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海国图志》，3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
[3]胡适：《清代名人传略序》，《清代名人传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8页。相反，范文澜通过家书证明，林则徐决不是所谓“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也决不是推诿自己的责任。见《中国近代史》，《范文澜全集》（9），25页。
[5]大谷敏夫：《日本林则徐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东南学术》1991年第6期。
[6]《中国近代史》上，《范文澜全集》（9），46页。
[7]（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17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8]明人谢杰《虔台倭纂》说，“倭与寇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很显然，所谓倭寇就是利用禁止贸易，或贸易不充分而形成的价格空间进行走私的商人。参见《倭寇，一个王朝的谎言》，《中国国家地理》2012年第2期。
[9]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10]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1]（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4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1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21页。
[13]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19页，上海书店2004年。
[14]《帝国主义侵华史》（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15]（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中第14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6]参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1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17]（法）A.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18]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康有为政论集》第140页，中华书局1981年。
[19]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中华书局1989年。
[20]谭嗣同：《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第290页，中华书局1981年。
[21]《照译前美国副领事毕德格在日本东京与外务省人员议论中东军务节略》，《李鸿章全集》第3卷第174～1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2]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康有为政论集》第139页。
[23]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1页，中华书局1986年。
[24]《照译前美国副领事毕德格在日本东京与外务省人员议论中东军务节略》，《李鸿章全集》第3卷第175～176页。严复在李鸿章去世时所致的挽联中也写道：见刘广京《李鸿章传》。
[25]《袁忠节公遗墨》，甲午七月二十三致袁敬孙函。
[26]参见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金梁：《四朝佚闻》。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221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
[28]《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536页。
[29]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30]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464页。
[31]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475页。
[32]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第115～135页。
[33]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康有为政论集》第218页。
[3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316页。
[35]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康有为政论集》第221页。
[36]张之洞：《劝学篇 变法》，《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6页，中国书店1990年。
[37]陈钧：《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第1～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8]张之洞：《劝学篇·变法》，《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6页。
[39]张之洞：《劝学篇·循序》，《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59页。
[40]（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41]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上谕。
[42]苏舆：《翼教丛编序》，《翼教丛编》卷首第1页，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武昌重刻本。
[43]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第9页。
[44]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第1页，辛丑年吴记广译书局重印本。
[45]梁启超：《地球第一守旧党》，《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页。
[46]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中华书局1981年。
[47]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12月）》，《康有为政论集》第52～61页。
[48]（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49]《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73页，中华书局1991年。
[50]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
[51]《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
[52]《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536～537页。
[53]《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54]孙中山：《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3～104页。
[55]陆皓东的供词，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00页。
[56]孙中山：《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页。
[57]《孙中山与梅屋庄吉》，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
[58]孙中山：《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8页。
[59]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页。
[60]刘大年：《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31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61]孙中山：《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页。
[62]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6页。
[63]孙中山：《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8页。
[64]《再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严复集》（2），4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65]胶州湾事件发生后，谭嗣同等湖南人士格外恐慌，他们计划以湖南独立获取未来中国发展空间，“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于是他们建议湖南巡抚陈宝箴推广地方自治，增强人民的政治能力，“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66]《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上，2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67]清廷官方文件指责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见《光绪朝东华录》（4），42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7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69]《郑观应致盛宣怀函》（1899年5月1日），《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70]上谕第228，《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2），92页，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
[71]《光绪朝东华录》（4），4454页。
[72]《上总署转奏电禀》（1900年1月27日），《经元善集》（虞和平编），309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73]（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1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74]孙瑞芹编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1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
