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以前，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我的師長，曾經函囑南來講學；抱歉得很！當時因為個人在北方事務紛繁，一時未易分離。現在得一個機會到此，並且承馬先生命講題，就是“中國再生時期”，在今天得和諸位談談。
什麽叫“再生時期”呢？我們知道，人類的個體生命曆程，是從少壯而衰老而死亡。人類的個體生命到了“衰老”的時期，必然達於“死亡”；決沒有“返老還童”，所謂“再生”時期的到臨。那走江湖的人和報紙上的廣告，竟有什麽“返老還童藥”發賣，那是欺人之談，沒有科學根據的誕言。
但是人類集團的生活和國家民族的文化之演進，雖也是由少壯而衰老而死亡；但是在衰老時期如果注射了“返老還童”針，使獲得了新的血脈，那麽一朝煥發新的精神，從老態龍鍾轉變而振作有為，於是，國[家民]族的各方麵都表現了新的活動，這個時期，曆史家稱為“再生時期”。
我們一讀西歐的近代史，就知道西歐在中古時代曾經有過八百年到一千年的黑暗時代（DarkAge）。那時，歐洲一切的文[明]俱已荒廢，民族達於“衰老”的極度；但是到了黑暗時代的末期，因為獲得了新的刺激，灌輸了新的血液，於是老大頹廢的歐洲民族，到了十四、十五世紀便發生新的運動，返老還童，死裏複活，成為歐西近幾百年一切文明發揚光大的基礎，這便是“文藝複興”（Renaisance）時代。我國向來翻譯為“文藝複興”，實在有些欠當，應該是叫複蘇或再生時期。十四十五世紀是歐洲的再生時期。那麽何時是中國的再生時期？試觀近三四十年來——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來，我國的一切文明無論是社會製度、政治體係、經濟組織、學術思想……皆掀起了極大的變革，所以我相信，將來的曆史家就要目這個時代為中國的“再生時期”。因為我國具有幾千年的文化，然而，曆史演進到了現在，已經表現中華民族的老大衰頹。過去中國的曆史上，發生了多次的再生運動，交織起伏，希望促老大的中國返老還童；但是新的刺激奄弱，新的血液貧乏，終於未能成功。可是從曆史的觀點，我們知道中國“再生時期”的到臨。
我國在中古時代，為宗教的迷信勢力和社會遺留的法製所蒙蔽，但知尊重個人的生命，不理解做人的意義。《孝經》所雲：“身體發膚，受諸父母，不可毀傷。”當時一般的人們，不但是尊重自己的身體，並且求所以揚名顯親，光宗耀祖；最低限度，也要做到“無辱”的地步，使自己和父母在社會上有尊榮的地位，要不是，生不如死！到戰國的時候，社會上表現了武士道的精神，許多人不但尊重人生的名譽，並且形成社會的俠義風尚和愛國犧牲的精神！民族漸漸有了複活的趨向。
但是不多久，受佛教和道教的影響，俠義犧牲的精神潛滅於無形，民族日漸衰老；[人們]怕死，念佛、求仙，遍尋返老還童藥丹以期長生不死。為著將來自身得入浮圖，不惜以指頭或手臂紮布浸油，在佛前燃燒作佛燈，表示信佛的虔誠。於是群起仿行，甚至竟以身殉。有的將整個身體纏布塗油，並且張貼布告：“茲於某月某日在某某地方某某大和尚獻身佛前”雲雲，使得萬人空巷，爭往觀看。大和尚一麵焚身，一麵念佛，一麵行禮。於是大家異口同聲讚美，因為大和尚從此已經成佛升天，達到人生最高的目的。這種個體的犧牲，為想達到個人入浮圖的夢想，於民族、國家和人群沒有絲毫的關係；和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人生觀大相違背。到了這個時候，民族複回到了衰老時期。中國一直給這種黑暗的潮流**漾了好幾百年！
