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我发表厚黑学，受的影响，真是不小，处处遭人疑忌，以致沦落不偶，一事无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才与我相忘于无形，但是常常有人问我，发表此文，动机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愤世嫉俗，有意同社会捣乱，抑或意在改良社会，特将黑幕揭穿。我说：“我写此文，最初目的，不过开玩笑罢了。”
满清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学堂肄业，与同班友人，张君列五，（名培爵，民国四年，在北平殉义，重庆浮屠关，有衣冠墓）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毕业，列五对我说道：“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很高兴，就用归纳法，把历史上的英雄（彼时尚无伟人的名词）一一考察，寻他成功秘诀，久之，无所得，宣统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彼时中学校长名曰监督）一夜卧在监督室，偶然想及曹操刘备几个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学发明了。每逢朋友聚会辄讲说之，以供笑乐，友人王君简恒云：“你说的道理很不错，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着你的说法，埋头做去，包管你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讲，更不可形诸笔墨，否则于你种种不利。”雷君民心也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后来我不听良言，竟把它发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义，重庆响应，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成都跟着反正，成渝合并，列五赴省，退居副都督，专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电报叫我同廖君绪初上省，其时党人在成都童子街，办一报曰：《公论日报》。我住报社内，社中人，叫我写点文章，我想不出什么文章，众人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我初时很迟疑，绪初说：“你可以写出，我替你作一序。”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简恒民心诸人，俱呼之为“廖大圣人”。我想，圣人都说写得，当然写得。就写出来开玩笑，哪知所生影响，果不出简恒民心所料。
我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独尊”二字，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我做的。以为我会如何如何，殊不知我发明了厚黑学，反成了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动念，自己想道：“像这样做去，旁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真把我误了。
后来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上之必要技术。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即成为“忍辱负重”，黑字即成为“刚毅果断”。自古圣贤豪杰，皆忍辱负重者也，皆刚毅果断者也。假令我当日悟得此理，一眼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做去，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奈悟得时，年已老矣，机会已过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书立说，将此秘诀，传之于人，所以才在成都《华西日报》，写《厚黑丛话》，反反复复，说明此理。我是生性好辩的人，《厚黑学》，是以荀子“性恶说”为立足地，许多人以孟子“性善说”来驳我，我说道，“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今试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她亲生的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拿糕饼一块，小孩一见，即伸手来拖，母亲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刻会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自己口中，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小孩坐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敬兄？只要全世界寻得出一个小孩，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立即不讲，让孟子的‘性善说’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无一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非成立不可。”我口虽这样的说，然而心中也自怀疑，小孩的天性，何以会这样呢？
后来见小孩见着木头、石块和铜铁等物，都取来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现象，岂不等于地心吸力，把外面任何物件，都朝内部吸引一般？因忆在学堂时，教习讲心理学，曾说：“人是莫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识，都是从外面来的。例如：看见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经闻过，看见盐知是咸的，是我曾经尝过，某种事该做，某种事不该做，是我曾听某人说过，抑或在书上见过。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从耳入者，仍从耳退出去，从目入者，仍从目退出去，其他从嗅觉、味觉、感觉入者，一一从其本来路退出，此心即空无所有了。”又忆《圆觉经》云：“一切众生，自元始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从此着想，就觉得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同。牛顿说：“地心有引力，能将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地球。”我们何妨说：“人心也有引力，能将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心。”我于是把牛顿的公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人事上来，果然处处可通。我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宋儒的“去私说”，绘为甲乙丙三图而细玩，才知人心现象，纯是“万有引力”现象，并无善恶之可言，民国九年，著一文曰：《心理与力学》，载人《宗吾臆谈》内，创一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后来扩大为一单行本，此书算是我思想之中心点。