[75]《高密县民与铁路口角拔去路标并围公司肇衅致动德兵议结案内电底禀底》，《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13页。
[76]《教务教案档》（6），15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4年；《筹笔偶存》，4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77]《筹笔偶存》，45页。
[78]《教务教案档》（6），241页。
[79]《筹笔偶存》，45页。
[80]《御史郑炳麟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81]给事中胡孚辰说，“岂知今日时势，不仗兵力而仗民心；各国之觊觎而不敢遽动者，亦不畏兵力而畏民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84页。
[82]《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83]《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2），19页。
[84]《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66页。
[85]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86]《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1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87]《义和团史料》下，700页。
[88]《御史李擢英片》（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六），《义和团档案史料》上，71页。
[89]唐晏：《庚子西行记事》，《义和团》（3），471页。
[90]《八国联军志》，《义和团》（3），169页。
[91]《直隶总督裕禄片》（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72～73页。
[92]《义和团史料丛编》（2），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93]《拳乱纪闻》，《义和团》（1），109页。
[94]《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直隶总督裕禄电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79页。
[95]《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近代史资料》1954年（2），9页。
[96]《拳乱纪闻》，《义和团》（1，111页）。
[97]《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义和团档案史料》上，97～98页。
[98]《义和团文献》，《近代史资料》1957年（1），15页。
[99]《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义和团档案史料》上，98页。
[100]《告白》，《义和团》（4），149页。
[101]《樊国梁神甫致毕盛先生函》，《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73页。
[102]《义和团史料》下，702页。
[103]第一批进京的使馆卫队人数说法不一，窦纳乐在1900年6月10日致索尔兹伯理的信中说总计337人，其中英国特遣部队由75名士兵和三名军官组成。见《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81页。而裕禄在当天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根据铁路局查点“洋兵上车”的实在数目为：英国兵72名，军官3名；美国军官7名，士兵56名；意大利军官3名，士兵39名；日本军官2名，士兵24名；法国军官3名，士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士兵71名。总计各国军官22名，士兵334名。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11页。
[104]《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10页。
[105]《张美翊致盛宣怀函》（1900年5月29日，武昌），《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15～17页。
[106]《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18页。
[107]《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6月10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86页。
[108]刘春堂：《畿南济变纪略》，《义和团史料》上，340页。
[109]《袁昶奏稿》，《义和团》（4），160页。
[110]《庚子中外战纪》，《义和团》（3），293页。
[111]《贾礼士领事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附6月16日《会议记录》（1900年7月2日于天津，8月15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176页。
[112]《直隶总督裕禄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47页。
[113]直至6月20日（五月二十四日），清廷仍发布上谕，要求裕禄报告联军索要大沽炮台的最新进展，仍不知道大沽炮台已被联军占据。上谕说：“裕禄于二十一日（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战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见《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57页。由此可见，清廷在召开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时仍以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为前提，以为仅仅是外交争端一类的事情，故而比较容易取强硬的态度。
[114]《照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52页。
[115]许国英：《十叶野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116]《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9月20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119页。
[117]杨典诰：《庚子大事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1），21页。
[118]《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57页。
[119]《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1900年6月29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59页。
[120]《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81页。
[121]盛宣怀：《寄李中堂刘岘帅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愚斋存稿》（36），5页。
[122]《盛京堂来电并致南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3），954页。
[123]《光绪朝东华录》（4），4523页。
[124]《赫德围攻使臣始末节略》（1900年9月1日），《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32页。
[125]《陕西巡抚端方代奏李鸿章电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九），《义和团档案史料》上，543页。
[126]《裕庚致军机处电》（1900年8月19日），《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196页。
[127]《调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九），《义和团档案史料》上，539页。
[128]《外交副大臣李福芬男爵致驻北京公使穆默电参事克莱孟脱草稿》（1900年9月5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111页。
[129]《代理外交大臣致巴黎密函草稿》，《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43页。其第二、三两条原为一条。
[130]《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461页。
[131]《全权大臣奕 李鸿章电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1014页。
[132]《上谕》（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1067页。
[133]《上谕》（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1185页。
[134]《上谕》（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1286页。
[135]《上谕》（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643页。
[136]《义和团》（3），7页。
[137]《美金莱总统在第四个年度咨文中谈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部分》，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4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8]《驻北京公使穆默致外部电308号》，《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390页。
[139]所谓《辛丑条约》只是中国人的说法，因为谈判、签字在“辛丑”年。西方人称为“北京议定书”，共有“正约”12款及19个“附件”。
[140]所谓皇族内阁的名单在1911年5月9日发布后，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对，清廷曾下旨解释说，“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符。我朝定制，不令亲贵干预朝政，祖训著有明文，实深合立宪国家精义。同治以来，国难未纾，始设议政王以资夹辅，相沿至今。”这实际上将皇族干政参政的源头指向恭亲王担任议政王的时候。参见《宣统政纪》卷62。
