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9年春天，杜甫由嶽陽前往長沙，途中寫了一首題為《南征》的詩。詩裏有一句淒涼的感慨：“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此時，距離杜甫去世隻剩下大約一年時間。這句感慨，是他對自己畢生寫作的最終總結：我寫的東西，我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我的《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我的《春望》《兵車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無人轉發，無人讚賞，沒有知音。
這番總結，不是矯情，也不是自怨自艾，隻是一個沉重的事實。
杜甫是個喜好交友的人，與同時代的知名詩人幾乎全有往來，這些被他記錄在了自己的詩中。但同時代的知名詩人，卻幾乎無人評價過杜詩，連李白這樣的友人，在《戲贈杜甫》中，也隻是回顧了兩人交往中的玩笑話——“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李白笑杜甫太瘦，杜甫自嘲是因為作詩太苦，對杜詩本身，李白沒有任何評價。讚賞杜詩的同時代之人，目前可見者隻有三人，衡陽判官郭受、韶州牧韋迢與一位身份不明的任華，都是文壇的邊緣人物。①
“未見有知音”是一種無視。除了無視，杜甫關懷現實的寫作風格，還招來過同時代之人的批評與攻擊。今人已無法得知這些攻擊的具體內容，但韓愈嘲笑過這些攻擊是“群兒愚”，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杜甫也在《戲為六絕句》中“寓言以自況”，拿了庾信與初唐四傑說事，借題發揮，做過一番回應——他說，庾信上了年紀後，詩賦更為老練，可笑的是，“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今天的某些人，對庾信的作品指指點點，搞得死去的前賢，怕了你們這些活著的後輩。他還說，今天的某些人，喋喋不休批評初唐四傑，但“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你們這些人的肉體與名字會徹底消失，初唐四傑的文章會萬古流傳。
這些無視、批評與攻擊，究其實質，是時代對杜甫的一種刻意過濾。樊晃是唐玄宗開元時代的進士，做潤州刺史（今天的江蘇鎮江一帶）期間，他編纂了一本《杜工部小集》。這是杜甫去世後流傳的第一本詩集。樊在序言中說：“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杜詩）不為東人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
所謂“戲題劇論”，大約是遊戲筆墨、詼諧趣味之意，也就是讀了讓人爽、讓人開心的東西。《飲中八仙歌》中，“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樣的段子，就是典型的“戲題劇論”。
作為同時代之人，樊晃的這段文字，透露出了曆史的玄機：並不是杜甫沒有名氣，才導致他對時代的憂思，無法進入時代的視野；而是時代拒絕聆聽他的憂思，拒絕轉發他描寫時代之痛的“大雅之作”。從安史之亂中爬起來的中唐，要的是升平氣象，要的是可以成為飲宴聚會極好談資的“戲題劇論”，不是“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這種拒絕轉發，也見於唐代人自己編選的唐詩集。現存“唐人選唐詩”尚有10種，4種選有李白之詩，5種選有王維之詩，5種選有王昌齡之詩，4種選有錢起之詩。他們與杜甫大體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但隻有1種集子，選了7首杜甫的尋常詩。②
杜詩的被無視，是刻意揀選的結果。唐人高仲武編纂的詩集《中興間氣集》，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據高仲武在序言中自述，他是這樣選詩的：
（1）選詩時段：“起自至德元首，終於大曆暮年”。至德是唐肅宗的年號，起於公元756年；大曆是唐代宗的年號，終於公元779年。
（2）選詩方式：“博訪詞林”，四處尋訪；“述者數千”，進入視野的詩人多達數千人。
（3）選詩標準有二：一是主旨健康，須“著王政之興衰，表國風之善否”，不能“苟悅權貴、取媚薄俗”；二是文風“體狀風雅，理致清新”，要有藝術性。
這個選詩時段，杜甫的創作力相當旺盛。僅公元760-770年這人生的最後十年，杜甫就寫了1100多首詩。高仲武尋訪這個時代的詩人，杜甫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存在；相當多的杜詩，也完全符合上述三條標準。但結果是：高仲武選取了26名詩人的100多首詩，其中沒有杜甫。
不選杜甫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上麵這三條標準，隻是拿來裝點門麵，真正的選詩紅線，高仲武在序言中已說得很明白：
“唐興一百七十載，屬方隅叛渙，戎事紛淪，業文之人，述作中廢。粵若肅宗先帝，以殷憂啟聖，反正中原。伏惟皇帝以出震繼明，保安區宇，國風雅頌，蔚然複興，所謂文明禦時，上以化下者也。仲武不揆菲陋，……”
大意是：唐王朝立國至今170年，之前的戰亂讓文人流離失所，寫作中斷。直到先帝平定中原、皇上繼承遺誌讓世道清平，“國風雅頌”，也就是文學創作才再度複興。我高仲武自不量力，要編纂一本《中興間氣集》，來歌頌先帝和皇上的功績。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的三吏三別；“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春望》；“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的《兵車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當然不應該、也不可能出現在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中。
時代重新發現杜甫的偉大，是他去世半個世紀之後。
那時節，盛唐已是遙遠的傳說，現實世界正一步步墜入晚唐，種種壓抑與亂象，讓韓愈與白居易這些知識分子深感憂慮。杜甫去世時，韓愈隻有兩歲，白居易還要等兩年才能出生。他們越過了時間與空間，在杜甫對時代的憂思中尋找到了共鳴。韓愈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隻有蠢貨才會去詆毀李白與杜甫那些光芒萬丈的文章；白居易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在他心中，誰也比不上杜甫。
遺憾的是，韓愈也好，白居易也罷，他們對時代的憂思，也像杜甫一樣，遭到了時代的抵製。白居易雖有著鼎鼎詩名，但他清楚這名聲的實質，在《與元九書》中，他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然而現實世界卻是：
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麵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
大意是：眾人知曉我寫了勸諫皇帝改善民生的賀雨詩，已是喧嚷不休，認為不合時宜；知曉我寫了感慨孔戡剛正不阿卻不得重用的悼念詩，全都很不開心；見到我寫的描繪悲慘現實世界的《秦中吟》，豪門權貴們臉上已有痛恨的神色；見到我寫給你的感慨小人當道、誌士沉淪的《登樂遊園望》，當朝的執政者已開始扼腕；見到我描寫軍人擄掠的《宿紫閣山北村》，手握重兵者已開始切齒……我知道，時代喜歡我的詩歌，隻是喜歡雜律詩和《長恨歌》之類。時代喜歡的東西，我不在意、不重視；我在意、重視的東西，時代不喜歡。
再後來，唐末的戰亂與流離，讓一部分讀書人想起了杜甫遭遇的戰亂與流離，想起了他對時代的記錄與憂思，“詩史”的稱號漸漸得到公認。再後來，經曆“熙豐新政”亂局的蘇軾，也在杜甫的詩中找到了共鳴，他讚揚李白與杜甫都是“淩跨百代”的絕世之人，又說在古往今來的所有詩人當中，應該以“杜子美為首”，因為與杜甫相比，李白“豈濟世之人哉”——杜甫是一個關懷現實、憂慮民生的知識分子，但李白不是。再後來，是文天祥在獄中的感慨：
“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
我對這個世界想說的話，杜甫早就替我說完了。
參考資料
①曾棗莊.杜甫在四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②吳河清.今存“唐人選唐詩”為何忽略杜甫詩探源[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4）.
本文還參考了：
胡大浚，王為群.杜甫詩歌研讀[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80-86.
李國文.《與元九書》讀後——試論中國文學離完蛋還有多遠[J].鍾山，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