解他（康德）的哲學思想。
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現代心理學的奠基者之一。他不僅是心理學領域中的學術領袖，也是當代的一位著名的哲學家，篤信猶太教義。即使是在納粹集中營裏，這種虔誠也有增無減。無論在戰前還是戰後，他都把這視為他民族身份的關鍵要素之一。他治療病人的方法——言語療法（logotherapy），存在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的一種形式，可以說正是基於猶太哲學的原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時代的兩位法國猶太哲學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和貝尼·利維（Benny Levy）。列維納斯是法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直到今天大多數著名學術機構仍在研究他的哲學著作。他關於猶太思想的著作《塔木德九講》（Keriyot Talmudiyot）和《在章句之外》（Ma’avar lapasuk）是獨到且複雜的現代思想與古典猶太教義之源的傑出結合。
貝尼·利維，原來的法國名字為皮埃爾·維克多（Pierre Victor），他是列維納斯和法國著名哲學家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的弟子。在巴黎學生革命時期，他是學生鬥爭中卓越的活動者和領導者。晚年，在與薩特一起研究了“卡巴拉”[30]之後，他發現了自己的猶太信仰，成了一名虔誠的猶太教徒；之後，他成為一位熟知猶太哲學的耶路撒冷拉比哈拉維·摩西·夏皮拉（Harav Moshe Shapira）的學生。
有趣的是，薩特和利維在研究“卡巴拉”之後，都堅信猶太民族在曆史進程中的延續中有著不可思議的、超自然的因素。利維在多年之後回憶道，猶太人對於“Tikun Olam”（讓世界趨於完美）和未來救贖的信仰給薩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數學與科學
每次通過互聯網購買商品時，你的信用卡信息都會傳遞到賣家的網站。但這些信息並非明文形式，而是加密的。這是為防止不良分子得到這些信息並解密其中的內容。
這種時候一般使用的加密技術被稱為RSA。這三個字母代表著密碼學中的三位領軍人物——裏維斯特（Rivest）、薩莫爾（Shamir）和艾德曼（Adleman）。在這三人中，後兩位是猶太人。
魏茨曼研究所（Weitzmann Institute）的阿迪·薩莫爾（Adi Shamir）教授是一位舉世聞名的數學家。他專攻加密技術，並在這一專業領域取得了一係列進展。“RSA”所指的三位加密學的領軍人物2002年由於在計算機科學中取得突破性的成就而獲得極負盛名的圖靈獎。
RSA加密本身是基於尋找巨大素數的算法，從而產生幾乎不可能破解的密碼。
裏奧尼德·艾德曼博士（Dr. Leonid Adleman）是計算機科學和分子生物學教授。他被認為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數學家之一。將兩個專業領域有效地結合在一起，他成功地證明了將生物DNA代碼用於數學計算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艾德曼博士借用了生物學領域中的“病毒”一詞，來描述具有破壞性的計算機程序。
米勒-拉賓算法是以它的兩個發明者的名字命名的——美國人格裏·米勒（Gary Miller）和以色列猶太人邁克爾·拉賓（Michael Rabin）。後者也在哈佛大學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數學。
難以想象現代社會中沒有電子商務，而同樣難以想象的是在電子商務中缺少可靠的方法對在線數據進行加密。
股票和期權交易、全球貨幣和網上銀行——就像為打印機定購墨水以及其他所有日常應用——如果不能確認買賣雙方在線通訊的安全，並確認隻有買賣雙方才能閱讀相關信息，那麽這些應用都不可能實現。
由於RSA代碼簡單易用而且效率卓著，所以它成為使用最廣泛的數據加密算法。
一般來說，在技術科學、工程和計算機科學領域中有著大量猶太人，正像那份著名而且標題詼諧的名單《著名程序員：從艾德曼到齊默爾曼》（Famous Programmers from Adleman to Zimmerman）。
我們在此同樣看到，正是猶太人的才華橫溢、思想獨到、辛勤工作並充分地運用他們的頭腦，從而讓猶太頭腦在這些令人驚異的人類成就中占據了他們所固有的一席之地。
在“博弈論”這個數學領域的發展中，也同樣有著猶太人和以色列人的巨大貢獻。我們甚至可以把它視為猶太人的專業之一。
不可知論者、著名的猶太數學家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正是這個領域中的佼佼者之一，他也被公認為“博弈論”學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尤其還有以色列·烏曼（Yisrael Uman）[31]，希伯來大學的著名教授，一位虔誠守經的猶太教徒，因博弈論的尖端發展而獲得諾貝爾獎。在他之後，還有三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羅傑·梅爾森（Roger Meyersohn）、裏奧尼德·赫洛維茨（Leonid Horowitz）、埃克裏·馬斯金（Arik Maskin）——三人都是猶太人。
猶太人不僅是優秀的數學家和著名的科學家。在很多時候，猶太頭腦能夠超越所有的陳規舊習而產生突破性的創意。
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不僅是一名數學家，而且生前也是一位家喻戶曉的名人。他正是這種猶太天賦的絕佳例證。費曼匠心獨運，甚至努力實現了兩個行業之間似乎不可能實現的融合——數學家和幽默作家。他的著作《別鬧了，費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是用幽默詼諧的方式去闡釋最深奧和嚴肅的科學知識的驚人例證。
在物理學——這個也許對我們當代生活影響最大的學科中，猶太人的地位超越了人們的想象。人們常常會在一些具有重大曆史意義和科學重要性的物理研究項目中發現所有參與的科學家都是猶太人。
