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徽宗趙佶的“宣和盛世”
宋徽宗趙佶，這個19歲就當上皇帝的“風流”人物，盡管治理國事不那麽“稱職”，對於文藝卻十分在行，《宣和遺事》中說他“才俊過人，口賡詩韻，目數群羊。善寫墨竹君，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蜀王，論愛色貪杯，仿佛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貫、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楊戩，向九裏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蓋寶籙諸宮，起壽山艮嶽，異花奇獸、怪石瑞禽，充滿其間，畫拱雕梁、高樓邃閣不可勝計”，從這些描述中足以見出宋徽宗可謂一個十足的“文藝男青年”。他不僅擅丹青、工書法，還通音律、曉詩文；不僅能射禦、會踢球，還精茶道、喜收藏；不僅好文物、嗜金石，還修館所、建園林。被後世評為“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
書畫方麵，宋徽宗除臨摹古代名篇佳作之外，還繪山水、畫人物，作花鳥。你看那自成一家的《瑞鶴圖》《聽琴圖》《芙蓉錦雞圖》《杏花鸚鵡》……再配上他挺秀的“瘦金書體”題款，就可窺見其“天下一人”的藝術情調。正是如此喜歡藝術，所以他興畫學、建翰林圖畫院（承擔繪畫、裝畫、製造神禦、合香、捏塑等職事），並設畫院勾當官、待詔、祇候、藝學、學生、工匠等職位，以科舉形式招考畫師，所試之題，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亂山藏古寺”“萬年枝上太平雀”種種，在畫史上真是空前絕後的重大舉措。鄧椿《畫繼·雜說》中描述了兩個有趣的逸聞趣事，一個故事說徽宗剛建成“龍德宮”，便命“待詔”圖畫宮中屏壁，待詔們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來畫，然而徽宗看了卻不十分滿意。唯獨在殿前柱廊栱眼的一幅斜枝月季花前矗立良久，於是問畫者為誰，回答說是一個青年新畫家。趙佶聽了尤為欣喜，對其“賜緋”（按：宋時官員依據品級高低佩戴不同魚袋以證明身份。“紫”和“緋”分別是佩戴不同等級魚袋的官員的官服顏色，四品以上才可以穿紫袍，七品以上可以穿紅衣服。《宋史》卷一四九《輿服誌五》載：大赦，內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升朝文武皆佩魚。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廷賜紫，則給金塗銀者；賜緋亦有特給者。京朝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佩，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褒錫甚寵。待詔們都疑惑不解，原來“月季因四時、朝暮，花、蕊、葉皆不同”。徽宗能辨別出此作乃“春時日中者，無毫發差”，故厚賞之。另一個故事說：“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結實，喜動天顏。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畫院眾史令圖之。各極其思，華彩爛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舉右腳。上曰：‘未也。’眾史愕然莫測。後數日，再呼問之，不知所對。則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眾史駭服。”這兩個故事表明趙佶對培養畫家具備“敏銳的觀察力”也是煞費苦心。
