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考尔又回到了普拉特河。克拉拉那蔑视的短鞭抽得他皮开肉绽，他自己的悔恨之火亦烧得他焦头烂额。在沿普拉特河南下，往里帕布利肯河去的那个星期里，他始终不能忘记她的话——他从未做对过一件事，他与奥古斯塔斯互相毁灭，他是懦夫，她要给那孩子写信。他过了一辈子，一直觉得自己知道应该做什么，而现在竟让一个女人唇枪舌剑地道出他并不知道。他发觉克拉拉说的每一个字他都不能轻易地忘记。他只能赶着篷车走在这孤寂的草原上。她的话刺痛着他的心灵。
在他到达堪萨斯之前，消息已经传出——有一个人正往得克萨斯运送一具尸体。时值繁忙的夏季，草原上到处是牛群。牛仔们传递着这一消息，士兵们传递着这一消息。他多次遇到从落基山向东去的捕兽人或没有找到野牛的猎人。印第安人也听说了——波尼族人、阿拉帕霍人，还有奥加拉拉苏族人。有时候他从一群群印第安战士身边骑过，他们骑着被春草喂肥的马，专程赶来看他南下。有些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骑到他跟前，有的甚至问他一些问题——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战友埋掉？他是一个灵魂必须住在特定地方的圣人吗？
不。考尔回答。不是圣人。再多他就不解释了。他渐渐认为，奥古斯塔斯在最后阶段可能是头脑发昏了，尽管看上去不像。然而他也昏得可以，做出他现在正付诸行动的保证。
在堪萨斯的一周内，他遇见了八群牛——刚走过一群，又过来一群。他得到的唯一好处是，牛群的主人慷慨地为他提供铁丝和钳子。那辆迈尔斯城的篷车已修理过无数次，差不多快成铁丝车了。他知道篷车绝不可能到达得克萨斯，但他决心让它尽量走远些，至于篷车最终散了架怎么办，他也没有主意。
后来，人们询问奥古斯塔斯以及他此行的目的次数太多，他实在受不了了，便向西进入科罗拉多，打算绕开赶牛人走的大道。他已厌恶再碰见人了。唯一使他得以安静的时刻是每天黄昏时，他累得连思维都停滞了，只顾与奥古斯塔斯一同颠簸前进。
路过丹佛时，他想起他还没有完成给威尔巴杰的弟弟拍电报的许诺，他要把威尔巴杰遇难身亡的消息告诉他。一年已经过去，他觉得他欠下了威尔巴杰的人情债。可他很快就后悔到城里来了，那是一个吵闹的地方，挤满了矿工和牛仔。那辆篷车和棺材引起了大家的好奇，他拍完电报从邮局出来时，车旁已聚集了一大堆人。考尔刚跨出邮局的门槛，一个殡仪馆的人便走了过来。他戴着一顶黑帽子，打着一条黑领带。
“先生，你离坟场不远了。”那个人说。他还在胡子上打了蜡，不过在考尔看来太耀眼了。
“我没找坟场。”考尔上马时说。人们伸手摸着棺材，似乎那是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
“十块钱就能举行一次很好的追悼会，”殡仪员说，“你只要把这家伙交给我，回头慢慢挑石碑就是了。当然，石碑钱另算。”
“又不是在市场上。”考尔说。
“他是谁，先生？”一个小男孩问。
“他叫麦克克里。”考尔说。
使他高兴的是，他终于把那个城市甩在了后边，而且从此以后只在夜间赶路，以回避人群，但这样一来，篷车就坏得更快了，因为他无法让车躲开坑坑洼洼的地方。
这天晚上，路太难走了，他便在珀加图瓦尔河宿营。牛仔们把这条河叫作“铁丝网河”。他听见由远而近的马蹄声，便懒洋洋地握住了步枪。只有一匹马，由于天没有完全黑下来，他尚能看到那骑马人——一个大汉。原来那是头红骡子，骡子背上的大汉是查尔斯·古德耐特。考尔从五十年代起就认识这个出名的牧牛人。他与奥古斯塔斯被派到边境前曾与查尔斯同在边防军团里当过骑兵。考尔从来就不欣赏这个人——古德耐特目无上司，至少不愿意居于任何人之下——但他不得不承认，此人有着非凡的本领。古德耐特一直骑到篝火旁，但他没下来。
“我想知道是谁在外面走，”他说，“我承认我可没想到是你。”
“喝杯咖啡吧。”考尔说，“晚上我不吃别的东西。”他又说道。
“见鬼，我要是晚上不吃饭，就会饿死，”古德耐特说，“平时忙得顾不上吃早饭。”
“那就请下来吧。”考尔说。
“不，忙得连这也顾不上，”古德耐特说，“我在普韦布洛市有很多事要做。再说我从来就不是那种坐着闲聊的人。我想那是麦克克里吧。”他看了看篷车上的棺材，说。
