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世界大戰，一般人很抱悲觀，殊不知：這正是世界大同之預兆。如：數個泥丸，放在盤中，不相接觸，永久是個個獨立。我們取而擠之捏之，就成為一個大泥丸。戰國七雄，競爭劇烈，此擠之捏之也，跟著嬴秦之統一出現，今之五洲萬國，競爭劇烈，亦所謂擠之捏之也。我們看清此種趨勢，順而應之，才不至為螺旋進化中之犧牲品。
將來地球這個東西，一定是收歸全人類公有的，一定是全球十八萬萬人共同做皇帝的。我們順應此種趨勢，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走去。土地一層，始而收歸一場一區公有，繼而收歸一縣一省公有，終而收歸全國公有。對於政治一層，所有創製、複決、選舉、罷免四權，始而行使於本場本區，繼而行之於本縣本省，終而行使於中央，公舉一個大總統。我國的憲政，即算完成。我們辦到這步，再看國際十八萬萬人，公舉一個大總統，世界就大同了。世界趨勢，顯然如此，彼希特勒也，墨索裏尼也，日本軍閥也，不過曇花一現，終為螺旋進化中之犧牲品而已，猶江河之奔流入海，而欲以人力障塞之，無非多殺人畜，多毀田廬禾稼，而其奔流入海，則依然如故也。
我們把國際趨勢看清楚了，再檢查世界上產生的各種主義，何者與這種趨勢適合，何者不適合，茲討論如下。
世界文化，分三大區，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國。印度地偏熱帶，西洋地偏寒帶，中國則介居溫帶，三方氣候不同，民族性不同，因而產出之主義，亦遂不同。溫帶折中寒熱二帶之偏，故中國主義，能夠折中西洋主義和印度主義之偏。
寒帶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時時思征服自然，因而產出侵略主義；熱帶天然物豐富，生活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產出不抵抗主義。請問：我國產出的，是何種主義，要答複這個問題，當先研究我國對於自然，是何種態度？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所謂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對於自然，不征服之而輔相之，不放任之而製裁之，因而產生之主義，由孔老以至孫中山先生，蓋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也。此由中國古人，生居溫帶，仰觀俯察，創出學說，適應環境，不知不覺，遂有以折中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亦有生居溫帶者，而不能發生同樣之主義，則由其人缺乏仰觀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之主義為主義也。
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是抵抗而不侵略，盡人皆知，老子言無為，孔子言仁義，當然不侵略，而兩家之書，皆屢屢言兵。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孔子曰：“我戰則克。”所謂克也，勝也，皆抵抗之謂也。
戰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之言曰：“智之所貴，存我為貴。”此抵抗之說也：又曰：“力之所賤，侵物為賤。”此不侵略之說也。墨子非攻，當然不侵略，同時墨子善守，公輸九攻之，墨子九禦之，公輸之攻已究，墨子之守有餘，則又富於抵抗力。二人的主張，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過宣傳主義時，楊子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愛，偏重在不侵略罷了。戰國紛亂情形，與現在絕似，其時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一般學者研究，覺得舍了楊朱主張，別無辦法。所以“天下之言，不歸楊，歸墨。”我們處在現在這個時局，也覺得舍了楊墨主張，別無辦法。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而孔子則曰：“我戰則克”。正是所謂善戰者，這兩說豈不衝突嗎？隻要知道中國主義，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衝突了。孔子嚐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他說“我戰則克”，是就抵抗方麵言之。孟子把那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極點，他說“善戰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麵言之。拿現在的話來說，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等於說：“日本軍閥，一律該槍斃。”孔子曰“我戰則克”，等於說“抗戰必勝”。
中國崇奉儒教，儒教創始者為孔子，發揮光大之者為朱子，孔子學術，本與管仲不同，因其能尊周攘夷，遂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稱之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推崇備至，何也？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禍，隆興元年，朱子初見孝宗，即言：“金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當立即斷絕和議”。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國主義，是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養成一種民族性，所以中國人任便發出的議論，無不合乎此種主義。例如：秦皇漢武開邊，曆史家群焉非之，為其侵略也，漢棄珠崖，論者無不稱其合王道，為其不侵略也；秦檜議和，成為千古罪人，為其不抵抗也；嶽飛受萬人崇拜，為其能抵抗也。唐人詩雲“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直不啻為墨索裏尼之遠征阿比西尼寫照；又雲“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猶未已”，更不啻為希特勒之侵奪四鄰寫照；至雲“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儼然是痛罵日本少壯軍人。此皆我國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現，及至受人侵略，則又變成力主用武，南宋有金人之禍，陸放翁遊諸葛武侯讀書台詩雲：“出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俗儒寧辨此，高堂當日讀何書。”直是斥南宋諸儒，隻講理學，不謀恢複。臨死示兒雲：“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中國詩人，這類作品很多，我們要想考察民族性，要從哲學家、教育家的學說和文人學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來，至於政治舞台的人，時或發生變例，秦皇漢武之侵略，秦檜之不抵抗，皆變例也。
