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1月的第三周，一場濃霧籠罩著整個倫敦。從周一到周四的這段時間，我懷疑我們能否從貝克街住處的窗口辨別出對麵的建築。第一天，福爾摩斯把整天的時間花在了那冊厚厚的參考編目上。第二天和第三天，他頗有耐心地花在了最近才成為他的嗜好的一個主題——中世紀音樂上。但是第四天，我們吃過早飯把椅子放回桌下後，望著那濃厚油膩的霧氣仍然向我們襲來，在窗玻璃上凝成類似油珠的水滴，我那性情急躁好動的夥伴終於再也忍受不了這種枯燥了。他強忍著火氣，啃啃指甲，敲敲家具，在客廳裏來回走動著，對這種令人壓抑的天氣感到特別懊惱。
“華生，報上有沒有什麽有趣的東西？”他問道。
我明白福爾摩斯所說的有趣的東西是指和犯罪有關的消息。我的同伴對報紙上發生革命，有可能要發生戰爭，還有政府即將改組的這些新聞都毫不關心。我說看不出來最近的犯罪報道有什麽不同尋常的價值。福爾摩斯歎了口氣，繼續不停地來回走著。
“倫敦的罪犯們實在不夠高明，”他就像一個在競賽中沒有取得優勝的運動員一樣抱怨著，“你朝窗外看看，華生，行人身影朦朧地出現，轉眼又融入濃霧裏，在這樣的天氣，倫敦的竊賊和殺人犯能夠像老虎在叢林中一樣任意遊**，為所欲為，直到他們向獵物猛然撲去時才會現身，並且隻有他的受害者才能看得清楚。”
“是有很多竊賊。”我說道。
福爾摩斯不以為然地哼了一哼。
“這個肅穆陰沉的大舞台是為比這些小兒科更重要的事件設置的，”他說，“我不是罪犯簡直是社會的幸運。”
“的確如此！”我發自內心地說。
“假如我是布魯克斯或伍德修斯，或者是那50個有足夠理由要我性命的人的任意一個，在我自己的追殺下，我還能幸存多長時間？一張傳票，一次假約會，萬事大吉。幸虧那些拉丁國家——謀殺盛行的國度——沒有有霧的日子。哈！好了，我們終於有事可做，不再沉悶無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