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唯行走是家园
2005年的印度，在机场的行李输送带前，我跟J说：“德里国际机场的出口，长得很像一个加油站，不信你待会儿出去时看看。"J说：“不会吧！”
第二天和J坐着电动三轮车经过一个加油站，J惊呼：“哇！德里的加油站建得好像国际机场！”
即便如此调侃着，我仍然坚持：印度是一个不得不来的国度，尤其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同于英国人来印度，为了拾取微弱的贵族余晖，也不同于美国人来印度，热衷于灵修与冥想的另类嬉皮。中国人来印度，是因为直到来了印度，你才能真正了解“东方”的全部含义——也许聆听了佛陀，你才终于懂得了老庄；也许看到了泰姬陵，你才开始理解梁山伯；也许尝遍了咖喱的辛辣，你才学会欣赏汾酒的香糯。天竺远远，但不应只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西天”，中土浩浩，也不应仅是印度人记忆里的“大唐”。如果中国是跏趺而坐、昼夜思索的老者，印度便是那同样古老的菩提树。中国用一个指头点数不过印度的年轮，印度用一千个年头回答不了中国的疑问。可能坐下来思考的问题，只有走出去才有答案。所以，行走吧，唯行走是家园。
2.历史的中心，都城的边缘
没有专业向导，连本旅游指南都懒得找，我递给三轮车司机一张写了一串地名的纸条，报上了一个包一整天车的价钱——150卢比，所有行程顺序都由这位锡克族的年轻人来安排。这样的旅行比较轻松随性，也许不够深入彻底，但是你又怎么能指望一次观光就把一个城市、一段历史、一种生存状态看彻底呢？
曾经有朋友问过我：“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跑印度，你很爱印度吗？”我说：“是啊，我第一次去就爱上了印度。”
但我知道自己只是作为一名异乡人去爱她，如果我是印度人，真不确定还能不能够再爱她，包括爱她的苦难。于是，即使钻进三轮车，即使扎进人流和尘土，我还是坚持游走在边缘。
先到的是红堡，去得太早，雾还没有散去。雾霭沉沉中的红堡，呈赭褐色，高墙直壁如同北京的故宫，却抬眼看不到类似故宫的金黄琉璃，只有碉堡似的门楼铮铮然。进门更是需要被搜身，再往前便看到一挺机枪正对入口架着，这样的安保措施，真的很印度。我开始觉得兴奋：这样怪异就对了！
穿过一条长长的甬道，避过上前兜售工艺品的众多商贩，接下来看到的竟是一片开阔无比的绿地，还有远处三座纯大理石建造的大殿——哦，原来红堡不是一座堡垒，是宫殿才对。
其实，以我不求甚解的习性，知道红堡是沙贾汗建造的就已经足够了，至于舞宫是左边那一座抑或是右边，中间的大殿又有过怎样的歌舞管弦、怎样的刀光剑影，到最后还不是成为我拍照的背景，小学生们集体活动的地点？这是不是就是文明古国的尴尬——当历史长到足以将几代人的心血简化成一篇导游词时，真正的“文明”多半会成为一幅商业化社会的仓皇布景。
慢慢接近主殿，呈现眼前的是不得不赞叹的细节之美。大理石或许已经不像当初那样纯白莹润，镶嵌其中的金银铜丝却依然传神地描画着昨日的极致浮华。到此才相信书中描述的古印度：楼宇阶基、铃铎伞盖，纯为七宝所成。莫卧儿王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兴盛时代，沙贾汗又是怎样的一个多情帝王呢？到如今只留一处红堡、一座泰姬陵让人想象不已。
宫殿的屋顶上停满了鸽子，它们现在俨然是这座宫殿的主人了。宫墙储藏记忆，墙外是**的现实，在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幽暗国度，只有这些生灵能够置身事外地活着。
离开红堡的时候，鸽群不知被什么惊飞，像一张大网似的陡然掀起，远远盘旋开去。被轻灵的飞鸽遗下的这一座深红堡垒，更显得沉重了，深深地压在德里的东北角上，仿佛昭示着它虽落在这座都城的边缘，却始终在历史的中心。我坐在迦玛清真寺前的台阶上远远望向红堡，它像是天地间的一个苍凉手势，在迷雾中奋力画着感叹号，也许下一次来，真应该好好地读读它。