[141] 1898年秋，清廷在宣布对康有为等人处置决定时，指责康有为和他的同党在筹组保国会时力言“保中国不保大清”，详见《光绪朝东华录》（4），4205～4206页；清廷的这个说法，可能来自文悌的举报，见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戊戌变法》资料丛刊（2），489页。礼部尚书怀塔布被光绪帝撤职后，其太太在慈禧皇太后面前不断哭诉，也是从满汉冲突入手，担心皇上听信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说法进行政治改革，其后果必然是“尽除满人”。参见汤志钧《怀塔布传》，《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538页。
[142]在康有为的政治理念中，确实存在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想法，这个想法其实就是王夫之“亡天下”与“亡国家”思考的延续。戊戌变法的失败，康有为将之归结为满洲人的阻挠，是对的。满洲人确实看到了康有为思想中“不轨”的一面。参见马勇《民族主义与戊戌维新》，《江汉论坛》1993年第6期。
[143]《光绪朝东华录》（4），4206页。
[144]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1898年10月26日），《戊戌变法》资料丛刊（3），538页。
[145]张之洞：《致上海日本总领事小田切》（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八），《张之洞全集》（9），7740～774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6]《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义和团档案史料》下，940页。
[147]随载沣此次出使德国并拜谒德皇的还有荫昌，他们此次出使都赢得了通知外国事务的美名。见《清史稿》卷一五七《邦交志 德意志》。
[148]《端忠敏公奏稿》卷6。或曰这份奏稿为梁启超在日本起草，即便如此，这个奏稿也反应了端方等人对中国政治改革前景的认识。
[149]镇国公载泽在《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强调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有利于外患减轻和有利于消弭内乱。又以为君主立宪并不影响君主权力的执行，但凡涉及国家根本的重大问题比如公布法律、任免百官、宣战媾和等，都继续权归皇上，君主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参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4），27页。
[15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423页。
[15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24页。
[15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432页。
[153]恭亲王对康有为政治改革的最大忧虑，就是担心这些改革是另起炉灶，其最终效果可能就是“废我军机”，夺我大清，所以自那以后几次政治改革都没有敢在军机处的存废上动脑筋。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1），358页。
[154]袁世凯罢官肯定有不同寻常的国际因素，这一点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不够的。过去的研究太过看重摄政王的复仇，现在看来这大概是一个假问题。详细的研究和认识，参见马勇《袁世凯罢官归隐说》，《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
[155]《东方杂志》宣统三年第五号《中国大事记》。
[15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79页。
[157]《辛亥革命》资料丛刊（4），96页；《宣统政纪》卷62。
[158]《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97页。
[15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03页。
[16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64页。
[161]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28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162]《与陈宝琛书（4）》，《严复集》，503页。
[163]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记》，《辛亥革命》（8），103页。
[164]段祺瑞等将领通电说：“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系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因兵燹冻馁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军总统段祺瑞致内阁请代奏电》，《辛亥革命》（8），179页。
[165]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申令，民国五年6月7日。见《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第31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166]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9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
[167]实上，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便再也无法停滞在某一凝固状态，而是不停顿地发生着一
[168]（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下第418～419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69]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第388页，上海书店1987年。
[170]《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32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71]（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41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172]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464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
[173]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3册第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74]《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536～537页。
[175]《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176]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第80页，中华书局1991年。
[177]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页。
[178]《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
[17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
[180]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51页。
[181]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1页。
[182]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页。
[183]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册第4页。
[184]转引自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宋教仁集》第16页，中华书局1981年。
[185]《立宪应如何预备施行准各条举以闻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页，中华书局1979年。
[186]梁启超致蒋智由的信，转引自孟祥才：《梁启超传》第108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
[187]觉民：《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60页，三联书店1963年。
[188]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1～283页。
[189]宋教仁：《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宋教仁集》第255页。
[190]吴樾：《意见书》。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91～392页。
[191]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朱执信集》第1～7页，中华书局1979年。
[192]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1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9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44页。
[194]精卫（汪兆铭）：《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403页。
[195]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37页。
[196]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6页。
[197]《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
[198]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40页。
[199]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1～283页。
[200]（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424～425页。
[201]梁启超：《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册第132页。
[202]天津《大公报》1910年7月14日。
[203]《宣统政纪》卷45。
[204]参见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第15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205]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49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206]《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473页。
