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琦善的理性選擇卻使他個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成為國人皆曰可殺的賣國賊。這是琦善個人悲劇，更是近代中國巨大失誤。按照蔣廷黻推理，假如不是琦善出麵化解中英衝突，那麽中國一定要按照林則徐設定的路徑選擇戰爭。中英必將有一次大戰；戰則必敗，敗則必速和；速和不僅可以使中國的損失大幅度減少，而且可以使中國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維新，進行政治改革。換言之，中國應該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轉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不會發生後來那麽多政治、文化上的動**與波折。
仔細想想，蔣廷黻這個看法雖說殘忍，但確實是對的。《南京條約》使中國損失不少，比如割讓香港，但對一個長時期受人恭維的“中央帝國”來說，一千二百萬元洋錢賠款確實是“小菜一碟”。至於五口通商，不過就是在原先廣州一口通商基礎上再增加四個通商口岸而已，充其量不過是四個“經濟特區”。清政府在經過短暫痛苦後很快就覺得慶幸，因為戰爭終究過去了，中國重回帝國老路，可以繼續“天朝上國”美夢了。
清政府確實沒有大難臨頭的緊迫感，中國知識精英除了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沒有人注意到英國與先前那些“蠻夷”有什麽不同。他們的普遍認識是，即便英國人與周邊蠻夷不一樣，那與過去兩百年來一直在東南沿海活動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應算同文同種吧？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被曆史證明不過爾爾，那麽英吉利又怎能讓中華帝國口服心服？
鴉片戰爭表麵上因鴉片而戰，其實戰爭結束後鴉片貿易並沒有禁止。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最大失敗不在戰場上，而是戰爭結局根本沒有改變中國一絲一毫。也就是說，中國國際貿易收支依然無法通過正常貿易實現平衡，鴉片依然是英國平衡對華貿易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