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就是文章的材料，就像我们盖房需要选建材，做饭需要选食材一样，材料好坏决定着产品的好坏。
大家好，今天讲第十八讲，文章的题材。
题材就是文章的材料，就像我们盖房需要选建材，做饭需要选食材一样，材料好坏决定着产品的好坏。
文章题材的选择，一般遵循三个原则。第一，尽量选大的题材、大的事件、大的人物、大的场景。第二，尽量选新的题材，新人、新事、新景。第三，尽量选择你熟悉的题材，最好是你亲身经历过的。下面我们分别来讲。
第一，先说一下大的题材。
我们为什么要写文章，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和信息的追求。生活是由千差万别、大大小小的事物构成的，虽然事物很多，但是生活中人们只关心与自己直接有关的事情，而别人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关心。比如别人每天吃什么，这种小事不会有人关心。
但是假如发生了一件能让每个人都关心的事，这就是大事，在新闻里叫做“大新闻”，在文学写作上叫做“大题材”，比如战争、天灾、一个国家政权的变更，因为这关系到社会上每个人的安全和前途。还有，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普通的人和事早已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大事件、大人物能让人记着，因为这是历史的坐标。
所以，写文章要首选大题材，这样你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先不说文章写得好不好，题材就高人一筹，有一种震撼的效果。比如我过去写的历史人物，辛弃疾、李清照、范仲淹、诸葛亮，都是名人，党史上的人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瞿秋白、张闻天，都是重要领袖，关心的人自然多。
第二，为什么要选新题材。
人的本性是在时刻追求新、奇、险的东西，有一种说法叫做审美疲劳，再好看的风景，再惊险的故事，再动人的情感，说多了也没有人听了。所以在选材方面，除了要尽量避开小的，还要避开旧的。
比如你写游记，一般的山水，读者已经不想看了。有一年我到湖北的恩施去，有一个很大的溶洞。多大呢？大到一架直升飞机都能飞进去，里面可以举办上千人的演出，这就少见，是一个新的题材。假如有一天有人第一个登上了火星，他写了一篇游记，那肯定吸引人，因为这个题材最新，没有人写过。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能找到新题材，这时候就要学会怎样将旧题材翻新，就要在老题材上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比如很多作家都写过古树，但我在写古树的时候，更侧重于写和树相关的故事，写那些有故事的树。我写了曾与项羽、左宗棠、毛泽东、彭德怀等亲密接触过的树。这样的题材就很新鲜。
第三，要尽量写自己熟悉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你对这个圈子的事物非常熟悉，这就是你的一笔财富。比如鲁迅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个少年对自家的后院太熟悉不过了，那里的草、虫、花、鸟，写起来很有感情，有味道。
我回到阔别六十年的家乡，看到当年的房子、树林、山坡，勾起无限的感慨，很快就写了一篇《何处是乡愁》。还有入选中学课本的《夏感》，也是我童年的记忆。小时候经常和大人一起割麦子，所以对夏收非常熟悉。
写熟悉的东西有两个好处，一是你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哲学家讲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二是因为熟悉，所以很容易表现和表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生活。
我自己写过的题材有不少，有山水题材，代表作就是入选课本的《晋祠》；有党史题材，因为读了很多党史方面的书，有感而写，代表作有写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写周恩来的《大无大有周恩来》；历史人物题材的代表作有《把栏杆拍遍》；近年又写了一些人文森林的题材，结集出版了《树梢上的中国》。这都是我熟悉的，这与我的生活阅历有关。
这便是选择写作题材的三条基本原则。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四十年前开启国门那一刻》，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很多公众号都在引用。为什么呢？题材选得好。首先，这是一个政治题材，国家大事；第二，这是一个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的事，读者感觉新；第三，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符合所有这三条原则，所以效果就好。大家可以去对照分析。
好，就讲到这里。
附 把栏杆拍遍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二十二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诗人卢纶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象、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水龙吟》
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我曾专门到南京寻找过这个辛公拍栏杆处，但人去楼毁，早已了无痕迹，唯有江水悠悠，似词人的长叹，东流不息。
辛词比其他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一遍地哭诉，一次一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象。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这首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四十年，倒有近二十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二十多年间又有三十七次频繁调动。
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本来有碗饭吃便不该再多事，可是那颗炽热的爱国心烧得他浑身发热。四十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职，甚至赋闲期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一有机会还要真抓实干，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你想这怎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
