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日記於2020年2月份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正式對外公開後，引起一項關注熱點，那就是有人發現蔣經國在1954年10月30日的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夢見亡友繼春……他在生時曾與章姓女相識，未婚而生孿子，當在桂林生產時，餘曾代為在醫院作保人，後來竟有人誤傳此孿子為餘所出。後來章姓女病故，現此二孩已十有餘歲，為念亡友之情，餘仍維持他們之生活。
“亡友繼春”，指的是蔣經國在贛南時很器重的下屬王繼春。王於1939年夏出任上猶縣縣長，1943年3月7日因病去世，年僅36歲，“死後一貧如洗，連雙襪子都沒有，隻剩下裝書籍的舊箱一個，破毯一床”。蔣經國在挽聯裏說他是“半世飄零，死猶做客，隻贏得兩袖清風，循吏傳中誇首繼；一生貧病，終未成家，最怕聽滿門鰥寡，杜鵑聲裏哭殘春”。①
“章姓女”即章亞若，“孿子”即章孝慈與章孝嚴兄弟（二人在1954年尚未改姓蔣）。蔣經國這段日記，既否認自己與章亞若之間存在婚外情關係；也否認章亞若所生的雙胞胎（孝慈與孝嚴）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不但讀到這段日記的媒體人黃清龍“非常震驚”，仍然在世的蔣孝嚴聽說後也“很驚訝”。②
不過，無論是在媒體上披露這段日記之人（黃清龍），還是對兩蔣日記有研究的學者（林孝庭），都一致認定這段日記是一則謊言。理由是，蔣經國與章亞若之間的真實關係，見於他1941-1942年左右的日記。在那些日記裏，蔣經國自稱“慧風”，昵稱章亞若為“慧雲”。周末見不到來上班的章（章是蔣的秘書），蔣就會“自覺精神無寄托之處，心神不定”；又常自感對不起章，“不知其能諒我之苦心乎？”希望對方能體諒自己的難處。章懷孕後，蔣經國在日記裏說，自己一度決心向妻子蔣方良說出實情，然後結束二人的婚姻關係，但又因孩子的問題而心存猶疑。章生下雙胞胎後，蔣經國又在日記裏說，“接電報知亞若已生二孿子，欣喜至極”。③
另一個可證蔣經國1954年那段日記為假的依據，是王繼春的去世情形。章亞若生下雙胞胎的時間是1942年2月，突然去世的時間是1942年8月。王繼春的去世時間是1943年3月。按常理，若王繼春是雙胞胎的父親，則其母去世後，理當將兩個孩子送至父親處撫養——王繼春並未結婚，不存在家庭關係方麵的障礙。尤為不可理解的是，王繼春去世後，在蔣經國的操辦下，舉行了規模宏大的追悼會，與會者數千人，送來挽聯六百多幅。追悼會的現場，卻是“無妻、無兒、無女陪吊，隻好由年過七旬的老父在靈前陪吊答禮”。此外，因痛惜王繼春的英年早逝，蔣經國當時還寫了一篇長達萬餘字的悼念文章《追念我的革命伴侶王繼春》，發表在《中央周刊》上，文章裏提到王繼春的家人隻剩下年邁的老父親，無一字說他留下了兩個年幼的雙胞胎孩子。④
一種合理的推測是：蔣經國之所以要在1954年的日記裏，寫下這樣一則謊言，主要原因是其父蔣介石會閱讀他的日記。也就是說，這段日記是寫給蔣介石看的。
蔣經國寫日記的習慣始於1937年，主要是受蔣介石的影響（也是一種要求）。蔣介石自己有寫日記的習慣，日記於他同時具有記事、反省、修身、發泄等諸多用處（不同時期側重點有所不同）。他也希望兒子和下屬，也能效仿自己每天寫日記。作為督促，除口頭要求外，他還會大批購買日記本分送給下屬和蔣經國兄弟。
比如，1938年12月15日，蔣介石的日程表裏有“寄粵、桂各將領日記”一項，也就是給粵係和桂係的高級將領送去日記本，要他們寫“陣中日記”；同月27日，日程表裏又有“分送日記”一項，也是在給人送日記本。1941年11月30日，日程表裏有“分發明年日記本”一項，同年12月5日，日記裏記載“寄經、緯日記本”，這些也是在給下屬和蔣經國兄弟送日記本。1941年8月7日，日程表裏有“各部呈繳陣中日記”一項，1945年10月26日，日記裏記載“催呈各師陣中日記”，這些則是在向下屬索要工作日記。⑤
蔣介石究竟從何時開始向蔣經國提出要求，說要閱讀他的日記？這個問題很難考據出一個具體的日期，但可以做一個大致的判斷。如前文所言，在1941-1942年間，蔣經國的日記中不但有章亞若的存在，而且還存留有“接電報知亞若已生二孿子，欣喜至極”這樣的文字。考慮到遲至1954年蔣經國仍在日記中刻意說謊掩蓋自己與章亞若的關係，可知此一時期的蔣經國日記尚具備一定的私密性，尚無須送交蔣介石閱讀（若蔣介石看過這些日記，蔣經國也就無須在1954年說謊了）。但這種私密性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在1944年1月2日的蔣介石日記裏，有這樣一段記載：“下午批閱經兒日記，於我亦得益非尠。此兒能不入固執與孤僻之途，而自趨於高明中庸之道，則庶幾有成。”
次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晚軍事會報後與經兒談話，父子互觀日記辦法，最有益於倫理與修養也。”
