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顏習齋所反對的理學
即卑漢、唐之訓詁而複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遠，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非譏也，誠支離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非誚也，誠近禪也。（顏元《存學編》一、八）
一、從兩晉到北宋（西曆300～1100）是中國思想的“印度化”時代，其特殊性質為：①反倫理的（出家、不拜君主）。②出世的（出家、出三界）。③反人生的（非人的、以人生為苦、以遺身焚身為可貴）。
二、中國思想曾屢次反抗，但都無效。①打倒（三武一宗的毀法）。②仿造（道教）。③根本抵製（“本論”）。（1）複興中國本位文化（教育、刑政）。（2）建立中國玄學（理學）。
三、理學的目的是要打倒印度化的思想，但無形中沾染上了很多的印度思想的成分；他又想打倒道教，但無形中也沾染上了很多的中古道教思想的成分。理學是一個不徹底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他們用《大學》作中國思想的基本架子：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個架子本來無大弊病。弊病在於“怎樣做到這個綱領”。①怎樣格物？②怎樣致知？③怎樣正心誠意？④怎樣修身？
四、程、朱一派提出了一個新綱領：“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伊川）①致知必須格物，格物就是“即物而窮其理。”“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久就會有“豁然貫通”之日。這是致知。②敬是“主敬”，目的是無欲，“去人欲，存天理”；方法呢？就是靜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程子的後輩又教人靜坐體認：“喜怒哀樂之未發”以前是何氣象。這完全是中古宗教的靜坐禪定的態度。
五、“格物致知”的路子是科學的路子，但太早了，太缺乏科學的背景了，所以始終行不通。程子和朱子都把“物”解作①讀書的理，②尚論古人，③待人接物。朱子確能做到讀書窮理。他在考證、校勘各方麵都有開山之功。但這條路實在太難了，許多懶惰的人，太聰明的人，都不願走。
六、所以陸、王一派反對“格物”，以及“支離破碎”。王陽明格竹子的故事，最可寫此心理。
此派認理在人心，不在外物。致物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格物就是為善去惡。
七、陸、王一派有什麽方法呢？象山說：“隆師親友。”陽明一派說：靜坐。陽明一派到了晚期竟完全成了主靜的禪學和“囊風橐霧”的玄談。“愧無半策匡時難，惟保一死報君恩”。
（下）顏習齋的哲學
寧粗而實，勿妄而虛。（顏元《漳南書院記》）
一、顏元（生崇禎八年，死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父為朱氏養子。四歲時，父出走。少時學仙，學拳術，不務正業，稍長始改行。十九歲，中秀才。務農，兼學醫。二十四歲作《王道論》（《存治》），初喜陸、王，後宗程、朱。三十歲有《柳下坐記》。三十四歲，義祖母死，居喪中忽有大覺悟（坐臥地炕，猛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之非。因徐按其學，知其非孔門之舊）。三十五歲改名習齋。作《存性編》及《存學論》。三十九歲歸宗。四十八歲著《存人編》。五十歲尋父出關。五十一歲得父骨。五十七歲南遊到河南。六十二歲主教肥鄉漳南書院。
七十歲死。
二、顏習齋反對理學，屢說理學是“集漢晉釋道之大成”。程子的兩條路“致知”與“敬”，謝上蔡所謂“居敬窮理”，他都反對：“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為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為窮理精妙，以講理著述為窮理事業，以儼然靜坐為居敬容貌，以主一無適為居敬工夫，以舒徐安重為居敬作用。仆以為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誤者也。”（《存學》二、六）總之，他批評理學有三大錯：①以靜坐為學，②以性命玄談為學，③以誦讀章句為學。他說：“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隻可虛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臨析戴，則不得也。……即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虛深。……蓋無用之體，不惟無真用，並非真體也。”（《存學》二、二）至於性命玄談，他說：“性命之理，不能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至於讀書章句，他譏為“空言相續，紙上加紙。”（《記餘》一、二）“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學》一、四）他的大弟子李塨也說：“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佐證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論學》二、四）
