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的論文涵蓋了梅蘭妮·克萊因從1946年到1960年逝世之前的著作，還包括1963年她辭世後才得以出版的未竟之作。第一卷後半部分的文章：《論躁鬱狀態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5），《哀悼及其與躁鬱狀態的關係》（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42），以及《從早期焦慮討論俄狄浦斯的情結》（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1945）介紹了抑鬱位置這一概念，標誌梅蘭妮·克萊因的思想呈現出新發展。
本卷的第一篇文章，《從早期焦慮討論俄狄浦斯的情結》（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1946）提出了進一步的發展，即“偏執—分裂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在梅蘭妮與兒童工作的早期，她描述了兒童與部分客體的關係——主要是**與陰莖。她觀察並分析被害感，以及高度理想化和被害客體間的分裂，她也發現投射（projection）與內射（introjection）之間存在持續的互動，然而她未能將那些特征歸為相連接的現象。在《從早期焦慮討論俄狄浦斯的情結》一文中，她將這些特征視作一種反複出現的群集中的相互關聯的部分。1936年她描述抑鬱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時，也表示在這個位置發生之前，主要的焦慮具備偏執的本質，偶爾她也提及偏執位置。早期她相當隨意地使用“位置”（position）這個詞，例如，在描述狂躁防禦時，她說狂躁位置；而提到強迫防禦時，則說強迫位置。1946年的文章確立了兩個位置的概念，也是精神組織的兩種基本模式。在該文中，她詳盡探討了最初嬰兒期的焦慮與防衛，即“偏執—分裂位置”。她稱其為偏執—分裂，是因為主要的焦慮具備偏執的本質，而且主導的心理機製具備分裂的本質。她描述了被害焦慮與心理機製，由弗洛伊德提出，但她認為從最初嬰兒期就開始運行，並視其為一套焦慮和相互關聯的防禦體係。她也介紹了一個新的防禦機製，即“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克萊因的觀點在蘇珊·艾薩克斯（Susan Isaacs）《幻想的本質與功能》（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 1952）一文中得到更加明確的闡釋：“機製”（mechanism）一詞是對幻想更加抽象與概括性的描述，幻想是機製的心理內容。
克萊因較早期的作品中，已經預示了投射性認同的幻想或機製。在其論文《象征形成在自我發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 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1930）中，她描述了一個精神病男孩如何在他的幻想中把壞的部分分裂出去，將之視同自己的尿液、糞便甚至陰莖。這些分裂的部分被隨之投射到母親的體內，因而母親的身體也被視作充滿壞的客體。在這篇文章中，她將其描述為最早期的以及基本的幻想與機製之一。嬰兒將自己無法忍受的部分分裂並投射進入母親體內，這些部分在幻想中如同占有了母親的身體，而母親則變得等同於它們。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本體好的部分可能會以相似的方式投射，導致自我的衰弱，也是分裂人格的特征。就其重要性而論，本文篇幅極其短小，對投射性認同的描述僅為兩段多的文字而已，然而它卻是幾篇最具開創性的文章之一。它開辟了理解精神分裂與分裂性人格患者的路徑，而這在之前被認為是無法分析的。本文激發了精神分析在精神病方麵的開創性工作，出版後不久，文中的新觀點就被一些人運用到精神病人的臨床工作中，並發表重要文章。
本篇關於分裂機製的文章完成了一個新的後設心理學理論，克萊因主張嬰兒一開始就有自我，能夠經曆焦慮，形成關係，使用防禦機製。這個自我大部分未經整合，而且在焦慮的刺激下會被強大的分裂機製所分裂，碎裂化。嬰兒與客體發生聯係，因為在分裂與投射的過程中，這些客體變得極度理想化或非常具有迫害性。被害感、分裂機製、投射性認同以及強烈焦慮時的碎裂化，這些都是偏執—分裂位置的特征，這個位置也是精神分裂類疾病的固著點。如果兒童僅是部分達到或修複抑鬱位置，那麽某些上述特征的持續即為妄想症、自戀與分裂人格的潛在因素，即便他們的精神病表現並不十分明顯。