西洋人性剛，印度人性柔，中國古人將剛柔二字處置得恰好，《易經》一書，以內剛外柔為美德，泰卦內陽而外陰，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謙卦山在地下。既濟水在火上，無一非內剛外柔之表現。孔老為中國兩大教主，老子被褐懷玉，孔子衣錦尚綱，皆深合易旨。老子和光同塵，而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孔於恂恂如也，而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此皆外柔內剛之精神也。我國受此種教育數千年，養成一種民族性，故中國人態度溫和，謙讓有禮，此外柔之表現也。一旦義之所在，奮不顧身，此內剛之表現也。惟其外柔也，故“九一八”以來節節退讓，若無抵抗能力，惟其內剛也，故盧溝橋事變而後，全國抗戰，再接再厲，為世界各國所震驚。我國民族性，既已如此，所以醜胡也，遼金也，蒙古也，滿清也，雖肆其暴力，侵入我國，終而無一不被驅出，故我國對日抗戰，其必勝蓋決然無疑者。
西人倡天演競爭之說，知有己不知有人，蓋純乎利己主義也。印度教徒，舍身救世，知有人不知有己，蓋純乎利人主義也。中國主義則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蓋人己兩利也。印度學者，開口即說恒河沙數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國因以滅亡。西洋人又患目光太小，講個人主義者，看不見國家和社會，於是乎個人也，國家也，社會也，成為互不相容之三個物體，因而生出種種糾紛。中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個人也，國家也，社會也，成為一個渾然之物體。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這種主義，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實行其主義，而至於亡國，西洋實行其主義，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事實之昭著，既已如此，而今隻有返求之中國主義，中國主義者，大同主義也。我們應將這種主義，在國際上盡量宣傳，使世界各國，一齊走人中國主義，才可以樹大同之基礎，而謀永久之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純是“武力戰爭”。而我國則發明有一種最高等戰術，曰：“心理戰爭”。三國時，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這是“心理戰爭”學說之起點，而其原理，是自戰國時已發明了。《孟子》一書，純是講“心理戰爭”。其言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如此之語，不一而足，皆心理戰爭之說也。曰：“可使製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以秦楚之甲堅兵利，而曰製梃可撻，豈非怪話？而孟子深信不疑，決然言之，果也，孟子死後，不及百年，陳涉吳廣，揭竿而起，立把強秦推倒，孟子的說法，居然實現，嬴秦之兵力，推滅六國而有餘，陳涉等烏合之眾，振臂一呼，而一統之江山，遂土崩瓦解，不敗於武力，而敗於心理，孟子有知，當亦掀髯大笑。
春秋時，兵爭不已，遂產出孫子的“兵戰哲學”。戰國七雄，運用孫子學說，登峰造極，鬥力鬥智，二者俱窮，於是又產出孟子的“心戰哲學”。惜乎，當時無人用之，現今的形勢，絕像戰國七雄時代，我們正該運用“心戰”之說。問：如何運用？曰：隻需把中國主義發揚出來就是了。暴秦亡國條件，德意日三國，是具備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們本國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主義，一發揚出來，一定傾心悅服，就成了“心戰”妙用。
我國業已全麵抗戰，應當於“武力戰爭”之外，再發動一個“心理戰爭”。在國際上，成立一個“中國主義研究會”，請世界學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軍。敵人“攻城”，我們“攻心”，全世界傾心此種主義，是對於敵人取大包圍，敵人國內之人民，傾心此種主義，是為內部潰變。日本軍閥，自然倒斃，希特勒和墨索裏尼，也自然倒斃。
凡是一種大戰爭，必有一定的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洋主義和西洋主義決勝負，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應該把它變成中國主義和西洋主義決勝負。隻要中國主義一戰勝，世界大同之基礎，就算確定了。十九世紀上半世紀，是西洋主義盛行時代，下半世紀以後，是中國主義昌明時代，就進化趨勢觀之，蓋決然無疑者。
現在五洲萬國，紛紛大亂，一般人都說：“非世界統一，不能太平”。戰國情形，也是如此。戰國時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即是說：“要統一才能安定”。但統一之方式有二。梁襄王問孟子：“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一之”。這就是“非武力的統一”。主張“武力統一”者，是用一個“殺”字來統一，說道：“你不服從我，我要殺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從，故“殺”字能統一。主張“非武力的統一”者，是用一個“生”字來統一，說道：“你信從我的主張，你就有生路。”人人貪生，自然信從，故“生”字也能統一。人之天性，喜生而惡殺，主張“殺”字統一者，人人厭棄，主張“生”字統一者，人人歡迎，孟子學說，惜乎無人用之。後來嬴秦統一，是用“殺”字統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者德意日三國，正循著亡秦途徑走去，我們正好運用“生”字統一之學理，乘其弱點而推陷之，兵戰心戰同時並進，德意日三國，不敗何待？