“是他。”考尔说着，心里直怕回答他势必要问的问题。
“我还欠着他一笔账呢，我答应清除加拿大河上那伙贱种。”古德耐特说，“如果他没有消灭他们，我马上就去。”
“是呀，他已经无法讨债了。”考尔说，“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让那个混账杀人犯逃了。”
“不丢麦克克里的面子，”古德耐特说，“我也让那个王八羔子逃脱过，还不止一次呢。可是他让一个运气好的人抓住了。他在博斯克雷东多将两户人家灭门，离开的时候一个副司法官开了一枪，还真巧了，伤了他的马。他们逮捕了他，打算下星期在圣罗莎把他吊死。你走快点儿就能看见。”
“啊，我一定去。”考尔说，“你去吗？”
“不，”古德耐特说，“我不去看绞刑，别看我也主持过一些，绞死的都是那些当地人。这是我十年来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回头见。”
考尔赶着篷车走过拉顿山口，一路来到辽阔的新墨西哥平原。虽然他一年来看到的尽是平原，但仍为眼前这块广袤无边的土地所惊叹。北边的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上仍有积雪。当他冒着篷车散架的风险，急忙赶到圣罗莎时，才发现绞刑推迟了一周。
似乎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人们都想看吊死蓝鸭，整个小城挤满了牧场的牛仔，他们带来了女人和孩子，就睡在大篷车里。人们争论不休，大部分人主张立即吊死蓝鸭，以防他逃走。人们组成了各种团体，向司法官提出呈请，或者围攻监狱，但是司法官并不把这一请求放在心上。蓝鸭在大草原上待的时间太长，杀人、强奸、盗窃，无所不为，以致人们对他产生了迷信。有些人，尤其是妇女，觉得他永远不会死，还觉得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安宁。
考尔借此机会叫一个铁匠把篷车彻底检修了一次。铁匠要修的车太多，第三天才得空修理他的车。他让考尔把棺材存在后屋，因为它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城里，除了喝酒，唯一可做的事便是去欣赏法院大楼。楼高三层，顶上安着一具绞架，蓝鸭就要在上面被处以绞刑。法院大楼有很好看的玻璃窗及上蜡地板。
绞刑执行前两天，考尔决定去看看那个犯人。他已经见过了打伤蓝鸭那匹马的副司法官。那人名叫戴克，是个胖子，喝得酩酊大醉。见此情景，考尔估计古德耐特的话是对的——那一枪是瞎猫抓了个死耗子，碰巧了。可是从那以后，印第安人保留地所有的人都坚持要给这位副司法官买酒喝，可能在他成为英雄之前，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吧。他一想到这一丰功伟业，便感动得哭泣起来，由于哭得太多，嗓子都哭哑了。
司法官是一个名叫欧文斯比的光头。他显然听过考尔这个人，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带他去见犯人。监狱里只有三间牢房，蓝鸭在中间那一间里，里面没有窗户。另外两间已经空了，他们干脆把不太重要的罪犯释放了，以降低蓝鸭越狱的可能性。
考尔一见那个人就知道他越狱的可能性太小了。蓝鸭的肩膀和腿部均有枪伤，前额的伤口上缠着一块沾满油污的破布片。考尔还不曾见过一个人被这么多铁链锁着。他的双手上着镣铐，腿上锁着沉重的脚镣，身体被铁链五花大绑，链子的一头固定在墙上。手持温彻斯特枪的两个副司法官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尽管有那么多的脚镣、手铐和栅栏，考尔看得出来，那两个人还是吓得要死。
蓝鸭本人对外面的狂怒似乎无动于衷。考尔进来时，他正半闭着眼在墙上靠着。
“他在干什么？”欧文斯比司法官问道。他从犯人被带到监狱起就紧张得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虽说防范措施十分严密。
“没干什么，”一位副司法官说，“他能干什么？”
