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製文化的熏染，使人們處在蒙昧狀態，個性不成熟，好搞極端，窩裏鬥，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橫逆當前，縮頭縮腦，一副順民模樣；危險消失，張牙舞爪，滿腔暴民心態。龍應台先生講到台灣現狀時曾說，民主製度建立後，發現民主最大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因此，李先生特別強調啟蒙的必要。他曾講，如有來生，他願意做一個公民教員，把法治意識、公民意識普及於世，造就現代化的的人。在講到崛起的中國如何與世界文明相處時，李先生有段話說得特別好：
中國真有一天實現了現代化的願望，成了世界頭等富強的大國，也還是要繼承中國古人所豔稱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態度。這種態度確切地說是協和萬邦的態度，是今天世界所缺少的，也是中國真正可以貢獻給世界的，是未來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膠合劑。是足以改變這個世界自古以來服從的“武器先進者勝”這條規律的置換體。
我想，對於大國國民來說，從容中道也才是大國風範。
慎之先生是個有使命感的人，是個熱烈的愛國者。當年參加革命、是出於此，晚年高張自由主義旗幟、熱情推動改革開放也是如此。為此他選擇了犧牲常人所理解的幸福。雖然不必誇張為這是把“肋骨拆下來，當做火把點燃”，但為了“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李先生的確拒絕了許多為世俗所豔羨的東西，甚至連個人的一些愛好也放棄了。有件小事給我印象很深，2002年，我讀了俞平伯先生和葉聖陶先生晚年通信集——《暮年上娛》，很有趣味。有一次在院衛生室遇到李先生，向他推薦此書，說寫得很像晚明小品。我知道他本喜歡這類著作的。不料，他很嚴肅地說“我不感興趣”。當時覺得很沒趣。
過後他給我打電話說：“你看我還有時間讀這類消閑作品嗎？”從語氣中我感受到他的緊迫感。在給朋友的信中李先生說，“今年手頭還有四五個題目，希望老天爺能讓我做完這個工作”；“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話 ，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無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頂多隻能寫三四篇文章，頂多三萬字而已”；“今後也隻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盡量多寫一點東西，以期有益於中國”。從這些句子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那位風燭殘年，獨抱孤懷的老人對國家民族的鍾情。真是像一位“法廣”記者哀悼李先生文章題目所寫“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杜鵑哀鳴，萇弘化碧也就是李慎之先生給後人留下具體感受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