由此可知，蔣介石不但索閱蔣經國的日記，也會將自己的日記拿給蔣經國觀看。
這種“父子互觀日記”的習慣，一直維持到了蔣介石的晚年。比如1971年1-2月份，蔣介石曾集中時間閱讀了蔣經國上一年度的全部日記，然後在自己的日記裏寫下了諸如“日間看經兒去年日記，精神為之一振”“看經兒去年日記，……前途大有可望”“看經兒去年日記有益”“看經兒去年日記解悶”“看經兒去年6、7月日記，心甚安樂”“經國日記今日全部閱畢，悲喜交集”等讀後感。⑥
蔣介石的這些讀後感，全部聚焦於“可繼我事業”“足以繼承我事業也”這一考察目標。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蔣經國要在1954年的日記裏，就章亞若和雙胞胎的真實身份，撒下那樣的謊言——該年，正是蔣介石欲確立蔣經國為繼承人的關鍵年份，也是外界對蔣經國批評之聲四起的年份，比如吳國楨在該年初公開上書蔣介石，點名批評蔣經國是社會進步的“一大障礙”，要求將其送往美國讀書，不許介入政治。蔣經國與章亞若之間的婚外情，自也不免匯入到了這種批評的暗湧之中，且遲早會傳入蔣介石的耳中。作為預防，在日記中摻入一段謊言，就成了一種最便利的“自證清白”的手段。
蔣經國的這段日記雖然不真，卻也並非毫無史料價值。如前所述，它至少可以證實，蔣經國1941-1942年間那些記載了真實的“蔣章關係”的日記，蔣介石是沒有讀過的。進而，它也證偽了蔣孝嚴的某些說法——比如他在《章亞若死亡之謎》一文中說，“母親曾要父親盡快將身懷蔣家骨肉一事稟報祖父，並要求接納。父親於1941年10月為此專程前往重慶，伺機做了稟報。返回桂林後非常興奮地跟母親說，委員長對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興又有了兩個孫兒”⑦——若蔣經國真在1941年就向蔣介石和盤托出了真相，那麽，他1954年日記裏的謊言，又是寫給誰看呢？
這段日記也有助於今人重新審視章亞若的死亡。
自1980年代以來，對於章亞若在1942年8月的突然去世，中文知識界流傳著各種各樣的陰謀論。有說殺人者是知曉了真相的蔣介石，也有說殺人者是中統的陳立夫；有說殺人者是軍統的戴笠，也有說殺人者是蔣經國在贛南的忠實下屬。而蔣孝嚴在《章亞若死亡之謎》一文中，是傾向於相信最後一種可能性的：
“我確定母親是被謀害的，主謀就在贛州專員公署，父親身邊的人，且深受經國先生器重和絕對的信任，出於對經國先生極端的忠誠和崇拜，……必須趁早去除經國先生政治發展的遺患——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章亞若。” ⑧
之所以說蔣孝嚴是“傾向於相信”，是因為他在文章中並未提供有力的證據、以證實凶手是“護主心切”的蔣經國身邊之人。相反，蔣孝嚴調查梳理得到的章亞若去世前後的情形，與蔣經國親信王升所持的“在酷暑感染急性痢疾、搶救不及而終”之說，要更為契合。
據《章亞若死亡之謎》一文，章亞若去世的前一天，自外麵用餐歸來，途中曾發生嘔吐，“回家進門時就跌跌撞撞，路都走不穩，而且臉色蒼白”。家人認為章得了急症，找出萬金油之類的藥物給她服用，熬過了一個晚上。次日起床後，章再次嘔吐，並伴有腹瀉。於是由人攙扶，步行前往省立桂林醫院就診，住進了單人病房。入院後有醫生給章紮了一針，不久後章感覺“天旋地轉，眼前漆黑”（對人如此喊），然後暈了過去。醫生聞訊趕來，要求陪護者（也就是負責照料章的蔣經國身邊人）去買冰塊，理由是“病人體溫太高”；待陪護者買了冰塊回來，章已病危，進入搶救階段，醫院開具的病危通知書裏有“血中毒”的診斷。不久，醫院宣布搶救無效，章亞若死亡。
上述症狀，與“中毒型急性痢疾”幾乎完全一致：
細菌性痢疾是由誌賀菌屬引起的腸道傳染病，而中毒型細菌性痢疾則是急性細菌性痢疾的危重型。起病急驟，臨床以高熱、嗜睡、驚厥、迅速發生休克及昏迷為特征。……病死率高，必須積極搶救。……誌賀菌內毒素從腸壁吸收入血，引起發熱、毒血症及微循環障礙。……本病潛伏期通常為1-2天，但可短至數小時，長達8天。” ⑨
考慮到如下幾點：
（1）蔣經國1941-1942年間日記裏對章亞若的感情是深厚且可信的。
（2）蔣介石在1940年代不知曉自己有一對雙胞胎孫子，社會輿論也不知曉章亞若和雙胞胎的存在（以報紙有無報道為準）。
（3）蔣孝嚴走訪考據得出的章亞若去世前後的情形，與王升一再向他強調的診斷結論“急性痢疾”的症狀高度一致。
據此，除非有更為直接而鑿實的證據出現，否則最合理的判斷應該是：章亞若乃是死於急症，而非謀殺。
參考資料
①蔣經國.追念我的革命伴侶王繼春[J].中央周刊，1943,（35-38）.
②佚名.蔣經國日記2020年2月開放，所有權爭議纏訟多年終獲進展[N].澎湃新聞，2019-11-3.
③④蔣孝嚴.章亞若死亡之謎[J].百年潮，2006,（8）.
⑤鄭惠，兒科學[M].南京：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146-147；另可參見：岑順邦.搶救成人中毒型細菌性痢疾19例報告[J].右江醫學雜誌，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