到了唐代，漸漸地萌發了一點生機，爬出了這個黑暗的圈子，一般不再幻想升天成佛。首先在文學上，我們看到有了良好的改革，許多詩人如杜甫、白居易等不再從事去讚美自然，吟風弄月，開始描寫社會的疾苦，出現了新的文學，達到了一個解放的時代。不但唐詩，為我國曆代最著名的柳公權、顏真卿的書法，皆甚有名；就是散文方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革。在唐朝以前，六朝的文獻形式：一般人作起文章，講求對偶，造成四六句的駢體文，走上了荒謬的文學道路，當時的文學已經失掉了作用，而表達吾人的感情、感覺和思想，遂不完全。直到唐朝的韓退之、柳宗元出來，才將這種不合文法的駢文廢棄，主用“散文”。當時的“散文”，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古文”。其結果，唐朝成為詩文最盛的一個時代。此外，在宗教方麵，唐代也有相當的改革。如前所述，獨善其身的佛教漸進而成禪宗。從印度的佛教轉變而為中國的禪宗，不立文字，不再打坐念經，見性成佛。所以唐代是中國一個再生的時期。但是，畢竟因為這時所遭受的刺激太小，新血液的灌輸不足，過後，又回到了衰老的時期。
到了宋時，離現在九百餘年，中國又漸漸表露複活的趨勢，無論是在文學上、思想上、政治上等各方麵，宋朝都充分表現新興的氣象。文學方麵，繼續出現了幾個新人物，如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他們繼起對於文學的努力，亦有了新的收獲，造成文學革命，“古文”的格式於是形成。後人合唐之韓愈、柳宗元，稱為唐宋八大家，其中宋代占了六位，所以宋時在文學上又是一個再生時期。同時，在思想方麵也有了極大的改變。從前的人生觀為拜神求佛，但望個人延年益壽，避禍得福。在北宋時出了一個偉大的人物範仲淹，提出了一個新人生觀，嚐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於是思想上表現了一個新時代，由個人主義走到利他主義的道上。要在人人還未曾有憂慮的時候，而自己[先]去憂慮；但是快樂就是要到個個都享受了，然後才[輪]到自己。
這是宋代思想界[的]一大革新。不到三十年，熙寧年間，王安石出來實行政治的大改革，但是惡勢力強固，改革沒有成功。繼有程顥、程頤、朱熹一般人出來，主敬存誠窮理為本，另成了一個學派。
他們不再希望做道士、和尚，而是要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於是確立了一種理想的人生觀，如《大學》首章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但是這裏的“修身”和中古時候所希望為神仙、成佛祖的一種自私的、出世的觀念不同，而是積極的、為社會的人生觀，所以“修身”的後麵，就是“齊家”、“治國”和“平天下”。這一種新人生觀的煥發，於是代替了中古時代宗教迷信的人生觀。從目的上說，由期望個人超度推廣而期望社會的改進。因此，在思想方麵，宋朝的理學派不愧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個再生時期。
然而，畢竟因為社會傳統的舊勢力膨脹，而新加入的血液不足；“治國”、“平天下”又是那麽的艱深難行；不久，中國又回到了過去的年代，踏上從前的老路。文學方麵從此跑上一個“做八股”的形式道上，體裁更壞。在思想方麵，又回到靜坐、拜佛，欲成神仙的圈裏。一向積極的、活動的人生觀，轉變而為消極的、死樣的人生觀，無所為而為；因著要做聖賢，便要做到“格物致知”和“治國平天下”，小民何敢奢望？“格物致知”的意義，原來正與近代的科學家理想相符。“物”的範圍既然是這樣廣泛，包羅萬有，單是要“格物”，以窮究天地萬物的道理，在那個時候，既沒有客觀的環境，生活上並沒有感覺到切膚的需要，而科學研究上的設備，好像顯微鏡、望遠鏡等等都一樣也沒有的；而大家既不了解科學實驗的方法，一般讀書人但知朗朗念書，文質彬彬，長袍大袖又不用手足，哪裏說得[上]科學的學習。因了這個緣故，“格物致知”隻是講講，而沒有方法去實行。到明朝，王守仁主張“知行合一”。但是，“格物致知”做不到，於是想從自身下手，由靜坐而提倡“良知”。