比如，愛因斯坦-波多斯基-羅森（Einstein-Podolsky-Rosen）悖論，是量子力學的早期定律，也是物理史上最著名的理論之一。它是由三位偉大的物理學家提出的，而這三位物理學家都是猶太人。
阿哈羅諾夫-玻姆效應（Aharonov-Bohm effect），是由以色列物理學家亞基爾·阿哈羅諾夫教授和他的助手——一位美國猶太物理學家戴維·玻姆共同發現的。
著名的曼哈頓計劃是美國研發原子彈的項目。在這個項目中有一半科學家，包括項目主任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內，他們都是猶太人。
別忘了，諸如物理、化學和生物學這些精確科學是公認最困難的研究領域，既需要天賦也需要心理素質。而猶太人在這些學科中的巨大數量正說明了猶太民族熱愛學習的文化以及對智慧的重視讓猶太人能夠實現這樣的成就。
當今物理學領域中最“熱門”的話題是量子力學，以及它所涉及的實際應用、原子研究以及把量子力學與愛因斯坦相對論結合起來的實驗。除了愛因斯坦，為量子力學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的還有尼爾斯·玻爾（Neils Bohr）。他出生於丹麥，母親來自於哥本哈根的一個富裕家庭。他被公認是他那個時代中最重要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之一。
玻爾的家族被稱為科學界的皇室家族——尼爾斯·玻爾和他的兄弟哈拉爾德（Harald）都是著名的數學家（而且也是傑出的足球運動員）。尼爾斯·玻爾的兒子奧格·玻爾（Aage Bohr）子承父業，並贏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正好是在他的父親贏得同一個著名獎項五十周年之後不久。通過這件事，玻爾家族成為證明其代代相傳的天賦的罕見家族之一。
然而，這僅僅是一份冗長名單中的兩個名字。事實是，直到今天對量子力學的發展作出貢獻的科學家中有超過一半的人是猶太人。考慮到量子力學是科學花園中的尖端學科，這前所未有的成就顯然證明了猶太人發現並投身於前沿趨勢的能力。猶太人從來不浪費時間去追求毫無希望的理念，而是把他們的科學天賦與敏銳的商業直覺結合在一起，從而選擇投身於最成功的、最受歡迎的科學領域。
在所有占據領軍地位的量子力學科學家中，我們能夠找到約翰·馮·諾伊曼、馬克斯·玻恩（Max Born，他在1914年從猶太教改宗了路德教宗）和理查德·費曼。今天，在這個領域中的猶太前沿科學家（或以色列前沿科學家）還有列弗·魏德曼（Lev Vaidman）、亞瑟·佩雷斯（Asher Peres）和亞基爾·阿哈羅諾夫（Yakir Aharonov）。
醫學和法律
每個猶太母親都希望她的孩子能夠成為一名醫生或律師。事實上，這兩個領域顯然為猶太人敞開了大門。
僅僅在紐約，至少存在3500間猶太律師事務所，8000名猶太從業醫師。
這兩個專業不僅需要知識和技能，也需要敏銳的心靈和堅定的意誌——所有這些素質決定了猶太人在這些領域的傑出成就。
一位來到紐約大都會的遊客驚訝地發現位於布魯克林區、布朗克斯區和曼哈頓區的眾多醫院大樓上都明確帶有猶太式的名稱，包括邁蒙尼德、貝絲·以色列（Beth Israel）、西奈山、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蒙蒂菲奧裏（Montefiore）。同樣還有分布於長島大頸（Great Neck）和長島其他地方的擁有多家分院的長島猶太醫院。此外，位於紐約大都會的許多頂級醫院都通過聯名或對展示廳和副樓命名的方式來紀念猶太捐贈者。
就其本身而言，並沒有專門的猶太醫院。這些醫院都麵向大眾服務，而它們的名字則證明了猶太人在建立這些醫院時所作出的開拓性貢獻。盡管這個現象也存在著曆史性的原因，但無疑猶太人在醫學世界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
事實上，猶太人和醫學這兩個詞匯幾乎是天生聯係在一起的。31%的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是猶太人。這種聯係要遠遠追溯到醫學的起源，從中世紀直到今天。我們能找到的傑出人物有邁蒙尼德，以及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發現者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和弗拉基米爾·莫德凱·齊夫·哈夫克伊納（Vladimir Mordechai Ze'ev Haffkine）。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院工作期間，哈夫克伊納研製出斑疹傷寒疫苗、霍亂疫苗和鼠疫疫苗，從而在印度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幾乎在現代醫學的每個領域，都有著猶太人開拓性的足跡。阿爾伯特·沙賓（Albert Sabin）繼承了索爾克的工作，發現了製造工藝更為複雜的脊髓灰質炎口服疫苗。巴魯克·布隆伯格（Baruch Blumberg）發現了乙肝疫苗。傑拉爾德·M. 埃德爾曼（Gerald M. Edelman）研究了生物抗體的結構。恩斯特·鮑裏斯·錢恩（Ernst Boris Chain）為青黴素的研發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而布隆伯格、埃德爾曼和錢恩都因為他們的發現而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證明了他們的這些發現對於世界醫學有著舉世矚目的重要性。
鏈黴素，用於治療肺結核。它和其他很多抗生素都是紮爾曼·瓦克思曼（Zalman Waxman）的發現。瓦克思曼也是一位諾貝爾醫學獎得主。事實上，瓦克思曼成為了“抗生素”一詞的同義詞。然而，有些人認為瓦克思曼在發現鏈黴素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瓦克思曼實驗室擔任研究助手的阿爾伯特·沙茨教授理直氣壯地宣稱，他在這種藥品的研發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直到今天，人們都承認他是鏈黴素的合作開發者之一。當然，沙茨也是一位猶太人。
雖然一些人對猶太人有著偏見，但猶太人不僅追求他們人生的神聖化，也看到了緩解病痛和提高人們身體素質的極端重要性。此外，與古代世界的許多文化不同的是，猶太人對這個領域的創新表現出熱切的興趣。遠在現代醫學之前，當整個世界還沉迷於運用神秘的宗教療法治療疾病時，猶太人的療法已經基於邏輯，並盡可能運用被證明有效的治療形式。
