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改造国民性、启发国民意识、重塑国民品格的选择，是世纪初国人精神迷惘的必然结果，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自救自强运动的逻辑发展。就其本质而言，五四的选择自然比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的诸多举措深刻得多，它已触及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层——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认识，而且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能否具备共同的语言和素质。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五四的选择虽然是当时知识精英深思熟虑的结果，然其问题的焦点似乎找错了方向。辛亥革命的不成功以及前此种种救亡图存运动归于失败，除去国民的不觉悟之外恐怕尚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换言之，近代中国几次大规模的救亡图存运动，都找到过当时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但它们之所以统统归于失败而无法成功，并不都在于国民的不觉悟，而是另有原因在。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意识危机和社会危机并不是到了近代才有。然在近代之前的中国基本上都能顺利地解决这些危机，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变化与前进。如果不是西方列强以炮舰撞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依其内在的规律，似乎应该能够完成其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302
西方列强的入侵扰乱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仅就社会经济而言，它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
但是，西方列强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而是为了建立起它们的世界市场。因此，西方列强的到来，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导致了这一发展的超前和失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获得充分发育，其先天不足无法担当推动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历史重任，致使近代中国一直无法真正完成新旧交替。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的选择虽然极为重要，但并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关键。不仅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无需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而且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也并不是引导全体国民的觉悟，而是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获得充分的发展，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如前所述，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超前和失序，是近代中国社会秩序危机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尚未与西方世界真正接触的传统社会里，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内在各部分的关联，相对说来处于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之中，社会的再生机制以及应付危机的能力似乎从未被人怀疑过。因此当西方传教士抵达中国的最初那些年代里，他们无不对中国的文化成就和社会秩序的和谐而感到欢欣鼓舞。第一个直接掌握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古典文明进行过深入研究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对孔子的哲学有着浓厚兴趣，强调西方人如果批判性研究那些被载入史册的孔子的言行，便不得不由衷地承认孔子可以与任何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要远远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利玛窦的态度代表了当时欧洲的普遍心态，在十六七世纪前后，中国文明的发展虽然也遇到过一些内部障碍，但从总体上说，与欧洲文明相比并不落后，在许多领域中国仍处在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欧洲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力图吸收中国文明，改造他们的固有文化，在那之后的两三个世纪里，欧洲人对中国文明逐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们的心目中，遥远而神秘的中国是最理想、最完美的贤明政治，道德高尚，文化发达，足以作为欧洲人的楷模。
然而，这种情况在中国人方面则导致了另外一种结果，中国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过程中，囿于传统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确曾有过为时并不太长的自我满足。但当中国人冷静地反省中西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时，突然发现欧洲人在某些方面要比中国先进得多。特别是经过鸦片战争等实力交锋之后，学习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已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
学习西方、赶上西方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与失败，中国人始终并没有放弃过这种选择。不过，正是这种挫折与失败，引发了国人的自我怀疑情绪，觉得中国之所以不能赶上西方，除了某些外在的因素外，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旧的秩序密切相关。我们看到，五四的选择正是这种怀疑情绪的恶性膨胀，它使国人对中国旧的秩序与文化传统的怀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五四新人为了启发国人的觉悟，竭力批判中国的旧道德，以为正是中国的旧道德铸就了国民的劣根性，造成了国民的蒙昧主义，使中国迟迟不得翻身和进步。因而，中国欲求进步与发展，便不能不彻底废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使国民在价值取向上与现代社会相合。陈独秀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产生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303
陈独秀从经济关系探讨道德观念转变的必然性，自然要比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的自我怀疑要深刻得多。正因为如此，五四对传统秩序的破坏也要严重得多，它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使秩序危机达到近代以来空前的程度。但是，当我们冷静反省当年的情况，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五四对旧秩序的破坏具有相当的负面效应，其理论本身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伦理观念的变迁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必然产生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念。当中国社会经济尚未达到陈独秀所期望的“现代”标准时，理论观念的提前转变势必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不是中国旧有的观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滞后于意识形态的变迁。换言之，包括五四在内的近代国人在精神上的追求远远超过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遂使意识形态不是为社会的稳定与有序服务，而是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
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在某种情况下有助于养成人们的竞争意识，客观上或许有助于地区经济的增长与繁荣。人们出于基本的生存需要，不得不在激烈的竞争中完善自身，适应环境。但在更多的情况下，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不仅有赖于能否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而且取决于社会内部全体成员能否携手一致，齐心合力，建立与健全一个长期持续稳定的内部机制。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中国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本解决，中国传统社会迟迟没有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化，除去种种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外，恐怕社会内部秩序的混乱，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无法则的相互冲突、社会公众信仰的多元化与多变性等，未始不是根本原因之一。
五四新人并不是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破坏旧秩序的同时，确曾思考过如何重建新秩序的问题。陈独秀对民主科学、法兰西文明的呼唤，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吴虞对墨家精神仰慕，胡适对实用主义的偏爱等，无不可视为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他们一方面排斥旧秩序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也渴望以新的时代精神重建新的社会秩序。陈独秀说：“夫道德之所由起，起于二人以上相互之际，与宗教法律，同为维持群治之具。”304丝毫没有否认道德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效用。
不过问题在于，五四对中国的社会秩序毕竟建设太少，破坏太大。一方面，五四新人精神追求的多元化使国人无所适从，使近代以来国人的信仰危机到达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地说‘虚君恭贺’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305于此不难想见国人信仰到了何等混乱的状况。
另一方面，五四新人所提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追求，远远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因而在新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实际效用未免大大减低。如陈独秀期望国人建立“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格，称“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力，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306不要说这种主张能否真正实现，即或真的实现了，那又将是怎样一种状况还难想象吗？胡适赞成娜拉离家出走，然而鲁迅则反问道，娜拉出走之后怎样？不是回到旧规范的怀抱，便是像子君那样悲惨地死去，活着进入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上的某种花瓶。简言之，五四的精神追求虽好，但它毕竟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实际条件和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因而对社会秩序的重建与稳定并没有获得倡导者预想的效果。
从总体上说，五四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环节。但它依然患有近代国人操之过急的浮躁心理，无视社会秩序和谐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渴望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愿在有序的环境里为民族复兴做艰苦细致的长期努力。五四之后中国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差不多都可以从这里寻找到思想渊源。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已充分表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秩序的共识，而且要有一种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当民族利益需要的时候，社会成员不是信奉“自陈好恶”“自崇所信”的自我中心主义，而应确立一种为民族利益牺牲个人的献身精神，将个人的作为纳入秩序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