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在描述唐代“開元盛世”時，通常會從經濟繁榮、科技發展、文化昌盛、民族和睦、中外交流等方麵舉證，很少有人關注普通百姓的真實生存狀況。
和多數人想象中的安居樂業不同，玄宗時代的唐朝百姓，常常被迫逃亡。
武則天時，“天下戶口，亡逃過半”——農民將朝廷分給的田地拋棄或賣掉，逃到地主莊園或寺觀中，充當佃農。玄宗即位後，情況更加嚴重，他在開元九年（721年）的“禁逃亡詔”中承認，“四海清宴，百年於茲，雖戶口至多，而逃亡未息”。①
導致百姓逃亡的原因，除天災外，主要是兵役、徭役沉重。
在府兵製下，符合標準的人，從20歲—60歲，每年要服役120天。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唐朝不斷對外用兵，出現“征求不息，人不複業，則相率為盜”的情況。玄宗亦好大喜功，他在位期間，邊防軍數量最多曾達60餘萬。唐朝的徭役包括軍需役、漕運役、土木工程役、地方雜役等。僅以土木工程役來說，玄宗多次擴建興慶宮、華清宮，新建“花萼相輝樓”等，都要常年征召勞役。
百姓服兵役、徭役期間，不僅不能從事農業生產，還要倒貼路費，很多人因之生活困頓乃至傾家**產。兩害相權取其輕，民眾往往選擇從國家戶籍中逃亡，自願沒入大地主家做佃農——雖然做佃農每年繳納的糧食要比國家正稅多出不少。②
唐玄宗對增加朝廷、內庫收入興致濃厚，重用了一批善於搜刮財富的“聚斂之臣”，如楊崇禮、楊慎矜、王鉷、宇文融等。
史書記載：楊崇禮、楊慎矜父子對各地上繳的絹布考察極嚴，發現些許汙漬、破損，即要求地方補繳；王鉷利用邊關將領瞞報士兵死亡人數的漏洞，繼續按照原有戶籍，向陣亡者家屬追繳稅收，以至“天下之人苦而無告”。據統計，依仗非法的加稅手段，玄宗的個人內庫，可得“歲貢額外錢百億萬”。③
“聚斂之臣”當中，宇文融提議的“括戶”政策最為有效。
“括戶”，即是將逃入地主莊園中的百姓，強製尋回，重新給他們分配土地，為朝廷納稅、服役。經過四年“括田”，全國戶籍新增“客戶八十餘萬”，朝廷當年增收“緡錢數百萬”。為安撫這些重新分得田地的百姓，玄宗免去其六年納絹義務，但治標不治本。這些被“括戶”出來的百姓，很快又因繁重的兵役、徭役和非正規搜刮，再次走上逃亡之路。④
事實上，即便沒有上述兵役、徭役以及額外的搜刮，僅僅負擔正規的國家賦稅“租庸調”，也已超出了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的範疇。
有學者計算過玄宗時期唐代農民的產出與負擔：
“均田、租庸調製下農民負擔和農民生活的真實情況如何呢？貞觀年間唐太宗到靈口時，見到這裏農民一丁授田三十畝，敦煌戶籍殘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數，也在三十畝左右或略多，我們按一丁授田三十畝計算。當時的糧食產量，……畝產一般為一石，三十畝共收三十石。丁男為戶主的一夫一婦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這三十石來生活的。這三十石中，……按唐代規定，……所繳租庸調戶稅地稅共為七石七鬥五升。三十石收獲物在上繳這些租稅外，還餘二十二石二鬥五升。
“一夫一婦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糧，據《唐六典·尚書刑部》所載，……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糧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糧二十五石九鬥二升。但繳納租稅後隻剩下二十二石二鬥五升，還缺少三石六鬥七升，也就是說每年還缺少一個月以上的口糧。何況農民除吃飯以外，還需要種子、農具、肥料等生產資料和衣物往來等日常必不可少的開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於像敦煌戶籍殘卷中所記述的那樣，貧苦農民授田數額還要低予三十畝這個平均數，如果一戶隻能授田十畝、五畝，那是連租調也繳不起的。” ④
所以，史書裏關於開元、天寶年間的民生，往往說的是：“豪弱相並，州縣莫能製”“朝士廣占良田”“天下戶口逃亡，色役偽濫，朝廷深以為患”……玄宗多次頒布詔書，斥責“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兼並了自由民的土地，造成朝廷控製下的戶口和稅源減少，也多次出台優惠政策，吸引“逃戶”回歸，但終究無濟於事——《通典》記載：“開元之際，天寶以來，兼並之弊，有逾漢成、哀之間”。