盡管猶太人相信疾病是上帝的裁決，但在實用層麵上他們還是專注於具有療效的治療手段。
邁蒙尼德的醫學知識，表現在他的《律法複誦》（Mishneh Torah）一書中。其中的知識主要來自於他豐富的行醫經驗和對自然規律的合理理解。當我們閱讀他的重要著作中關於醫學的章節時能夠體會到這一點。
讓我們以一則軼事來結束本節——即使在阿拉伯人與以色列人之間的矛盾達到頂峰時，以色列醫院依然接收巴勒斯坦病人；在這些醫院裏，他們會受到安全並專業的治療。
法律
在法律世界中，隻有猶太人擁有本民族的國際協會——IAJLJ，猶太司法律師國際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Jewish Lawyers of Justice）。這個協會聯合了來自眾多國家的眾多法律專業的猶太律師。他們各自所屬的司法係統有時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這種組織甚至不僅一個。在美國，有著AAJLJ——美國律師所組成的一個組織。而他們之間唯一的共同優勢在於他們都具有猶太血統。
正如猶太人之中的常見現象，一個甚至兩個專業協會是永遠不夠的，所以他們還成立了猶太律師公會（the Guild of Jewish Lawyers）。
在大學講師、法學博士羅特·雅艾爾·帕斯（Reut Yael Paz）的一篇論文中，她調查了二十世紀初這一事實的根源，發現在中歐國家中有20%的律師是猶太人。
在大批猶太人移民到達美國之後，這種趨勢達到了頂峰。根據各種調查結果，在專業法律的廣大領域中，猶太人占據了半壁江山。
在我們時代優秀的猶太法學家中有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菲力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以及其他為現代法律奠定了基礎的法學家。布蘭代斯是第一個被選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猶太人，而且也被認為是他的時代的傑出法學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布蘭代斯的任命為在美國的其他猶太法官的選舉鋪平了道路。從那以後，猶太人在美國法官中的比例達到了驚人的17%。
著名的猶太法學家勒內·卡森（Reni Cassin）是《人權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人之一，同時他也獲得了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支持。1948年的《人權宣言》成為聯合國的基礎文件之一，直到今天它都作為聯合國的道德和意識形態基礎。卡森在1968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另一位著名的猶太法學家是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這位法官在聯合國調查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地帶進行的“鑄鉛行動”的調查團中擔任領導職務。
亞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被認為是美國最好的律師之一，因他那尖刻的舌頭而聞名。德肖維茨在很多引人注目的案件中為很多著名人物擔任法律代理。在美國，很多成功的猶太律師發現了一種新的行當，即為流行的電視法律節目擔任主持人。朱迪思·欣德林（Judith Sheindlin），紐約家事法庭的一位前法官，現在成為電視節目“朱迪法官”（Judge Judy）的主持人。她的丈夫傑裏·欣德林（Jerry Sheindlin），原為紐約州最高法院的審判員，也進行了類似的轉行，在一部叫做“人民的法庭”的電視節目中擔任法官；這個電視節目專門處理一些小的案件。節目中的另一位法官是埃德·科赫（Ed Koch），著名的紐約市長和美國前國會議員。
傑出之冠猶太人，獲獎與榮譽
如果評價猶太人在人類奮鬥的各個領域所取得的傑出成就，那麽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就是猶太人獲得各種學術和科學大獎占總人數的百分比。
在所有獎項中，最著名的莫過於諾貝爾獎，但人們也會在其他許多極負盛名的大獎的獲得者中發現猶太人。在最近百年中，當偏見不再能夠有力地約束人類的行為和思想，不再能夠製約傑出的猶太人前進的步伐時，這個現象就變得益發明顯。
所有數據都突顯了猶太人與在眾多人類奮鬥領域中所取得的傑出成就之間有著毋庸置疑的統計聯係。也許有人會說，這取決於這些成就的性質，但人們不可能再忽視這種必然的聯係。這可以說是一種隨處可見的現象。
有些人以媒體的浮誇為理由來敷衍解釋這種現象。但“猶太民族傑出性”的現實為這些人提出了真正的挑戰。猶太民族的傑出成就實實在在地證明了猶太天賦的神話，盡管不能充分證明猶太人具有罕見的遺傳基因的主張（我們專門有一個章節來論述這個問題）。
“猶太獎”獲得諾貝爾獎的猶太人
迄今為止，有超過150位猶太人獲得過諾貝爾獎。每年都有猶太人因在科學、經濟、人類關係或藝術領域取得傑出成就而獲得該獎。
在2009年，一位以色列婦女，韋茨曼研究院的阿達·約納特（Ada Yonath）教授因她在核糖結構和功能上所做的研究工作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從而加入了“獲得諾貝爾獎的猶太人”這一名錄。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來自荷蘭的猶太人，安德烈·海姆（Andre Geim）贏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現在，共有853人獲得了諾貝爾獎這項桂冠。其中有超過15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猶太人。猶太人的人數幾乎已經占諾貝爾獎獲得者總數的20%——比猶太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高100倍。盡管在世界人口中每500個人中才有1個人是猶太人，但每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就有一個人是猶太人。
