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說“何鳳山為猶太人發放簽證”一事。
1938年—1940年間，何鳳山利用自己中國駐維也納領事館總領事的身份，以人道主義立場，為數千名因納粹反猶運動而陷入絕境的猶太人發放前往上海的簽證，使他們順利逃離了納粹的魔掌。另有統計稱，從1933年-1941年，共有約2-3萬猶太難民利用此類便利，進入上海避難。①
這段曆史，在何鳳山生前一直鮮為人知，直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才被史學界發掘出來；然後在2000年之後，又靠著各種紀錄片、電影、電視劇（如《最後一張簽證》）的宣傳而漸獲普及。何鳳山也獲得了“中國辛德勒”的美譽。
救助猶太人一事，何鳳山晚年在撰寫回憶錄《外交生涯四十年》時，有所敘述，但著墨不多。
關於給猶太人發放簽證的情況，何是這樣寫的：
派我為總領事，時在1938年5月。……周其庠改任副領事，與以前在使館一樣，負責辦理護照簽證事務。此時排斥猶太人之風甚熾，許多猶太人的店鋪都被納粹的黃衣挺進隊打毀，老板被捕入集中營。奧（地利）籍的猶太人，大都想法離開奧國前往美國，然而美國容納移民的數目有限，而且條件苛刻，所以大多是來中國領事館簽證，前往上海，實則心存觀望，依然是等待美國或英國的簽證機會。……自德奧合並後，希魔逼迫猶太人的氣焰日益高漲，於是有美國的教會與慈善機構極力拯救猶太人。我與這些機關密切聯係，凡可盡力之處無不盡力，不知救活了多少猶太人。②
這段敘述大體符合史實。當時，奧地利的納粹反猶浪潮頗為凶猛——反猶的核心目的之一，是迫使猶太人離開奧地利。而猶太人要想離開奧地利，需要持有簽證以證明其目的地，否則就將麵臨被押送至集中營的命運。在英、美等國移民名額已滿、而進入上海不需要移民申請的情況下，尋求一份可以證明其目的地是中國的簽證，就成了許多猶太人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何鳳山與中國駐維也納領事館，遂在這種背景下，開始給猶太人發放簽證，幾乎來者不拒。③
2006年，“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何鳳山研究課題組”采訪了何鳳山的學生劉冠初。劉提供了此事的另一重背景：
何鳳山確實給了其中一部分人中華民國護照。他這樣做一方麵出於同情猶太人，另一方麵也是為了解決經費問題。當時，中國與歐洲幾乎斷絕聯係，駐外使領館活動經費匱乏。尤其是在1937年，中國外交部沒給何鳳山一分錢。當時申領一本中國護照大概要付180英鎊，中國駐維也納總領館這項收入約為6萬英鎊。何鳳山用這些錢維持了工作人員的日常經費。總領館關閉後，剩下的錢後來交給了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上述情況有的也不是何鳳山本人所講，而是我們從其他方麵了解所得。④
因為涉及“經費問題”，中國駐維也納總領館為猶太人發放護照一事，曾引起中國駐德大使館的注意以及調查。據何鳳山回憶：
這位周君（注：具體負責辦理護照簽證事務的副領事周其庠）平日人緣極壞，自然有人造謠，向大使館告他出賣簽證，貪贓枉法。陳大使（注：中國駐德大使陳介）以為得到把柄，正好開刀，於是派了丁參事文淵來館調查。……（調查結果）均是無可指責之處。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文知識界所出版的諸多讚頌何鳳山的文章、著作、紀錄片乃至電視劇中，駐德大使陳介與駐德大使館參事丁文淵，幾乎被統一描述成了“阻撓何鳳山義舉”的反麵人物，連帶著整個國民政府的立場，也被曲解成了何鳳山的對立麵，甚至出現了給何鳳山設置障礙（惡意斷絕經費）乃至實施懲罰（行政記大過）之類的荒唐情節。
這些描述，旨在將何鳳山塑造成一個不畏強權打壓仍要堅持義舉的“高大上式人物”，但並不符合史實。當時的真實情況，可參考劉冠初接受口述訪談時的說法：
何風山當時在辦簽證時也是有所顧慮的，主要來自兩方麵的壓力：德國方麵和中國方麵，但實際情況並沒那麽嚴重。德國方麵當然有反猶政策的因素，但是迫使猶太人離開也是納粹的目標。所以，如有國家給猶太人發簽證，使他們得以離開，德國人並不阻攔。至於中國方麵，盡管駐德大使陳介指示何鳳山應對發給猶太人簽證“加以限製”，但也沒有強力阻止。不過，當時領事館門口整日排著長隊，德國秘密警察又嚴密監視進出人員，倒是使前來申請簽證的猶太人感到不便和不安。麵對這樣的情況，何風山想出了一個辦法。當時領事館後門小巷內有一個酒吧，何鳳山便派了一位實習領事坐在那裏接待猶太人，給猶太人辦理簽證。據何鳳山說，他本人也曾在那裏接待過猶太難民。這種方法既快捷又安全，最忙的時候一天能辦理上百份簽證。⑤
