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貴州談樹，座中有一位幹部說，他多年前在雲貴邊境的大山裏下鄉，見到一棵大樹，不知名，還拿回一枝到省林業部門求證，也無結果，後來大家就都稱這樹為無名樹。我聽後大奇，世上哪有沒名字的樹？第二年就專程到大山裏去訪這棵樹，想不到引出一段傳奇。
樹在貴州省威寧縣的石門坎鄉。這裏是雲、貴、川交匯的雞鳴三省之地，屬烏蒙山區的最深處。那天，一轉過山梁我就看見了那棵樹，非常高大，長在半山腰上，都快要與山頂齊平了。等走到樹下，真的立有一塊小石碑，上麵用中英文刻著：“無名樹”。原來，這是清末民初，一名叫伯格理的英國傳教士從家鄉帶來的樹苗，竟在異國他鄉生長得這般碩壯高大。因為樹身太高，手機取景很困難，也看不清枝葉。
一棵古樹就是一本活著的史書。在我采寫的人文古樹係列中，有記錄了戰爭、天災、經濟活動等各種事件和人物的古樹，唯獨沒有一棵記錄傳教士文化的古樹。約十多年前，我到福建三明考察過一片栲樹林。這是一種珍稀樹種，全世界隻有兩片成林，一片在巴西，但麵積很小，約六百畝，我們這一片有兩萬多畝。這樹種有一個奇怪的名字：格氏栲，是一個叫格瑞米的英國傳教士在中國發現後回國寫成論文公布的。但是我遍查資料，也沒有發現格瑞米這個人，隻好存疑。今天在這裏，終於第一次見到一棵實實在在的附載有西方傳教士文化的大樹。
樹無名，人不再
來之前我稍微做了一點功課。
伯格理（1864—1915）生於英國一個牧師家庭，二十三歲那年被教會招募到中國傳教。他先在上海經過半年的漢語培訓，然後溯長江而上到雲南。中途在三峽的急流中還翻船落水，險丟性命。以後從雲南進入貴州，他的一生就全部貢獻給這座烏蒙大山了。中央電視台曾播過他的三集紀錄片，國內也出版過有關他的書。
烏蒙山深處生活著這樣一個族群：苗民（當時還沒有苗族這個稱號，苗族之確定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事）。他們原住中原，同為華夏後裔。在經年的戰亂中被逼得一逃再逃，直落入這邊陲大山的夾縫之中。沒有了自己的土地、財產、文字，沒有尊嚴。被漢人地主欺侮、歧視，被彝人奴隸主掠為奴隸，類似印度的賤民。他們算是世界上最苦難的族群之一了，亟需要同情，需要改變現狀。這時伯格理出現了，好像是上天導演的一出活劇，世界上一個最先進國家的年輕人，突然降落在一個最落後的族群中，劇情由此展開。
當時的苗民幾乎是沒有什麽房屋可言，草棚、洞穴，人畜共居。就是直到在二〇〇〇年左右我第一次去苗寨時，有的人家仍然是下養牛上住人，圍火塘而食，屋裏臭氣氤氳，黑煙薰人。陪同的市委領導說他一般下鄉都不進苗屋的。可是一百多年前的伯格理，大大方方地住進了苗屋。他在日記裏說，有一次他抱著一捆幹草，與一頭豬睡在一起過了一夜。他學著說苗語，吃蕎麵、土豆。他去救濟那些在生存線上掙紮的苗民。請看他的日記：
12月15日。由於寒冷和饑餓，人們每天都在死亡線上掙紮。
12月18日。晚飯後我和老楊帶著一些包穀和幾百文錢，去尋訪窮人。整天都在下雪。在我們的第一個去處，房子已經倒塌，他們用包穀秸杆搭了一個巢穴。裏麵有父親、母親、一個兒子和一個小姑娘。除了一塘火，一無所有。每到夜晚，成群的狼就在周圍大聲地嚎叫。我們給了他們一些糧食和錢。
12月20日。和老楊一起出去，救濟了四個家庭。
無疑，苗族正在遭受最沉重的苦難，問題是誰來拯救他們。他們中間沒有工人階級，不可能產生階級覺悟，也沒有先進文化的輸入。這是一片最適合外來宗教植入的土壤。馬克思說：“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者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心境，………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伯格理就是這樣一位來自八千公裏之外的，以宗教的身份闖入苦難世界的使者，他和苗族兄弟一起對現實抗議、同情、歎息，用宗教鴉片來安撫被壓迫者的生靈。