中西主義，極端相反，西洋方麵，達爾文之弱肉強食，尼采之超人主義，與夫近今的法西斯主義等，都是建築在“殺”字上麵，中國方麵，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楊朱為我，墨翟兼愛等等，都是建築在“生”字上麵。我們讀達爾文、尼采諸人之書，滿腔是殺機，讀孔孟老莊和宋明諸儒之書，滿腔是生趣。醫生用藥，相反才能相勝，方今西洋主義盛行，無處不是殺機，應當用中國主義救療之，以一個生字，統一世界。
西人對社會，對國家，以“我”字為起點，即是以“身”字為起點，中國儒家，講治國平天下，從正心誠意做起，即是以“心”字為起點，雙方都注重把起點培養好，所以西人一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從事運動，把身體培養好，中國儒者，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讀書窮理，把心地培養好，西洋人著書做事，注重“於身有益”四字，中國人著書做事，注重“問心有愧”四字，達爾文講競爭，倡言“弱肉強食”，尼采講超人主義，倡言：“剿滅弱者，為強者天職”。西人群起信從，為其“於身有益”也，中國絕無此等學說出現，為其“問心無愧”也。西人在物質上求愉快，中國則在精神上求愉快，西人以入劇場跳一場為樂，中國則以讀書為樂，為善為樂，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為樂，故中國文化，洵足救西洋末流之弊。
孔子的學說，“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從身字追進二層，把“意”字尋出，以“誠意”為起點。猶之修房子，把地麵浮泥除去，尋著石底，才從事建築，由是而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造成的社會，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人我之間，無所謂衝突。西人學說，以利己為主，以身字為起點，不尋石底，徑從地間建築，造成的房子，終歸倒塌。所以經濟上造成資本主義，國際上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洋主義，遂告破產。
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孟子複生，亦不能否認，但孟子學說，一達到生存點，即戛然而止，其言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人民到了不饑不寒，即教以禮讓，推行王道。達爾文盛言“優勝劣敗”，超出生存點以上，成為無界域之競爭，其弊至於消滅他人之生存權，以供一己之欲壑。尼采學說，繼之而起，幾不知公理為何物。德國威廉第二和希特勒，從而信之，墨索裏尼和日本少壯軍人，又從而信之。此世界所以紛紛大亂了也。
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由此知：中國主義有兩個原則：（1）人人爭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為限；（2）人人爭優勝，以不違背公理為限。我們把此種主義，發揚出來，全世界恍然覺悟，知道：舍了中國主義，別無出路，此即“攻心”之法也。
中國主義，沉埋已久，應當聚全國學者，盡量開掘之，整理之，去其不合現情者，擷其精華，成為係統，在國際上盡量宣傳。從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為必大大的流血，隻因主義完善，宣傳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此心理戰勝之先例也。
世界紛紛大亂者，病根有三：（甲）經濟方麵。（乙）政治方麵，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互相衝突。（丙）國際方麵，掠奪者和被掠奪者互相衝突。我們一麵抗戰，一麵製定憲法。憲法內容：（甲）經濟方麵，國中的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一律收歸國有，其他經濟上之組織，悉仍其私。（乙）政治方麵，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行使四權，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強健的合力政府，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融合為一。（丙）國際貿易收歸國家經營，人口出口，兩相平衡，入超則為外國掠奪我國，出超則為我國掠奪外國，今定為出入平衡，無掠奪者，亦無被掠奪者，國與國即相安無事。憲法製成，一麵實行，一麵昭示萬國，世界人士正尋不著出路，一旦見中國主義之完善，一定跟著走來，希特勒、墨索裏尼和日本軍閥，三個惡魔，不打自倒，這即是心理之戰勝。
孫中山先生，分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現在國難嚴重，三者當同時並進，對日全麵抗戰，是為軍政。在抗戰期中，製定憲法，從一村一場，實行起走，是為憲政，村議員、場議員負訓練人民之責，是為訓政。一村一場辦好了，擴大為區，再擴大為縣，為省，為國，迨及擴大為國，憲政即算完成，將來如能擴大於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國際戰爭有三種：（1）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2）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戰爭。（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戰爭。上次大戰，屬於第一種，這次大戰，屬於第一種和第二種。另外還有第三種，隱藏著躍躍欲動。若不將這三種問題同時解決，恐怕第二次大戰終了後，跟著又要發生第三次大戰。威爾遜於上次大戰之末，提出“民族自決”之主張。就是預防第二種戰爭，可惜未能實現。巴黎和會特訂一個“勞工規約”，列入和約之第十三章，就是預防第三種戰爭，可惜不徹底。
