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儒家之有效者，不下三十人，烏得概以無用詆之？又安得以失節相誣耶？其他不以儒學名家，而有為之士亦多。借問若輩所讀何書？亦曰經史而已。以故，但舉明末降清之洪、錢二人，以詆儒術，若非有意加誣，則多見其識之陋耳。以上釋第一條。
胡適素未從事經學，然亦略窺高郵王氏《經傳釋詞》、《經義述聞》《讀書雜誌》數書。高郵解經，雖稱辨察，要亦未能窮竟。胡適據王國維之言，以為《詩》有十之二三不能解，《書》有十之四五不能解。不能解如何可讀？如讀，非待全解不可。
於此餘須問胡適者，如適之言，以為高郵王氏配讀經耶？抑不配耶？在高郵諸書既出以後，經文可解者十之七，未出以前，可解者未能及十之五，然高郵當時，未嚐曰我不配讀經也，奮誌為之，成績遂過前賢遠甚。使高郵亦曰我不配讀經，則亦終不能解矣。何也？文史之學，本須讀過方解，非不讀即能遽解也。
初，念孫十餘歲時，其父聘東原戴氏為師，授以經籍。當時東原教此未冠小生，當然卑無高論，是以東原在日，高郵尚無所知名。及後自加研究，方能發明如此。昔人雲：“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士苟有誌，豈可以通儒之業，獨讓王氏哉？王國維金石之學、目錄之學，粗知梗概，其於經學，本非所長，僅能略具常識而已。其人本無意治經，其言豈可奉為準則！正使國維已言不配，若非自甘暴棄，則亦趣向有殊耳。奉以為宗，何其陋也？
要之，說經如墾田然，三年然後成熟。未及三年，一年有一年之獲，二年有二年之獲。已墾二年，再加工力，自然有全部之獲。如未及三年而廢，則前之所墾，複歸蕪棄矣。今襲前人之功，經文可解者已十之七，再加群力之探討，可解之處，何難由七而至八，由八而至九至十哉？高郵創立其法，而有七成可解。今人沿用其法，更加精審，益以工力，經文必有盡解之一日。設全國有一萬人說經，集百人之力，共明一條，則可解者已不少矣。假以時日，如墾田之墾熟過半，再加努力，不難有全部之收成。如已墾二年，所收不過一石，即曰我不配墾田，豈非怠惰已甚乎？《記》曰：“善學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人之精神時日，自有限製，以高郵父子之老壽（念孫九十、引之七十餘），其所著書，尚不能解釋全經，則精神限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