這好像不可理解，一個英國人過著衣食無憂的日子，為什麽要千裏迢迢，來東方過這地獄式的生活？那時在英國的教會有一股“救世”熱，招募青年到最苦最遠的地方去拯救窮人。對於一個渴望有成就、願犧牲的年輕人來說，這也是機遇。
世上總有一些願以生命之血汗去培植理想之花的人，而不必計較以什麽的名義。就像我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畢業的大學生，一句口號“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讓人能立即熱血沸騰，甚至付出生命。我就是當時從北京去到內蒙古的，二十二歲，比伯格理還小一歲。我們那一批人到達後又還嫌不苦，不願留在城鎮，我的一個福建籍的同學提出到更遠的阿拉善去，他終日在茫茫的戈壁灘上與一個孤身老牧民一起放牧駱駝，好像這樣才是心目中的壯麗人生。大約青年人在他青春期的那幾年，一顆不安分的心總在做著異常的跳動，不知道哪一次就會跳出軌道，做出想不到的事情。
伯格理當然不是以革命的名義，不是來領導窮人打土豪、分田地的。他是以宗教的名義，來施舍主的愛，教人自愛、互愛，做上帝的羔羊。他要在烏蒙深處開辟一片桃花源。而這裏確實也是一個川、雲、貴三不管的世外之地。他在這裏安了家，隻花了五個英鎊在山凹凹裏蓋起一座簡陋小屋，被稱為“五鎊小屋”，要用愚公移山的耐力，撬開這個石門坎，幹一番事業。
那天，我是先繞行雲南昭通，而後進入貴州威寧的石門坎的。山崖上一扇巨大的石門半開，橫斷雲貴，石門坎由此得名。石壁旁用中英文刻著一行字：
柵子門的石梯路。1905年，為方便從昭通運送磚瓦到石門坎修建學校，伯格理先生安排打通的岩路。學校建成後，由負責建築工程的王玉潔老師取名基督循道工會石門坎小學。1912年更名為中華基督循道工會石門坎光華小學。
一過石坎就可以看到那棵高大的“無名樹”，它濃綠一團，像是這個石灰岩大山中的圓心一點；直立著朝向太陽，又像是一根測量時間的日晷。它就這樣每日運轉著太陽的投影，已經一百多年。我們那一天的采訪，無論走到哪個方向都能回望到它的身影。
石門下麵是陡峭的石梯小路，滿地碎石。我小心地下到寨子裏，最想看的當然是主人的故居，那個“五鎊小屋”。那間房子與其說是主人的臥室，還不如說是這大山裏唯一的一間診所。在這裏發生過許多治病救人的故事。苗民處深山之中，遠離現代文明，終年潮濕陰冷，瘴癘橫行。天花、霍亂、傷寒、麻風多種傳染病輪番發生，民眾完全生活在一種痛苦無告的自生自滅之中。雖然伯格理舉著唯心的宗教旗幟，但首先得麵對唯物的殘酷現實。他在傳播上帝之愛前，先得撫平苗民正在流血的傷口。
伯格理行走在崎嶇小路上，穿行於寨子間，總是藥箱不離身，在集市上碰到有人倒地就灌藥施救。他娶了一個護士妻子，又有幾個專業醫生做同道。他屋內那張白木小桌上，各種藥瓶就占了大半個桌麵。不相識的苗民經常老遠趕來求他治病。那些原本必死無疑的傷寒、瘧疾等，幾片西藥就起死回生，在苗民眼裏伯格理就是神仙。這是科學的力量，但伯格理把功勞記在神的賬上，勸說那些受苦的人們：歸來吧，耶穌的孩子。於是從者如流。
伯格理真心把苗民當親人，施醫喂藥，不嫌其髒，不怕染病。而事實上他也多次被傳染，病愈後又照樣救人。在病危時他寧可把稀缺的盤尼西林讓給苗民，但最後一次他沒有能逃脫病魔之手。一九一五年石門坎流行傷寒，許多人逃走躲避瘟疫，他卻留下來照顧他的學生。他終於倒在了“五鎊小屋”裏，時年隻有五十一歲。所以，我一進入石門坎，就在這個山凹裏上上下下地搜尋那個“五鎊小屋”，但是百年風雨，早已**然無存。唯有當年在屋後栽的那棵“無名樹”已長得特別高大，要三人才能合抱。它一離地即分為兩股，像一個倒立的“人”字，寫向蔚藍的天空。