人事千变万化，不外人与人接触生出来的，一个我，一个人，是为数学上之二元，一个X，一个Y，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种线：（1）二直线，（2）圆，（3）抛物线，（4）椭圆，（5）双曲线，人世一切事变，总不出此五种线。我详加考察，认为人与人不相冲突之线，只有四种，直线两种，曲线两种，除此四线而外，任走何种路线，皆是冲突的，至于世界进化，则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间，三曰时间，其轨道则为三元中之螺旋线。我们每做一事，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才不至与人冲突，主持国家大政的人，规定法令制度，也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施行起来，才不至处处窒碍。
达尔文倡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倡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倚赖，我们应改行合力主义，如射箭然，悬一箭垛，支支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冲突，而又不相倚赖，则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互竞和互助，其力线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由达尔文之学说，有时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则是极端专制的。国中力线，郁而不伸，断不能永久安定，我们讲合力主义，其力线是纵的，全国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线，根据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之政府，是为政治上之合力，例如经济也，外交也，亦须取合力主义，不如是则世界永不太平。自有历史以来，皆是人与人相争，其力线是横的，我们应取纵的方向，悬出地球为目的物，合全世界人，向之进攻，把他内部蕴藏的财富，取出来，全人类平分，是为合力主义之终点，著者本此主张，曾作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十六年载入《宗吾臆谈》，十八年扩大为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二十五年，我写《厚黑丛话》，内面会涉及国际问题。二十六年，定期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我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以供参考，我打算写一篇《外交私议》，方着手写，“七七”事变发生，乃改写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是年九月合刊一册，曰：《制宪与抗日》，这些书现已售罄，此外我还写有《中国民族之特性》和《从战国说起》等文，在日报上发表，现在我已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写一本《中国主义》，现已不想再写，兹把各种文字的大意，分经济、政治、国际三方面写出来就是了。
（甲）关于经济方面：我们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地球就为人类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由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钱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变以前，请人工作一日，每日工资伙食，至多不过大洋二元，（抗战期中，生活程度高涨，是暂时现象，当以事变前为准）假令我们请工人，在荒山上种树一日，给以大洋二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于地球之生产力，地球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相当之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劳动家买去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作工一日，得大洋二元，作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大洋二元，这算是劳力之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日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于机器之生产力，非工人之劳力也，当初发明机器之人，业将发明权抛弃，机器成为人类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旧日归诸厂主所有，是为侵占了公有物，我们应该收归公有，给工人以相当代价，由机器生出之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劳力既得代价，即与普通人无异，所以“劳工专政”之说，是不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发出来，有两种力：一曰脑之思考力，二曰手足之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私有物，社会上欲使用之，非出相当代价不可，并且出售与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于上面之研究，括为二语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是社会公有物，脑力和体力是个人私有物。”我们持此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斯密士主张营业自由，个人之脑力和体力，可以尽量发展，这层是合理的，而他同时主张：有金钱的人，可购土地以收佃租，可购机器以开工厂，这就未免夺公有物以归私。