徽宗專門設立禦前書畫所，“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收藏萬千文物精品（鄧椿《畫繼》：“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並交與米芾等人掌管。把收集到的書畫，編成《宣和書譜》《宣和畫譜》。關於米芾，史書中記載其五世祖米信是宋朝開國元勳，故恩蔭做官，徽宗時期擔任太常博士、書畫學博士、禮部員外郎等職，人稱“米南宮”，可見徽宗對其寵愛有加。據說有一次，米芾正筆走龍蛇，突然想吐痰，於是對著徽宗喊道：“皇帝，唾壺。”趙佶果真就把唾壺拿了過來。還有一次，趙佶招其書寫屏風，米芾看中了桌上一方硯台，寫完屏風之後，便指著那方硯台說：“被臣濡染過，陛下就不能用了。”趙佶知道其心思，遂把硯台賞賜於他。米芾怕皇帝反悔，於是抱著那方硯台就跑，弄得渾身墨汁。
徽宗還詔令訪求天下遺書、古器，驅使臣民為其搜羅古玩奇珍，敕命王黼等人將收藏在宣和殿的青銅禮器加以整理、考訂，編成《宣和博古圖》。《鐵圍山叢談》中記錄了蔡絛與其父蔡京在朝期間目睹宋徽宗收藏古器物的情況：從大觀年間開始慢慢積累，政和年間已經收藏有“六千餘數百器”，到了宣和年間，達“天下古器畢集秘府”的程度。後因“宣和殿”裝不下這些“天下珍品”，又修建了“保和殿”，左右還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閣”，專用於擺放古玉璽印、諸鼎彝、法書圖畫。
那麽，徽宗如此耗費人力財力編撰的《宣和博古圖》，在其政治生涯及藝術生涯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南宋翟耆年所著《籀史·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宣和博古圖》中有這樣的描述：“帝（徽宗）文武生知，聖神天縱，酷好三代鍾鼎書，集群臣家所蓄舊器萃之天府，選通籀學之士策名禮局，親禦翰墨，討論訓釋，以成此書。使後世之士識鼎彝犧象之製、瑚璉尊罍之美，發明禮器之所以為用，與六經相表裏，以敷遺後學，可謂丕顯文王之謨也。”可見，宋徽宗編此書的目的很清楚，一則因喜愛而記錄，二則為了讓後世知曉皇家禮器的製度、美感、用途，以及與“六經”相互呼應的表裏內涵。
《宣和博古圖》中的每件器物都經過精心摹繪，記載尺寸、重量、容量，拓錄銘文並加以釋讀，共三十卷。按各種器物類型分為二十類：鼎；尊；罍；彝；舟；卣；瓶；壺；爵、斝、觚、鬥、卮、觶、角、杯；敦；簋、簠、豆、鋪；甗、錠；鬲、鍑；盉；盦、鐎、瓿、罌、冰鑒、冰鬥；匜、盤、洗、盆、鋗、杅；鍾、磬、錞；鐸、鉦、鐃、戚；雜器（弩機、鐓、錢、硯滴、承轅、輿輅飾、表座、刀筆、杖頭）；鏡鑒。在器物大類之下再按年代編排，著錄了“宣和殿”內由商至唐的青銅器八百三十九件。書中所編錄的器物，每一件都配以繪圖，以線描的手法忠實地對器物的外形、紋樣、銘文做詳細的描繪，另外又對每件物體的大小、形質等進行文字說明，部分還配有出土地點、年代、藏家情況等。
《宣和博古圖》
宋徽宗還鑄“大晟鍾”為全國音高定調。相傳宋太祖趙匡胤早年流落於商丘時，到高辛廟求神問卜，預言其會成為天子，於是他精神大振。崇寧三年（1104），河南商丘出土了六枚春秋晚期“宋公戍”鍾，而商丘又是趙匡胤的起家之地，朝廷認為是祥瑞。宋徽宗即位後，便有“王者功成作樂，治定製禮”的想法，於是召集蔡京等大臣對“大樂之製，太常樂器，琴瑟製度”進行商討。蔡京等人推薦了當時著名的音樂家魏漢津，魏漢津進宮後向徽宗進言，說黃帝創設黃鍾之律，律管長九寸。夏禹效法黃帝，“身為度、指生律”，將左手中指第三節、無名指第三節、小指第三節的長度合為九寸（意在暗示徽宗將用左手中指的長度確定黃鍾律的律管長度），這番說辭正好迎合了徽宗皇帝的小心思。於是，增設“大晟府”掌樂律，命“樂器製造所”和“瀉務司”的工匠鑄造大晟鍾。晟鍾成，下詔賜“新樂”，名為“大晟”，詔曰：“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製，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隨後，發送各州府，作為標準音律定音，統一了音高。
《宣和博古圖》錄“宋公戍”編鍾