人雖去，石留痕
石門坎，是一部用石頭書寫的曆史。
苗族無自己的文字，也不識漢字。好像處在石器時代，與外部世界完全無法溝通，因此，受盡漢官、彝族土司的欺騙、作弄。他們常拿一張有字的紙，說是上麵的公文，任意勒索。苗族本來與華夏同源，曾是楚人先祖。但是由於不斷地被驅趕、逃亡，到被趕到西南邊陲時，不但丟失了土地，也丟失了自己的文字。伯格理下決心創造苗文。他選用苗族衣服上的圖案作聲母，從拉丁文中找韻母，模仿漢語的單音節詞，終於製訂出了第一批苗文，這是一個奇跡，苗人可以讀書上學了。
這就回到了文章開頭說的石門坎小學。石門坎，一道石頭的門檻，這邊是貴州那邊是雲南，兩邊分布著最窮苦的苗民。伯格理帶領他們打通了這道門坎，燒磚、燒瓦、伐木，建起了一所能容納兩百多名學生的小學校，周邊山區還建了十七所分校，為地方發展了新式教育。一九一一年中國的辛亥革命成功，他即把學校改名為“石門坎光華小學”，意在慶祝推翻清朝，光複中華。並在《苗族原始讀本》中加進了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
問：苗族是什麽樣的民族？
答：苗族是中國的古老民族。
問：中國是什麽？
答：中國是世界上一個古老的國家
問：苗族是從哪裏來的？
答：苗族是從中國內地的黃河邊來的。
他很注意配合時局，爭取地方政府的支持。他日記裏記載，端午節要開運動會了：
我早在節前一周致函漢官（縣長），邀請他在節日那一天光臨，為獲勝者頒獎。他於下午兩點來到並對孩子們發表了演說，接著為學校頒發了證書及獎品。
值得一提的是，從一開始，伯格理就堅持苗、漢雙語教學，使學生視界開闊，也加強了民族團結與融合。而我們在解放後對少數民族長期實行單語教學，以為這就是尊重他們，反而造成了他們的文化封閉，甚至助長了民族分裂。直到近年才意識到語言問題的嚴重，開始大力普及雙語教學。學校還開英語課、生理衛生課。所以後來曾發生了更奇怪的事情，抗日戰爭中駝峰航線上的美國飛行員失事降落在深山裏，竟遇到了能說流利英語的苗民，因而得救。
伯格理在深山辦學的影響有多大，隻舉兩例便知。辛亥革命後蔡鍔任雲南總督，亟需人才，他一九一二年二月六日親自致電伯格理。
需八名苗民學生，入雲南省立師範，成績優者，入北京師範；（需）入講武堂四名，成績優異者，送日本士官學校，以造國家棟梁。
伯格理當即答應。
他還不斷選送優秀小學畢業生到成都華西中學讀書。畢業後又都回到苗區發展教育事業。有一個人叫朱煥章的孩子，十六歲才讀小學一年級，但是天資聰穎。伯格理資助他去成都華西大學讀書，他在畢業典禮上的發言引起了坐在台下的蔣介石的注意，就單獨召見他，希望他到總統府工作。朱煥章卻婉言拒絕，他說：“我的老師伯格理告訴我們，每個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門坎，為苗族人服務。”一九四六年，朱煥章當選為“國大”代表，到南京參加會議，他是苗族人參與國家大事的第一人。蔣再次單獨召見他，希望他出任民國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長，朱煥章再次拒絕。他回到石門坎開辦了第一所中學，自任校長，為苗族培養了很多人才。
經過伯格理堅持不懈的努力，這個西南大山裏的文化荒原上出現了奇跡。從一九〇五第一所學校開學，僅僅三十年，雲貴苗區的教育水平遠遠高於當時的全國平均水平，甚至高於漢人的平均教育水平。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曾做過人口普查：漢人每十萬人中有二點一九個大學生，而苗族人每十萬人中有十個大學生。