我们本中山先生遗意，定出一原则曰：“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可私有。”将现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之工厂，一律收归公有，就成为“共将来不共现在”了，但是全国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我们首先定出一条法令，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确后，取消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径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可供一切应用。
银行月息多少，依现情为准，兹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说明。存入银行，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矣。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和乡村银行，川省有场而无村，则设场银行，银行法既确定，即着手收买。
（1）私人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2）使用机器之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一律收归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员工人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只将红息缴归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其手工业之工厂则听之。
（3）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一百元，即定为价值一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抑或投标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人不是佃户，也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4）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听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盖价值之高低，公家操纵在手，取多取少，可适合国家之需要，无须多设机关，多用冗员，向销售者琐琐征取，徒滋中饱营私之弊，而阻商业之发达也，执简驭繁，固应如此。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五十，值百抽百。
综计收归国有者，凡四项：（1）银行，（2）使用机器之工厂和公司，（3）土地，（4）国际贸易。自学理言之，土地和机器，当然收归国有，银行和国际贸易之归公，则本于中山先生“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之主张。至其他私人资本，应当如何节制，则俟此四者办到后，再酌量而行之。
上面四者，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实施时，除未成年，及老年人外，对于壮年人，当视其过去工作情况，分别酌发，以防怠工等弊）因为人民既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之收益，交之国家，国家即应保障人民之生存权。法国革命，是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孙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1）需要即生存，（2）安适，（3）奢侈。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我们发给生活费，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中山先生说“生存为社会中心”，人人能生存，重心即算稳定。
旧日贫富悬殊，我们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则富者削低一级，全国人民，一律发给生活费，则贫者升高一级，高低二级之间，为人民活动余地。语云：“饥寒起盗心。”我们发给生活费，社会上可减少许多罪恶，衣食足而礼义兴，风俗可日趋醇厚，学问家不忧衣食，可专心深造，事业家无内顾忧，可一意图功。如此则社会文明，必蒸蒸日上。
改革社会，犹如医病，有病之部分，该治疗，无病之部分，不可妄动刀针。我们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之处，加以治疗，其余则悉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之处，不动刀针，如此办去，就与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适合了。
世界富豪，除银行大王摩尔根，其父为富人，承受有遗产外，其余如煤油大王洛克依兰，钢铁大王卡内基，铁道大王介姆舍尔，汽车大王福尔特，商业大王瓦纳迈尔，铜山大王章洛克，砂糖大王斯布累克，法国大银行家劳惠脱，美国大富豪休洼布等，无不由赤贫之子起家。我们把上述四者，收归国有，这些大王，就无从出现了，欧美之银行大王、煤油大王等，养成了雄厚之势力，欲推翻之而不能，我国尚无此种大王出现，然而业已萌芽了。为虺弗榷，为蛇奈何，韩非曰：“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订立法令规章者，如果对于鼠则防之唯恐不周，对于虎则纵之而不过问，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我们规定：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家经营，即所以防虎也。
大凡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须注及五百年后，否则施行一二百，又要来一个第二次改革，国家所受牺牲，也就不小了，现在地主之土地，如果不收归国家，而移转佃农手中，并允许私人集资开设银行，开设使用机器之工厂公司，抑或经营国际贸易，即是发生流弊之根源，负有改革之责者，幸思之！思之！又深思之！
孔子倡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从小康做起走，孔子死后，两千余年，大同尚未出现，其学说之价值，不唯不灭，反益觉其伟大，何也？悬出一个目标，使人望之而走，数千年俱走不到，数千年后之人，俱有路可走。不似达尔文、尼采和斯密士诸人，所创学说，行之数十年，或百余年，即处处碰壁，无路可走，只好彼此打战，规划国家大计，犹如修一大房子，须先把全部式样绘出，按照修之，即说财力不够，可先修某部分，次修某部分，最终就成一个很好的房子。
