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裏，我們明白了未來主義的發生是完全基於否定的精神的。馬裏奈諦之所以首唱未來主義，在最初不過是作為對於當時支配著意大利文壇的唯美主義的反動而出現罷了。隻否定過去，而所謂未來者，卻不過是偶然在心上浮現的一重幻影而已。一切舊的是已經死去了，一切瑣碎的、平庸的都已被未來主義者所毫不顧惜地拋棄了；至於新的呢——他們在等待著新來接受，隻要那新的是崇高，是暴亂，是剛打中了他們的理想的英雄事業。
未來主義者自始至終和政治密接地關聯著，他們意識到政治的出路是生活的總出路，而他們是努力著生活的創造的。政治上的那一條出路呢？這卻是一個問題。然而在未來主義者們看來也不成其為問題的吧。隻要是崇高，是暴亂，是英雄事業。於是，法西斯蒂的狂潮可以把意大利的未來主義者們卷去，而在俄羅斯呢，不用說，布爾塞維克的號角聲是早已引起瑪耶闊夫司基的共鳴了。單是這一個事實，就已經盡夠向我們說明未來主義的階級性。因此，和對於機械一樣，未來主義者們的對於革命的理解，也隻是革命是偉大的，它的運動是有紀念碑的（monumental）性質，和它是破壞著一切的而已。由著馬裏奈諦從而來歌頌戰爭，讚揚法西斯蒂的這條道路，瑪耶闊夫司基便來歌頌這完全異質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瑪耶闊夫司基，從出身上看來，從他所過的生活上看來，是一個小有產者。他的父親符拉齊米爾·龔思丹丁諾（Vladimir Constantinovich），是一個沙皇治下的山林維契官。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意識也是小資產階級的。他愛好天文學，他在“薔薇的燈”、“彷徨的人”、“給生存著的諸君”（都是咖啡館名）裏吟著他的詩歌（見《自傳》）。他沒有脫離現代人所有的一切的懦弱和無情地染著的現代的一切頹廢的印跡（見《少共真理報》的“革命文學國際委員會”對於瑪耶闊夫司基之死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