依靠無償勞役，及“括戶”增加的收入，唐玄宗得以享受超越前代的奢華。
玄宗在位期間，大興土木，將溫泉宮擴建為華清宮；將“五王宅”改為興慶宮；在長安、洛陽修建行宮，各有1000多個房間。他還征召民夫，在驪山建了一座會昌城。
開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去泰山封禪，從準備到結束，前後持續有一年時間。封禪大典前，玄宗帶著長達數百裏的隊伍，自洛陽出發，前往泰山。王公大臣上萬人、駿馬數萬匹的食宿都由沿途州縣負責解決，百姓負擔劇增，破產者不計其數。
玄宗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讓全國人為自己過生日的皇帝。從開元十八年（730年）起，每年這一天（先稱“千秋節”，後改為“天長節”）全國放假三天，在長安或洛陽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千秋節，玄宗曾下詔：“今茲節日——與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慶同之，並宜坐食”，這或許就是《妖貓傳》中“極樂之宴”的原型。
玄宗喜歡在各種宴會上重賞群臣。如開元十八年（730年），賞賜宰相以下赴宴官員每人5千緡；又如天寶十三年（754年），賞賜不同品級的官員絹40—80匹。玄宗還任命了“檢校進食使”，讓各地進獻美食。“水陸珍羞數千，一盤之貴，蓋中人十家之產”，一道菜的花費就相當於10戶中等人家的財產。⑤
受玄宗寵幸之人，同樣可以肆無忌憚地消耗國家財富。
在宮中，為楊貴妃織錦的刺繡工人，多達700人，負責雕刻、熔造的，亦有數百人。楊貴妃兄弟姐妹住宅的豪華程度，可以和皇宮相比，“每構一堂，費逾千萬計”。如果看到誰家的住宅更好，就拆掉自己的，重新建造，以至“土木之工，不舍晝夜”。楊貴妃的三個姐姐韓國夫人、虢國夫人和秦國夫人，時常扈從玄宗，前往華清宮，她們所乘的車都“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下數十萬貫”，拉車的名馬帶的也都是黃金駕具。
玄宗為安祿山在長安修建住宅，下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一切器物、裝飾都用最華貴的，以至“雖禁中服禦之物，殆不及也”，比玄宗自己用的還要貴重。玄宗叮囑手下：“胡眼大，勿令笑我”——安祿山是胡人，眼界大，不能讓他笑我小氣。
如果隻看唐玄宗封禪、賀壽、建宮殿、大擺筵席，以及開疆拓土、萬邦來朝，確實稱得上“開元盛世”。
但若將視角拉向民間，就會發現，所謂的 “開元盛世”，不過是玄宗一人的盛世，至多，也隻是玄宗集團的盛世。
“開元盛世”的由來，既有玄宗執政時期官方宣傳的因素，也有安史之亂後唐朝知識界的“事後美化”。
從杜甫身上，可以清晰地看見這種“事後美化”。
杜詩《兵車行》《麗人行》（約750年前後），曾諷刺過玄宗和楊貴妃的驕奢；“安史之亂”前夕，杜甫也寫出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的詩句。可見當時他眼中並無所謂的“開元盛世”。但在經曆了安史之亂後，杜詩中卻出現了這樣的句子——“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公元764年前後）。
這種懷念，當不得真。
參考資料
①張德美.論唐代流民問題及其對策[A].法史學刊第二卷[C].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
②黃新亞.唐初徭役考辨[A].唐史論叢第4輯[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③李誌生.論宇文融括田括戶對開元之治的影響[J].河北學刊，1994,（5）.
④孫翊剛.中國賦稅史[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3:175.
⑤許道勳，趙克堯.唐玄宗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