他任湖南安抚使，这本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却在任上创办了一支两千五百人的“飞虎军”，铁甲烈马，威风凛凛，雄镇江南。建军之初，造营房，恰逢连日阴雨，无法烧制屋瓦。他就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二十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全部筹足。其施政的干练作风可见一斑。后来他到福建任地方官，又在那里招兵买马。闽南与漠北相隔何远，但还是隔不断他的忧民情、复国志。他这个书生、这个工作狂，实在太过了，“过则为灾”，终于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别看他饱读诗书，在词中到处用典，甚至被后人讥为“掉书袋”，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这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就读过的那首著名的《菩萨蛮》，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永遇乐》
你看“艰辛”“酸辛”“悲辛”“辛辣”，真是五内俱焚。世上许多甜美之事，顺达之志，怎么总轮不到他呢？他要不就是被闲置，要不就是走马灯似的被调动。一一七九年，他从湖北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情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梁启超评曰：“回肠**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门事”，是指汉武帝的陈皇后遭忌被打入长门宫里。辛以此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确实，古来文人的惜春之作，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但有哪一首，能这样委婉而又悲愤地将春色化入政治、诠释政治呢？美人相思也是旧文人写滥了的题材，有哪一首能这样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论正邪，抒发忧愤呢？
但是南宋朝廷毕竟是将他闲置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让他脱离政界，只许旁观，不得插手，也不得插嘴。辛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倒是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报国无门，他便到赣东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水调歌头》
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做一个词人。郭沫若说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
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他亲自组练过军队，上书过《美芹十论》这样著名的治国方略。他是贾谊、诸葛亮、范仲淹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
他像一块铁，时而被烧红锤打，时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有人说他是豪放派，继承了苏东坡，但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下，才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学诗工夫在诗外，诗歌之效在诗外。我们承认艺术本身的魅力，更承认艺术加上思想的爆发力。
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于柳永、李清照。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
——《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
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家国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
说到底，才能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一条遒劲的龙头拐杖，别是一种价值。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棵草。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个秋”；从决心为国弃疾去病，到最后掰开嚼碎，识得辛字含义；再到自号“稼轩”，同盟鸥鹭。辛弃疾走过了一个爱国志士、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
诗，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写的吗？诗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吗？“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那么，有思想光芒而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三百年北宋、南宋之动**，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本文被选入
人民卫生出版社《中等职业教育卫生部规划教材》上册（2001年9月第一版）
山东教育出版社《新课程语文读本》（2005年8月第一版）
山东教育出版社《新课程高中语文读本》（高一上学期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语文》高一第二册试验教材（2003年第一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现代散文鉴赏辞典》（2003年6月第一版）
四十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已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代人永恒的记忆。
现在的中国人，小学生假期出国游，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四十年前中国的大部分高干都未曾踏出国门。“**”已使我们多年隔绝于世。一九七八年，“文革”结束，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二十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
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二十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只就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土里土气，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的手足无措。
生活小事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五千万吨，只有两千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四十万吨。而国内，年产五千万吨煤大约需要十六万名工人，相差八十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三百五十万吨，职工七千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两百三十万吨，有六万七千人。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二十年。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
