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記

蔣經國日記裏的章亞若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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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日記於2020年2月份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正式對外公開後,引起一項關注熱點,那就是有人發現蔣經國在1954年10月30日的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夢見亡友繼春……他在生時曾與章姓女相識,未婚而生孿子,當在桂林生產時,餘曾代為在醫院作保人,後來竟有人誤傳此孿子為餘所出。後來章姓女病故,現此二孩已十有餘歲,為念亡友之情,餘仍維持他們之生活。

“亡友繼春”,指的是蔣經國在贛南時很器重的下屬王繼春。王於1939年夏出任上猶縣縣長,1943年3月7日因病去世,年僅36歲,“死後一貧如洗,連雙襪子都沒有,隻剩下裝書籍的舊箱一個,破毯一床”。蔣經國在挽聯裏說他是“半世飄零,死猶做客,隻贏得兩袖清風,循吏傳中誇首繼;一生貧病,終未成家,最怕聽滿門鰥寡,杜鵑聲裏哭殘春”。①

“章姓女”即章亞若,“孿子”即章孝慈與章孝嚴兄弟(二人在1954年尚未改姓蔣)。蔣經國這段日記,既否認自己與章亞若之間存在婚外情關係;也否認章亞若所生的雙胞胎(孝慈與孝嚴)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不但讀到這段日記的媒體人黃清龍“非常震驚”,仍然在世的蔣孝嚴聽說後也“很驚訝”。②

不過,無論是在媒體上披露這段日記之人(黃清龍),還是對兩蔣日記有研究的學者(林孝庭),都一致認定這段日記是一則謊言。理由是,蔣經國與章亞若之間的真實關係,見於他1941-1942年左右的日記。在那些日記裏,蔣經國自稱“慧風”,昵稱章亞若為“慧雲”。周末見不到來上班的章(章是蔣的秘書),蔣就會“自覺精神無寄托之處,心神不定”;又常自感對不起章,“不知其能諒我之苦心乎?”希望對方能體諒自己的難處。章懷孕後,蔣經國在日記裏說,自己一度決心向妻子蔣方良說出實情,然後結束二人的婚姻關係,但又因孩子的問題而心存猶疑。章生下雙胞胎後,蔣經國又在日記裏說,“接電報知亞若已生二孿子,欣喜至極”。③

另一個可證蔣經國1954年那段日記為假的依據,是王繼春的去世情形。章亞若生下雙胞胎的時間是1942年2月,突然去世的時間是1942年8月。王繼春的去世時間是1943年3月。按常理,若王繼春是雙胞胎的父親,則其母去世後,理當將兩個孩子送至父親處撫養——王繼春並未結婚,不存在家庭關係方麵的障礙。尤為不可理解的是,王繼春去世後,在蔣經國的操辦下,舉行了規模宏大的追悼會,與會者數千人,送來挽聯六百多幅。追悼會的現場,卻是“無妻、無兒、無女陪吊,隻好由年過七旬的老父在靈前陪吊答禮”。此外,因痛惜王繼春的英年早逝,蔣經國當時還寫了一篇長達萬餘字的悼念文章《追念我的革命伴侶王繼春》,發表在《中央周刊》上,文章裏提到王繼春的家人隻剩下年邁的老父親,無一字說他留下了兩個年幼的雙胞胎孩子。④

一種合理的推測是:蔣經國之所以要在1954年的日記裏,寫下這樣一則謊言,主要原因是其父蔣介石會閱讀他的日記。也就是說,這段日記是寫給蔣介石看的。

蔣經國寫日記的習慣始於1937年,主要是受蔣介石的影響(也是一種要求)。蔣介石自己有寫日記的習慣,日記於他同時具有記事、反省、修身、發泄等諸多用處(不同時期側重點有所不同)。他也希望兒子和下屬,也能效仿自己每天寫日記。作為督促,除口頭要求外,他還會大批購買日記本分送給下屬和蔣經國兄弟。

比如,1938年12月15日,蔣介石的日程表裏有“寄粵、桂各將領日記”一項,也就是給粵係和桂係的高級將領送去日記本,要他們寫“陣中日記”;同月27日,日程表裏又有“分送日記”一項,也是在給人送日記本。1941年11月30日,日程表裏有“分發明年日記本”一項,同年12月5日,日記裏記載“寄經、緯日記本”,這些也是在給下屬和蔣經國兄弟送日記本。1941年8月7日,日程表裏有“各部呈繳陣中日記”一項,1945年10月26日,日記裏記載“催呈各師陣中日記”,這些則是在向下屬索要工作日記。⑤

蔣介石究竟從何時開始向蔣經國提出要求,說要閱讀他的日記?這個問題很難考據出一個具體的日期,但可以做一個大致的判斷。如前文所言,在1941-1942年間,蔣經國的日記中不但有章亞若的存在,而且還存留有“接電報知亞若已生二孿子,欣喜至極”這樣的文字。考慮到遲至1954年蔣經國仍在日記中刻意說謊掩蓋自己與章亞若的關係,可知此一時期的蔣經國日記尚具備一定的私密性,尚無須送交蔣介石閱讀(若蔣介石看過這些日記,蔣經國也就無須在1954年說謊了)。但這種私密性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在1944年1月2日的蔣介石日記裏,有這樣一段記載:“下午批閱經兒日記,於我亦得益非尠。此兒能不入固執與孤僻之途,而自趨於高明中庸之道,則庶幾有成。”

次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晚軍事會報後與經兒談話,父子互觀日記辦法,最有益於倫理與修養也。”