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天生万物，除了水平面以外，莫有一物是平的。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果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主权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中立足点平等，不是从上面压下去，成为平头的平等。我们把此种原则，适用到经济方面，不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使国中贫富相等，而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使各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之不同，所得之报酬即不同，或富或贫，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向上心，而国家可日益进步。犹之水然，地势高下不平，就滔滔汩汩，奔趋于海，一若平而不流，即成死水。
斯密士倡营业自由之说，认为人人皆有自私之心，利用此种自私心，就可把世间利源，尽量开发出来，其说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创始者，如圣西门诸人，皆谓人有同情心，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而社会主义之发生，根本源于性善说，故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冲突，不外性善说，和性恶说之冲突。我们知道：“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即是会善恶而为一。所以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即应将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合而一之，才合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
（乙）关于政治方面：我国辛亥革命而后，改为民主共和国，意欲取法欧美，这是一种错误。我们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专制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每人各执一块，我们只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就是了。
我国从前的皇帝，要想兴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张，提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议决了，就通饬各省，转饬各县，以及乡村照办，其办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国，以乡村议会，为人民的军机处，乡村议员，为人民的军机大臣，川省有场而无村，人民对于国家想兴革一事，即提交场议会，经场议员议决了，即提交区议会，由是而县议会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了，即施行，其办法是由下而上，与君主专制国，恰成一反对形式。
君主专制时代，军机大臣议决之案，须奏请皇帝批准，方能施行。民主共和时代，国会议决之案，须经全体人民投票认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国会议决之，大点的事，由各省议会议决行之，再大的事，由各县议会议决行之，顶大的事，才由全体人民投票公决。最困难的，是如何才能使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投票，直接发表意见，不致为人操纵舞弊，这就大费研究，而办法就不得不麻烦了，然而我们要想直接行使民权，这种麻烦，是无法避免的。
第一要紧的，是整顿户籍，每县分若干场，场之下分若干保，每保分若干甲，每甲辖十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权，一生下地，而取得此权，投票时，以家长为代表，某甲家有十人，某甲一票即算十票，某乙家有八人，某乙一票，即算八票。用联二票，记名投票，甲长亲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十票可决，某乙家八票否决……榜末合计，本甲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千票，投票之家，持存根前往查对无误后，甲长送之保长，保长又列榜宣示，第一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第二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榜末合计，本保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将榜送之区长，由是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最终以多数决定。此就关于全国之大事言之，关于省县市之事，仿此办理。
我国人民，对于国事，向不过问，要他裁决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解的。所以必须训政，训之者何人呢？在他省为乡村议员，在吾川则为场议员，场议员，一方面为军机大臣，一方面又为太师、太傅、太保。凡是场议员，其知识当然比农民为高，对于国事能明了，每当裁决大政时，就自场议员公开讲演，使众人了解真相，应投可决票，或否决票，由各人自行判断，归家书票，等候甲长来取。以川省习惯言之，每三天赶场一次，乡村农民，无事都要赶场，场上发生一事，顷刻传遍全场，有未赶场者，亦可转相告语。所以施行此种办法，在川省尚无何种困难。议会设立在场上，人民有议案，直接向之提出，有不了解之事，可向议员请问，于人民很便利。以上系人民行使创制权，否决权之实施办法。
选举大总统，由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选举，投票时，也以家长为代表，每票举三人，如投票人意中，认为可当大总统者只有一人，或二人，则票上只写一人，或二人，例如某甲上写赵一等三人，某甲家有十口，则赵一等，即为各得十票，某乙票上，写钱二等二人，某乙家有八口，则钱二等即为各得八票，用联二票，甲长亲到各家将票收齐后，即列榜书明：某甲家举赵一等三人，某乙家举钱二等二人……榜末合计，赵一共若干票，钱二共得若干票……各家持存根，查对无误后，由甲长将榜送之保长。保长又列榜宣示：第一甲，赵一得若干票，钱二得若干票……第二甲，孙三得若干票，李四得若干票……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由保而区，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以最多数之一人为大总统，次多数之二人为副总统，大总统任期四年，如中途病故，或经全国人民总投票撤职，即以副总统代理，以凑满四年为止。第一任大总统于某年某月某日就职，以后每满四年，于该月该日，新任大总统，必须就职，旧任大总统，得票最多数，可以连任。
人民欲弹劾大总统者，向场议会提出弹劾案，经场议员议决，以全场名义向区议会提出，区议会议定，以全区名义，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弹劾案成立，送交大总统，令其自行答辩，由国会将弹劾案，及答辩书，加具按语，刊印成册，发布全国，由人民裁决之。对于大总统，或留任，或免职，仍总投票，层层发榜，取决于多数。省长、县长，以至保长、甲长、人民行使选举权、罢免权，亦参酌此法办理。