红堡的下一站，当然是就在它对面的迦玛清真寺。到迦玛清真寺需要经过一个廉价市场。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理由故作清高地去挑剔这样的一个专卖低档小商品的市场，在中国这样的市场仍然遍地都是，同样的假冒伪劣，也同样为大多数老百姓喜闻乐见。
在路边我买了一包印度的“口香糖”，就是各种香料包装在一起，吃的时候倒出来一把放到嘴里的东西。第一次来印度的时候曾经吃过，味道还不错，于是这次又买了一包。在众多口味中随便拿了一种，撕开袋子，一股脑倒进嘴里——“嗡”的一声，三秒钟之内大脑一片空白，当我找到下水道把香料吐出来之后，已经完全进入了醉酒状态。耳朵里嗡嗡的只听到J说：“有槟榔！一定是有槟榔！”这时，我已经醉醺醺地走上了清真寺高高的台阶，和沿途的每一个乞丐亲切地打着招呼。
在清真寺的广场正中，有一个满溢的清澈水池，倒映着清真寺的屋顶，但我不敢走太近，怕脚步不稳掉进池子里。于是跑向正在地面觅食的鸽群，鸽子们在我身旁纷飞。如果在法国，这样的美丽景象一定会被拍成电影，而在印度，我就只能被坐在旁边看报纸的大叔用印度语破口大骂了。
这时，一个小孩笑嘻嘻地过来问我能不能给他照一张相，当然可以！照完相小孩拉着我说，他爸爸和叔叔都在，就在池子边休息。我于是热情洋溢地上前打招呼：“那玛斯爹！你真幸运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小孩的父亲微笑着礼貌地对我说：“她是个女孩。”看来我真是醉得不轻啊！
刚进入祷告大厅没两分钟，一个拿着木棍的人就进来轰我。起初以为自己做出了什么大不敬的行为，后来才听明白原来是穆斯林的礼拜时间到了，所有非穆斯林都要离场，连站在大门口看看都不行。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离开了迦玛清真寺，大脑清醒之后觉得那两张票子买得实在是亏（到清真寺人无须买门票，但是要为每台照相机买150卢比的票）。
离开清真寺到了甘地墓（Raj Ghat）已经是中午。这也许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墓园了——在尘土飞扬的德里出奇地纤尘不染，草地是精心修剪过的，却不禁止进入，在红堡见过的那群小学生正在草地上奔跑嬉笑。他们知道这一天的欢笑，这些年的平等就学机会，是甘地坚持了多久的愿望吗？
其实甘地墓只是甘地的火葬之处，他的骨灰在火葬之后被撒入了恒河，所以他并没有陵墓。而人们在他的火葬地点放置了一块方形的黑色大理石，作为纪念，权当是“甘地之墓”吧。简约到几乎简陋，以这样一块大理石作为“甘地之墓”倒也恰当，它正如甘地般卑微坚忍、平静倔强，缓缓说着：“还有一种比暴力更强大的力量，叫作仁爱。”
一直都说，要去看看落日余晖里的胡马雍陵，但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加上“落日余晖”这个条件。不管怎么样，当我到了胡马雍陵的时候真的已经日暮黄昏了，倒是遂了自己古怪的心愿。胡马雍陵，按我的逻辑，一定就是一个叫胡马雍的人的陵墓，直到写这篇游记的现在，我还是没有去好好查一查胡马雍陵的来历。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不是陵墓，它一样奢华美丽，雄伟又细腻。不管胡马雍是谁，生前即使风光无限，身后一样寂寞无语。
时间就是这么戏谑，不愿遗忘的终于变得不可认取，不得侵犯的也最后只得让我入内观瞻。突然间觉得在胡马雍陵前的拍照留念也可笑起来，到底自己要记录什么，要证明什么呢？在这不堪栖止的时间之河？
努力和时间叫板的，大概就是博物馆了。德里的国家博物馆坐落在一条不太热闹的大街上。印度政府的慷慨大方让我感动，国家博物馆里有一半的文物都是不加密封完全展露的，你可以上前去细细触碰那些中世纪石雕的纹理，甚至深深闻嗅印度远古尘土的味道。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即使没有生命的死物也存在记忆，这种记忆会以特定的磁场向外释放。
于是，我猜想，如果给我足够长的时间，也许就可以完全读取七百年前那一尊湿婆像前狂热的膜拜景象，或者听到2550年前佛骨舍利旁边阿难与迦耶低泣的声音。