我再一次仔細閱讀了以上這段文字，好讓自己能真正消化這個現象的深刻寓意。事實上，在1950年，猶太民族的三分之一人口被納粹滅絕之後，獲得諾貝爾獎的猶太人比例甚至更高——大約30%。
就目前所知，瑞典政府並沒有秘密的猶太背景或與以色列有任何特別的聯係。恰恰相反，由於近年發生的一係列事件，有些人認為瑞典人普遍具有一種溫和的反猶太主義思想。
諾貝爾獎的評判標準是非常嚴格的，還有來自上千個渠道（主要來自於學術競技場）推薦的激烈競爭。獲獎者名單通過幾十名成員組成的獨立委員會選舉產生。有時，一些科學家隻有在完成研究工作多年之後才能獲獎，以便委員會更好地判斷這些研究工作對人類產生的效益。
而且，諾貝爾獎總是吸引著全世界媒體的目光，所以委員會的決定必須是透明的。在成千上萬能夠了解到獲獎者的詳細資料的人中，有些人的專業領域與獲獎者是相同的。隻要有機會，他們就會樂於質疑委員會的決定。然而，直到今天，還沒有人指責諾貝爾獎委員會給予猶太人特殊照顧。
其他獎項
諾貝爾獎是所有獎項中最著名的獎項，但是在其他獎項的評選中也可以發現類似的趨勢——高比例的猶太獲獎者。
菲爾茲獎（Fields Medal），獎勵年齡在40歲以下的具有突出成就的數學家，它是在數學領域中最負盛名的獎項。為了讓讀者更切實地了解這個獎項所享有的盛名程度，《猶太成就的黃金時代》的作者史蒂文·皮斯指出著名的數學天才約翰·納什（John Nash）[32]曾經是菲爾茲獎的候選人，但最終未能獲得該獎。即使如此，納什，這位電影《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中主人公的原形，仍在1994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皮斯指出了一個驚人的現象：超過四分之一的菲爾茲獎得主都是猶太人。
在數學領域中，還有博謝紀念獎（Bocher Memorial Prize）、勒魯瓦·P.斯梯爾獎（Leroy P. Steele），以及獎勵在代數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人的柯爾獎（Frank Nelson Cole Prize）。以上三個獎項都由美國數學協會頒發。這三個獎項的猶太獲獎者人數高得讓人難以相信——大約一半獲獎者都是猶太人。
1985年在日本設立的京都獎（Kyoto Prize），獎勵在哲學、藝術、科學和技術領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人。這個獎項不僅獎勵那些代表他們自身專業領域頂級水平的人，也頒發給那些用他們的工作為人類作出巨大貢獻的人。從京都獎設立之日起，四分之一的獲獎者都是猶太人。
51%的普利策文學獎（Pulizer Prize）獲得者是猶太人，而這個獎項本身就是以著名的猶太出版家約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zer）命名的。它被公認為新聞和文學領域最重要的獎項，但不要以為這是由普利策的後人來評選獲獎者，這個獎項是由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組建的一個獨立委員會負責獲獎者的甄選工作。
美國國家科學獎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的猶太獲獎者占全部獲獎者人數的38%。到2006年為止，共有425位獲獎者，其中200人是猶太人。該獎項獲獎者的甄選是依據美國國會在1959年通過的一項特別法案進行的。在1963年首次頒獎時，第一枚美國國家科學獎章便由猶太人摘得——西奧多·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是出生於布達佩斯的一位工程師和物理學家，因為他在超音速飛行領域所獲得的成就而贏得該獎。
在該獎首次頒獎聲明中，頌獎人將馮·卡門描述為：“為航空學發展奠定科學工程基礎的頂尖科學家。他不僅給予武裝部隊大量重要的建議，也為科學和工程的國際合作發展提供了眾多寶貴的忠告。”
在接下來的歲月裏，越來越多猶太人加入到美國國家科學獎章獲得者的光榮名單，出席每年在白宮由總統本人舉辦的頒獎典禮。美國國家科學獎章頒發給那些在社會和行為科學、生物學、化學、工程學、數學和物理學中獲得卓越成績的人。
在經濟學領域中，猶太人驚人地獲得了65%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個獎項由美國經濟協會頒發給年齡在40歲以下在經濟學思想和知識領域作出巨大貢獻的美國人。
（以上數據摘自jinfo.org網站。這個網站專門引用關於猶太人對世界文明的各個領域所作出的貢獻的可靠統計數據。）
以色列頭腦以色列是科學世界中的超級大國
以色列建國之後，天才的猶太人民已經把他們的競技場移到了這個新生的國家。我們發現，猶太成就和卓越的猶太民族特征在最近幾個世紀中已經漸漸轉變為猶太人所居住的地方的標誌。
雖然本書並不討論與以色列國家存在相關的政治問題、道德問題和猶太問題，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在今天大約有一半猶太人口集中在以色列這個事實。在今天的以色列，人們常常會說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代表著成功和智慧。在美國和加拿大同樣居住著大量猶太人。事實上，正如我們在之前章節所看到的，正是在這些國家，而不是其他地方，猶太人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以色列猶太人在各個領域的快速發展同樣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建國的短短幾十年中，以色列國防軍已經迅速成長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之一。猶太人才華的聚集已經為世界帶來了大量有益的發明。這些發明有時甚至能夠拯救人們的生命。而它深入的國際合作讓一些有著數百年曆史的國家也隻能嫉妒不已。
從商業和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以色列缺少天然資源和可觀的進出口貿易，使他們代代相傳的商業天賦在很多方麵無法充分施展。