以一人之力而改變一個地區的文化落後，曆史上確有先例。唐代，韓愈被發配到潮州，那也是一個未開發的蠻荒之地，買賣奴隸，巫術甚行，他大辦學校以開民智。他之前潮州隻出過三名進士，他之後到南宋就出了一百七十二名進士。韓廟碑上說：“不有韓夫子，人心尚草萊。”這烏蒙大山裏，如果沒有伯格理，苗民的精神世界也還是一團荒草啊。是伯格理幫他們翻過了這道愚昧和文明之間的門檻。
我很想看一看伯格理小學的舊址，二〇一五年這裏曾紀念過石門坎小學建立一百周年。但是舊房也早已片瓦不存了，倒是那棵“無名樹”下有一九一四年立的一塊由當時的民國縣知事書寫的功德碑，講伯格理如何在這裏“興惠黔黎，初開草昧；能支大廈，獨辟石門”“化鴂舌為鶯聲，……由人間而天上”。其意很類潮州韓夫子廟碑。斯人雖遠去，石碑留舊痕。
石門坎是一道大的石坡，沒有走慣山地的人還真有點累。我們在“無名樹”下小憩一會兒繼續下行。突然在斷壁荒草間發現一些整齊的石塊，再一看竟然是兩個相連的舊遊泳池，池子半邊靠山，三麵圍牆，相當於現在一個標準泳池的大小，全部用二尺長的大石條砌成。泳池還十分完好，隻是久不使用，石縫裏長出了沒膝深的荒草。草叢中的一塊小石碑上麵用中英文刻著：“遊泳池。伯格理先生修於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五月端午節運動會正式使用。”當年他們砍伐竹子。打通竹節。架設管道，從山上引來清泉水注入池中。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露天遊泳池了。可以想見，一生都不洗一次澡的苗民，在清澈見底的泳池中戲水，春風吹麵，藍天白雲，那是一種什麽樣的心情。
從遊泳池再下一個小坡，便是足球場了。這是伯格理和他的學生們用螞蟻搬家、蜜蜂做窩式的方法，從石山腰上硬摳出一塊平地建成的。伯格理本人足球、籃球、板球無所不能。足球場一邊緊貼著山壁，一邊就是懸崖，下麵是萬丈深淵，遠處是不盡的群山，層層巒巒，雲蒸霧靄。據說當年踢球時，如果不小心皮球滾落山下，是要背著幹糧去下山尋找的。
當年的四川軍閥揚森也喜歡足球，並且手下有一支球隊，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他從四川到貴州上任，路過石門坎意外地發現這裏竟有一個足球場。就讓他的球隊與苗族學生隊比賽，學生們打赤腳上陣。結果三場球，楊隊輸了兩場，有一場還是給了麵子。楊森把他的隊員集合起來臭罵一頓說：“你們還好意思穿鞋嗎？”隊員們忙脫下鞋送給這些苗族兄弟。臨走時楊森還向伯格理要了四名隊員。
伯格理從英國帶來了籃球、足球，在學校舉辦運動會，讓苗民第一次嚐到現代運動的歡樂。他的書裏這樣記載：
引進各種各樣的體育項目，除了能增強中國人的體質，也可以大大促使中國的年輕人，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擺脫低級趣味，過上健康、快樂、積極向上的生活。
伯格理這裏說的低級趣味、不健康的生活是指當時苗族的“花撩房”，這是人類早期群婚製的殘餘。每個苗寨子邊都建有一個公共大屋，稱“花撩房”。女孩到十二歲即可進入這個房子，與男人發生性關係，所以常見才十三四歲的女孩就懷裏抱一個，身上背一個孩子，正是上學的年紀就背上了沉重的生活負擔，性混亂又導致疾病流行。伯格理行醫、教學，逐漸取得苗民的信任後，便向這種陋習發起衝擊。他像林則徐燒鴉片一樣，每到一處苗寨就聚眾演說，痛陳這習俗之害，然後帶領群眾燒毀撩屋，重塑健康的婚姻家庭關係。規定，每個受洗過的基督徒，男二十二歲，女二十歲才能結婚。又宣傳女孩子不纏足，入學讀書，自強自立。
伯格理開辦新式學校，引進現代體育運動，在這個深山窩裏大刀闊斧地移風易俗，現在想來人們幾乎不敢相信。但大樹作證，青石留痕。我在泳池邊長滿青苔的石條上漫步，度量著池的長寬；從這個懸崖足球場的邊上探身下望，想象著當年挖土開石的勞作；又回頭仰望那棵伸向半空的“無名樹”。石門坎，石門坎，這是一片純石頭的喀斯特地貌，是貴州全省最高最寒冷的地方，卻在一百多年前捷足先登，最早接觸到了現代文明。舊武俠小說裏常說某人的武功抓石留痕，佛教故事說達摩麵壁九年，在這懸崖峭壁上，伯格理有什麽樣的功夫，能夠留下這麽多痕跡呢？
