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臨時約法》修正案，不論其要求正確與否，它畢竟是依據《臨時約法》的規定而提出的，根據同一約法，國會得“答複臨時政府谘詢事件”。276換言之，同意與否是國會的權力，而必須答複則是國會的責任。
然而，由於此時國會與政府幾乎成為對立的兩極，雙方已差不多不存在合作的基礎。特別是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雖然已有些許分化，但從總體上看，他們基於前此一連串的失敗，不能不對袁世凱有怨言甚至仇恨。因此，不論此時國民黨議員如何改組分化，但他們的內心深處無疑都傾向於以一紙憲法來製約袁世凱，故而很難說他們所堅持的那些原則都是出於對國家最高利益的總體考量，難免有一種情緒化的東西在支配著他們。事情的真相或許如民憲黨所認為的那樣，對於袁世凱，“如國民黨過於牽製，徒使其絕足而馳，逸出常軌；如進步黨一意迎合，又易使其驕縱自恣，甚至動搖國本，俱非國家之福”。277
果然不出所料，國民黨議員“過於牽製”的不妥協精神與做法並沒有收到預想的效果，反而為袁世凱的反擊提供了口實。他在向各省軍民長官發布的通電中說：“製定憲法，關係民國存亡，應如何審議精詳，力求完善，乃國民黨人破壞者多，始則托名政黨，為虎作倀，危害國家，顛覆政府，事實俱在，無可諱言。”他在列舉了他所認為的種種流弊之後說：“綜其流弊，將使行政一部，僅為國會所屬品，直是消滅行政獨立之權。近來各省省議員掣肘行政，醫成習慣，倘再令照國會專製辦法，將盡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屬於百十議員之下，是無政府也。”278
袁世凱的理由能否成立，已屬於另外一個問題。但他向全國發表通電以及此後以各地回電為依據，宣布國民黨為“亂黨”，並勒令解散，取消國民黨議員的資格等，則顯然是“絕足而馳，逸出常軌”的舉動。它所造成的“國會危機”不僅無助於解決政府權力的危機問題，反而使已經相當混亂的政治秩序更加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