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列強對弱小民族不平等，資本家對勞工不平等，軍閥對平民不平等。孫中山先生曾說：“我們今日，要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我們本三民主義，製出一部憲法，國與國立於平等地位，而本國的人民，在經濟上，在政治上，立足點也平等，這三種不平等之事，就算打平了。我們把這部憲法宣布出來，即成了我國的“抗戰宣言”，也即是預定的“戰後和約”。倘若世界各國，也走上這條路，國際上三種戰爭之禍根，即徹底拔除。
有了春秋那種形勢，管仲“九合諸侯”的政策，應運而生，有了戰國那種形勢，蘇秦“聯合六國”的政策，又應運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義”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幟，把全國之力線，集中“尊周”之一點，然後向四麵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齊桓公遂獨霸中原。後來晉文稱霸，亦沿襲其策，連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這個政策，直貫穿了春秋全部。
到了戰國，情形變了，周天子紙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說不上，楚在春秋為夷狄之國，此時更不能說“攘夷”的話，於是蘇秦引錐刺股，揣摩期年，從學理上研究出“合縱”之策，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發出六根力線，取縱的方向，向強秦攻打，此種政策，一經告成，秦人不敢出關者十五年。戰國策曰：“當此之時，天下之人，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決於蘇秦之策。”又曰：“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戰國時百家爭鳴，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蘇秦的政策能夠風靡一時，豈是莫得真理嗎？無奈他莫得事業心，當了縱約長，可以驕傲父母妻嫂，就誌得意滿，不複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蘇秦之“合縱”，才生出張儀之“連橫”，連橫成功，而六國遂滅，可以說：蘇秦的政策，貫穿一部戰國策。蘇秦的事，可分兩部分看，自引錐刺股，至當縱約長，是學理上之成功，當縱約長以後，是實行上之失敗。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也說蘇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國之不能實行。三國時，魯肅和孔明主張孫劉聯合，原是抄寫蘇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聽說孫權把荊州借與劉備，二人實行聯合了，正在寫字，手中之筆都嚇落了，這個政策之厲害，可想而知。
現在五洲萬國，是春秋戰國的放大形，故威爾遜的“國際聯盟”也就應運而生。他是老教授出身，也是學理上成功，實行上失敗，他的“十四條原則”一宣布出來備受世界歡迎，絕像蘇秦之受歡迎一般。無奈他在巴黎和會欠了外交手腕，成立的國際聯盟，反成了分贓的團體。其最大原因，則由於美國之立場根本與弱小民族相反，威爾遜“民族自決”之主張，不能實現，理固然也。我們熟察國際形勢，仍非走管仲、蘇秦和威爾遜這條路線不可，應由我國出來發起“新的國際聯盟”，以弱小民族為主體，進而與強國聯合，把威爾遜的原則修正之、擴大之，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以替代“民族自決”四字，這樣一來，決定成功。何也？我國立場與弱小民族相同故也！有孔老以來，絕好的主義，有漢棄珠崖，這類絕好的事實，為世界各國所深信故也。
世界紛爭之際，必有一個重心，才能穩定，這個重心輪到我國來了。我們於武力戰爭之處，應當（1）在國際上成立一個“中國主義研究會”為宣傳機關。（2）發起“新的國際聯盟”為中國主義實行機關，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把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勞工與平民，一齊喚醒起來，與我們同立在一根戰線上，如此，則我國就為世界重心了。孟子謂：“製梃可撻秦楚。”蓋純乎“心理戰爭”也，我國今日，則“武力戰爭”與“心理戰爭”同時並進，無異於以武力推行中國主義，則戰勝敵人也決然無疑，救世界人類於水火也，亦決然無疑。
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伐狄，伐山戎，是用武力解決，召陵之役，是用政治解決。我們把“新的國際聯盟”組織好，德意日三國，如能信從我們的王道主義，則用政治解決。否則師法蘇秦故智，率全人類向之攻打，暴秦亡國條件，德意日三國，是具備了的，不敗何待？
世界禍機四伏，念之不寒而栗，上次大戰，一告結束，而戰勝國之勞工，反暴動起來，法國首相克利滿梭，綽號“母老虎”，是歐戰中最出力之人，巴黎和會，充當主席，為法國增光不少，反遭國人行刺，幾乎把七十八歲的老命送掉。意大利戰勝歸國之將士，戴起徽章，橫行都市，專製魔王，墨索裏尼，乘機出現。美國人民要暴動，威爾遜調兵彈壓，方才平息。英國的礦工和鐵路工人、船上水手，結成三角同盟，布起陣勢，預備隨時可同政府決戰，害得英國首相路易·喬治，駕著飛機，今日回倫敦彈壓，明日赴巴黎開會，一夕數驚，疲於奔命。其原因，則由於大戰到了第三年，一般勞工都覺悟起來，一方麵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一方麵舉出代表，在中立國交換意見，主張言和，及到戰事終了，勞工覺得白白犧牲，所以處處發生暴動。巴黎和會，正在開會，而各國的勞工，也舉代表，在瑞士國之熊城開會。巴黎和會，見此情形，才訂一個“勞工規約”列入和約，與自己國中之勞工言和。上次大戰，情形如此，此次大戰，可想而知。上次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之主張，巴黎和會，列強食言，弱小民族之心理，則又不言可知。此種禍根，若不徹底拔除，戰爭是永無終止的。要拔除此禍根，舍了中國主義，別無他法，除了中國出來肩此責任，也別無他人。
世界是一天一天進化的，是日向大同方麵趨去的，其所以進化遲滯，大同久未出現者，可用比喻說明之：凡鐵條皆有磁氣，隻因內部分子淩亂，南極北極相消，故磁力發不出來。如用磁石在鐵條上麵引導一下，南北極排順，立即發出磁力，現在全世界分子淩亂極矣，我們用中國主張引導一下，分子立即排順，就可加強進化之速度，而大同可早日出現。
