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荷風著手寫《江戶藝術論》的同時，《三田文學》上正連載著漫談“江戶散步”的《日和下駄》。荷風重遊舊江戶的土地，寫下了“懷舊導覽”《日和下駄》，他頭戴禮帽，手拄蝙蝠傘（當手杖使用），腳踏木屐，隻有天氣夠好時才能這麽簡單穿著（明治東京的街路還未經整修，遇雨則泥濘難行）。這番講究雖然麻煩，但縱使如此也要固守此種趣味，打理一身費事的服裝和行頭，這大概就是荷風以江戶人自居的矜持使然了。放浪形骸，也是一種風流（雖然隻是一種故作姿態）。荷風之所以對乍一看無甚益處的懷古散步用心至此，其中既有見證最後的江戶的迫切使命感，也有潛藏在該迫切感背後的文人架子。這種文人氣是荷風作為江戶人特有的矜持，同樣出生於江戶的夏目漱石，長於下町的穀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身上就看不到這種特征。
《江戶藝術論》在浮世繪論之外，還收錄了狂歌論、戲劇論，以及關於江戶音曲、西洋音樂的鑒賞論。每一篇荷風都以其親身經驗、體驗立論，結果就有了這部頗具說服力的“江戶文化論”。留洋經曆、西樂鑒賞、江戶音曲入門，乃至琴棋書畫的家教輔導、師從戲劇創作者學藝……荷風年輕時的直接體驗，得益於他得天獨厚的家庭環境和上流階級出身。荷風拋棄了預設的從東大法學部畢業後從事高官的精英路線（當時體弱多病的荷風，想必也體認到這條路行不通），沉浸在江戶市井藝術中，他既能觸其精髓，又能通過活用其豐富的經曆，及漢文、和歌、英語、法語等語言功底，來發掘在明治時代日漸消亡的江戶韻味。《江戶藝術論》與《日和下駄》，是正值壯年期三十五六歲的荷風傾心注力的兩大傑作。由於並非小說，所以不太為人所知。單行本出版較早的是大正四年（1915）的《日和下駄》，《江戶藝術論》則為大正九年（1920）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