當嬰兒開始將他（她）的客體影像合成一個完整的人時，自我的整合、客體關係及焦慮的本質就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嬰兒或兒童變得夠感知罪疚以及關心客體。克萊因最早是在兩篇關於抑鬱位置的重頭文章中（1935, 1940）描述了這一點。延續1946年論文的思路，在《關於焦慮與罪疚的理論》（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1948）以及《關於嬰兒情緒生活的一些理論性總結》（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 1952）中，她詳細探討了從偏執—分裂位置到抑鬱位置轉化過程中發生的改變，以及該過程容易發生的波動（由於抑鬱的痛苦一再導致向偏執與分裂防禦的某些退化現象）所隱含的意義。一位與克萊因同時代的人士表示，當她被問及什麽是自己最重要的發現時，她答道是發現了應對罪疚感的偏執防禦。
本書中的其他論文均是在克萊因“位置”這一新理論框架下的著作，我認為它們展示了這一理論對她視野的擴展與深化。一些文章是技術類的；一些探討了較為廣泛性的精神分析主題，例如《移情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 1952）；一些屬於應用精神分析的領域。兩篇她在過世時未完成的文章，《關於〈俄瑞斯忒斯〉的一些反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以及《論孤獨感》（On the Sense of Loneliness）展現了一種反思的情緒，並且論述了更廣泛的主題。
對偏執—分裂與抑鬱位置概念的闡釋，可以說是她著作的巔峰，她為其提供了詳盡而完整的理論框架。這個框架是個創新的觀念，促成了精神分析思考有深遠影響的理論。
然而，之後又有了一個更基本的發現，即“原始嫉羨”（primitive envy）。1957年，在會議上發表一篇短文後，她以相同的主題出版了專題論著《嫉羨與感恩》。她一直關注嫉羨並在其早年著作中多次提及，但在這本書中她提出了新的觀點：嫉羨運作於生命初期，是死亡本能的最初表現。嫉羨與愛和感恩相互衝突，在偏執—分裂位置運行的嫉羨是精神病理的強力因素。例如，由於嫉羨攻擊所有的好（goodness），它就幹擾了正常的分裂過程，並隨之阻礙好的客體關係的形成，這又導致無法辨別好客體與壞客體的混亂狀態。精神分析著作一向都強調嫉羨的重要性，例如弗洛伊德發現的陰莖嫉羨。但是“嫉羨運作於原始的部分——客體關係，且導向供給生命的**”這種觀點完全是革命性的。
精神分析的發現向來是充滿爭議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亦是如此。事實上，他最後提出的重要概念，生死本能，就從未被大多數分析師完全接受。
克萊因的作品從一開始就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她的兒童分析技術，對前性器階段以及攻擊性的強調，激發了與基於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著作的維也納學派的早期爭論。當克萊因1926年移居英國時，她發現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更能接受她的觀點。但是她對抑鬱位置的闡釋引發了新的爭論，一些曾經熱烈讚同她早年著作的人，比如愛德華·葛羅夫（Edward Glover）認為她對嬰兒賦予了太多的精神複雜性。愈演愈烈的分歧導致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內部進行了一係列的“論戰”，她的兩篇論文（1948, 1952）就是基於這些討論而形成的修訂版，她的關於嫉羨的著作帶來了一場新的風暴。
新觀點的價值，可以從它們如何挺過所引發的騷亂來加以檢驗。許多早年對克萊因著作的爭議現如今已幾乎被淡忘，今天大部分的分析師視克萊因所描述的早期客體關係為當然，許多分析師甚至使用她早年的發現和概念卻不知其淵源，她的許多思想已經融入主流精神分析的思維中。被稱作克萊因學派的人，即那些明顯運用她的概念和技術的分析師，已經發展且正進一步擴展她的論述，對其思想的興趣在世界各地不斷增長，克萊因著作的生命力與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漢娜·西格爾（Hanna Segal）
1987年，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