也就是說，當時的德國政府並不反對何鳳山給猶太人發放簽證，當時的中國駐德大使館也無反對指示，隻是要求對簽證的發放“加以限製”——正因為簽證發放量較大，才引起了中國駐德大使館的注意，派了人前來調查與簽證發放相關的經濟問題。而之所以在領事館後門小巷的酒吧開設接待點，完全是為了便利那些對德國秘密警察心懷畏懼的猶太人。
中國駐德大使陳介“加以限製”的態度，也見於何鳳山的回憶錄：
我國對猶太人的簽證，態度不一致，其後因此而發生了問題。例如本館得自外交部的訓令，即猶太人請求簽證入境者，條件寬厚，不予拒絕。而孔祥熙院長並進一步公開對猶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有特辟海南島為容納猶太人地區之說。不過在同一政府之下，駐德大使館的態度則不然，是時陳介當大使，他以為希特勒既然反猶太人，我國為維持中德邦交，不能與他唱反調。某次在長途電話中，他指示應對簽證加以限製。我即告知外交部的訓令並非如此，而是采取開放政策，他聽聞後極不以為然地說：“叔謨（當時外交部政次）那裏我去關照，你依我的說話照辦好了！”我唯諾稱是，滿以為外交部對此將另有新的指示，然而一直等待，毫無音訊。副領事周其庠因此而仍照原電指示辦理。
陳介給何鳳山的這一指示，是無可厚非的。
陳介是湖南湘鄉人，早年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深造，後轉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法政、經濟專業。1935年任外交部常務次長。1938年6月，中德關係麵臨決裂，陳介臨危受命出任駐德全權大使，核心任務是阻止德國承認偽滿洲國。在德國已決定徹底傾向日本的前提下，這實際上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陳介於1938年9月下旬抵達柏林，遲遲未能獲希特勒接見，也未能呈遞國書——期間，德國已向偽滿洲國呈遞了所謂“國書”。蔣介石也很清楚，繼續維係中德關係的希望已經不大，故於11月建議陳介“托辭離德”，但陳介主張繼續堅持。至12月，局勢終於出現緩和，陳介得以麵見希特勒，向其呈交國書，繼續維持兩國外交關係於一線。
陳介對何鳳山（當時德、奧已經合並，何相當於陳的下屬）下達的“猶太人簽證”問題的指示（“加以限製”），即是基於上述背景而展開——不反對何鳳山給猶太人發放簽證，是因為德國政府的政策允許猶太人獲取簽證後離開奧地利；要求何鳳山對簽證的發放量“加以限製”，是不希望中國使領館的做法超出常態、迥異於其他駐德使領館，進而引起希特勒政府的猜忌——陳介上任時，正值中德兩國就撤回德國來華軍事顧問一事劍拔弩張，德國政府一度威脅中國政府，若堅持雇傭合同的法律立場不放德國軍事顧問回國，德國有可能選擇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這對正在堅持抗戰的中國非常不利。自然，陳介不希望在猶太人問題上再予希特勒政府以借口。⑥
簡言之，陳介要求何鳳山對簽證的發放量“加以限製”，旨在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是中國在“中德日”三角關係上爭取德國支持的最後努力——盡管這種努力並不成功。
可惜的是，在中文知識界的某些圖書、紀錄片和影視作品的創作者看來，真實的曆史情境似乎無助於體現出何鳳山的偉大；必須將何鳳山發放簽證時所處的環境弄得險惡異常，乃至隨時有生命危險，必須給何鳳山設置幾個非常可惡的敵人，何鳳山的義舉才有值得一說的價值，否則就會欠缺“藝術效果”與“節目效果”。
所以，他們虛構情節，強行將陳介、丁文淵等人塑造成了反麵曆史人物，強行將何鳳山的做法與陳介的指示二元對立——既然何鳳山是好人，何鳳山的做法是對的，那麽，陳介就必須是壞人，陳介的指示就必須是錯的。
這是一種極其可笑的思維定勢，也是一種極其可笑的做法。
附帶再介紹一下國民政府在救濟猶太難民一事上的立場。
何鳳山在回憶錄中說得很明白，“猶太人請求簽證入境者，條件寬厚，不予拒絕”乃是他“得自外交部的訓令”，外交部有這樣的政策，與國民政府當時針對猶太難民的整體政策直接相關。