三、他認清了宋儒理學的大毛病在於上了和尚道士的當，處處要和和尚道士爭玄鬥妙。所以他們努力要打倒和尚道士的路，其實還是走上了和尚道士的路；顏元最偉大之處在於不屑同和尚道士爭玄鬥妙。他對於印度化的思想，隻有一條對治方法：“彼以其虛，我以其實。”他看清了中國文化的特色隻是平實粗淺的“三事”：
①正德，②利用，③厚生。一切玄妙的、虛妄的談天說命，談心說性，都不是中國正統的思想。他要人想想為什麽孔子“罕言命”，為什麽孔門弟子說“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他說，這正是孔子的最偉大之處。古人“學、教、治皆一致也”。學的、教的、治的，都隻是那平實粗淺的三事和六府：水、火、金、木、土、穀，六藝：禮、樂、射、禦、書、數。
這才是“中國本位文化”。拿這些來打那玄虛的印度化，就是“彼以其虛，我以其實”。
四、所以他的哲學大旨是“寧粗而實，勿妄而虛”。他說：“學之亡也，亡其粗也。政之亡也，亡其跡也。”要“習事”，不要說理。要學那粗淺的實跡，不要同和尚道士爭玄鬥妙。他說：“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存學》一、一六）
五、他論性隻認那“氣質之性”是性。譬之目矣，光明之理固是天命之性，眶皰睛皆是天命之性。
六、他論學隻是要人實學實習“六藝”，包括水火兵農錢穀工虞。他的書院計劃：
夫儒者，學為君相百職，為生民造命，為氣運主機者也。（《記餘）三、二一）“儒之處也惟習行，儒之出惟經濟。”
七、他的教學方法注重實習實行，故自號“習齋”。“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
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講聽，要唯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與再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他說，“格物”如“手格猛獸”之格，格就是“犯手去做”。格物就是“身實習之，身實行之”。這個“習”字是他的教學方法的中心。他說：“吾嚐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扡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法乾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視便差。以此知中心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存學》二、二）他又說：“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見者出。”（《存學》一、一九）他又說：“但凡從靜讀書中討來識見議論，便如望梅畫餅，靠之饑食渴飲不得。”（《存學》二、一六）隻有實習實行過的知見是真實可靠的。
他用醫作比喻：“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為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為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為儒也。”
他又用學琴為比喻：“詩書猶琴譜也。”講解琴譜不是學琴；琴譜也不是琴。學琴必須彈琴，次習琴，能製弦製器，能作歌作譜。“心與手忘，手與弦忘”始為“能琴”。
八、他的教學，要以粗代精，以實代虛，以有用代無用，以實習實行代誦讀玄談，以動代靜，都是很偉大的見解。其中“以動代靜”，更是前人所未敢道。他說：“宋人好言‘習靜’，吾以為今日正‘習動’耳。”（《年譜》上，57)他的“習”字法，正是要用動的教學替代靜的教學。“乾坤之禍莫甚於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年譜》下，49）。朱子讚其師李侗生平“不作費力事！”顏習齋大反對此言，說：“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他常恨“靜”的教學法養成了一個脆弱無能力的民族：“漢宋以來，徒見訓詁章句，靜敬語錄，與帖括家列朝堂塞天下。庠序裏塾中，白麵書生……
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記餘》一、五，參《存學編》三、二二）所以他的學堂裏，習藝之中包括武備、騎射、拳術、跳高、舞刀劍等等。他要養成一種文武的全才。他曾說，他“將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年譜》下，10～11)
九、顏元的思想也有很鄙陋之處，也有不能完全撇開中古宗教思想之處。但那都是時代的關係，不足為他詬病。他的最偉大之處正在於不怕人笑他粗淺鄙陋。“寧粗而實，勿妄而虛”。這八個字至今還可以做我們一切工作的箴言。他的思想至今是很“摩登”的。他的失敗是由於他那個時代的知識技能都太幼稚了，不夠幫助他做那正德利用厚生的教學工具。隻有世界最新的科學知識與工業技術可以真正達到那三個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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