第二天睡到接近中午才起来，所以包三轮车的价钱被压到了100卢比。司机先是把我们带到了印度门，我一直把它理解为印度的天安门。但其实，它应该相当于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在快要离开的时候我发现在印度门的顶上写着“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印度将士”。和印度门正对着的是一条“国道”——每年印度国庆日阅兵的地点，我想应该就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吧。沿着这条大道上去，便是总统府。这个景点并不在我给司机的纸条上，所以那位司机很得意地一直跟我说：“这是送的，怎么样？”
在总统府前，和我一样不求甚解的J说：“我昨天在一本旅游书上看到它的照片了，当时心里想，这一定是户大户人家，果然没错嘛，全印度最大户的人家就它了！”而让我意外的是，总统府的大院里竟然不是修葺完美的绿地，而是一大片红沙铺地，而且半天没有看到任何人影，想必这位印度总统也是一位“寡人”。
除了总统府，德里还有一座建筑物，同样有着孤独的面目。离开市中心，我们来到距德里约15公里，好朋友噶玛极力推荐的Qutb Minar.刚进入遗址的时候J问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说：“就是一个Minar呗。”
J问：“那什么是Minar啊？”
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J说：“不管了，逛吧！”
于是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逛起了这座世界文化遗产（事后补课才知道的），稀里糊涂地惊叹它既壮观又细致的美丽。
遗址园内最主要的建筑是一座尖塔，共五层，有72.5米高，每一层都有突出的阳台，外表由交替的三角形和圆形折纹组成。前三层由红色砂岩制成，第四层和第五层由大理石和沙石建成，塔身雕刻着伊斯兰文字和复杂的花纹，想必这些文字便是《古兰经》铭文。
这座尖塔应该是当时德里最高的建筑物了，1192年德里苏丹国的创立者顾特卜-乌德-J.艾伯克为纪念阿富汗穆斯林征服印度教王国，决定建立这座尖塔，以昭示伊斯兰文化对北印度的征服——一种文化的胜利成就了一座建筑物的高度，于是它昼夜傲视着德里，甚至整个印度国土。
1192年，南宋光宗绍熙三年，金章宗明昌三年。那一年，定都北京的金朝，建造了马可波罗口中“世界上罕见的最漂亮的桥”——卢沟桥。同样是入侵，中国人选择代表“沟通”的桥梁作为权力符号，当它和代表“一统”的尖塔出现在同一历史坐标时，竟别有一种文化意趣。
离开Qutb Minar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司机提醒我们莲花庙是要在日落前关门的。印度大部分旅游景点的开放时间都是从日出到日落。很喜欢这种规定，因为很接近自然所以更有人性，而且有着不确定性，就像生命本身。
莲花庙的建造来自一个善意但不切实际的创意——世界大同，旨在融合各国、各族、各种宗教。一位名叫巴哈奥拉的伊朗人在1844年创立了“大同教”，莲花庙是“大同教”在世界各国的大型庙宇中的一个。莲花庙的设计很像悉尼歌剧院，白色是主色调，造型仿如盛开的莲花。内部设计像是一个大演讲厅，没有神像没有祭坛，只有一个演讲台，然后就是一排一排的白色大理石长椅。每一个进入的人都保持静默，或者坐下来祷告一番，或者绕行一圈便走出去。
喜欢这种静默，也许有一天世界不再聒噪，世界就大同了。
第三天，在拥挤不堪的月光街，我找到了世界大同的感觉。月光街又叫“金银街”，感觉像是广州的“高第街”加“状元坊”再加“上下九”，或者是香港的“女人街”加“庙街”。月光街其实不是一条街，而是很多很多条，但不叫街，叫巴扎——专门卖纱丽的、卖鞋的、卖干果的、卖甜点的、卖金银的、卖餐具厨具的、卖文具的一条挨着一条，无穷无尽没完没了。街上尽是谋生的人和觅食的狗在各自奔忙，倒也相安太平。累了，人和狗都能找到自己的姿势、自己的角落，泰然躺下，多少个长梦短梦短短梦，便都在这熙来攘往里被湮没。
3.在灵鹫峰上俯瞰，于那烂陀寺前仰望