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很難把以色列視為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例證。而且盡管以色列經濟學家是公認的世界級的國際經濟專家，比如世界銀行的前高級官員——享有國際盛譽的斯丹利·費舍爾（Stanley Fischer），但他們主要從事經濟模型和金融分析的理論研究。實際上，直到最近，強大的以色列高技術工業複合體出現之前，以色列的金融業一直在停步不前。可以說，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的深入，猶太人將能夠回歸他們作為商人和金融掮客的傳統角色，並成為國際市場中的出色玩家。
在這方麵值得注意的是，從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以色列的經濟學家一直因以色列穩健的銀行係統和經濟政策而受到全世界頂尖經濟學家的讚譽。
此外，我們可以把以色列視為眾多猶太特征的標誌性代表。它是才華與天賦的最大輸出國，有著越來越大的國際影響，吸引著全世界的關注。同時，以色列也是仇恨和批評的焦點。而在這仇恨與批評中，這個國家不斷證明了它的反抗和生存能力。似乎在以色列人集體中仍然保持著“流浪的猶太人”的所有特征。
我們至關重要
在華盛頓的自然曆史博物館中，參觀者可以觀看一部關於海洋生命的三維電影。如果有以色列人在觀眾中，他們會感到驚喜：在一個場景中，來自內蓋夫（Negev）的以色列科學家們，操著一口原汁原味的完美希伯來語，在觀眾麵前介紹著他們在調查古代海洋生物時的發現。
在美國《曆史頻道》播放的係列片《宇宙》中，提到了在2003年[33]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爆炸事故中犧牲的以色列宇航員伊蘭·拉蒙（Ilan Ramon）。在其他科學欄目中，盡管存在著語言障礙，但以色列科學家仍然是頗受歡迎的采訪嘉賓。他們在節目中作為專家能夠為節目中的素材提供詳盡的解釋；在他們解說時，人們禁不住會注意到他們背後的希伯來文字，也許是海法（Halfa）的以色列理工學院的大廳，或者在一場學術會議中發言人身後的一條橫幅。這些都讓人們想起以色列人在科學世界中那引人注目的存在。
以色列——國際科學活動的中心
以色列位於三大洲交會之處，每年都會有上百萬的候鳥經過以色列，從歐洲遷徙到非洲。因此以色列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觀鳥中心。作為三個大陸塊的匯聚之地，以色列那獨一無二的地形地貌，它那豐富多樣的地層和海拔高度都吸引著全世界的科學家。
橫跨整個以色列的非洲—敘利亞斷層線（Afro-Syrian fault line），是地殼結構製圖的研究對象。位於內蓋夫的巨大火山口成為地理學家們的必到之處。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死海——全球海拔的最低點，它那獨特的高含鹽度讓它一直作為科學研究的聖地。
宗教研究者來到以色列，以便近距離研究猶太教和天主教的早期曆史，以及伊斯蘭教的曆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上所有事實（以及其他更多的事實）讓以色列成為了一個巨大的“智庫”。在這個“智庫”中，以色列的學術機構與全世界的夥伴密切合作，實現雙贏。
盡管以色列國土麵積狹小且外部環境動**，幾乎無法保障正常的科研條件，但以色列人堅持科學研究，讓以色列成為科學世界中的超級大國。
以色列設立的沃爾夫獎（Wolf Prize）被視為科學世界中最著名的獎項之一。有些人認為它的聲望僅次於諾貝爾獎，而且二者的評選範圍之間的確存在一些重疊。很多諾貝爾獎得主都獲得過沃爾夫獎。
來自哈佛大學的優秀學生來到以色列大學學習，而卓越的以色列科學家在全世界的頂尖大學中擔任重要職務。以色列宇航員和物理學家在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和瑞士核研究院中身居要職。
NASA的航天飛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航天飛機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存儲元件的各個零件均由以色列法托公司（Fital company）設計。如果這家公司的技術水平沒有達到世界頂尖水平，自然無法享有這一榮譽。
大量以色列企業參與了NASA的研發工作，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成就的意義，我們值得聽聽以色列國防軍前將軍阿維·哈·伊文（Avi Har Even）接受以色列雜誌《經濟學家》（Kalkalist）的采訪時所說的話：
“與美國航空航天局合作的意義要遠遠超越金錢，”以色列航天局（SELA）前首席執行官伊文說。他現在為歐盟導航衛星“伽利略計劃”擔任顧問。“與美國航空航天局的合作是任何技術企業所能擁有的最好的名片。美國航空航天局對其訂製的零部件的可靠性有著最嚴格的要求。如果某個零件在太空出現了故障，人們很難去修複它們。這可不能與放在車庫的一輛小汽車或機庫中的一架普通飛機相比。所以，美國航空航天局會對他們考慮購買的技術進行深入調查。而他們隻把那些能夠永遠正常工作而不會出現故障的零件送入太空。”
“如果美國航空航天局準備把你生產的零部件送進太空，每個人都會希望購買你的產品，整個市場的大門都會為你打開，你會像一位舉世聞名的醫生，人們為了你的名聲而心甘情願地支付高昂的費用。”
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著名實驗中，證明通過加速，中微子束的速度可以超過光速。這個實驗在世界上最大的物理實驗室進行。在這個位於日內瓦附近的實驗室中聚集了幾十位以色列科學家，他們在這個計劃中身居要職。實驗中的許多硬件和軟件也采用了以色列研發的元件和技術。這個實驗的設計目標也是為了調查以色列科學家們所提出的理論。
以色列真正的驕傲
建國相對較短的時間中，以色列這個年輕的國家已經努力積累了眾多具有國際重要意義的科學成就和科技產品。在一部美國人拍攝的關於艾薩克·牛頓爵士生平的電影中，有著以色列科學家的參與。這部電影提到牛頓爵士的部分手稿仍然保存在以色列國家博物館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要求將他的畢生著作以及姓名使用權都饋贈給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