大总统违法，经人民总投票，正式免职后，可以交付审判，处监禁，处枪毙，都是可以的。独是未经正式免职以前，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之命令，任何人都要绝对服从，有敢违反者，大总统得依法制裁之。
凡办事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我们一眼看定大同世界，而下手则从一村一场办起走，我国人民，向来不问政治，然而也有办法。我们规定，中央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区之下设场银行，人民有钱者，应存之本场银行，又规定，人民的土地，第一步收归各场公有，欲使用土地者，向本场场长投佃。如此则人民因其有切身关系，自不得不起而过问了。场银行行长，由政府委任，副行长和场长，由人民投票选充，不称职者，投票撤换，则选举权，罢免权，人民自能行使了。银行办法大纲，和收买土地，承佃土地办法大纲，由政府规定，其细则由人民共同规定，有不合处，共同修改，则创制权，否决权，人民自能行使了。人民行使四权，以本场为见习之地。有旧式县长，监督其上，自不至发生流弊，即生流弊，亦易救正。
每年应纳租税，总数若干，责成场长缴纳，其整理土地，所得盈余，归各场公用。各场办好了，联而为区，土地收归全区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区公用，区银行副行长，和区长，由全区人民公举，再进则联而为县，土地归全县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县公用，县银行副行长，和县长，由全县人民公举。由是而省，而全国，及至土地收归全国公有，大总统由全国人民公举，则中华民国之宪法，即告完成。倘能再进而将土地，收归世界公有，全世界之大总统，由全世界人民公举，则世界大同矣。
银行、工厂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尚属容易，唯乡土地，纠葛万端，故第一步，当收归各村各场公有，本地人熟悉情形，容易处理，政府握定大纲，自会厘然就绪，只要各村各场办好，则基础稳固，以下自迎刃而解。
民主共和国，以取法君主专制国为原则，君主时代，知县有司法权，我们即当以司法权畀之县长，县长延请精通法律的人，为司法官，司法官对县长负责，县长对人民负责，审判不公，人民弹劾县长，撤换县长就是了。昔日衙门黑暗，人所尽知，今之司法机关，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见，而法庭调查之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当以调查和调解之责，加之场长和区长，人民有争执事件，诉诸场长，场长调查明白，予以调解，如不服诉诸区长，场长应将调查所得，及调解经过情形，备文送之区，再调查，再调解，如不服，诉诸县长，区长备文送之县，如仍不服，诉诸省，诉诸中央。场长区长，可依本地习惯法处理，县以上，则以国家法律解决之。
人民对于任何机关，如有疑点，都可自请往查，假如：某甲对于国际贸易局，或中央银行，疑其有弊，即可向本场议会提议，该局或该行，有某点可疑，我要亲往彻查，场议会询明议决，即向区议会提议，本场拟派某甲往查某事，区议会开会议决，即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国会开会议决后，即行知该局或该行，听候彻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弹劾案。如无弊，即中央报纸声明，我所疑者某点，今日查明无弊，倘不提弹劾案，又不声明无弊，则某甲应受处分。倘某甲声明无弊，嗣经某乙查出有弊，则某甲亦应受处分，其他省县市所辖机关及工厂等，仿此行之。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美国制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之冲突，仍是性善性恶问题之冲突。我们既知人性是浑然的，无善无恶，所以我们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一之，上述的办法，如能一一办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俨然专制国的皇帝，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去留之权，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合而为一。
中山先生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中山先生把物理学的原理运用到政治上，是一种新发明。物理上，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互相为用，故政治上，也是放任与干涉二者互相为用。从前欧洲国家，对于工商业行干涉主义，以致百业凋敝，斯密士起而著《原富》一书，力持放任主义，欧人行其说，骤致富强，无如放任大过，酿成资本家之专横，社会上扰攘不安。我们运用中山先生两力平衡之理，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一律收归国有，强制行之，此所谓专制也。私人生活，与夫劳心劳力之营业，一切放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此所谓自由也。两力平衡，自然安定。
黄老是放任主义，申韩是干涉主义，二者皆是医国良药，用之得当，立可起死回生，嬴秦苛虐，民不聊生，汉承其后，治之以黄老，刘璋暗弱，刑政废弛，孔明承其后，治之以申韩，因病下药，皆生了大效。我国今日，病情复杂，嬴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刘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险诈，道德沦亡。应当黄老、申韩、孔孟三者同时并进。以申韩之法，治贪官污吏、悍将骄兵、奸商贵族。以黄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风俗，孔孟之书，更不可少。果如此，则中国之病，自霍然而愈。
（丙）关于国际方面：现在的五洲万国，是我国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古之春秋战国，是今之五洲万国的缩影。我辈欲推测将来国际上如何演变，当先研究春秋战国如何演变，果想解决现在国际的纠纷，当先研究春秋战国之纠纷，是如何解决。
世界是以螺旋式进化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三千国，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春秋时二百四十国，战国时七国，到秦始皇时，天下就一统了。历时越久，国数越少，国之面积越大，这即是螺旋式进化。“竖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竖的方面者，时间也，横的方面者，空间也，照这样趋势看去，现在的五洲万国，势必混合为一而后止，所异者，古时是君主时代，嬴秦混合为一，是一个人做皇帝，将来五洲万国，混合为一，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做皇帝，而为大同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