地球為萬寶之庫，我們需要財貨，向之劫取，他是絕不抵抗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乃是一夥劫賊，在主人門外，你剝我的衣服，我搶你的器械，互相廝殺，並不入主人門內一步，地球有知，當亦大笑不止。請問是誰之罪？曰：罪在充當群盜謀主之達爾文和尼采。
凡事以“平”為本。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純是建築在一個“平”字上麵，這個“平”字，是從《大學》上治國平天下那個“平”字生出來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是向人類爭平等，一到“平”字，即戛然而止，轉其目標，向地球劫取實物，所以民生主義，言開墾，言種植，與夫水力發電等等，純是開發地球生產力，故三民主義一書，極合現在國際的趨勢，可說是中國主義之實行計劃，也即是大同世界之指南針。
“新的國際聯盟”者，大同世界之過渡機關也。世界紛紛擾擾，是由地球生產力、機器生產力和人類之腦力體力，不相調協生出來的。我們組織“新的國際聯盟”，把這四種力線，一一排順，曆若幹年，調整完畢，然後破除國界，把土地和機器，一並收歸全人類公有，技師出腦力，工人出體力，把地球蘊藏的寶物取出來，全人類平分，像這樣辦去，即是懸出地球為目的物，合全人類之力向之進攻，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線，人與人戰爭之禍，永遠消除，孔子和孫中山先生所持之大同主義，於是完成。
以上經濟、政治、國際三者，俱以合力主義為本。此外我還寫了兩本書：（1）考試製之商榷；（2）中國學術之趨勢。其大意如下：
我以為國家立法，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把離心力、向心力配置平衡，我國從前考試時代，士子讀書與否，聽其自由，這是一種離心力，考試及格，有種種榮譽和利益，足以動人欣羨，又具有向心力，兩力平衡，故其時，國家並未規定學課，讀書之子，也不須有人監督，他自己會“三更燈火五更雞”的用功。這就像地球繞日，離心向力，二力平衡，不需外力推動，自能回旋不已。則校中學課，嚴密規定，又派教職員嚴密監視，而學子之用功，未見勝過科舉時代，且流弊百出，這就是離心力和向心力配置不平之故，今之一切製度，大都是二力配置不平，故規章愈密，監察愈嚴，而流弊反越多，言之慨然。
照現行學製之規定，欲取得畢業資格者，必須捐棄百事，每日在講堂上坐若幹時，曆若幹年，始取得畢業文憑而去，於是貧家子弟，在所擯棄，富家子弟，因障故而不能每日入校者，亦在所擯棄。國家施行此種製度，四十年矣，冥冥中不知損失若幹人才，我主張把現行學製打破，設一個考試製，把考試標準明白規定，等於懸出一個箭垛，使人向之而射一樣，每屆小學、中學及大學舉行畢業考試時，在校生、私塾生、自修生，一體與試，不問學年，不問年齡，隻問程度，嚴格考試，隻要及格，即給予畢業文憑。並於各地適中場所，設置公共圖書標本室、理化試驗室，延聘導師，常住其中，俾自修生，有所請問。如此辦去，則貧民子弟、工商界學徒、各機關小職員和年長失學之人，隻要自家肯用功，都有取得大學畢業之希望，半工作，半自修，而各人之能力，可盡量發展，國家文化，可日益進步。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各人聰明才力，有天賦之不同，如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現在學校內，把天才生、劣等生混而為一，同樣授課，同時畢業，壓為平頭的平等，這就是違反中山先生戒條，足使國家退化。因此主張：現行學製應徹底改革，統以考試製匯其歸，曾寫了一本《考試製之商榷》。我寫此文，有一段趣事，是被木棒痛打一頓，才寫出來的，不妨把原委寫出來，用博一粲。
我從民國五年起，即當四川省視學（現改名省督學），當局每次召集教育會議，我即把我的主張提為議案，俱未通過。民國十二年，我上一呈文臚陳理由十六項，自請在原籍富順縣試辦，經省長公署核準舉行，十三年，我呈請省署通令全省試辦，各縣遂次第舉行。十四年年假時，敘州聯立中校學生畢業，我往主試，考了幾場，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我拖出寢室，痛打一頓，其時全場靜靜悄悄，學生寂無一語，我也默不一語，唯聞乒乒乓乓之聲，學生臨去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我睡在地下想：“隻要打不死，又來！”跟即請宜賓知事來驗傷，傷單粘卷，木棒啞鈴存案備查。次晨，我電呈上峰，末雲：“自經此次風潮，愈見考試之必要。視學身受重傷，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厲行考試，挽此頹風，生平主張，倘獲見諸實行，身在九泉，亦當引為大幸。（傷單及原電載《四川教育公報》，第一卷，第一期）我稍愈，即裹傷上堂，勒令學生一律就試，不許一個借故不到，場規更加嚴厲，試畢將首要學生送交宜賓知事訊辦，詳情備《載四川教育公報》，茲不具述。事後，我自咎欠了宣傳，特寫一文《考試製之商榷》，呈由四川教育廳，印作單行本，發交各縣研究。”
民國十四年，川省頒布“各級學校學生畢業考試暫行條例”。規定：小學會考，於年暑假舉行，不分學校與私塾，一體與試，中學修業年滿，委員到校主試。其計劃是先開放小學，故先舉行小學會考，俟小學有了成效，再開放中學。二十三年，中央頒行中學會考製，取消小學會考製，成都、華陽……理番、鬆潘等六十一縣教育局長，以“會考製度，行已數年，成效顯著”等語，聯名協請保留此項製度，教育廳據情轉呈教育部，奉指令“姑準試行一年”。二十四年四川省政府谘請教育部。謂：“川省小學會考，有悠久之曆史，卓有成效。”陳列理由五項，請予保留，複文“姑準再辦一年”。二十五年全川各縣，遂一律停止小學會考。
我主張的考試製，有兩種意義：（1）學校內部的學課，太不認真，用考試製以救正之；（2）現行的學製，太把人拘束緊了，用考試製以解放之。現行的會考製，有前一種意義，後一種則無之，二十五年九月，我將所著《考試製之商榷》重行印出，並將我請在富順縣試辦的呈文，請通令各縣試辦的呈文，省公署先後令文，成華等六十一縣教育局長的呈文，暨教育處，省政府和教育部往來公文，附載於後，成為一本，交成渝書店發售，借供教育界人士討論。
現在既厲行會考製，我希望政府頒布一條法令：“舉行會考時，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與考，不問年齡，隻問程度。”隻要有此種法令出現，現行學製，就算徹底改革了。