關於以色列人的才華，還有更多的事實：
在以色列的每個社區中，獲得大學以上文憑的人所占比例居世界首位。
以色列的科學論文數量與總人口比例居世界首位。
以色列之外的各國大學中，以色列科學家躋身於最卓越的群體之中，擔任講師或教授職務。
以色列科學出版物被譯成多種語言，相反亦然；許多科學著作翻譯成希伯來語的速度要比翻譯成其他語言快得多。
世界上最負盛名的大學之一——哈佛大學，在以色列擁有實習項目；紐約大學同樣跟蹤學生在以色列的實習成績。
以色列在歐洲專利數量排名中位居第二。
通過對全世界2600名科學家進行的一項研究，以色列的韋茨曼研究院當選為世界上最優秀的研究院。
韋茨曼研究院的伊胡德·夏皮羅（Ehud Shapiro）教授研發了世界上第一台生物計算機。
在全世界科學技術研究與發展出版物排名中，以色列位居第一。
這些數據證明了以色列在國際科學世界的中心地位。事實上，與它的人口數量相比，以色列是世界最偉大的科學超級大國。
位於雷霍沃特（Rechovot）的韋茨曼研究院是以色列科學王冠上的一顆璀璨明珠。它被認為是世界上頂尖的高等學府之一，並多年來一直位居科研領域的領軍地位。韋茨曼研究院最初的發現大多是在物理學和生物學領域，並讓這所研究院聲名鵲起。韋茨曼研究院的最新科研成果是修正牛頓引力理論（MOND）。這種科學理論替代了暗物質理論。
關於以色列建於迪莫納（Dimona）的核反應堆的一個特別有趣的事實是，即使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以色列本身也擁有足夠的科學家去維護一台運行中的核反應堆。與它狹小的國土麵積相比，以色列已經證明了自身具有巨大的研發能力去建立和維護這個反應堆。
以色列物理學家和數學家那引人注目的巨大數量足以讓以色列將它所擁有的知識分子委派到全世界的各所大學和眾多的科研計劃之中，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CERN計劃。
這樣一個小國在幾十年的時間中取得了如同一個軍事大國般的成功，這違反了所有的傳統觀念。而確鑿無疑的是猶太人那傑出的頭腦在這方麵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猶太人在知識和文化領域的優勢地位的另一個例證是在線百科全書——維基百科（本書多處引用了維基百科的內容）。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希伯來語的維基百科正在迅速跨過十萬條目大關，從而超越了還未達到這個裏程碑的眾多語言。考慮到世界上希伯來語讀者和作者的數量，這一成績就更讓人印象深刻。事實上，它反映出在國際科學和文化社會中，以希伯來語為母語的人群所占據的中心地位。
（編者注：隨著希伯來語的維基百科以比預想的更快的速度跨過了十萬條目大關，不僅條目的數量迅速增長，而且就像鏈式反應，增長的速度也在迅猛提高。到現在為止，希伯來語的維基百科擁有超過十二萬篇文章。而英語維基百科的文章總數超過二百萬篇。）
值得一提的是吉米·威爾士（Jimmy Wales），維基百科的建立者（也是一位猶太人），在第十萬個條目之際發布了致全體希伯來語維基百科作者的一封信：“感謝你們的參與和奉獻，希伯來語維基百科成為迄今為止以希伯來語書寫的最大規模的百科全書，以及維基百科中規模最大的國際版本之一。使用希伯來語的人數較少，但他們擁有全民學習和信息溝通的深厚傳統。這傳統就像一片肥沃的土地，在這土地上成長出維基百科最熱情的群體之一。”
希伯來語維基百科包括翻譯自英語的條目，但除了這些條目之外，還有大量的科學條目是由眾多專業領域中的以色列專家運用希伯來語創作的。這些原創作品成為所有語言中最優秀、最專業的條目。
作家、記者齊夫·加利利在一篇登載在“Higayon b'Shigayon”網站上的文章中提供了更多重要的細節：
“各種語言的條目數量反映了這個語言群體的文化程度，以及這個語言群體是否準備好為世界作出貢獻。截止到2007年11月，在以色列的不到六百萬猶太人共為維基百科貢獻了65324個條目。
以色列人的發明
《專利之歌》（the song of the patents）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色列的一首流行歌曲，其中有一句唱道：“猶太頭腦讓我們產生專利。”
值得注意的是，這首歌的詞曲作者哈伊姆·切弗（Chaim Chefer）將專利和發明的產生歸功於“猶太頭腦”而不是“新的以色列頭腦”。事實上，猶太天才的聚集以及艱苦的生活條件讓以色列成為一塊適合發明創造的肥沃土地，以至於一些人認為以色列最主要的出口項目來自於專利領域。
雖然以色列人沒有發明死海，但他們肯定圍繞著死海“發明”了國際公共關係，從而才能把死海不成形狀的泥塊賣給外國的家庭主婦。
以色列的阿哈瓦（Ahava）公司大量供應產自死海的鹽類和礦物質。數以千計的以色列學生將在國外出售這些產品作為謀生的第一步。最初，這些產品成為在美國普通購物中心無法買到的著名商品（至少在美國移民警察抓到他們之前）。事實上，商業直覺一直是猶太人最顯著的特征，但我們會用專門的一章來論述這個命題。
以下列舉了以色列人的一些驚人發明。其中的一些發明是我們日常所使用的，但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應該為此感謝他們。
一點小貼示
成千上萬土生土長的非洲孩子和其他幹旱國家數以十億計的人民應該感謝以色列的著名發明對他們的農作物增產所作出的貢獻——滴灌法。這個發明當之無愧是猶太人對全人類作出的最重大的貢獻。
這種簡單的設備能讓農民準確而有效地使用有限的水源。過去，人們嚐試過微孔滴灌的方式，但微孔很快就堵塞了，而更大的孔洞則會損失過多的水。
四十年前，以色列工程師西姆卡·布拉斯（Simcha Blass）發現，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製造更小的孔徑，而在於送水管路的延長，從而讓水可以流過較長的距離，但不至於在到達水龍頭前蒸發掉。較長的送水距離以及水流與管壁的摩擦，極大地減緩了水流速度，直到最後水流緩慢地流出滴灌龍頭，不再大量排掉從而造成浪費。
這種簡單而有益的發明今天已在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得到推廣。超過四千萬套滴灌設備如今正在澆灌著數以百萬計的耕地。