樹有名，愛永在
當我從上向下依次看完了石門坎、“無名樹”、遊泳池、足球場之後，又返回到山梁上。雖然明知“五鎊小屋”和當年的石門小學早已不複存在，還是想憑吊一下它的舊址。
“五鎊小屋”已經讓他的後繼者高樹華牧師改建成一座二層小別墅。有壁爐、廚櫃，很厚的石牆，典型的英式房子，體現了當時最高的西方文明。但是，這房子裏卻藏著一個悲劇。好房子引起了土匪的注意，猜想主人一定有錢。一九三六年三月六日一夥土匪衝進高的小屋，不但搶劫了他的財物，還殘忍地將他推下石坎，一直滾落在無名樹下。無名樹看著他這位可憐英國同鄉在痛苦地呼喊，但也無能為力。當學生們聞訊趕來時，高已血肉模糊，他隻說了一句話：“我要和伯格理牧師在一起”，也長眠在石門坎下。
在原石門小學的舊址上已建造起一所現代化的小學校和一所中學。近十年來石門坎已經出了本科生三百五十人，研究生六人，博士生兩人。
讓我吃驚的是，石門小學竟有一個紅色的塑膠大操場，在綠色四圍的群山懷抱中十分耀眼。球場靠懸崖一側的邊緣建了一條開放式圖書走廊（可能也是為了防止皮球的滾落），學生們課後可以隨意抽讀自己喜歡的書。我抽出一本，還未及讀，立時白雲擦肩，綠風入袖，八百裏烏蒙奔來眼底，不覺神思千裏之外。這一生不知讀了多少書，也上過各類的學府，卻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高山清風讀書處。
我慢慢收回視線，才猛然發現剛才還在半山腰的“無名樹”，正好長到與新學校的操場齊平。這時才看清了樹梢和它的枝、它的葉。隻見每一束柔枝上都旁生出長長的葉柄，柄側對生著橢圓形的葉片，類似槐樹的葉形，但更大、更綠、更柔軟，如一扇孔雀的羽毛。更有趣的是，枝上掛著的果莢，像一串串的鞭炮，足有二尺來長，在微風中來回擺動，發出璘璘的閃光。我趕快用手機上的識花軟件一搜，哎呀，它本來是有名字的啊，叫楓楊樹！這是一棵來自天國的楓楊樹。
楓楊樹形疏密有致，枝葉婆娑輕柔，有柳樹的風度，所以別名麻柳；那一串鞭炮式的果莢很像蜈蚣，又叫蜈蚣柳。我奇怪為什麽它的學名叫楓楊？楓樹和楊樹分別屬於槭樹科和楊柳科，這楓楊樹卻屬於胡桃科，既不沾楓也不帶楊呀。大約它的片莢狀果實與楓樹相似；而身形又如楊樹般高大。果莢片片兮飄四方，身軀巍巍兮立山崗。人們仰之敬之，不認識它就直呼為“無名樹了”，已經一百多年。
現在到底該叫什麽名字呢？我忽然想起一個典故。當年斯諾在延安采訪毛澤東，毛澤東向他介紹說，中國的讀書人有兩個稱呼，一個是名，一個是字。比如，我名澤東，字潤之。而中國人之間來往時，一般不直呼其名，隻尊稱他的字。我想這棵樹來到中國已一百多年，早已中國化了。它也有兩個名字。學名楓楊樹，字伯格理。事實上我多次來貴州，一般人說起這棵樹時，也都稱它為伯格理樹。
伯格理是一個特例，是一個奇跡。
他在舊中國的動亂年代，在最窮困落後的苗族山區，用了十年的時間創辦教會、學校、醫院、郵局，創造了苗文，普及文化，引進良種，移風易俗。直到一九一五年去世，他把畢生的心血貢獻給了當時中國最落後的被人遺忘的烏蒙山區。
但他還是沒有能走得更遠，他在世時屢遭地方黑惡勢力的阻撓、追打，有一次重傷幾乎丟掉性命，後回國養傷，他的繼任者也不幸命殞石門坎。他的事業不可複製。這類似舊中國梁漱溟、晏陽初在山東、河北做的農村改革實驗，如夜空飛過了一顆流星。那麽伯格理的意義在哪裏？在於他宣示了愛的力量。他不能左右時局的變化，不能左右政治形勢，但是可以喚醒人們的良知。用大愛去融化一切的不愉快，就像海水淹沒嶙峋的礁石。
