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香港發現的一件青銅器，或許能解開史前大洪水之謎
豳公盨
女媧補天、大禹治水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兩個曆史典故，這又很容易讓大家聯想到《聖經》中的諾亞方舟神話。而如果放眼全世界的話，會發現洪水神話非常普遍。那麽，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場世界大洪水？為什麽相比西方神話，我們能成功治水呢？這就要從一件青銅器說起。
豳公盨與大禹治水
學者們對這件盨的基本認識一致：第一，這件盨器表裝飾一周鳳鳥紋帶及瓦棱紋，口兩側設一堆對獸首形耳，具有典型西周中晚期青銅器的風格；第二，上麵鐫刻的十行九十八字銘文記錄了大禹治水和為政以德等內容，且銘文的文體前所未見，對於探討中國古代史、思想史、地理學和古書淵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總體看來，這件盨是西周中期的青銅器。不過，對於這位神秘器主“燹公”的身份，學者之間還是存在一些爭議。
這句話其實並不陌生。因為在《尚書·禹貢》就說過：“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而《尚書·禹貢·序》更是說：“禹別九州，隨山浚川。”“禹敷土”和“隨山浚川”七個字居然都有了。大概意思是說，上天命大禹部屬和規劃天下的土地，順應山勢，疏浚河川。類似的文獻記錄還有《詩經·商頌·長發》說的“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均提到了大禹治水的傳說。
不過，《商頌》一般認為是春秋宋國的作品，而《禹貢》更是戰國的作品。這件青銅器的發現，明確將大禹治水的傳說提前到了西周中期。不過，在豳公盨中，關於大禹治水的記錄就這一句話，故事還非常原始和樸素。
洪水神話的文本記憶
關於大禹治水的描寫，實際上曆經《孟子》《禹貢》等，到《史記·夏本紀》才完全成型。大致說的是帝堯時期洪水滔天，群臣舉薦鯀去治水，鯀用湮塞的方法，結果九年都未能成功。
繼任的帝舜將鯀流放到羽山，並啟用鯀的兒子禹。禹和契、後稷、皋陶、伯益等一起，用了十三年時間曆經全國，勤奮得三過家門而不入，這樣才終於全麵平定了水患。大禹因為治水有功，名望如日中天，之後取代帝舜，建立了夏王朝。
這時候女媧出來，用五色石來補天，用蘆灰去阻止洪水，終於“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另外，《淮南子·本經訓》還提到舜時期的洪水也是共工導致的，而這些“粗野”的記錄在《史記》都沒有蹤影了。
除了早期的大禹治水、女媧造人外，還有一些後世晚出的民間傳說。這些不同類型的洪水神話共同構成了中國洪水神話母題。可以發現，中國洪水神話尤其是早期記錄，往往歌頌的是人與自然的鬥爭；相比之下，西方的洪水傳說則有強烈的宗教意味，宣傳的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
基督教《聖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非常有名，說的是上帝耶和華發現人類罪惡太多，決定用洪水來懲罰世人。但是上帝又不希望生命全部滅絕，所以提前把洪水消息透露給諾亞。諾亞就從世界上的每一種動物中選擇一雄一雌，然後把他們帶到方舟裏。最後洪水降臨，毀滅一切，唯獨留下了一葉諾亞方舟。對此，神學家們一直宣傳這是來自上天的聲音。這種情況直到近代才被一個偶然事件打破。
1872年，大英博物館亞述部的工作人員喬治·史密斯，清理從古巴比倫遺址中發掘出的泥板文書殘片的時候，從古老楔形文字中辨認出一段關於洪水神話的記載。這就是古巴比倫的神話史詩《吉爾伽美什》，說的是大神恩裏爾決定降臨洪水滅絕人類，智慧之神埃阿托夢給烏特那皮什提姆建造方舟。之後他又親自前往古巴比倫遺址，並在烏爾城找到洪水神話的另一些殘片。1922年，英國考古學家倫納德·武利甚至在此處發現了大洪水的遺跡。
於是大家漸漸相信，洪水神話並非什麽上帝神諭，而是從巴比倫傳到希伯來的故事。不過，巴比倫的洪水神話，也不是來源最早的，其又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蘇美爾。根據蘇美爾人一塊書寫的泥板記錄，天神恩基將洪水來臨的消息告訴了朱蘇德拉，並囑咐其製作方舟。可以明顯看出這個神話在蘇美爾—巴比倫—希伯來的前後傳承，經過《聖經》宣揚後成為世界神話一個重要母題。蘇美爾文明約滅亡於公元前2000年，可見這塊泥板書寫還在此之前。