代表团六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十一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又亲自出访当时已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而这之前我们常称人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深为对方的成就吃惊，尤其佩服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便求教于李光耀总理。李直率地说，你要交朋友，要引资，先停止对别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停止他们设在华南的广播电台。邓回国后断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输出”，转而大胆引进外资，改革体制，直至提出“一国两制”。邓的虚心和坚决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他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尽管邓小平当时已七十四岁。”认错是痛苦的，但这更见一个伟人的伟大。
而当时的普通百姓是怎样接触并接受外部世界的呢？一九八四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你这个中国土包子！”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这就是当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
当中国十年冰冻的体制、停滞的生产力受到外来信息的吹拂时，一切守旧的思想开始在春风中慢慢融化。责任制、承包、下海、商品经济等，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灵般地在人们身边徘徊，最后聚成了一个时代大潮，而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也就出现了。
一九八〇年春，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还未撤销。我到山西五台山下一个小村庄里采访一位奇人。他在“**”前即考上清华大学，却因出身不好，被退回乡里务农。他躬耕于农亩却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学两门外语，研究养猪技术。公社猪场连年亏损。改革春风稍一吹动，他便带上自己的一个小存款折，推开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说：“我愿承包公社猪场，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愿受罚。口说无凭，立个军令状，以此相押。”说罢将存折“啪”的一声，扣在桌子上。书记也豪爽，说：“如若有失，你我共担。”结果这个猪场一年翻身，大大盈利。这篇稿子见报后，一个月竟收到五千多封来信。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的农民络绎不绝，他就借势办起了养猪培训班。当地破格将这个农民转为国家干部，又直接任为科委副主任。科学的春天、政治的春天一起到来了。那篇新闻稿也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
还有更破格的。一九八一年二月，我去采访一个煤矿，矿长是学采煤专业的大学生，长期在矿上工作。我去时他正戴着安全帽下井。稿子见报不久，他突然被任命为省长。一届任满后又调任煤炭部部长。那几年经我报道过的普通人，就有四人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甚至人大常委。那时，新人成长、重用，真正用上了那个词：雨后春笋。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时期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四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和随后的日子正是一个产生了巨人和奇迹的时代。
当时虽然大力启用知识分子，但也只能用一小部分。你想，从错划右派、知识分子下放，到十年内乱再次打压，民间窝了多少人才啊。我们一个小小记者站每天挤满上访的人，有申冤的，有要工作的，还有申报发明的。他们以为报纸可帮他们解决一切问题。于是我忽发奇想，提出“像开发矿藏一样开发人才”，组织一个人才开发公司，让他们自己解放自己。省政府大力支持，随即拨款四十万元。这在当时是全国第一家人才公司，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
那时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在想什么？强烈地想摆脱贫穷，要发财致富。长期穷的原因不是自然条件不好，也不是人懒，是政治上的束缚。本来经济发展就是如河水行地，利益所趋，自通有无。这一招，早在春秋时的政治家管仲治齐就大见灵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也大得其利。而我们搞社会主义，却弃之不用，还避之如瘟疫，防之如猛虎。当时国家供应短缺，农民卖一点自产品却要撵、要抓、要罚，人为地制造穷困。
我那个家乡出煤，煤矿工人有钱但无肉吃。一日一青年农民就乘天未亮时背上猪肉到矿上去卖。突然有谁喊了一声：“来人了！”那青年慌急间剁肉，一刀下去砍在自己的左手上，齐刷刷断了四指。这就是那个春风未绿江南岸的黎明前时刻的悲剧。
随着大气候的变暖，开放集市的呼声愈来愈高。报上只是试探性地登了一条四指宽的“群众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当日便报纸脱销，甚至有人上门要加订报纸。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作为护身符。冰冻十年的市场，哗啦一下，春潮澎湃。
晋南平原产芝麻，一个叫朱勤学的农民从收音机里听到城里副食店缺芝麻酱，就立即手磨一小罐到北京推销，一下拿到上百吨的订单，还带出了一个靠做芝麻酱致富的“麻酱村”。我采访时他拿出自己订的十几种报刊，大谈如何利用外部的科技信息、商品信息。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我很快在报上发了一个头条《听农民朱勤学谈信息》。
马克思说：“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古今中外，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时，彼得大帝发起改革，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清末，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时，也于一八六六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吹入国内。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开国门，思想解放，直接导致后来新中国的成立；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