我寫那篇《考試製之商榷》，注重提倡私塾和自修。現在許多有學問的人，想當校長教員而不可得，遂有百計營謀者，同時有許多學生，求入學校而不可得，每次招考，異常擁擠，錄取者少，擯棄者多，並且招考時，關說之信函，紛來遝至，校長深以為苦。學校是造就人才之地，鬧得來讀書須鑽營，教書須鑽營，不得謂非立法之不善也。從前地方官，對書院山長用聘，待之以師禮，京朝大官回籍者，往往樂就斯席，為地方造人才，蓋師位甚尊故也。今則地方官對校長用令，校長對之用呈，學校變成官廳，教員附庸，師道淩夷，一至於此。尚望國家特許私塾之成立，與正式學校，並行不悖，此亦培養士氣之法也。東主聘我否，我設館有人來學否，一以我之品行學問為準，而風俗可日趨醇厚。
現在全麵抗戰，秀傑之士，或赴前方軍營，或在後方工作，同時添設許多臨時機關，將來戰事終了，機關裁撤，此項人才，消歸何處？上次歐戰終了，意大利戰勝歸來之將士，戴著徽章，莫得麵包吃，處處暴動，墨索裏尼乘機組織棒喝團，因之竊得政權。此可為前車之鑒。此時我們早把學校開放，允許私塾之成立，則戰勝歸來之軍官軍佐和裁撤之人員，政府如不能全行安插，富厚之家，慕其聲望，自必厚具修脯，延請訓課子弟，抑或自行設館授徒，此亦代國家消納人才之一法。蘇東坡有篇論任俠的文字，可為我們這種主張之注腳。一麵可消除隱患，一麵可以培植人才，而款則無須國家添籌。我們何苦而不為？
至於我寫的《中國學術之趨勢》，大旨言：我國學術最發達有兩個時期，第一是周秦諸子，第二是趙宋諸儒，這兩個時期的學術，都有創造性，漢魏以至五代是承襲周秦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襲趙宋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襲漢宋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創造性。
從周秦至今，可劃為三個時期：周秦諸子，為中國學術獨立發達時期，趙宋諸儒，為中國學術和印度學術融合時期。現在已經入第三時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鄰，中國、印度、西洋三方麵學術相推相**，依天然的趨勢看去，此三者又該融合為一，是為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時期。進化是有軌道可循的，知道從前中印兩方學術融合，出以某種方式，即知將來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當出以某種方式。我們用鳥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學術上之大趨勢看出來。
周秦諸子中，當推老子為代表，孔子不足以代表，一部《道德經》，包含世間法和出世法兩部分，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是世間法，孔墨申韓孫吳諸人，是走的這條路。他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複。”是出世法，莊列關尹諸人，是走的這條路。他是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我們提出老子，就可貫通周秦諸子全部學說。
趙宋諸儒中，當推程明道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明道把中國學術和印度學術融合為一，成為所謂宋學，明道死後，才分出程（伊川）朱和陸王兩派，故提出明道，就可貫通全部宋學。明道以釋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走入老子途徑。近人章太炎曰：“大程遠於釋氏，而偏邇於老聃。”故中國學術，徹始徹終，可以老子貫通之。
世人以佛老並稱，則老子學說，又可貫通印度學術。嚴又陵批老子，於第十章曰：“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於三十七章曰：“此旨與盧棱正同。”於四十六章曰：“純是民主主義，讀法儒孟德斯鳩法意一書，有以征吾言之不妄也。”足知老子學說，又可貫通西洋學術，我不是說：我國有了老子，就可不去學西洋學問，我是說：西洋學問與老子相通，我們可以盡量去學。
我們從周秦諸子中，把老子提出來，就可把中西印三方麵學術，溝通為一。有人說：著《道德經》的老子是戰國時人，不是春秋時人，我不管他生在春秋時，生在戰國時，我隻是說：一部《道德經》，可以貫通中西印三方學術。知其可以貫通，才可把世界學說融合為一。
我們主張把力學規律，應用到人事上來，而老子則早已用之，他書中屢以水為喻，水之為物，即是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的。牛頓所說“萬有引力”的現象，老子早已見之，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穀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裂、發、歇、竭、滅、蹶六字，俱是“萬有引力”那個“引”字的反麵字，也即是離心力那個“離”字的代名詞，老子看此等現象，不知其為何物，因以“一”字代之，古代算術，凡遇未知數，皆以“一”字代之，老子言道亦然。其所謂“一”，即牛頓所謂“引力”也。
自然界以同一原則，生人生物，牛頓尋出這個原則，用之物理上，老子尋出這樣原則，用之人事上。西人談力學，談電學，必正負二者對舉，老子言道，常用有無、高下、陰陽、靜躁、貴賤、剛柔等字，也是把相反之二者對舉。牛頓之後，有愛因斯坦，老子之後，有莊子，莊子的學說，含有相對論原理，如“泰山為小，秋毫為大；彭祖為夭，殤子為壽”一類話，都是就空間上，時間上，相對而言之。我們會通觀之，即可把人事與物理，溝通為一。
牛頓發明萬有引力，定出公例，紛繁之物理，厘然就緒，而科學遂大進步。牛頓的原理，老子早已發明，惜乎沉埋已久，我們把他發掘出來，製成公例，紛繁之人事，一定厘然就緒，而文明必大進步。
從前印度學說，傳入我國，我國盡量采用，修正之，發揮之，所有“華嚴宗”、“天台宗”、“淨土宗”等一一中國化，非複印度之舊，故深得一般人歡迎，就中最盛者唯禪宗，而此宗在印度幾等於無。我們此後采用西洋學說，仍用采用印度學說方法，使達爾文、斯密士諸人一一中國化，如用藥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單留有益這一部分。達爾文講進化不錯，錯在倡言弱肉強食，斯密士發達個性不錯，錯在發達個性，而妨害社會，我們去其害存其利就是了。
孔門學說，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從前印度明心見性之說，傳入中國，與固有學說，發生衝突，宋儒就用孔門的誠意正心，與之溝通為一。現在西洋的個人主義、國家主義傳入中國，又與固有學說發生衝突，我們應該用孔門的修齊治平，與之溝通為一，始而溝通，終而融合。如此則學說不至分歧，而人事之紛爭可免。融合之後，再分頭研究，如一株樹然，知道枝葉花果，同在一樹上，即無所謂衝突了。
