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斯坦小姐迈着稳重的步子，表情镇静地走进屋来。她是一个金发碧眼、小巧玲珑的秀丽女士。她戴着手套，穿着颇为得体的服装。然而，她的装束简朴素雅，看得出她的生活并不很优裕。她的衣服是暗褐色的，上面没有镶边和编织的装饰。她的帽子也是同样暗色调的，边缘上点缀着一根白色的羽毛。她的面容虽不算漂亮，却也是和蔼可人。她的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似乎会说话。虽然我见过许多国家和三个大洲的女人，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副这样优雅和聪慧的面容。当歇洛克·福尔摩斯让她坐下时，我注意到她的嘴唇有点颤动，两手发抖，显示内心的紧张和不安。
“福尔摩斯先生，我来这里请您帮助，”她说，“是因为您曾经为我的女主人塞西尔·福雷斯特夫人解决过一次家庭纠纷。她十分感激和赞赏您的帮助和本领。”
“塞西尔·福雷斯特夫人，”他稍加思索后说，“我想是对她有过一点帮助。我记得那个案子很简单。”
“她不这样认为。至少，您不能说我的案子也同样简单。我想象没有任何事情比我自己的境遇更离奇古怪的了。”
福尔摩斯摩擦着他的两手，眼里闪着光芒。他从椅子上向前倾起身，轮廓分明的、鹰一般的脸上露出了精神非常集中的表情。
“说说您的案子吧。”他用敏锐而郑重其事的语调说道。
我感到留在这里有些不便。
“请原谅，我先告辞了。”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说。
出乎我的意料，这位年轻女士抬起她戴着手套的手拦住了我。
“您愿意就再稍坐一会儿，”她说，“您的助手或许可以给我很大帮助呢。”
我重新坐到椅子上。
“简单地说，”她继续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驻印度的一位军官，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把我送回了英国。我17岁之前，一直在爱丁堡的一所环境舒适的寄宿学校里读书。我父亲是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1878年，他请了12个月的假从印度返回祖国。他从伦敦打电报告诉我，他已安全地到了伦敦，要我马上去那里见他。他给了我他住在兰厄姆旅馆的地址。我记得，他的电报中充满了慈爱。我一到伦敦就坐车去了兰厄姆旅馆。人家告诉我，摩斯坦上尉是在那里住，但是他头天晚上出门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等了一整天也没有他的消息。那天夜里，我听了旅馆经理的忠告，去警察那里报了案。我还在第二天早上的所有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我们的努力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从那天起直到现在，我始终没有得到有关我那不幸的父亲的任何音信。他心中充满希望地回到祖国，本来应该享清福，没想到——”
她把手放在咽喉处，话没说完就已泣不成声。
“事情发生在哪天？”福尔摩斯问道，打开了他的笔记本。
“他是在1878年12月3日失踪的，已经接近十年了。”
“他的行李还在吗？”
“还留在旅馆里。行李里边只有一些衣服和书籍，还有不少安达曼群岛的古玩，没有发现什么可以作为线索的东西。他曾经是那里看管囚犯的军官。”
“他在伦敦有没有什么朋友？”
“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个是肖尔托少校。他和我父亲同在驻孟买步兵第三十四团。前不久这位少校已经退伍，住在上诺伍德。我们当然已和他联系过，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父亲回到英国的事儿。”
“真是奇怪。”福尔摩斯说。
“我还没有对您讲最离奇的事儿呢。那是大约在6年以前，确切说是在1882年5月4日。《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征询玛丽·摩斯坦小姐的住址，并说这件事会对她有利。启事下面没有署名和地址。那时我正好到塞西尔·福雷斯特夫人家里当家庭教师。听了她的忠告，我在报纸广告栏里登出了我的住址。当天我就收到有人从邮局寄来的一个小纸盒。盒里装着一颗很大的光泽耀眼的珍珠。盒子里没有一个字。从那以后，每年到了同一个日子，我总会收到一个同样的小纸盒，里面装有一颗同样的珠子，但是却没有寄出者的任何线索。内行人认为这些珠子是稀世之宝，有很高的价值。你们看看这些珠子，实在很漂亮。”
