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美國漢學家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宋徽宗》一書，發現她給了宋徽宗極高的評價。伊沛霞不否認宋徽宗存在“虛榮”“過分自信”這類缺點，但她認為，宋徽宗仍是一個很偉大的皇帝，理由是：
“作為皇帝，徽宗應該為他的雄心壯誌，以及對許多崇高事業的支持而受到稱讚。當時的全國學校教育製度，以及為病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創舉。還有編印書籍也值得稱道……”①
這顯然與多數中國人對宋徽宗的印象，是大不相同的。
該書的第四章中，有一小節專門介紹宋徽宗為宋朝民眾提供的“慈善福利事業”。伊沛霞說，宋徽宗與他的宰相蔡京一起討論如何“為窮人、殘疾人和病人提供慈善福利”，然後創辦了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三大前代未有的福利機構。具體來說：
（1）居養院提供的是基本生活保障。該機構的主要職責是“向那些無法維持自身生計的人提供食品、衣服和住處，尤其是沒有成年子女的寡婦和鰥夫，以及孤兒和棄兒”。按當時的規定，成人每人每天可以領取0.7升大米，兒童減半，每天還有十錢的小額現金，冬天每天有五錢的取暖費。
（2）安濟坊提供的是基本醫療保障。該機構相當於一種為窮人設置的治病醫院，安濟坊的管理條例“要求醫師記錄他們收治病人的數量，以及死亡人數，並基於這些記錄信息獎賞和提拔那些最成功的官員，例如，一名每年收留五百至一千名病人且病人死亡率不高於20%的官員，每年可以獲得五十貫的獎勵。”同時，該機構收容隔離病人，也有防範瘟疫蔓延的功能。
（3）漏澤園旨在為城市貧民提供安葬之地，也就是公墓。機構的管理條例規定“官員應記錄每塊穴地埋葬的死者信息，且每個墓穴至少要挖三尺深。和屍體一起下葬的標誌上要記錄死者的姓名年齡和埋葬日期。”
這些福利機構，如果按其設計初衷正常運轉，自然會需要相當規模的資金支持。伊沛霞說，“政府如何為這麽大規模的福利事業提供資金呢？這似乎要歸功於蔡京在財政管理上的奇才”。②
確實，這三大機構是宋徽宗與蔡京所創，二人圍繞著這三大機構，也耗費了不小的財力與精力。但遺憾的是，這些機構並未給民眾帶來多少真正的實惠，反成了兩宋之交有識者們的批評對象。比如陸遊曾引用了當時的流行語，說這三大機構的實質，乃是“不養健兒，卻養乞兒；不管活人，隻管死屍”③。
與陸遊年齡相仿的洪邁，則記下了一出諷刺雜劇。劇中，演員們分別扮成儒道釋的代表，各自讚頌本派的學問。儒者說自己的學問是“仁義禮智信”這五常；道者說自己的學問是“金木水火土”這五行；僧者說自己的學問比前兩人都要深邃，是“生老病死苦”這五化。前兩人不服，拿五化挨個質詢，僧者回應說：“生”就是朝廷建了學校讓人有地方讀書，“老”就是朝廷建了孤老院讓老人有地方養老，“病”就是朝廷建了安濟坊讓人有地方看病；“死”就是朝廷建了漏澤園讓屍體有地方掩埋。問到什麽是“苦”，僧人卻閉上眼不說話了，催促再三才皺眉答道：“隻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④
洪邁說，台下的宋徽宗，受了這般諷刺後，“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不開心，沉默許久，但沒有責罰台上的雜劇演員。當然，宋徽宗是否真的看過這出諷刺劇，已無從考據；但洪邁這些知識分子很喜歡這出雜劇，是毋庸置疑的。
就字麵含義來看，居養院、安濟坊與漏澤園，明明都是很好的福利政策。何以到了陸遊、洪邁這些人眼中，卻成了惡政？對此，陸遊有一段簡略的解釋。他說：
崇寧間……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健兒，卻養乞兒；不管活人，隻管死屍。蓋軍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老學庵筆記》）
大意是：宋徽宗崇寧年間，在全國範圍內設置居養院、安濟坊與漏澤園，花了很多錢。朝廷對這件事的執行考核得非常嚴格，許多州郡耗盡了人力財力，才得以勉強過關。所以民間有俗語諷刺說：不養健兒，卻養乞丐；不管活人，隻管死屍。軍糧不夠吃，民力已耗盡，這些事地方官府都可以不管不問，但安濟坊等事，如果做得不到位，上麵不滿意，地方官府可就要獲罪了。
這種隻向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考核製度，最後帶來的是一種荒誕的結果。《宋史》裏說：“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⑤——地方官府為了應對考核，也為了借機斂財，把正常的福利救濟搞成豪華大餐，不但給屋子裝修上帷帳（一般隻有富貴家庭才用得起），還給受救濟者雇請乳母與女仆，搞得窮人很開心（好享受）、富人很煩躁（要出錢）。
其實，宋徽宗自己後來也意識到了這一點。1109年，他在詔書裏說：“聞諸縣奉行太過，甚者至於設供張，備酒饌，不無苛擾，其立法禁止，無令過有姑息。”
大意是：我聽說地方州縣執行得太過火了，甚至有些地方在救助貧民時，搞起了宴會，辦起了酒席，以後不許再這樣幹了。
