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早已表明，即使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们的现代化运动。更何况满族人对中国的统治，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沦为满族人殖民地。辛亥革命的先躯者不明白现代化与殖民化的分野，于是将推翻满清、民族独立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与此情况相类似的，是辛亥革命的先躯者对皇权与民权的辩认，他们虽然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冷静想来，实在也是陷入了民主主义的误区，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依然严重背离。
就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模式来说，政治民主化无疑是一个国家能否能够真正步入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和必由之路。一个国家如果一味地实行专制独裁，人民无法享受最起码的民主权利，那么，这个国家或许能够实现经济的腾飞与繁荣，但这种纯粹的经济上的成功决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真的实现了现代化。换言之，经济的成长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以至机缘巧合，它的腾飞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有一定的关联，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而政治的民主化则不同，它不仅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和必由之路，而且也是现代化这一综合要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政治的民主化，所谓的现代化便无从谈起。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从世界各国已有的现代化经验看，政治民主化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模式，它不仅依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诸如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等确立不同的政治民主化的模型，而且各国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一步到位，建立一个尽善尽美、万世不易的模型。以今天的美国政治去和二百年前，即使一百年前的美国政治相比较，我们便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差别。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179如果人们无视政治民主化在各国的特殊性和阶段性，人为地追求某一既成的模式和超前发展，那么必定不能成功，甚者适得其反。
以此反观辛亥革命的先躯者，我们不必怀疑他们对中国现状的焦灼与愤怒，更不必怀疑他们对政治民主化的真诚向往和全身心的追求。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他们无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期望以外国既成的模式强加给中国，更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企图一步到位，在一夜之间完全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方能完成的事情。因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国，但除了招牌已换，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进展，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依然曲折而漫长。
在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和对政治民主化内涵的理解上，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一般是将皇权和民权绝对对立起来。他们所向往的政治民主化也只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模式。孙中山说：“至中国现行之政治，可以数语赅括之：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间有一二被政府惩治或斥革，而其弊害乃愈甚。……夫满政府既藉苞苴科敛、卖官鬻爵以自存，则正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至其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尤有可骇者。……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中。即政府有时微透一二消息，然其所透者皆其足以自利者也。虽然，华人之被桎梏纵极酷烈，而其天生之性灵，深沉之智力，终不可磨灭。凡欧人之稔知华事者多如此评论，且谓其往往有超出欧人之处也。不幸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学者如此，平民可知。此所以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而国民对于现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180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孙中山发誓要推翻满清，建立美国式的合众政府。
晚清政治确如孙中山所分析的那样腐败堕落，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当然也有待于中国能否从体制上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孙中山的分析毕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皇权与民权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关系，皇权不可能代表平民的利益；二是腐败堕落为皇权专制政体的派生物，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无法依靠旧有的政体。他说：“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惑，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用以缓和民众**情绪的具文而已。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181因此，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唯一出路就是革命，就是政治民主化，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推翻清政府。
关于第一点，我们相信皇权与民权在本质上确实存在着利害冲突，因为不论统治者怎样宣称他们代表着社会全体公众的利益，但在实际上他们只能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不过，这种现象一方面不是晚清时期所独有，而是阶级社会的共有特征。另一方面，这里实际上涉及对民权内涵的正确理解。我们知道，即使按照孙中山的理想，中国全盘采纳美国的政治模式，那也并不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美国的民主政治在根本点上也只是有利于那些有产阶级。因此，只要阶级存在，就不可能有对所有人普遍有利的政治模式。再者，民主政治不可能只有美国一种模式，皇权的存在与否在本质上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存在与发展。世界已有的现代化经验足以表明，民主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并不一定以废除皇权为前提。
事实上，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情况而言，皇权既是一种国家权力，而更多的则是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象征。它在行使国家权力时，虽然有时候因某种人为的因素导致了君主的独裁和政治的腐败，但在更多的正常情况下，皇权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一种威慑力量。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如果协调得当，皇权甚至可能会成为民主政治的保证力量。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内状况也足以表明，中国人在丢失了意义世界的同时，又缺少皇权的保护，实际上并无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先躯者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并没有错，但不顾国情要求废除皇权，照搬美国政治模式，可能并不是中国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至于腐败堕落为皇权专制政体的派生物，这一论点只是具有宣传意义的政治短视。因为腐败堕落为人类共同的劣根性，不仅存在于皇权专制政体下，而且存在于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乃至社会主义民主政体中。因此，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腐败堕落现象的真正克服，恐怕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除皇权专制政体，而是如何提高为官者的道德水准以及采取其他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和官场必备的游戏规则。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推翻皇权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大错误，更不是说清朝的皇权专制政体是不可更易的最佳模式。我们的意思只是说，民主政治毕竟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如果不顾中国的国情以及固有文化传统，不试图在旧有的体制上进行渐进的改革和谋求阶段性的发展，而期望“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182虽然理想甚美，追求无误，但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和自己的主观愿望相反，除了赢得中华民国的一块空招牌之外，其他的一切几乎都没有改变，而那些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较之皇权专制的黑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恐怕是辛亥革命的先躯者们万万没有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