宇宙事物，原是滋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個，滋生無數個，越滋生，越紛繁。自其相同之點觀之，無在其不同，自其相異之點觀之，無在其不異，古今講學的人，盡管分門別戶，互相排斥，其實越講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學，他們的學說中，摻得有禪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孟子排斥告子，王陽明是孟子信徒，他說：“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語又絕類告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隻要能夠深求，就會同歸於一，猶如山中草草木木一般。從它相異之點看去，草與木不同，同是一木，發生出來的千花萬葉，用顯微鏡看去，無一朵相同之花，無一片相同之葉，可說是不同之極了。我們倘能會觀其通，從它相同之點看去，則花花相同，葉葉相同，花與葉相同，此木與彼木相同，再精而察之，草木禽獸，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就無所謂不同了。世間的學說，由同而異，由異而同，等於同出一源之水，可分為數支，來源不同之水，可匯為一流，千派萬別，無不同歸於海。
中國人研究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古時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好像遠遠望見一山，於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隻是山上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於山之全體，卻不十分了然，中國重在綜合，西洋重在分析，二者融合為一，就可得真理之全了。
現在世界上紛紛擾擾，衝突不已，我們窮源竟委的考察，實由於互相反對的學說生出來的。性善說與性惡說，是互相反對的，個人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學，是互相反對的，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是互相反對的。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流行於同一社會之中，從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為上當然不能一致，衝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隻有一個，猶如大山一般，東西南北看去，形狀不同，遊山者各見山之一部分，所說山之形狀，就各不相同。我們研究事理，如果尋出本源，任是互相反對之說，俱可折中為一。我們可定一原則曰：“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爭辯了數十年，數百年，仍對峙不下，此二說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一定可合而為一。”如性善說與性惡說。
有人說：“人的意誌為物質所支配。”又有人說：“物質為人的意誌所支配。”這兩說是各得真理之一半。譬如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遷移進去，某處作臥房，某處作廚房，某處作會客室，器具如何陳設，字畫如何懸掛，一一審度屋宇之形式而為之，我們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誌受了物質之支配，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們之支配，即是物質受意誌之支配。歐洲機器發明而後，工業大興，人民的生活情形，隨之而變，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誌，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發明家費盡腦力，機器才能出現，工業才能發達，這又是人的意誌支配了物質。這類說法，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一樣的，單看一麵，未嚐說不下去，但必須兩麵合攏來，理論方才圓滿。有物理數學等科，才能產出牛頓，有了牛頓，物理數學等科，又生大變化。有了鹹、同的時局，才造出曾、左諸人，有了曾、左諸人，又造出一個時局。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表麵看去是輾轉相生，其實是前進不已的。後之蛋非前之蛋，後之雞非前之雞，物質支配人的意誌，人的意誌又支配物質，英雄造時勢，時勢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倘於進化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論，任他引出若幹證據，終是一偏之見。我們細加考察，即知雞之外無蛋，蛋之外無雞，心之外無物，物之外無心，雞與蛋可說是一個東西，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原可合而為一。
偽古文尚書上《說命》一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孫中山先生則曰：“知難行易。”一般人都說：兩說是衝突的，其實並不衝突，兩說可相輔而行。傅說的意思，是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你趕快實行好了。”孫中山先生的意思，是說：“知是很難的，行是很容易的，你趕快實行好了。”二者俱是勉人實行，有何衝突？難易二字，本是形容詞，傅說和孫中山先生，站在各人的立場上，因聽話者的情況各有不同，故用這種形容詞，加強其語氣，而歸根於叫人實行。我們明白了傅說和孫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即知兩說可相輔而行。
就實質言之，世間的事，有知難行易的，有知易行難的，例如：發明輪船火車，何等艱難，發明之後，叫技師依樣製造，那就很容易了，是謂知難行易。學製輪船火車的人，在課堂上聽技師講說製造方法，心中很了然，到工場實地去做，那就很難了，是謂知易行難。