“啊，据说他能从任何一间监狱里逃跑，”司法官提醒他，“咱们必须严加看守。”
“唯一能看严的办法就是到里面去跟他在一块儿，可要是让我那么做，我就辞职。”另一位副司法官说。
蓝鸭睁开惺忪的睡眼看着考尔。
“听说你带你那个发了臭的老朋友来看我吊死。”蓝鸭说。他那低沉、浑厚的声音把司法官和两个副司法官吓了一大跳。
“碰巧。”考尔说。
“我应该趁上次的机会把他烧来吃了。”蓝鸭说。
“他完全可以打死你，”考尔说，他被这个人侮辱的口气激怒了，“必要的话，我也会打死你。”
蓝鸭脸上露出一丝奸笑。“自从你们当执法人以来，我强奸女人、偷小孩子、烧房杀人、偷牛杀马，愿意抢谁就抢谁，都在你们的地盘里，”他说，“可是你直到今天才能好好地看看我的模样。我不认为你们能打死我。”
欧文斯比司法官的脸都气紫了。他为此人侮辱一位大名鼎鼎的保安队长而感到难堪，但他对此毫无办法。考尔知道蓝鸭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他站在那里打量着这个人，他比他想象的个子要高，有一个硕大无比的头颅，眼睛如同蛇眼般冷酷。
“我蔑视你们所有这些头发长得挺漂亮的婊子养的，”蓝鸭说，“你们这些保安队员，我还要杀死一批呢。”
“我看未必，”考尔说，“除非你会飞。”
蓝鸭冷笑着说：“我会飞，一个老妇人教我的。你要是不怕等，就等着瞧吧。”
“我会等的。”考尔说。
执行绞刑的那一天，法院前人山人海。考尔把他的牲口拴在百米之外。他想看完蓝鸭吊死就立即上路。他挤在人群前头，看见蓝鸭被装在一辆小篷车里，戒备森严地从监狱拉到法院。考尔猜想，不等蓝鸭吊死，就会有人被打死，因为所有的副司法官都吓得打开了枪的保险。蓝鸭仍被沉重的镣铐锁着，头上的伤口仍包着那块沾了油污的破布。他被带进法院，走上楼梯。行刑人正给绞索做最后的调整。考尔往一旁看去，发现人群里有一个人曾在他手下工作过，而就在这一刹那，他听见了一声尖叫和玻璃的破碎声。他往上一看，头发根都竖起来了——蓝鸭正带着锁链在空中飞。考尔觉得此人往下飞时，脸上好像仍旧带着那残酷的冷笑。他设法撞破了三楼的大玻璃窗，从上面跳了下来，而且不止他一个人。他用戴着镣铐的手抓住了戴克副司法官，并把他一同拽了下来。两个人都摔在法院前的石头地上。蓝鸭头朝地，那个副司法官则背朝下掉了下来，像是被人家从干草垛上推下来的一样。蓝鸭摔下来后再没有动弹，但是那副司法官哭叫个不停。玻璃碎片散落在他们周围。
人们全都惊呆了。欧文斯比司法官高高地站在上面，从窗口往下看，十分羞愧，因为他让好几百个赶来看绞刑的人上了大当。
考尔独自走出人群，跪在那两个人旁边，后来又有几个人围了过来。蓝鸭已经断气，两眼仍然睁着，嘴角还挂着那残酷的冷笑。戴克摔得粉身碎骨，开始吐血。他活不长了。
“看来那个女人还没有真正教会你呀。”考尔对蓝鸭说。
欧文斯比从楼梯上跑下来，坚持要把蓝鸭抬上去，吊在绞刑架上。“真该死，我说要吊死他，就要吊死他。”他说。很多围观的人对那个土匪怕得要命，他都死了也不敢去碰他。六个醉汉醉得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他们把他抬到了上面，将他吊在人群上方。
考尔认为这简直是白费力，但又想，司法官也许需要考虑它的政治意义。
他怎么也忘不掉蓝鸭飞下来时对他发出的冷笑。他走出人群时，听见一个女人说，她看见蓝鸭躺在地上，眼珠子还在动。即便那个人在绞架上吊着，人们还在设法使自己相信他没有死。今后十年里草原上发生的犯罪案件，恐怕有一半要推到他身上了。
考尔正要上马，一位报界人士跑了过来。他是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红头发小伙子，因刚才的所见所闻激动得脸色直发白。
“考尔队长吗？”他问，“我给丹佛报社写稿。他们要我找你。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考尔跨上黄褐色马，牵着骡子的引绳。“我要赶路，”他说，“去得克萨斯还有很远的一程呢。”
他开始起步，那个报社的人仍不罢休。他大步走在黄褐色马身边，像克拉拉一样说个不停，不同的是这个小伙子只是激动而已。考尔心想，一路上有两个人跟着他跑，真是怪事。