滴灌設備的使用讓過去不適於耕種的土地得以被利用，如沙質土壤；農民可以在這樣的土壤表麵種植蔬菜。在加沙地帶的猶太定居者被稱為“古什卡蒂夫”（Gush Katif，幾年前已被迫疏散），他們是全世界運用滴灌技術在沙質土壤上種植莊稼並取得巨大收獲的榜樣。
需求是真正的發明之母。以色列的氣候條件所帶來的挑戰促成了另一些發明。其中一些發明在其他國家也獲得了重要的應用。富碳灰土[34]、水處理技術、管道鋪設的引導和分布、深水鑽取係統——所有這些都是以色列人研發出來的。
其中一個獨特的發明是著名的太陽能熱水器。以色列政府規定每個新建住宅都必須安裝太陽能熱水器。以色列工程師利瓦伊·伊薩爾（Levi Yisar）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便提出了家用太陽能熱水器的最初原型。他聲稱對太陽能的使用可以成為電力和化石燃料的實用替代能源。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由於能源危機以及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石油禁運，使得替代能源的需求上升。以色列物理學家茲維·泰弗（Tzvi Tavor）研發了當今在以色列大多數屋頂都能夠看到的太陽能熱水器。據估計，這可以每年為以色列節省二百萬桶原油。
今天，太陽能熱水器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受到了歡迎，包括非洲一些國家和中國。在歐洲國家中，隨著人們逐漸認識到化石燃料的危害，太陽能熱水器的使用也變得日益廣泛。
以色列媒體技術的發展可以說拯救了幾百萬人的生命。
“金”（Kam）膠囊，帶有微型攝像頭的小膠囊，可以幫助醫生診斷腹腔囊腫或癌症腫瘤的生長。它是由以色列的“吉本圖像”（Gibben Imaging）公司研發的產品。以色列生物技術公司的數量占其人口總數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
總之，如果說遠東地區（尤其是中國）是世界工業的加工製造工廠的話，那麽以色列的功能就是一個微小而強大的智囊團。
猶太人為什麽這麽聰明？
關於猶太人智慧的源頭，有很多種說法。僅在上個世紀末的最後幾十年中，這個命題才開始得到認真的研究。今天主流的科學態度都從一開始便拒絕接受超自然的、甚至生理遺傳的猶太天賦的存在。
以賽亞胡·拉維什教授出於多種原因而肯定了這種科學態度。他提出，沒有理由因為每個個體的獨特性而斷言集體的天賦；其次，作為一位生物化學家，他認為通過任何遺傳途徑都無法獲得實現成功的特質。
所以，他認為猶太民族的獨特智慧在於，與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比，猶太人更具有熱愛學習的傳統文化和智慧。這個原因本身已經足以讓猶太人擁有成功運用自身才華的潛能。而且，他指出，猶太民族作為一個整體，與其他民族的普通大眾並沒有可比性，而隻有猶太民族的受教育階層與其他民族的同等階層之間才能構成對比（但他同意，猶太民族的受教育階層比其他民族更廣泛，占總人口比例要高得多）。
當今最主流的理論是由三位遺傳學家提出的。他們認為猶太人在曆史中所遭受的迫害，讓猶太人建立了一種自然選擇機製——選擇最聰明的、能力最強或最具有生存能力的後代。因此，通過一代代的物競天擇，最精明睿智的後代得以延續下來，這意味著高智商的猶太人所占比例穩定增長。
當然，認為猶太人具有一種熱愛學習的文化傳統的觀點是最符合邏輯的，隻是在此我們必須要問：“是什麽讓猶太人具有這樣迫切的教育需求呢？”
美國哲學與政治學專家、作者查爾斯·默裏博士，曾嚐試在一篇觀點獨到的文章中回答這個問題。這篇文章題為《猶太天才》（The Jewish Genius），登載在《評論》雜誌上。
從一開始，顯然要追溯到摩西時代，猶太教義與智力的複雜**織在一起。猶太人服從真神的意誌而遵循律法。這意味著他們不得不學習律法。而律法的內容是如此包羅萬象而又錯綜複雜，以至於這個學習和回顧律法的過程會貫穿他們的一生。而且，猶太男性也不能假裝自己學會了律法，因為父親有責任向他們的兒子傳授律法。如果父親不能盡到這一責任，那麽其後果是所有人都能看到。沒有其他任何宗教對其全體教徒施加如此眾多的智力要求。
……我認為有可能通過第二或第三效應，以及因為在公元前一世紀之後閱讀和理解複雜文本的要求，從而培養了猶太人較高的語言技能。但我發現更合理的說法是：隻有當人們已經具有了較高的語言技能之後，才會想到提出這樣一個高標準的要求。
這個推論甚至讓我更進一步地深陷於沉思的國度。就我所提出的觀點而言——摩西時代的猶太人可能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特別的語言技能——這一觀點在支持進化論的心理學家的終極挑戰麵前卻不堪一擊。
在這個問題上，我隻能在我最後的假設中尋求避難。盡管這個假設簡陋無比，但令我慶幸的是人們無法對它進行反駁。這個假設就是——猶太人是上帝選擇的子民。
猶太人的金手指
商人之國
就在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居住的加州小鎮上，要是你在街上遇到他，你很可能不會看他第二眼。他就像是一個典型的無所事事的美國孩子，那種你會想象他在電影院或遊樂場打發整天時間的孩子。這種印象並不太離譜，似乎紮克伯格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然而，在他真實的生活裏，馬克·紮克伯格是世界頂尖高科技公司的總裁。他建立了“臉書”（Facebook）網站。到今天為止，這個網站已經擁有三億五千萬活躍用戶，而且用戶數量仍在不斷增長。
紮克伯格是一個有趣而古怪的人，這讓他在矽穀那些同類公司的領導者中顯得卓爾不凡。在接受收視率頗高的美國新聞調查節目“新聞60分”（60 Minutes）采訪時，紮克伯格說他住在僅有一間臥室的單間裏，並睡在地板上的床墊上。然而，我們並不需要同情他。在2011年，紮克伯格的資產估計達到了135億美元，這讓27歲的他成為世界上最年輕的億萬富翁。
紮克伯格作為一位猶太人，時刻牢記著自己的猶太血統。在大學時，他是國際猶太大學生聯誼組織阿爾法·埃普西隆·派兄弟會（Alpha Epsilon Pi）的一員。
在寫作本書之際，臉書已成為互聯網上規模最大的網站，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新會員注冊，其中不乏著名人物。據說貝拉克·奧巴馬也在他的臉書網頁上進行更新，以幫助他在總統大選中獲勝。