傅說說：知易行難，孫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這兩個知字的意義，迥乎不同，傅說的“知”字，是指“聽話了解”而言，孫中山先生的“知”字，是指“發明新理”而言。孫文學說中，所舉飲食、作文、用錢等一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屬乎發明方麵的事。孫中山先生，是革命界先知先覺，他訓誡黨員，儼然是發明家對技師說話。意若曰：“艱難的工作，我已經做了，你們當技師的，依樣製造，是很容易的。”故曰“知難行易”。傅說身居師保，他訓誡武丁，儼然是技師對學徒說話，我們取《尚書》本文讀之，即知傅說對武丁說了許多話，武丁說道：“你的話很好，我很了解。”傅說因警告之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即是說：“課堂上了解不算事，要工場中做得出來才算事。”傅說和孫中山先生，都是按照聽話者之情況而立言，無非趨重實行而已。
發明家把輪船火車發明了，叫技師依樣去做，技師做成之後，又招些學生來學，這原是一貫之事，孫中山先生說的是前半截，傅說說的是後半截，所以說：兩說並不衝突。
我們可以定出一個原則：“凡事與天性習慣違反者，知易行難，與天性習慣不違反者，知難行易。”例如：我們對畫師說：我家有一小孩，形狀如何如何，叫他畫，他畫來總不肖，把小孩牽來與他看，他一畫就神肖，是謂知難行易。因畫師以畫為業，與他的習慣並不違反也，畫師把小孩畫在黑板上，叫素未習畫之人臨摹，看得明明白白，而畫來總不肖，又成了知易行難。因斯人素未習畫，與習慣違反故也。革命誌士，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所苦者，不知采用何種方法，始能成功，是謂知難行易。普通人，你對他講殺身成仁的道理，他也認為是很好的事，對他講進行的方法，他也很了解，但叫他去實行，他就不肯幹，是謂知易行難。何也？殺身成仁之事，與誌士之天性不違反，與普通人之天性則違反也。
據上麵的研究，傅說的說法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原是各明一義。我們當反躬自問，如果自己是技師，是革命誌士，就誦孫中山先生之語以自警；如果是學徒，是普通人，就誦傅說之語以自警。
再者：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說“即知即行”。孫中山先生則主張“知行分工”。說：“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這兩說表麵是衝突的，其實也是並行不悖。以作戰言之，主帥把作戰計劃決定了，立即發布命令，指揮將士進攻，是為“即知即行”。主帥不必親臨戰場，是為“知者不必自行”。戰場上的將士，未必了解主帥的計劃，是為“行者不必自知”。這也是一貫的事。王陽明說“知行合一”，是就主帥本身言之。孫中山先生說“知行分工”，是就指揮將士言之，如果本身都要分工，那麽，孫中山先生著了一部《三民主義》和《孫文學說》，就可閉門高臥了，而他十次失敗，十次起事，可知他本身是實行“知行合一”的，不過訓誡黨員的時候，是主帥對將士說話，才有“知行分工”的說法，全軍之中，隻有主帥一人才能這樣說。其他將士奉命作戰，“即知即行”。如果也說“知行分工，知者不必自行”，那就誤事不小了。我們這樣的研究，即知王陽明的說法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原是各明一義，我們在某種情況之下，適用某種說法即是了。
一部《孫文學說》，全為黨員怠於工作而作。所有“知難行易”和“知行分工”之說，都是按照當日情事，為黨員痛下砭針，有了這種病，才下這種藥，至於傅說和王陽明所說的，其病情又自不同，我們識得立言本旨，才不至自誤誤人，凡讀古人書，俱當如是。
我們又可定一原則曰：“關於人事上之處理，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一定是一主性善說，一主性惡說”。孟子主張仁義化民，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韓非主張法律繩人，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個人主義經濟學，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社會主義經濟學，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獨裁主義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民主主義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達爾文之互競主義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克魯泡特金之互助主義是以性善說為立足地。因為人性之觀察不同，創出之學說遂不同。我們欲解除世界之糾紛，當先解除學說之糾紛，欲解除學說之糾紛，當先從研究人性入手。
人性本來是渾然的，無所謂善，無所謂惡。也即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孟子出來，於整個人性中，截半麵以立論，曰性善，在當時是一種新奇學說，於學術界，遂獨樹一幟，但是遺下了半麵。荀子出來，把這半麵提出來，曰性惡，也是一種新奇學說，於學術界，又獨樹一幟，成為對峙之派，此二派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何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孟子之性善說，已經偏了，王陽明致良知之說，則更偏，學術界通例，其說愈偏者愈新奇，愈受人歡迎，所以王陽明之說，一倡出來，風行一世。荀子之性惡說，已經偏，我的厚黑學則更偏，陽明向東偏，我向西偏，其偏之程度恰相等，所以“厚黑學”三字，遂洋溢乎四川。後來我著《心理與力學》，說“人性無善無惡”。陽明晚年，也說“無善無惡心之體”。譬之攻城，陽明從東門攻入，我從西門攻入，入了城中，所見景物，彼此都是一樣，陽明講致良知，說得頭頭是道，我講厚黑學，也說得頭頭是道，其實皆一偏之見也。
我研究人性，由《厚黑學》而生出一條臆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由此臆說，生出“合力主義”。本此主義，而談經濟，談政治，談國際，談考試，談學術趨勢，與其他種種，我的思想，始終是一貫。所謂厚黑學者，特思想之過程耳，理論甚為粗淺，而一般人乃注意及之，或稱許，或詆斥，嘖嘖眾口，其他作品，則不甚注意，白居易雲“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我也有同樣的感慨，故把我思想之統係寫出，借釋眾人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