“可是，队长，”小伙子说，“人们说你是最有名的保安队长。他们还说你把麦克克里队长拉了四千多公里，只是为了下葬。他们说你在蒙大拿建立了第一个牧场。我要是不和你谈谈，老板就会解雇我。他们说你是个富有洞察力的人。”
“是呀，太有洞察力了。”考尔说。他被迫刺了一下黄褐色马，让它从小伙子身边跑开了。小伙子还在记事簿上匆匆地写着什么。
这是个旱年，草地是黄褐色的，宽广的草原上闪动着海市蜃楼般的景色。考尔沿着佩科斯河走，过了博斯克雷东多，一直向南通过了新墨西哥。他知道这条路很危险——在这样的年份，印第安人也会沿这条河南下。然而他更担心干旱。夜晚，闪电划破草原夜空，雷声滚滚，却没有雨。白天闷热，一个人也见不到，只偶尔碰到只羚羊。牲口越来越累，他也一样。他想在夜间赶路，但又不得不作罢，因为他常常打盹儿，有一回险些把车轮撞碎。棺材在篷车上颠簸跳动，已经开始漏盐。
一天，在霍斯海德渡口，他正半睡半醒地在寂静的下午缓缓地走着，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打了他两下，便急忙用手去摸腰部。腰流血了，然而他并没有看见一个印第安人，连枪声也没有听到。当他掉转车头，向河边冲过去的时候，瞥见一个棕皮肤的矮个子从一棵大丝兰仙人掌后站了起来。考尔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严重，也不知道自己要面对几个印第安人。这时，由于篷车下河岸时速度太快，车撞在水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车散了架，把棺材压在了下边。考尔向后瞧了一眼，看见只有四个印第安人。他下了马，悄悄顺河向北走了一百米，打死了四个人中的一个。他过河后等了一天一夜，也没有再见到另外三个人。他的伤势不重，但子弹还在体内。他知道，只能让子弹留在腰里，等他到达奥斯汀再说。
佩科斯河不宽，河水流淌着，棺材沉在水下。最后，考尔把它从篷车上解开，他和油腻连拉带拽地把它从泥里拖了出来。这回他真遇到了麻烦。离南瓜达卢普河还有八百公里，而篷车已经彻底散架。据他所知，印第安人随时都可能过来，这意味着他必须边干活儿边放哨。他费力地把棺材翻了过来，它已成了一件糊满泥巴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同时，佩科斯河里的水烫得他腹部不适，把他的力气也抽掉了一半。
考尔知道他永远不可能将棺材拖到奥斯汀，如果他自己能通过这片炙热无水的地带，到达科罗拉多城或圣萨巴就算走运。话又说回来，既然已经把奥古斯塔斯运了这么远，他绝不想就此撇下他。他将棺材打开，用一张雨夜用作床单的防水布将遗体包好——以后不必再为雨夜担心了。然后又将包裹与奥古斯塔斯的那块招牌捆在一起。招牌久经风吹日晒，大部分字迹已不复存在。他砍倒一棵小盐地雪松，做了一根粗糙的车轴，把招牌放在两个篷车轮子中间。它与其说是一辆马车，倒不如说是一个印第安人用的橇，但它能走。他感觉自己的伤势每天都在减轻，也知道打中他的是小口径枪弹。如果是大口径的，他早就起不来了，也许已经死了。
有几次他认为他看见山丘后面有印第安人溜过，或者藏在远处的仙人掌后面，但没有什么把握。不久，他觉得思想有些混乱，便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在前方闪动的幻景中，他以为看到了骑马人，但是无论如何也接近不了。还有一次他觉得看见了狄兹，又有一次是蓝鸭。于是他认为自己的思维能力肯定消失了，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奥古斯塔斯。奥古斯塔斯一辈子都想把他拖进使他混乱不清的境地，他终于成功了。
“都是你干的好事，”他大声说了好几次，“杰克让我离开了这个地方，而你让我回到了这个地方。”
第二天，他的饮用水告罄。那头骡子和黄褐色马全靠吃肉叶藜或者能找到的一点儿山艾，两头牲口日见瘦弱。考尔十分想念他那匹基奥瓦母马。还不如把姓氏给那孩子，自己留下那匹母马呢。