1939年3月，立法院院長孫科提交議案，建議在西南邊區為猶太難民專門劃出一片寄居區。孫科認為，此舉有兩個好處：（1）能夠救助猶太難民，還能增進英、美兩國普通民眾對中國的好感，達到抗戰宣傳的目的；（2）猶太難民的財富及能力，也可以用來為抗戰服務。
為救助同胞，在華的猶太銀行家雅克布·保格拉斯（Jacob Berglas），也於同期向國民政府提議，移民十萬猶太難民到中國居住，每名猶太人入境時隨身攜帶50—100英鎊。如此，中國可通過收容猶太難民提高外匯儲備，猶太難民則可獲得棲身之所。
對於上述議案與提議，國民政府先後多次召集外交部、內政部、經濟部、財政部、交通部商議，就其可行性進行論證，就可能出現的外交問題、財政問題、民族問題、宣傳問題進行磋商。
最終，議案與提議在原則上得到了國防最高委員會及行政院的同意。國民政府擬定的初步安置計劃包括三點：
（1）猶太難民入境後須遵守中國法律，“不作任何政治活動或主義宣傳，不批評或反對三民主義”。
（2）入境後“暫寄居於通商口岸，不得雜居內地”，可自願申請加入中國國籍。
（3）中國政府承諾為猶太難民的求職提供幫助。
關於具體安置地點，內政部建議可設於邊境地區的商埠，如“英屬緬甸接近之雲南騰越（即騰衝）商埠”或“法屬安南接壤之雲南河口商埠”。
外交部則認為，如果寄居區“接近通商口岸或國際路線，易受外力**，於我不利”，建議“無國籍猶太人……宜遠離通商口岸及國際路線”“有國籍猶太人，應限居於通商口岸”。
軍政部的意見與外交部大致相同，建議寄居區“須在我能充分行使權力區域內，以不接近國境線為宜”，如滇越鐵路上的蒙自。
雅克布·保格拉斯“對移民十萬猶太難民來到中國”一事多方奔走，他理想中的移居地點是昆明。當時上海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也曾發表過《10萬猶太人可能在中國找到家，雲南會成為難民的應許之鄉，德國銀行家令人鼓舞的動議》之類的報道。
可惜的是，因為中日戰局的變化（日軍控製下的上海開始限製猶太人入境），德中關係的崩解，以及國民政府財政狀況的惡化，上述討論沒有能夠落實。
不過，這種對猶太難民充滿善意的政策氛圍，仍給了包括何鳳山所在的中國駐維也納領事館等機構相當大的空間，使他們能夠盡其所能發放簽證，幫助困境中的猶太人逃離納粹的迫害——如何鳳山所言，他和周其庠的作為，係“得自外交部的訓令”。
最後再說一下時任維也納領事館副領事的周其庠。
按何鳳山的描述，周其庠是使館內直接“負責辦理護照簽證事務”之人。何在回憶錄中，對周其庠的性格和工作作風，有較多負麵描述，比如上班懶惰遲到、對待同胞態度惡劣、同僚人緣不佳等。周在副領事任內，因“護照簽證收入”未能及時匯至國內（被戰事耽擱），而被外交部以不忠職守為由中途召回，相當於開除。
目前，關於周其庠生平的資料嚴重匱乏。筆者僅於其友人馮紀忠（周在維也納時與馮結識）的回憶錄中尋得隻言片語：
周其庠後來去到香港做生意，辦什麽養雞場，最後雞都死光了。1950年代還在，1960年代就不知道了。駐奧地利總領事那時是何鳳山，周其庠是領事，就是他們給許多的猶太人發放“生命簽證”讓他們逃到上海。⑦
曆史應該記住何鳳山，記住周其庠，記住那些關於如何安置猶太難民的發黃卷宗；也應該記住陳介與丁文淵，而不是為了“節目效果”將之汙蔑為反麵小人。虛構反派，不是讚美義舉的正確方式。
參考資料
①黃媛，李惟瑋.猶太難民與上海[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8-16.
②何鳳山.外交生涯四十年[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75-85.
③潘光.猶太研究在中國——三十年回顧：1978-2008[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292-295.
④⑤潘光.來華猶太難民資料檔案精編（第2卷）：親曆記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13.
⑥陳仁霞.德國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始末——中德日三角關係背景下的曆史考察[J].抗日戰爭研究，2004,（2）.
⑦馮紀忠.建築人生——馮紀忠自述[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