這個世界上最年輕的億萬富翁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猶太民族獲得證明他們自身商業天賦的機會，並迅速發展、成功和致富的故事。從古至今，猶太民族一直擁有敏銳的商業直覺，但僅僅在最近幾代人中，這種天賦才得以充分地發揮。
以色列報紙《國土》（Haaretz）的政治專欄作家阿拉夫·本（Aluf Benn）為雜誌《造物主》（The Maker）撰寫了一篇題為《銀章》（The Silver Badge）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通過曆史的視角分析了猶太人在金融上所取得的成功。他引用了曆史學家傑裏·穆勒（Jerry Muller）的觀點——隻要猶太人有機會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競爭，他們就能夠收獲遠遠超越他們人數的成功。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隨著猶太人和市場力量的解放，他們磨礪多年的商業天賦得以充分發揮。
本指出，統計數字表明猶太人所取得的成功並不局限於美國猶太人。在2010年，100位最富有的加拿大人中有22人是猶太人，10位最富有的澳大利亞人中有5人是猶太人；而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所列出的100位最富有的英國人中有17位是猶太人。
猶太人為什麽如此成功？
在大眾喜愛的在線頻道“雅虎知識堂”（Yahoo Answers）中，一位網友提出了一個問題：“猶太人為什麽如此成功？”
人們給出了各種各樣的回答，反映出大眾在這個問題上廣泛持有的大多數觀點。
這個提問者所選擇的最佳回答來自於一位自稱猶太人的匿名網友。他聲稱猶太人的成功取決於猶太人的教育。他說，猶太人極為重視素質教育。在一個知識密集型職業占據了經濟的最大份額的世界中，教育的優勢是決定性因素。
這位回答者使用了我們所熟悉的主題——“猶太頭腦”。然而，與成功商人們親身打交道的任何人都知道在博學與商業成功之間並不存在直接聯係；而且在曆史上，有許多最聰明的智者（無論是不是猶太人）都終身清貧，至少並不格外富有。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考慮到教育優勢這一因素，猶太人成功的程度也遠遠超過了人們的預料。值得我們反複強調的是，猶太人的數量僅占世界人口的極小部分，但他們在經濟中的地位（無論是商業還是任何產業領域）卻是舉足輕重的。
終極商人猶太人
在大多數財富還被貴族所占有的時代，猶太人便設法在貿易世界站穩腳跟，尤其是在商業領域。在各種中世紀文獻中，我們看到猶太人永遠扮演著商人的角色，正如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主角。就像馬克·吐溫在他著名的文章《論猶太人》（Concerning the Jews）中所指出的，猶太人在所有貿易領域所取得的成功有兩個主要原因：可靠，以及能夠利用任何合法機會的精明。
在這種情況下，難怪猶太人為商業——這個允許他們進入並獲利的行業，帶來了極致的複雜與精明。今天，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在平等對待猶太人的國家中，猶太商人的起點已經比過去要好得多了。猶太人充分利用這些優勢，從而輕而易舉地取得了可觀的商業成功。
猶太人的成功不僅可以通過在美國或全世界富翁榜上的人數來衡量，也表現於他們所取得的較高的社會地位。比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近年的經濟危機中領導美國進行拯救世界經濟的努力。伯南克憑借著他的經濟才華贏得了非比尋常的讚揚，並當選《時代》雜誌年度人物。而這些榮譽他是當之無愧的。
值得一提的是伯南克之前的兩任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也都是猶太人。美聯儲主席是很高的政治職位，它需要總統和國會的批準，而不是通過高層關係所能謀取的職位，所以這些任命可以被看做是對被任命者能力的全麵信任的一種表現。在過去的三十年中，這一職位一直由猶太人擔任。
由於美國在世界經濟中占據著特殊地位，所以美聯儲主席的影響力遠遠超越了美國國界。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各國領導人和經濟學家都密切關注著美聯儲主席的一舉一動。每個人都知道他的決定不僅影響著美國內政，而且會產生影響全球的連鎖反應。
另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具有同樣出色的商業直覺。在摩洛哥，猶太人曾擁有眾多企業和土地；在也門，他們控製過黃金和珠寶業；在歐洲，他們建立了許多工廠。今天，同樣，高薪職業像一塊磁鐵，吸引著富有商業才能的猶太人。在瑞士，他們是銀行家。在洛杉磯，他們是律師和會計；在華爾街，每個經紀人都有某種猶太背景。在墨西哥，極少數猶太人控製了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工業和商業。
在暢銷書《富爸爸，窮爸爸》（Rich Dad Poor Dad）出版之際，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和安特衛普（Antwerp）的猶太人並不需要讀這本書。[35]畢竟，他們在一千多年前就設計了這種牟利機製。
猶太人和珠寶
在歐洲、亞洲和非洲許多國家中，猶太人一直控製著一個產業領域，那就是珠寶和寶石業。在這個行業中的猶太人的巨大數量，在一定意義上表明建立了實際上的猶太壟斷。
根據某種觀點，英語中“jewelry”（珠寶）一詞派生於“jew”（猶太人）這個詞匯。這是從事珠寶業的猶太人的巨大數量的一種自然體現。
從薩那到摩洛哥，從維也納到布達佩斯，在世界各地，猶太金匠和珠寶商都是猶太人聚居地的象征。
在中世紀的文獻中，人們隻要談論起貴重物品的價值，就會出現“讓我們叫猶太人來”這樣的表達。“猶太人”成為“珠寶商”或“商人”的同義詞。有趣的是，猶太人牢牢地控製著這個行業，即使從事珠寶業的非猶太人也被人們冠以同樣的稱呼。
曆史學家傑裏·穆勒指出，在歐洲，資金借貸行業完全由猶太人控製了近千年。難怪“空手套白狼”的技藝，作為我們時代的商業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被一代代猶太人所磨礪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