后来，油腻不走了，它已决定等死。考尔不得不用黄褐色马拉撬。油腻连跟都不跟他们走。考尔估计黄褐色马也会很快死去，然而它一直走到了科罗拉多城。从那以后，他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尽管他的伤口已感染，并且开始往外渗出**。这使他想起了大嘴唇——他常想起他撇在北方的那几个伙计，而一想到他们，眼泪就止不住流出来。
等他终于来到瓜达卢普那片长着橡树林的小山包时，那块招牌已破败不堪。那句奥古斯塔斯引以为荣的拉丁语箴言，由于在最下边，早已不翼而飞。关于猪的那部分也脱落了，写着他们出租什么、卖什么和狄兹名字的那部分也掉了。豌豆眼的名字也已经大部分剥落，他自己的名字也一样。考尔希望能留下写着奥古斯塔斯名字的那块木板，但是大部分字母都被捆尸体的绳子磨掉了。事实上，那块招牌至多只能算几块木片，在他解下奥古斯塔斯时，还有两块掉到了他手里。只有牌子顶部那部分还勉强可以读出来——帽子溪牧牛公司暨车马出租贸易中心。
考尔用一把小锹挖好了坟坑。由于他目前身体的状况，挖好这个坟坑花了他大半天的时间，中间有一阵子他感到心虚手软，冷汗不止，不得不坐在墓坑里休息——如果有人往坑里填土的话，干脆把他埋在坑里算了。可是他还是爬起来继续挖下去，直到把它挖好，将奥古斯塔斯放了进去。
“好啦，”他说，“这可给了我个教训，以后再许诺，可要小心点儿。”
他将写着“帽子溪牧牛公司暨车马出租贸易中心”的招牌横绑在一根牧豆树枝上，用一块大石头把树枝钉进土里。就在他用两根鞍绳加固那块横板的时候，一辆载着移民的篷车从山丘那边走了过来。他们是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三个孩子，他们羞怯地朝他的四周张望，一个个都瘦得像负鼠一样。年轻的男人被太阳晒得红里透紫。他那位年轻的妻子戴着一顶软边帽，帽檐拉到了脸上。显然，那块墓碑使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年轻人把车停下来，凝望着它。由于没有看见他把奥古斯塔斯放进去，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看到的是块墓碑，还是只是一块招牌。
“这个帽子溪牧牛公司在哪儿，先生？”年轻人问道。
“埋了，是不在蒙大拿的那部分。”考尔说。他知道他的话等于没说，但他无心说话。
“妈的，我正想找个有铁匠的地方呢。”年轻人说。后来他见考尔走路很别扭，才发现他受了伤。
“我能帮你的忙吗，先生？”年轻人问。
“谢谢，”考尔说，“要走的路不多了。”
年轻的移民一家接着向圣安东尼奥走去。考尔走到一条小溪边，打算休息片刻，结果睡着了，醒来时已近天亮。招牌那玩意儿叫他犯了愁，这又一次证明了奥古斯塔斯惹人生气的本领——影响已大大超出了坟墓的范围。假如一个年轻人看见它便以为附近有个车马出租贸易中心，别人也会这样想的。人们也许会白白浪费几天工夫，在这些石灰石山丘里转悠，想找那个大部分成员已经成了鬼魂的公司。
再说，这虽然是奥古斯塔斯的墓，牌子上却没有他的名字，也许不会有人知道这是他的墓。考尔走回小山包，掏出小刀，想在木板背面刻上他的名字，可是旧木板已经干裂，劲儿太大就会把整块木板毁掉，于是他只在木板背面刻上了“奥·麦”。他知道这根本不顶用，也保存不了多久。有人会因为那个车马出租贸易中心而气愤地把这块招牌整个拔掉。不管怎么样，奥古斯塔斯反正已经来到了他决心要来的地方，他们俩也都知道很多好人都躺在没有墓碑的墓里。
考尔想起他对那个年轻夫妇说，他要走的路不多了，那说明他的思维可能正在萎缩，因为他并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精疲力竭加上发炎的伤口，他这种身体状况根本无法回蒙大拿，即使他自己能回去，杰里——那匹黄褐色马——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的。况且他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想回去，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家了。他想起孩提时便坐着大篷车来到得克萨斯，那时父母已经故去。除去在孤鸽镇的那些日子，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四处漂泊。