以上我們簡要梳理了東西方早期的洪水神話，主要情節都是一場足以淹沒世界的大洪水。不同之處在於：西方文獻形成早，講的是上帝懲罰世人，而幸存者繁衍人類，體現的是神本主義；中國文獻形成晚，講的是文化英雄，麵對天災時理性自救，體現的是人本主義。那麽，究竟有沒有這樣一場世界性的大洪水存在呢？
不過，西方學者也仍然沒有取得共識。而且這個時間，已經遠早於蘇美爾人的活動時間。何況，就算存在這麽一場世界性大洪水，也不代表就是世界各地區全部洪水神話的現實反映。同樣，盡管《吉爾伽美什》明確有考古遺跡作為印證，但其隻限於兩河流域一隅，古巴比倫人的世界也不能代表全世界。
但可以發現，即使在黃河上遊有洪水遺跡，但缺乏洪水在黃河中下遊發生的證據。何況有洪水存在是否即能證明大禹治水呢？地質學家丁文江曾經回信給顧頡剛先生：“禹治水之說絕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跡——江尤其如此。”更何況，大禹治水和夏朝存在本身也是兩個問題。
西方還有一些學者從心理學方麵去探討，他們認為洪水神話是一場集體的夢。
心理學的分析雖然有一定啟發，但同樣不能概括所有的神話類型，至少大禹治水傳說、女媧補天神話，就看不出和以上分析有何關係。
但實際上，在傳說中，曆法製定應該隻是災後重建的一部分，前文提到《堯典》說帝堯時期製定曆法，還在大禹治水之前。
曆史學的解讀
可以發現，自然學科與心理學雖然一個側重對自然世界的考察，一個側重對內心世界的探究，但都無法充分證明存在一場世界性大洪水。而一些曆史學者的解讀，一方麵考證文獻中存在大洪水的現實合理性，一方麵又從文本形成去探究內容變化的原因，對於大禹治水、女媧補天這類晚起的洪水神話，以及同一母題衍生出的次生神話，顯得特別有價值。
徐先生對早期農業與洪水災害關係的分析，頗有見地，可以解釋各國家、民族不同時期存在的洪水神話。那麽，全國性的洪水神話，不過是局部洪水災害的放大；世界性的洪水神話，又是全國性洪水神話的放大。
值得一說的倒是徐旭生先生認為“洪水”本義為“共水”的觀點。雖然從訓詁方麵看，缺乏紮實證據；但從邏輯分析，又存在一定可能性。因為在洪水神話的文本裏，共工這個人物反複出現，算是各種水災的罪魁禍首。共工在神話中是水神，傳說又是治水的工程師，很難說隻是簡單的巧合。前文在講子彈庫帛書時提到，女媧有創世神的資格，所以同時也就被賦予了治水補天的神話。很明顯，在這些記載中，共工實際上都是洪水的人格化表現。
相對於女媧補天神話的質樸，大禹治水經過儒家政治哲學的不斷修飾，已經很難看出其原貌了。後世各種文獻編纂者，紛紛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塗抹修飾，所以《禹貢》《夏本紀》的大禹治水並不是一個原始的傳說，不能把它單獨拿出作為大禹治水的唯一記載去靜態考察。而在豳公盨裏記錄的大禹，和《詩經》中反複提及的大禹，恐怕才更加接近原始形象。
大禹治水最早可能還隻是一個獨立的傳說，之後才與帝堯、帝舜等發生關係。如前所述，大禹於西周中期青銅器就存在，而堯舜直至春秋末期《論語》中才出現。至於輔佐大禹治水的契、後稷、伯益等人，本身分別是商、周、秦等民族的始祖神，很難說與禹有多少直接關係。隻是戰國秦漢時期為了構建統一國家的需要，才把這些祖先神共同拉到帝舜的朝廷裏，各司其職，濟濟一堂。
另外，鯀用堵塞法治水失敗、禹用疏通法治水成功，在一些史料中也有異辭。《山海經·海內經》說鯀失敗的原因是“竊帝之息壤”，而《大荒北經》說禹成功也是“湮洪水，殺相繇（即相柳）”。湮，即淹沒、淤塞之義。甚至《孟子·滕文公下》《荀子·成相》《莊子·天下》中也均提到禹“抑（湮）”洪水。結合女媧補天也是堵塞洪水來看，用堵塞法治理洪水本身並不是罪惡，隻是一種早期的治水方式。
通過以上解讀，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
上古時期是否存在一場世界性的大洪水，在自然科學方麵還有很大的爭議。但是，世界各國家、民族關於洪水神話的文本記錄，時間跨度長達數千年之久，很難說是基於同一場世界性大洪水的記憶，不過是在各自區域受到洪水災害的投影。至於裏麵宣傳的是神諭思想還是人本主義，自然也不能作為實錄對待，反映的隻是後世文本編纂者的思想。而任何曆史文本與洪水史實之間，必然都存在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