初時，王陽明對於“格物窮理”等宋哲所提倡的思想也頗篤信力行，隻是行而不知其法。為著“格物”，王陽明和他的門弟[徒]，先試“格”庭前“竹”，解索“竹子為什麽中空？”的道理。他的門徒坐守三天三夜，仍舊不獲其理。王陽明不相信，自己親身去守望沉思，也弄了七天七夜，仍舊，“竹子為什麽中空？”的道理沒有“窮”了出來，反弄得病體難支，於是認為“格物致知”那是幹不通的，就改而提倡“良知良能”，以個人的知覺為做學問的出發點。我們曉得，思想方麵這又回到了沉沒錯誤的途上。宋哲所提倡[的]那積極的人生觀和“格物窮理”的道理，為了曆史上從來沒有研究的遺風，和科學的背景設備等，於是曇花一現，思想上又返到了過去的時代！
每個時代都有一個再生時期，不在這方麵、就在那方麵具有返老還童的趨勢。古文改革到了明朝，一方麵，文學是走到形式的死路上；一方麵是在蘊蓄著蓬勃的生機。在明朝以前的元代，已經有了白話戲曲。明朝以來，白話的詞曲雖然仍舊存在，可是明代在文學上的傑作是用白話寫的小說，如像《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都是曆史上的白話文長篇小說中不可多得的佳本。迄清時，又有《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出現。因此，這五百年來，文學上可以說是由古典的文學到了平民的文學，為文學曆史上一個新的階段。但是，在這個時候，文學就分成了兩個部位：像《三國演義》、《水滸》這一類的文學作品，在當時[被]目為低級文學，為社會中一般下層階級的民眾，像賣豆腐的、拉車的、縫紉的，作為茶餘飯後的讀物；而一般士大夫階級，仍舊在跑其“求功名”的道路，大做典試的八股文章。
總括來說，在曆史[上]我國是發生了好幾次的再生運動，在各方麵表露複蘇的精神。唐代可謂是我國文學上的大改革，民族也表現一些生機；但是一會兒又轉到了衰老時期。迄宋朝，文學又煥發了新生，並且思想上表露複活的氣象，但是因為舊勢力雄厚，新刺激、新血液貧乏，不久又朝八股文學的路上跑。明代以後，白話文的勃興，文學上又表現了一種生機；然而一般士大夫階級仍在做古典應試的文章。所以我國曆史上雖然有了好幾次的“再生時期”交迭起伏，然而返老還童的目的，仍是沒有達到。不過，曆史演進到了現在，試觀最近三數十年中國各方麵的活躍，我們覺得中國並沒有死亡，過去的“再生運動”也不是完全失敗，並且還依舊在繼續地進行。我們從曆史的觀點來作一個比較，更證明現在中國所感應的刺激、所增加的新血液之強大，為曆來所未有。這種新刺激、新血液，有促中國複活的趨向，所以現在是中國的再生時期，恐怕也就是最末一次的再生運動。因為現在關於政治改革已經大功告成，而在文學改革、社會改革、學術改革諸端，也就如狂風怒潮逐波而來，在在都充滿了新的希望。現在分別說來：
一、政治改革：前昔我國曆史上的各種改革不容易求得實現，這原因思想、文學、宗教的改革不敵政治上的壓抑。往往思想和文學的改革，在政治上稍稍加以壓力，即將一筆勾銷。好像三十年前，光緒二十四年（即1898年），廣東一般領袖如康有為、梁啟超所倡導戊戌維新運動，全國震動，思想為之一新。那時恭親王亦立意變法，並頒布了關於政治、軍事、教育等等數百件改革案。但是，還不夠三個月，頑固的慈禧太後複垂簾聽政，不讚成變法。於是，將皇帝幽禁；一般維新的黨人，捉的捉，殺的殺。如火如荼的改革運動，就給這一位老太太輕輕地一筆勾銷。這是給一般人的一個大教訓：
皇帝或一般謀臣想圖改革，尚且沒有成功的希望；在個人方麵或是沒有地位的人，更因著畏縮而消滅了改革的念頭，倘若一不小心，給禦史探悉，那麽自己的身家性命立刻不能保障。想在文學方麵努力改革運動，更是沒有辦法，政治上的壓力，立刻將加以取締，或封報館，或停辦書店，曆史[朝]以來的文字獄，都是言論被鉗製的結果。所以，政治的改革在再生時期，實在占著重要的地位。但自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掃**了幾千年專製政治的積汙，使中國開始新生的時代，而一切的革命運動，無論是在文學上、思想上、學術上的，才能夠發榮滋長。因此，如果沒有了辛亥的政治改革，那麽中國一切再生運動都不能成立。所以中國政體的改革，實在是一切改革的唯一條件。