考尔向南朝圣安东尼奥骑去，打算找个医生，然而刚进城，他又转身出来，从城外绕了过去，他不愿见那里的人。他的心震颤不定，他不愿意到人群中去。他骑着黄褐色马继续南行，心想与其去别处，还不如回孤鸽镇呢。
渡过碧绿的努埃塞斯河时，他想起了蛇窝和那个爱尔兰男孩。他想务必去找那个斯佩特尔寡妇一趟，对她说她少了一个儿子，但又想，坏消息可以等一等。这消息已经等了一年，除非她已经从回来的牛仔那里听到了信儿。
八月的一天傍晚，他骑着黄褐色马来到孤鸽镇，突然被刺耳的晚饭钟声惊呆了——那是博利瓦喜欢用半根撬杠敲出的声音。这声音使他觉得他正骑马走过一块鬼魂之地。他一时茫然不知所思，不清楚当他回到家时，伙计们是否都还在。
可是，当他穿过灌木丛朝帽子溪的马厩跑去时，他只看见了博利瓦一个人，正用原来那根撬杠敲着那口小钟。老人的头发全白了，那条披身毯更加肮脏不堪。
博利瓦抬头看见队长在落日的余晖里骑马过来，扔掉了手中那半根撬杠，几乎瘫倒在地。他回墨西哥的结果是一场苦难，是彻底的失望。他的女儿们都已出嫁离家，老婆则因他多年不顾家而气得凶狠无情。她的舌头像把锋利的刀，她的目光使他感到悲伤。于是，有一天他走了，永远离开了家，走回了孤鸽镇，住在美国佬遗弃的房子里。他靠替人磨刀养活自己，只吃豆子和咖啡。老鼠已经将那些旧床啃光了，他就睡在灶上。他感到孤独，不记得自己曾是干什么的。然而，他每天晚上仍拿起那半根撬杠敲击那口钟。钟声响彻全镇，一直传过格兰德河。
考尔下了马，放下缰绳，老博利瓦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脸上露出不相信的神色。“啊，队长，队长。”他说着，便大哭起来，慰藉的泪水从他那粗糙的脸颊上滚滚而下。他紧紧揪住队长的胳膊，好像精力已经耗尽，随时可能跌倒。
“好啦，博利瓦。”考尔说。他搀着发抖的老人进了屋子。屋里乱七八糟、脏不可言，到处是蜘蛛网和老鼠屎。博利瓦拖着步子在屋里转着，他热好了咖啡，考尔站在前廊上喝了一杯。他朝街上望去时，吃惊地发现小镇已同过去不一样，原先的什么东西现在不见了。起初他想不起是什么，还以为是灰尘太大，或者他的视力有偏差。后来他想起了干豆酒吧。那没了的东西好像就是那家酒吧。
考尔把马牵进那个无顶马厩，卸下鞍鞯。石槽里有满满一槽清凉的水，但光喝水是饱不了的。考尔又把它牵了出来，让它吃草，并在一旁看着它在地上滚了很久。
后来，他很想知道那家酒吧是不是真的没有了，于是走过帽子溪的干河床，来到大街上。
他刚转到那条街上，便见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在夜幕中向他走来。怎么，是奥古斯塔斯？他想，一时间他竟不知道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他只记得在瓜达卢普那小山丘上的墓坑里坐着，却不记得爬出来。
那个一条腿的人原来是狄拉德·布罗利——那个理发匠。他与奥古斯塔斯那次不得不为他切去那条腿时，他喊哑了喉咙。
当狄拉德看到考尔队长站在街上时，吓得差点儿把他费劲从河里捉到的几条鲈鱼掉到地上。天渐渐地黑下来，他不得不走近些才看清楚是队长——只剩下一点儿光亮了。
“怎么，队长，”狄拉德用嘶哑的声音说，“你和伙计们终于回来了吗？”
“伙计们没有，”考尔说，“只有我一个人。那家酒吧怎么了？”
他发现判断对了——杂货铺还在，干豆酒吧却不见了。
“烧了，”狄拉德用嘶哑的声音说，“大约一年了。”
“怎么烧起来的？”考尔问道。
“万茨放的火。他自己也烧死在里边了。他把自己锁在那个妓女的房间里不出来。”
“天啊。”考尔说。
“那架钢琴和他一块儿烧了，”狄拉德说，“教堂的人气坏了。他们说如果他打算把自己烧死，至少应该把钢琴弄到门外来。从那以后，他们就用提琴伴奏唱圣诗。”
考尔走过去，站在酒吧的遗址旁。那里除了灰暗的余烬与烧焦的木头，一无所有。
“她走了之后，万茨受不了。”狄拉德说，“他在她的房间里坐了一个月，后来就把它烧了。”
“谁？”考尔看着废墟问道。
“那个女人。”狄拉德低声说，“那个女人，他们说他忘不掉那个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