1110年，宋徽宗又在詔書裏說：“比年有司觀望，殊失本指，至或置蚊帳，給酒肉，食祭醮，加贈典，日用既廣，糜費無藝，少且壯者，遊惰無圖，廩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
大意是：往年有關部門幹的事情，實在是太離譜，竟然到了給受救助者置辦蚊帳、提供酒肉的程度，錢花得毫無節製，助長了身強力壯的年輕人的懶惰，他們成天遊手好閑，白吃白喝，地方官府全然不管，實在是太過分。
1120年，宋徽宗又下詔：“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失當，如給衣被器用，專雇乳母及女使之類，皆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天下窮民飽食暖衣猶有餘峙，而使軍旅之士廩食不繼，或致逋逃四方，非所以為政之道。”⑥
大意是：相關部門不明白政策精神，在具體實施中出了許多問題。比如給救助者提供衣服被子和家具器物，還給他們雇傭乳母和女傭，如此這般做得太過了，國家的常平倉利息根本負擔不起。天下的窮人吃飽穿暖還有剩，軍隊裏的士兵卻吃不上飯紛紛逃跑，這樣搞是不行的。
其實，之所以搞出給受救助者提供華服美屋、乳母女仆這種荒唐之事，與“有司不明先帝之法”之類毫無幹係，關鍵仍在陸遊所說的“朝廷課以為殿最”這幾個字。
按宋徽宗的規定，開封城內由“提點刑獄司”負責檢查這些福利機構的具體執行情況，禦史台也有彈劾的權力；京城之外由“提舉長平司”負責監督，其他部門也可以舉報。這些情報網，讓宋徽宗了解到了許多營私舞弊的情況。比如，1106年，他發現有些州縣刻意控製安濟坊、漏澤園的救助人數，還用無病之人和已下葬之人填在表冊裏充數，來應付考核，他隨即下詔對這些人“杖一百”。同期，他還發現有些州郡的漏澤園為節省人力選擇淺埋屍體，導致其很快就**在外，又下令製定了必須至少深埋三尺的標準，命各級機構嚴加審查。
為了刺激地方官府的積極性，宋徽宗還將居養院、安濟院辦得好不好，搞成地方官員能否越級升遷的捷徑。比如溧陽縣知縣僅僅因為將居養所的屋子分成男女兩個板塊，就得到了“轉兩官升遷”“進官三等”的超額獎勵；另一位“左班殿值”蔣迪，則因為辦理安濟院不力，被徽宗下詔降官一級——詔書未提及蔣的具體劣跡，可知他的辦理不力乃是一種籠統的印象。如此這般引導之下，地方官府為了競爭出位，自然會絞盡腦汁，將提供基本救助搞成提供華服美屋與乳母女仆。⑦
宋徽宗與蔡京還曾試圖對居養院、安濟院與漏澤園實施“數目字管理”。比如安濟坊裏的每名醫生都會有一本“手曆”，上麵記載了這名醫生經手醫治的患者的痊愈數和死亡數。每年歲末考核時，就拿“手曆”裏的治愈率和死亡率來做依據，不合格者要接受懲處。問題是：這種想當然的“手曆考核”，並不符合醫學常識——有些病患者可以自愈，而有些病無論醫生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治愈，所以它推行下去之後，產生的直接結果是各地州縣不約而同弄來一批批無病之人，裝模作樣進到安濟院中看病，然後裝模作樣“痊愈”，以完成“數目字管理”中的治愈比例。更有甚者，還發生過這樣的荒唐事：
“當安濟坊法行時，州縣醫工之良者，憚於入坊。越州有庸醫曰林彪，其技不售，乃冒法代它醫造安濟。今日傅容平當來，則林彪也；明日丁資當來，又林彪也；又明日僧寧當來，亦林彪也。其治疾亦時效，遂以起家，然裏巷卒不肯用。比安濟法罷，林彪已為溫飽家矣。年八十餘乃終。”
這段故事出自陸遊的見聞。大意是：宋徽宗時代推行安濟坊時，各地州縣的好醫生們都不肯進坊工作（顯然，這種現象基於兩個原因，一者是如前文所述，對醫生的考核不符合醫學常識，一者是許多醫生害怕數據統計，對自己能否達成朝廷規定的痊愈率並無信心）。越州有一個叫林彪的庸醫，沒有病人願意找他，於是他就冒用其他醫生的名字去安濟坊裏混吃混喝。今天該傅容平到安濟坊給人看病，來的是林彪；明天該丁資到安濟坊給人看病，來的也是林彪；後天該僧寧到安濟坊給人看病，來的還是林彪。這人治病有時候也有點效果（多半是碰上了自愈，或遇上州縣官府用健康者代替病人來湊數），但街坊四鄰還是沒人敢找他看病。等到安濟坊政策廢除，這林彪已混成了一個溫飽之家。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
遺憾的是，以上種種，並沒有進入到美國漢學家伊沛霞的視野（或未被她接受為事實）。於是，她眼中的宋徽宗，就成了一位“應該為他的雄心壯誌，以及對許多崇高事業的支持而受到稱讚”的偉大皇帝。
參考資料
①②伊沛霞.宋徽宗[M].昆明：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507、92-93.
③陸遊.老學庵筆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9.
④洪邁.夷堅誌[M].北京：中華書局，1999.
⑤脫脫.宋史·食貨誌[M].北京：中華書局，1985.
⑥梁太濟，包偉民.宋史食貨誌補正[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433.
⑦李華瑞.宋代救荒史稿[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788-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