其次為文學改革：大概稍能涉獵西洋文學的，必能理解我國的文字尚不足以應付生活上的需要。
我國的古文為[幾]千年前所形成的文字，這種文字現在如要讀通，最少要花費一個極長的時間；倘要能夠寫作，那麽需要更長期的訓練。可是做的文章和講的說話，畢竟又是兩件事體，念著文章，普通一般人們聽不懂，所以這種文字實在是一種“死的語言”，如果是用來教育兒童，或是用來宣傳大眾，那是毫無用處的工具。尚在專製時代，早已經有人感覺到改革的需要，可是這種改革並沒有成功。
何以在過去這種文字的改革不能成功？最大的原因是當時社會環境還實行科舉製度，將社會劃分了兩個階級：一方麵是上層階級，有知識的、做官的；而又一方麵是下層階級的民眾，拉車的、賣豆腐的、縫紉的……這種“我”和“他”的界限劃分以後，於是形成彼此的觀念。但是環境是這樣，如果要做人上人，你得學做八股文章，寫端正的小楷，讀古文；至於白話文雖然和普通言語音義相同，寫語體文是一種實用的文學；可是上層階級的知識分子大家目為那是下等社會人們的讀物，要想閱報、做官，絲毫沒有幫助，因此改革的結果，遂遭失敗。白話文雖然提倡，但是做八股的還是做八股。又因為，白話文為一般[人]看不起，所以連下層階級的勞苦民眾，如果自己有了兒孫，還是要送去學做八股文章，而白話文的改革，其結局，沒有方法不歸於失敗的。
近十餘年來，白話文的提倡，所以先從這一點下手，打破“我們”和“他們”的區分，彼此合一。
我們覺得中國須有“新文學”，我們覺得白話文是“活的語言”，我們為要打破社會的歧視，所以無論是詩歌、小說、戲劇、傳記，……都用白話文來寫；而過去有價值的白話作品，要使[其]在社會[上]有機會發揚光大。無論社會的上下層，大家都對白話文發生好感，並且在生活上去應用，是[如]這樣，文學才可以改革。而近十餘年以來，我們都在從事這種工作。
白話文的“白話”，和在兩粵通俗所謂“白話”的意義，頗有不同。在兩廣說到“白話”，意義就是指“廣話”而言，這裏也有一個來源的。因為從前表演粵戲的時候，舞台上表演的人，一方麵是“唱”，一方麵是“白”。所謂“白”，就是“道白”，“道白”都是用“廣話”。這在大眾聽起來，“唱”的[詞]有時不會懂得，卻是“道白”往往聽得清清白白，所以“廣話”又叫“白話”。但是在“白話文”所謂的“白話”，其意合[和]“普通話”（或叫官話）相同。我國全國為同一的民族，是應該有同一的語言，這就是所謂“國語”。至於凡是可稱做“國語文”的，必須具有兩種條件：第一是全國流行最廣、大家最容易懂得的方言；第二，要有寫作的形式之標準，使大眾易學易教。這幾乎是全世界相同的道理。好像從前歐洲西部多用拉丁文字，但到現在，意大利就用意大利的語言文字，法蘭西有法語、法文，英國和德國也有其國語、國文。但是意大利、法蘭西、英、德等國，其國語的成立，也不外上述這兩個條件，即要在全國流行最廣和有其寫作的形式。
在中國，語言方麵流行最廣的就是“白話”或叫“官話”，又叫“普通話”。我們試看丁文江和翁文灝所製的《中國語言分布圖》，我們就知道“普通話”在中國流行範圍的廣大：從北到俄[國]邊[境附近的]哈爾濱，由東三省而萬裏長城、長江一帶；南到與安南毗連的雲、貴；從東邊南京起；
到西邊的四川止。我們統觀中國東、南、西、北這一個大區域，那麽包括了東三省，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江蘇一部），雲南、貴州和廣西的一部。所以“普通話”流行的地方，在我國本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各處流行的“普通話”雖然未嚐沒有出入，但是大同小異，都可以說是“普通話”，因此用“普通話”來做“國語”的標準，已經具備了第一個資格。至於第二個資格，也就頗有把握。近五百年來，民間流行的有唱戲的戲本或說書的曲譜，都是由“普通話”而變成寫作的形式，裏麵有淺顯的人人可懂的文字，好像父母子女的歡態，愛情的、訴苦的描寫；有歌唱，有罵語，……的表述。這些在古典的文學裏是找不著[的]。戀愛的詩歌，聽了以後令到個個會動情。倘若是用古典的文學來表達，那麽值[隻]得要先下一番苦功，專心研究了二十年以後才談得到。