[207]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
[208]袁世凯1908年开缺回籍养疴是清末民初历史上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悬案。清廷档案和公开的文书将这个故事说得很清楚，但自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后来的民国野史笔记刻意重塑这个故事，演绎成一个冤冤相报的传闻。参见马勇《袁世凯罢官归隐说》，《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及马勇《1911年中国大革命》，212页，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
[209]《孙中山全集》（1），557页；《黄兴集》，374页。
[210]《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250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
[211]张一麟：《心太平室》（1），22页。
[212]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1）。
[213] 1911年6月22日，袁世凯致信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批评各省风起云涌的所谓保路运动简直就是“无理取闹，亦足见人民程度之太低。”见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9），4261页。
[214]《清帝逊位与列强》，271页。
[215]王锡彤：《抑斋文集》（4），17页。
[216]一个比较通行的猜测是，“袁之志在得天下，不出，名不正难争权势，难以组织袁氏战线，遑论争天下呢？”这显然都是以后来的历史反推当年。参见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268页。
[217]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1），458页。
[218]《袁世凯奏折》，《辛亥革命》（8），307页。
[219]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87页。
[220]《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100页，上海书店1990年。
[221]刘承恩致黄兴信，参见《黄兴集》，81页。
[222]《时报》1911年11月3日。
[223]《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1）。
[224]黎元洪11月7日对袁世凯的答复是：“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如果此事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将来更无法子了。”《刘承恩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1），69页。据说，这是最早提出清帝逊位别居但给予优待的方案。
[225]曹伯亚：《武昌革命真史》正编，263页。
[226]郭孝成：《议和始末》，《辛亥革命》（8），66页。关于孙发绪，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227]马震东：《袁氏当国史》，59页。
[228]曹伯亚：《武昌革命真史》中，339页，上海书店1982年。
[229]《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1月28日发自北京），《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30]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文史资料选辑》（48），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
[231]日本政府当时指示驻英国代办说，中国各省现在争相宣布独立，并非他们真有实力这样做，而是为了自保，希望避免与革命军冲突。详见《日本政府给日本驻英代办山座圆次郎的指示》，《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8），120页。
[232]《宣统三年十月九日路透电》，《辛亥革命》（8），196页。
[233]《许宝衡日记》（1），3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234]《许宝蘅日记》（1），380页。
[235]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6），357页。
[236]《严复集》（5），1513页。
[237]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28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238]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记》，《辛亥革命》（8），103页。
[239]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377页。
[240]夏清贻：《运动北军反正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404页。
[241]《孙中山全集》（1），5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42]《孙中山全集》（1），581页。
[243]《北京袁世凯来电取销唐代表》，《辛亥革命》（8），102页。
[244]《与胡汉民廖仲凯的谈话》，《孙中山全集》（1），569页。
[245]伍廷芳：《共和关键录》，88页。
[246]刘厚生：《张謇传记》，192页，上海书店1985年。
[247]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300页。
[248]参见（美）乔治·霍兰·萨拜因著、托马斯·兰敦·索尔森修订的《政治学说史》第684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249]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515页，岳麓书社1985年。
[250]郑观应：《答某当道设议院论》，《郑观应集》上册第3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51]《政党论》，《时务报》第17册。
[252]《政党说》，《清议报》第78册第4908～4909页，中华书局1991年。
[253]邹鲁：《民初之国会》，《中国国民党五十年纪念特刊》；《革命史谭》第179页。
[254]《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军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第1卷第680页，武汉出版社1990年。
[255]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01页，中华书局1985年。
[256]《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38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257]孙中山：《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孙中山选集》第474页。
[258]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59]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
[260]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1页，中华书局1981年。
[261]孙中山：《五权宪法》，《孙中山选集》第495页。
[262]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第793页。
[263]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传记文学》第14卷第3期。
[26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队长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265]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56页，文化资料供应社（香港）1978年。
[266]孙中山：《致伍廷芳及各报馆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页。
[267]《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军阀》第1卷第681～684页。
[268]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9～70页。
[269]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07页，中华书局1989年。
[270]袁世凯：《莅临时大总统任誓词》，《袁大总统书牍类编》第2页，上海会文堂1929年。
[271]宋教仁：《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演说辞》，《宋教仁集》第487页，中华书局1981年。
[272]《民权报》1912年8月30日。
[273]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3辑第4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274]《时报》1913年5月24日专电。
[275]袁世凯：《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袁大总统文牍类编》第28～29页。
[276]《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军阀》第1册第682页。
[277]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24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
[278]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3辑第61～63页。
[279]《爱国报》1914年11月25日。
[280]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中华书局1989年。