不錯，伯格理是來傳教的。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後，中英不平等條約強加進了傳教條款，他是乘著西方的侵略浪潮而登陸中國的，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伯格理在日記中說：“我們在這裏不是政治代言人，不是探險家，不是西方文明的前哨站。我們在這裏就是要讓他們皈依。”伯格理是用一片愛心來做這件事的，他為能被苗族接受感到無限幸福，他在《苗族記實》中激動地說：
和他們是一家人！在我生平中還從來沒有受到過如此崇高的讚揚；而且是被中國最貧窮和待發展的少數民族認可為一種父兄般的形象，這對於我來說是最大的幸福。成為苗族人中的一位苗人！所有這些成千上萬的蒙昧、不衛生、落後、犯過罪的但又是最可愛的人們。我的兄弟和姐妹們，我的孩子們！
自從猴子變人以來，人類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了。豈止人類，便是這個星球上所有的生物同在一個地球村，也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人們對山水、花草、動物尚且有愛心，何況同類之間呢。愛因斯坦是威力無窮的原子能的奠基人，人們問他世上什麽力量最強大？他說，是愛。
愛是一條底線，在道德上叫人道，在哲學上叫共性，在品格上叫純粹。這是超階級、超種族、超時空的。隻不過一般的愛心總要有一個軀殼，如男女之愛，如親情之愛，如階級之愛，如同病相憐等等。宗教也是眾多軀殼之一，伯格理就是頂著這個軀殼來推行愛心的。事實上他已超越了宗教。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宗教和宗教徒都能做到這一點。相反，以宗教名義進行的戰爭、殘殺，從來也沒有休止過。伯格理是從宗教的蛹殼中化飛出來的一隻彩蝶，他體現的是最徹底的人道精神。
大約比伯格理早三百多年，中國哲學家王陽明從京城被貶官到貴州，那時的生存條件比伯格理更差一些。他在一個山洞中痛苦地悟出了對後世影響很大的致良知思想，即人人都有內在於心的天理良知，我們要通過各種艱苦的磨煉來找到它。伯格理是在中國貴州徹底實踐了王陽明致良知哲學思想的第一個外國人。
當一個人修煉得超出他的軀殼後，就是一個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他會超時空地受到所有人的尊敬。這樣的例子，中外不勝枚舉。如白求恩，一個加拿大人來中國支援抗日；如斯諾（摩門教徒），一個美國人同情紅軍，宣傳紅軍，冒險采寫了《西行漫記》；如拉貝（猶太教徒），在遭遇南京大屠殺時冒死救了許多中國人；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坐獄二十七年，出獄後就任總統時，卻邀請看守他的獄卒參加典禮。以上這些人各有自己國籍、黨派、民族、宗教的軀殼，但愛到深處，愛到純粹時，這些軀殼都已灰飛煙滅，隻剩下一顆愛心，即老百姓說的良心。大愛是能求同存異，包容一切的。不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團體，有沒有愛心是衡量他好壞的底線。這就是為什麽雖然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伯格理在中國人心裏，尤其是在苗族人的心裏總是抹之不去。
人總是要死的，把身體埋入地下，把精神寄托在天上。宗教稱之為天國。在各國的神話中都有一整套天國世界的人和物。我們也常說，馬克思的在天之靈等等。毛澤東還寫過一首浪漫的天國題材的《蝶戀花》。伯格理也早就是天上的人了。但是，他在人間留下了一棵樹：伯格理樹。一年又一年，這棵樹挺立在石門坎上，舞動著青枝綠葉，呼吸著烏蒙山裏的八麵來風，現在它已經超過主人生命的一倍，將來還會超十倍、幾十倍地活下去，向後人講述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