至於我國的方言（口中所講的語言）能夠表現寫作形式的，共有三種：一是廣東話即粵語，在文藝上有相當價值的寫作，就是“粵謳”；二是蘇州話即吳語，吳人常將口中的言語記載而成戲曲、說白和小說；三是北方官話，這種語言所產生的文學作品很多，如像《紅樓夢》、《三國誌》、《西廂記》、《封神》等是，從三四百年以前一直流傳到現在，為我國社會上最通俗的小說，幾乎個個都讀，一提起來個個都知道，所以在寫作形式上來講，當然也以普通話為最佳。
廣話和吳話的寫作形式，因為有許多地方並不流行，而且寫作形式中有許多文字缺乏，不敷生活上的應用，後來自行創定，音聲使與方言一致。好像“沒有”，粵語寫作“乜”；“這麽”，粵語寫作“咁”。這樣自製的新字，在粵語中很多很多，不下百十個。同時在吳語也是陷於同一的情狀，為使“語”與“文”一致，也創製了好些新字。好像“不要”，吳語寫作“”；“不曾”，吳語寫作“”。
諸如此類的字不少。在官話中，從前“這個”的“這”字是沒有的，初時大家想用“之乎者也”的“者”字來表示，覺得不大好；後來又想用“遮太陽”的“遮”字來表示，也覺得麻煩；唐宋以後，用“”字來表示；到最近，才演進而為“這”字。又好像“你看好不好呢”的“呢”字，從前也沒有的，唐宋時代，以“”字代表，好不費力；後來有些人用“呢”來表示，較為輕便易寫，於是就成立了，沿用至今。從上所述，就可以見到一[個]字的創成，實在也不容易；而一種語言的成為國語，自然也不是偶然的。官話的演進到了現在，所以能夠流行很廣，其功效也頗得力於《三國演義》、《紅樓夢》……
幾種著名的小說在數百年長期深入民間的宣傳。
文字的改革能夠徹底，非做到全國普遍的流行和文學的內容充實不可。現在想要全國一致的以“語體文”為文學上唯一的工具，大家運用它來表達內心所蘊藏的思想、知識……感情，除了在學校裏教科書要采用它外，並且在課外方麵的讀物，一切文學上的材料，都用“語體文”來做標準，用它去代替古典文學的地位。能夠這樣地做到了這些工作，使“白話文”成為全國最通行的語言和文字。而且這些語言文字才屬諸大家所有，並且成為全國最良好的宣傳和教育工具。這些應是文學革命的理論所在。文學革命的曆史，在此不贅。但是，從民國十一年到現在，這十二年當中，全國刻刻在施行“國語教育”，成績也頗有可觀。這次我在香港、廣州各處演講不用翻譯，這便是一個例證。我們希望“國語文”成為全國的教育和宣傳的工具，同時它也就是統一全國[文字]應該著手的初步工作。記得當我們提倡“白話文”的時候，曾引起了社會上許多人士的反對。但是一種思想、言論、主張，固然怕沒有人讚同，更怕沒有人反對，最怕人家不聲不響地放到字紙簍去。新的文學，活的語言，在這個時代已經是非常需要它，所以從民國八年以來，越是反對和宣傳，就是像廣告一般地越是傳播，喚起了全國的注意；而反時代的舊文學日漸沒落，新文學的內容日漸充實，利用日增，造成了中國文學曆史上的再生時期，給予社會各方麵以一種複活的影響。
三為社會改革：全國在這個時期，舊社會各方麵都發生了動搖，而趨向大改革的途徑。最明顯的因新思想的介紹而產生了思想上的改新，一方麵有十九世紀歐美的民主立憲思想，一方麵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又一方麵輸入了最近歐洲的獨裁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思潮，從最左傾的如共產主義，到右傾的獨裁政治思想，中國無不應有盡有。非獨思想方麵如此，在經濟組織方麵，在社會積習方麵，也引起了莫大的革新。社會改革的範圍很廣，別的且不多講，就是個人的容儀方麵也掀起了極大的變動，由剪發，衣服改革，直到**運動，五花八門，都像雨後春筍般的勃發。在婦女方麵，如女子現在也在社會[上]有相當的地位，可以參政，男女可以同學，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