由此可知,蔣介石不但索閱蔣經國的日記,也會將自己的日記拿給蔣經國觀看。

這種“父子互觀日記”的習慣,一直維持到了蔣介石的晚年。比如1971年1-2月份,蔣介石曾集中時間閱讀了蔣經國上一年度的全部日記,然後在自己的日記裏寫下了諸如“日間看經兒去年日記,精神為之一振”“看經兒去年日記,……前途大有可望”“看經兒去年日記有益”“看經兒去年日記解悶”“看經兒去年6、7月日記,心甚安樂”“經國日記今日全部閱畢,悲喜交集”等讀後感。⑥

蔣介石的這些讀後感,全部聚焦於“可繼我事業”“足以繼承我事業也”這一考察目標。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蔣經國要在1954年的日記裏,就章亞若和雙胞胎的真實身份,撒下那樣的謊言——該年,正是蔣介石欲確立蔣經國為繼承人的關鍵年份,也是外界對蔣經國批評之聲四起的年份,比如吳國楨在該年初公開上書蔣介石,點名批評蔣經國是社會進步的“一大障礙”,要求將其送往美國讀書,不許介入政治。蔣經國與章亞若之間的婚外情,自也不免匯入到了這種批評的暗湧之中,且遲早會傳入蔣介石的耳中。作為預防,在日記中摻入一段謊言,就成了一種最便利的“自證清白”的手段。

蔣經國的這段日記雖然不真,卻也並非毫無史料價值。如前所述,它至少可以證實,蔣經國1941-1942年間那些記載了真實的“蔣章關係”的日記,蔣介石是沒有讀過的。進而,它也證偽了蔣孝嚴的某些說法——比如他在《章亞若死亡之謎》一文中說,“母親曾要父親盡快將身懷蔣家骨肉一事稟報祖父,並要求接納。父親於1941年10月為此專程前往重慶,伺機做了稟報。返回桂林後非常興奮地跟母親說,委員長對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興又有了兩個孫兒”⑦——若蔣經國真在1941年就向蔣介石和盤托出了真相,那麽,他1954年日記裏的謊言,又是寫給誰看呢?

這段日記也有助於今人重新審視章亞若的死亡。

自1980年代以來,對於章亞若在1942年8月的突然去世,中文知識界流傳著各種各樣的陰謀論。有說殺人者是知曉了真相的蔣介石,也有說殺人者是中統的陳立夫;有說殺人者是軍統的戴笠,也有說殺人者是蔣經國在贛南的忠實下屬。而蔣孝嚴在《章亞若死亡之謎》一文中,是傾向於相信最後一種可能性的:

“我確定母親是被謀害的,主謀就在贛州專員公署,父親身邊的人,且深受經國先生器重和絕對的信任,出於對經國先生極端的忠誠和崇拜,……必須趁早去除經國先生政治發展的遺患——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章亞若。” ⑧

之所以說蔣孝嚴是“傾向於相信”,是因為他在文章中並未提供有力的證據、以證實凶手是“護主心切”的蔣經國身邊之人。相反,蔣孝嚴調查梳理得到的章亞若去世前後的情形,與蔣經國親信王升所持的“在酷暑感染急性痢疾、搶救不及而終”之說,要更為契合。

據《章亞若死亡之謎》一文,章亞若去世的前一天,自外麵用餐歸來,途中曾發生嘔吐,“回家進門時就跌跌撞撞,路都走不穩,而且臉色蒼白”。家人認為章得了急症,找出萬金油之類的藥物給她服用,熬過了一個晚上。次日起床後,章再次嘔吐,並伴有腹瀉。於是由人攙扶,步行前往省立桂林醫院就診,住進了單人病房。入院後有醫生給章紮了一針,不久後章感覺“天旋地轉,眼前漆黑”(對人如此喊),然後暈了過去。醫生聞訊趕來,要求陪護者(也就是負責照料章的蔣經國身邊人)去買冰塊,理由是“病人體溫太高”;待陪護者買了冰塊回來,章已病危,進入搶救階段,醫院開具的病危通知書裏有“血中毒”的診斷。不久,醫院宣布搶救無效,章亞若死亡。

上述症狀,與“中毒型急性痢疾”幾乎完全一致:

細菌性痢疾是由誌賀菌屬引起的腸道傳染病,而中毒型細菌性痢疾則是急性細菌性痢疾的危重型。起病急驟,臨床以高熱、嗜睡、驚厥、迅速發生休克及昏迷為特征。……病死率高,必須積極搶救。……誌賀菌內毒素從腸壁吸收入血,引起發熱、毒血症及微循環障礙。……本病潛伏期通常為1-2天,但可短至數小時,長達8天。” ⑨

考慮到如下幾點:

(1)蔣經國1941-1942年間日記裏對章亞若的感情是深厚且可信的。

(2)蔣介石在1940年代不知曉自己有一對雙胞胎孫子,社會輿論也不知曉章亞若和雙胞胎的存在(以報紙有無報道為準)。

(3)蔣孝嚴走訪考據得出的章亞若去世前後的情形,與王升一再向他強調的診斷結論“急性痢疾”的症狀高度一致。

據此,除非有更為直接而鑿實的證據出現,否則最合理的判斷應該是:章亞若乃是死於急症,而非謀殺。

參考資料

①蔣經國.追念我的革命伴侶王繼春[J].中央周刊,1943,(35-38).

②佚名.蔣經國日記2020年2月開放,所有權爭議纏訟多年終獲進展[N].澎湃新聞,2019-11-3.

③④蔣孝嚴.章亞若死亡之謎[J].百年潮,2006,(8).

⑤鄭惠,兒科學[M].南京: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146-147;另可參見:岑順邦.搶救成人中毒型細菌性痢疾19例報告[J].右江醫學雜誌,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