灵鹫山（Gridhakata Hill,Vulture's Peak）离菩提迦耶并不太远，我们从菩提迦耶出发花1500卢比包了一辆七座的吉普车，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灵鹫山脚下。我们到达的时候，山下繁茂的树林还隐在乳白色雾气之中，恍恍惚惚似是人头攒动——是当年的大比丘众、诸大罗汉闻法欢喜，所以至今不忍离去吗？
随念这样殊胜的时刻，想象着当时“天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而散佛上，及诸大众，佛世界，六种震动”的景象，我试图沿着当年佛陀的足迹拾阶而上，也许能在天光大开之际，在途中照见，世尊眼里的湛然神光，或者当山风穿林而过，愿我能听懂那流布在虚空中的梵音、蕴藏在大化里的菩提。从山脚到世尊说法台，只需要步行不到三十分钟，可有谁知道，这也许是历遍无量劫的流转才值遇的一次照面啊！世尊，我们终于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虚妄幻相，终于能端坐在同一块苍石上，俯瞰同一片恢宏景象。而灵鹫峰上的说法台，其实方圆不过百米，但一花一世界，一尘中有尘数佛，我不能用尺子去丈量这曼达拉坛城的宽广，正如不能用凡庸之心去猜度众生在佛陀心中的分量。
离开灵鹫山，再驱车前往那烂陀寺，只有大约三十分钟的车程。下了车，我们一行八人顺着司机指示的方向开始往前走，竟越走人烟越稀少，直到看见一个指示前方右转至玄奘纪念馆的牌子，才发现走错了。不过这也错得很是微妙，仿佛《大唐西域记》还不足以呈现玄奘的全部视野，于是一种血缘的力量在无形中牵引着，要把我们这一群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带回那个“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德重当时，声驰异域者，数百余矣。戒行清白，律仪淳粹，僧有严制，众咸贞素，印度诸国皆仰则焉”的现场，去感受玄奘当年的欣悦与震撼。可惜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能继续往前去纪念馆参观，而是回到了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遗址前说明牌上出现的那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让我激动不已。首先那烂陀寺坐落于当年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北方，是舍利佛出生及圆寂的地方。那烂陀寺最初的兴建人则为著名的鸠摩罗笈多一世，接下来介绍文里列举了一串显赫的名字：龙树、圣天、无着、世亲、法护、戒贤、寂护，他们都是曾在那烂陀寺任主持或是在那烂陀大学任校长、教授的印度著名论师。还有前来求学的玄奘、义净也被列在了介绍文里。
全盛时期，那烂陀大学内建有一座大型图书馆，据说藏书高达九百万卷之多，学生则达万人之众，他们分别修学大乘及小乘十八部、吠陀、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那烂陀大学真的称得上是佛教史上最早的综合性大学。那烂陀大学象征人类在学术、哲学及修持仪轨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那烂陀的详细历史，简直就是一部大乘佛教的历史，那烂陀大学千余年来所培养出的人才之多、学风之盛，不但在印度算得上是空前绝后，我相信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非今日之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可比拟。
进入那烂陀遗址后，既没有导游也没有指示牌，甚至连游人都极少。我每到一处都忍不住自言自语，龙树的《中论》会不会是在这个房间里书成的呢？玄奘被赋予“大乘天”与“解脱天”称号时，一定是坐在这个地方被仰望的吧？而这一道阶梯又曾经每日被谁登临，是戒贤还是胜友？