趙佶是一個靠審美境界活著的人，為彰顯出“鍾鳴鼎盛”之庭的不凡氣度，他帶動了編修古器物圖譜的風潮。據北宋《考古圖》和南宋《續考古圖》稱，北宋有藏家四十多家，南宋有三十多家，而不見著錄者則應更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因為有他做“表率”，宋朝百姓也學會了“審美化”的生活。像這樣對古器物的描繪記錄形式，以其獨特的審美價值，提供了人格修養的範例。當時的文人墨客，諸如寇準、文彥博、劉敞、蘇軾、李公麟、歐陽修、呂大臨、趙明誠等，無不以收藏古器物為無上榮耀。蘇軾的書房裏就“清供”著鼎鼎大名的楚王鍾。劉敞是集賢院學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記》，他告誡其後人：“我死之後，不要忘記用它們來祭祀我。”可見一代文人學士之“惜古”風尚。
1135年，趙佶的人生大幕落下。如今，當我們翻閱《宣和博古圖》中的一幅幅古器物，鍾磬錞鐃的嫋嫋餘聲，似乎還在訴說著往日汴京的繁華、亡國的悲涼與曆經千年的滄桑，以及這個集皇帝、藝術家、風流才子、階下囚等眾多標簽為一身的“天下一人”所開創的“宣和藝事”……
（二）愛新覺羅·弘曆與《古玩圖》
如果說宋徽宗趙佶“萬事皆能，獨不能為君”的話，那麽中國曆史上有一個正好與他相反的皇帝——乾隆（愛新覺羅·弘曆）。乾隆雖說也極具“文藝範”，但其藝術水準較之徽宗帝卻遜色不少。乾隆帝不僅愛畫畫，還喜歡在別人的書畫上進行二次“創作”，如其收藏的《鵲華秋色圖》，被“創作”（蓋印章）得沒空地方了。盡管如此，乾隆在搜集古物方麵還是功不可沒，他熱衷於收藏，使存世法書名畫、鍾鼎彝器等被搜羅殆盡，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隻要民間發現精品，悉數納入宮中。命人做《西清古鑒》《吉範流輝》等多本銅器圖錄，又有《精陶韞古》等四冊工筆設色的陶瓷收藏圖錄，以完整記錄皇家收藏和凸顯乾隆的品鑒趣味。1749年，命廷臣梁詩正依循宋朝《宣和博古圖》（圖繪古器物的著錄之學已然形成了一個重要傳統）的體例及式樣，編撰了一部《西清古鑒》，甲乙編各二十卷，著錄清宮所藏銅器一千四百三十六件，摹繪形製，記錄款識，雖收偽器不少，但畢竟是皇家專藏，對後世有著標榜旗幟的作用，故影響很大。後來又有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王傑等編撰《西清續鑒》，甲乙又是各編二十卷，共著錄宮廷藏器一千六百四十二件。後來又將寧壽宮裏的古物統計匯編成《寧壽鑒古》十六卷，體例與《西清古鑒》同，共收青銅器六百件，銅鏡一百零一麵。
博古圖最初是對珍貴器物的記錄，具有留存檔案的功能，但隨著時代的推移，這些檔案式的作品成為後世欣賞玩味的獨立審美對象，之後即形成了中國繪畫中專門的一支題材畫類。如清代，乾隆命如意館畫師以工筆畫形式繪製多本古玩冊和古玩圖卷，畫工精湛，寫實逼真，毫厘無差。圖冊中記錄每件瓷器的名稱、尺寸、特征等。既是一本可賞玩的古玩冊，又是一份內府藏瓷的檔案資料。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又有著重要的曆史文獻價值。
清代除了工筆畫製博古圖的形式之外，還有其他做記錄的方式。清代宮廷瓷器的畫樣也是由宮廷畫師繪製而成的。故宮現存瓷器的圖樣是以線麵的形式勾勒器形，然後在上麵繪出圖案的效果圖，並且注有釉色、數量和尺寸的要求，使製瓷者能夠按圖所示準確地製作。這種近乎實物的瓷器畫樣，帶有帝王的審美意趣，成為溝通帝王、畫師和瓷工的中介，也正是工筆畫所具備的準確性和製作的規範性，使其在其他領域的傳播中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
古玩圖一
古玩圖二
古玩圖三
康熙晚期意大利畫家郎世寧開始待詔宮廷，畫花卉喜歡帶上花器，花器有時畫得比花卉還美。後來乾隆皇帝也許是受了郎世寧的影響，請人畫《博古圖》，選宮廷藏器單獨繪像，古董雅玩這才有機會走下案架，走上紙絹，成了中國畫裏新的題材。此後，這種人物故事卷軸畫又在不同載體之上抽離出各種裝飾紋樣，成為具有博古意味的圖像組合，乃至對清末興起的海派博古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曆代文人雅士似乎都有著一種複古情懷，他們推崇古製、雅玩鑒賞，借助“古物文玩”來陶冶情操，並以此表露博古通今、崇尚儒雅的寓意。早在春秋時期，這種博古情懷就成了衡量“高人”的標準。隨著曆代帝王的倡導及“金石學”的複興，人們品茶、玩花、賞奇石、鑒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