回想提倡男女平權、男女同學，到現在已經有十餘年，而這種風習到現在普及了全國。在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全國大學男女同學的仍是很少；但到現在，全國高等教育的機關，男女分校的卻是寥若晨星。如今試統計，全國女子大學不過是[有]兩處。從男女授受不親轉變到現在的情狀，所以實在是社會上一種極大的變革。其他，在民法和刑法上也有了改革，現在女子也可以和男子一樣，有享受承繼財產的權利。在婚姻方麵也有了改變，結婚、離婚都比較從前容易。此外，一切在社會上足以妨礙進步、不合人生的要求，違反公眾福利的製度和習慣，都漸漸淘汰了許多；而現在中國社會的改革，依舊還在邁步進行著。
四為學術改革：我國在曆史上，每一個朝代都有一次再生運動，試觀由唐到宋，由宋到明，便是很好的例證。但是每次的再生運動，都不能使中國返老還童，達到繁榮的時代。而歐洲十五十六世紀的再生運動能夠做到了使歐洲衰老的民族複活。因為西洋再生時期，除了政治、文學、宗教、社會……
的積極改革外，還加上了一種重要的返老還童的藥針，這就是新科學的提倡和發揚。在宗教方麵，有德國的馬丁·路德和法國的加爾文等創行新教。在科學研究方麵，有哥白尼、伽俐略，和英國的牛頓相繼的研究和發明。因為歐洲有了新科學的研究，然後其再生運動不僅限於複古，恢複從前希臘、羅馬時代的文明，而[且]運用這新的工具，更進而謀創造新的文明。所以到了十八世紀以來，新科學昌明，生產方法改良，新工業得以加速進展，發出了世界新的光芒，造成了社會組織的新基礎，而歐洲的再生運動，才得到開花結果。
學術上的改革，新學科的提倡，這實在是返老還童最強而最有效力的藥針，它能加強和充實新生命的血液，可是它不容易使人窺見。在政治、文學、社會上的改革，往往有形式的表現，但是學術上的是潛在的，假如我們不是加以注意，那就不容易覺得！可是在二十三年以前，我國沒有一個自行研究科學的機關，也沒有一個純粹研究科學的大學。但是，到現在來[看]，情形就是不同，各省大學及關於學術研究的機關紛紛成立，並且從科學知識的接受更進而作創造的研究。過去我國曆史上也曾有過科學的再生時期。一般讀書人致力於“格物窮理”，但是因為沒有科學的背景，行而不通，於是卻步不前，達於學術的沒落時代。但是現在的環境已經不同，我國受到了這個新刺激，一般人們已深深地明了科學的真價值，社會正需要這種新工具，大家正在努力於科學的設備和其方法的運用，所以學術上的發展，得以一日千裏。在這二十餘年來，我國在科學[方麵]最有成績的，就是地質學。世界上如歐西各國研究地質學有了二百年的曆史，我國現在以二十年的努力，竟獲與世界地質學的知識並駕齊驅。在生物學方麵，國內一般生物學者的拚命努力，亦已上了正軌。此外在物理、化學、醫藥等[方麵]，我國皆有長足的進步。自然科學以外，好像曆史學、音韻學、語言學、考古學，皆表現很好的成績。雖然為時較短，尚不如歐西的進步，但是[為]中國數千年來所僅見的現象。
我們看到近二三十年，中國無論政治、文學、社會、學術各方麵積極改革，我們知道已是再生時期的到臨。這個複活時代，現在正在開始萌發，因為外在的新刺激強大，而內在的潛力膨脹，所以這個再生時期為曆史所未有；最少，其前途的進展，可與歐洲的再生時期的洪流相比。
中國的再生時期，現在是開始，將來其創造與改革，必將隨洪濤而繼長增高；而我們一般中年人所能效力的時間已很短促，茲次再生運動是失敗或成功，是在一般青年們如何的努力和前進！
記者附誌因學校舉行學期試驗，一時匆忙萬分，演講稿至未暇整理，遲至今日始獲整理清楚，十分抱歉！且此稿未經胡博士校閱，倘有錯漏，應有[由]記者負責。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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