[281]杨度在《挽袁世凯联》中说：“君宪不负明公，明公实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虽然是说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并不是他杨度的理想。参见《杨度集》第61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282]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北洋军阀》第2卷第951～952页。当年，《申报》记者曾就古德诺关于中国问题的主张询问梁启超：“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此（帝制复辟）说，而本记者前访古德诺博士，（古）则谓并无此主张。（梁启超）先生与（古德诺）博士夙交好，尝与论及否？”梁君答曰：“此次（古德诺）博士重来，曾一见访，吾适在天津，未获相见，惟（古）常有书致宪法起草会，所言皆就国民宪法立论，未尝他及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4页）由此可证古德诺的真实心迹究竟是否要在中国鼓吹立即实行帝制复辟，恐怕并非那么简单。他的那些言论与解读者的阐发可能还是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283]杨度：《谈筹安会》，《杨度集》第593页。
[284]（日）冈泽宪芙：《政党》第1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
[285]（日）宗方小太郎：《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见《近代稗海》第12辑第16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286]宋教仁：《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第459页。
[287]宋教仁：《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第456页。
[288]孙中山：《在广东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3页，中华书局1986年。
[28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页，中华书局1979年。
[290]章太炎：《正仇满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97页，三联书店1960年。
[291]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
[292]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8页。
[293]《东方杂志》第1年第7号第82页。
[294]《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时报》1904年8月7日。
[29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79页。
[296]《孙中山选集》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297]《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298]《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
[299]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6页。
[300]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
[301]《独秀文存》第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30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9页。
[303]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独秀文存》第82～83页。
[304]常乃德：《纪陈独秀君演讲辞》，《新青年》第3卷第3号。
[305]鲁迅：《我的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16页。
[306]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4～5页。
[307]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第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308]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13页。
[309]魏源：《默觚 治篇五》，《魏源集》第48～49页，中华书局1976年。
[310]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525～52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311]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3页，中华书局1984年。
[312]但从国家的直接利益来说，或许诚如严复所指出的那样，和约不签字，恐怕是有害而无利。“盖拒约后，于胶济除排阁日货外，羌无办法，而和约中可得利益，从而抛弃（姜汉卿反对是也），所伤实多。此事陆专使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终不肯牺牲一己，爱国不祥，为国家行两害择轻之事。此自南宋以来，士大夫所以自为谋者，较诸秦缪丑诸人，为多巧矣。嗟乎！事真不可一端论也。”（严复：《与熊纯如书》第81，《严复集》第3册第697页，中华书局1986年。）严复的这段话不一定正确，但毕竟发人深省。
[313]徐世昌：《秘笈存录》第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314]叶恭绰：《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之经过及其内幕》，《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315]《陆专使等引咎辞职》，《秘笈存录》第145页。
[316]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1941年5月。
[317]叶恭绰：《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谈之经过及其内幕》，《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
[318]蔡晓舟、杨景工：《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319]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05～3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320]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5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321]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14～215页。
[322]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23页。
[323]周予同：《五四运动片断》，《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66页。
[324]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4页。
[325]蔡晓舟、杨景工：《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55页。
[326]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4～495页。
[327]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1～245页。
[328]《五四运动廿九周年，胡适指出青年之路》，《申报》1948年5月5日。
[329]蒋梦麟、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晨报》五四纪念增刊，1920年5月4日。
[330]严复：《与熊纯如书》第80，《严复集》第3册第696页。
[331]瞿秋白：《饿乡纪程》。
[332]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页。
[333]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67页，三联书店1984年。
[334]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4～9页。
[335]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1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
[336]陈独秀：《一九一六年》，《独秀文存》第33页。
[337]《胡适留学日记》卷13，1916年7月20日条。
[338]胡适：《我的歧路》。
[339]胡适：《纪念五四》，1935年。
[340]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2页。
[341]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独秀文存》第216页。
[342]平平：《北京大学暗潮之感想》，《每周评论》第17号特别附录。
[343]毋忘：《最近新旧思想冲突之杂感》，《每周评论》第17号特别附录。
[344]杜维明：《化解启蒙心态》，《二十一世纪》1990年第2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34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346]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47]冯桂芬：《制洋器议》。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第106页，上海书店1987年。
[348]《朱执信集》下册第865页，中华书局1979年。
[349]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独秀文存》第133页。
[350]《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第17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351]康有为：《中国以何方救危论》，《康有为政论集》第816～822页，中华书局1981年。
[352]康有为：《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第699页。
[353]《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第703页。
[354]劳乃宣：《续共和正解》，《正续共和解》。
[355]按照康有为的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应以美国为蓝本，即“以人民之权威为基础，政府为谋人民之平和安宁幸福及保护财产而设之者。”（《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第703页。）
[356]《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第40页。
[357]《答吴又陵（孔教）》，《独秀文存》第646页。
[358]《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独秀文存》第85页。
[359]《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360]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