她边说边打开一个扁盒子，为我展示了我从未见过的六颗上等的珍珠。
“您说的事情非常有趣，”福尔摩斯道，“还有别的事儿发生吗？”
“有，就是今天。这正是我来请您帮助的原因。早上我又接到了这封信，请您自己看看吧。”
“谢谢，”福尔摩斯道，“请把信封也给我。邮戳是伦敦西南区，日期是9月7日。啊！角上有一个人大拇指印，很可能是邮递员的。纸非常好，信封要六便士一捆。写信的人对信纸和信封很讲究。没有发信人的地址。‘今天晚上七点请到莱西厄姆剧院外从左数第三根柱子前面等我。如果您怀疑，可以带两个朋友一起来。您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女人，一定会得到公道。不要把警察带来，否则就见不到我。’您的不知名的朋友。这真是一桩有意思的神秘事情！摩斯坦小姐，您打算怎么办呢？”
“这正是我要向您请教的呀。”
“那么，咱们必须去。您和我，还有——对了，华生医生也是咱们很需要的人。你那信上说要两位朋友，他和我一直是在一起工作的。”
“可是他愿意去吗？”她用祈求的目光看着我，对福尔摩斯说道。
“我非常荣幸，”我热情地说，“只要我能效力。”
“我很感激你们两位，”她回答道，“我过着隐居生活，没有朋友可以帮助我。假如我6点钟到这里来，是否可以？”
“不能晚于6点，”福尔摩斯道，“还有一点，这个信封上的笔迹与寄珠子的小盒上的笔迹相同吗？”
“都在这儿。”说着她拿出了六张纸。
“在我的委托人里，您确实是个模范。您的直觉很正确。现在我们看看吧。”他把信纸铺在桌上，一张一张地对比着。继续说道，“除了这封信以外，其他笔迹都是伪造的。”不一会儿他说，“您看这个希腊字母e显得多么突出，再看最后s字母的弯笔，毫无疑问的是，它们都出于同一个人之手。摩斯坦小姐，我不愿给您无谓的希望，可是我问您，这些笔迹和您父亲的笔迹有没有相似之处呢？”
“没有一点相同。”
“我猜想您也会这么说。那么，我们在6点钟等您。请您把这些信纸留下，我也许要先研究一下。现在只是3点半，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我们的客人答道。她用明亮而和蔼的眼睛看了看我们两人，就把盛珍珠的盒子拿在胸前，匆匆地离开了。
我站在窗前，目送她轻快地走到街上，直到她的灰帽和白色羽毛消失在人群当中。
“真是一位秀色可餐的女人！”我回头对我的伙伴叫道。
他再次点燃了烟斗，闭上两眼靠在椅背上。“是吗？”他疲倦地说道，“我倒是没注意。”
“你真是个机器人，一台计算机！”我喊道，“你有时连一点儿人性也没有。”
他温和地笑了。
“最重要的是，”他大声说，“不要让一个人的特质使你的判断能力出现偏差。对我来说，一个委托人仅仅是问题里的一个因素的单元。感情用事不利于清醒和理智。我告诉你，一个我平生所见的最美丽的女人，曾经为了获取保险赔款而毒死了三个小孩，结果她被判绞刑；可是我认识的一个最令人讨厌的男人，却是一位慈善家。他捐赠了25万英镑救济伦敦的穷人。”
“但是，这个案子……”
“我从来不设任何例外。规律排除例外。你也曾研究过笔迹的特征吗？对这个人的笔迹特征你有什么看法呢？”
“清晰而又工整”，我答道，“是一个有着商业经验和坚强性格的人所为。”
福尔摩斯摇着头。
“你注意一下他写的长字母，”他说，“它们大多都不比一般字母高，那个d像字母a，还有那个l像字母e。性格坚强的人的字不论写得怎样难以辨认，字的高矮总是分明的。他的k字写得不一样，大写的字母倒还工整。我现在要出去了，还有一些问题要弄清楚。我这里有一本书——一本最值得一读的著作。它是温伍德·里德写的《殉节记》。我一个小时后就回来。”
我手里拿着那本书坐在窗前，但是我的思绪并没有集中在这位作者的作品上。我的脑海里仍然想着刚才来的那个客人。她的笑容、她的富有磁性的语调，以及她的生活所遭遇的离奇的事情。如果她父亲失踪那年她17岁，她现在就应当是27岁了，正是由初涉世事开始转向成熟的阶段。我就这样地坐在那里沉思着，直到一个危险的想法闪现在脑海。因此我匆忙坐到桌前，拿出一本最新的病理学论文仔细阅读起来。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有着一条伤腿、又没有多少钱的陆军军医，怎么能有这种妄想呢？她不过是案子里的一个单元，一个因素——再没有什么别的了。如果我的前途是暗淡的，最好还是像一个男人那样毅然地去面对。不应该去胡思乱想，企图扭转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