现在的那烂陀遗址纵然难免萧寂，也许只能用想象重构当年博学高才之士济济一堂的鼎盛光景了，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佛陀以及当年众大成就者们由始至终从未间断过宣讲的一课——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4.深河之际，深心之渊
时间顺着湿婆的头发缓缓流下，从“加西”到“贝纳勒斯”到“瓦拉纳西”，向东逝去。无论曾经和将来它被冠以什么名字，它的存在都如同一句超越文字语言的神谕，它接受邪恶的存在，愿意忍受更多的世俗痛苦，更缥缈的心灵所需。站在瓦拉纳西的街头，你不得不开始承认：人本身就是善与恶、爱与恨、悲与喜、低贱与高贵、自私与利他的混合——必须服从自己的本性与宇宙的本质。
那是充满痛苦的承认，尤其当你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在追求着“至善”，要承认“至善”不过是你所造作的一个标签，要承认必须接受“至善”与“至恶”本质的如一才有可能到达超越之境，那是痛苦的，真相往往是痛苦的。
人们遥遥赶来，将解脱后的第一阵喜悦献给恒河，将解脱前的最后一腔痛苦留给瓦拉纳西，将最初的答案交给恒河，将最后的疑问留给瓦拉纳西。我选择在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前穿越，这一次我也许没有办法体会到极致的幸福了，因为我躲过了最极致的痛苦。来到恒河岸边的时候，还没有日出。
但是岸边并不平静，兜售鲜花的小贩来往穿梭于人群与牛群，苦行僧在为别人赐福，远处的祭师举着火把祷告，河面上的水鸟被船工的叫声惊飞又重新落到水面上。佛陀尊贵的莲足一定曾浸泡在这冷冽清寒的水中吧？他一定曾微仰着头凝视那即将喷薄而出的太阳，偏袒右肩临风而立，所以恒河是幸福的，所以她才能一直幸福着投奔而来的人们，直到劫数已尽。一转身，一低头，一回首，太阳已经整个儿跳脱出水面，世界没有想象中的哗然。
我不知道被什么所驱使，坐到一个印度中年男子的身边，道了声早安。他也平静，犹如见到熟悉的邻人。他不问我是谁，从哪里来，抬头看着远方暖调的一切一开口就说：“你知道吗？一切人、一切东西，都是神。”他不顾我的讶异继续说道：“人们总是向外找寻，其实神就在我们里面。一切都是，你是神，我也是。”我问：“那狗为什么还是狗？”他说：“它只是不知道。它是神，但它不知道。如果我们沉沦，我们就是狗，如果我们提升，我们就是神。”
我已经泪流满面，他也不顾我的泪流满面，接着说：“神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我们里面，从来就在那里。”我说：“那为什么我们还在受苦？”他指了指他的头说：“因为我们一直在用脑子生活，我们从来没有用心生活过。”我不难过，却一直流泪不止，仿佛经过了数劫，在那个早上终于与神相遇了，终于和自己相遇，却仍然不放心：“你是印度教徒吗？还是佛教徒？”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我的外在，这个身体，是一个印度教徒，而我的内在，是整个宇宙。好了，我该走了。”剩下一个无言泪流的我，他起身远走了，好像每一个早上都会相见的邻人，毫不眷恋。
恒河的岸上，落下一个空旷的白日，让人无可名状。直到日落将息，华灯未上，恒河祭礼准备就绪。从瓦拉纳西诞生之日起，恒河祭就没有间断过一天，年轻俊美的婆罗门祭师们，准备了水、火、香、灯、铃、鼓和一脸肃穆一心虔诚，一祭就是五千年。最丰厚的牺牲就是那忧伤血泪中尘埃斑斑的岁月，是岁月里逆流年而益增的渴望——渴望死、渴望重生、渴望梵、渴望人梵合一。
这种渴望不是印度教徒独有的，正如真理不需要标签，幸福也不需要标签，它不是佛教的、印度教的、基督教的或者伊斯兰教的，它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它属于每一颗希求圆满的心。于是恒河祭，竟像是在欢庆我们的不圆满，礼赞那因不圆满而渐渐增长的出离心。
冗长的祭礼，从**到中夜，船只从漂流到靠岸，有人发现那平静中隐藏的狂喜吗？火焰渐渐熄灭，熏香已经飘散，铃声消，歌声止，人们在幸福中退场，瓦拉纳西的灯火想必亮起过，现在已经暗淡，我意兴阑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