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7月14日晚上八點,我和大象來到沈天漢家中,為一個已經死亡的犯罪嫌疑人牧野慶祝生日,但此時的目標卻是另一個犯罪嫌疑人沈天漢。跟大象在一起,總是充滿驚喜。
大象在門廳蹲身脫鞋,沈天漢的鞋帶已經重新綁好——果真是先係左扣。
進客廳,看到四位青年,是牧野的高中同學。
“為大家介紹一下,這是牧野工作上的夥伴,吳行和阿雷,他們特地從外地趕過來的。”大象囑咐沈天漢,此次過來與工作無關,不想影響聚會氣氛,希望隱去自己的身份。
坐定,大家閑聊牧野,因為他的死,話題不可避免走向沉重。我吃完一塊蛋糕,受不了尷尬,鼓動大家說說牧野好玩的事,才慢慢將氣氛帶起來。
大象在一旁隻聽,神情並不專注,有人問到他對牧野的評價,他想了一會兒說,“曾經追過他,沒追上,跑得很快。”大家也漸漸不跟他交流了。
聊著聊著,有人聊到了牧野的生日,“牧野曾經說過他本來的生日是鬼節,後來沈叔把生日提前了一天,我當時想,沈叔還挺任性的,居然可以這麽做。”
“不是。”沈天漢笑著解釋,“改生日也是要有理有據的,你們不知道夏令時吧?”
“這是外國特有的時間製度吧。”大象冷不丁搭話。
“中國也曾經短暫施行過,後來效果不佳,1992年悄悄廢止了。”沈天漢說道,“夏季白晝長,國家為了節約電資源,呼籲人民早睡早起,1986年5月4日在全國施行夏令時,淩晨兩點,統一將時間加快一個小時,也就是在淩晨零點五十九分時,直接將時間調到兩點,到9月又調回來一小時。在夏令時出生的人,出生時間自然要減去一個小時。
“牧野1986年夏季出生,當時中國正好施行第一年夏令時,他的出生時間是7月15日零點20分,減掉一小時,就退到14日了。主要因為7月15日兆頭不好,後來我就跟他說,你的真正出生日期是7月14日,他也就默認了。”
“這個曆史很少人提及過。”在聚會的尾聲,大象突然來了精神。
“就是個試驗,時間也短,中國麵積這麽大,單靠廣播執行麻煩,我記得當時報時會報一次北京時間一次夏令時間,其實也就一些國企單位會統一調時間,那個年代的人沒有印象很正常。”
“夏令時持續的時間呢?”大象好奇。
“記不太清了。”沈天漢略一思索,“印象是每年4月中旬的第一個星期日的淩晨兩點開始,9月中旬第一個星期日的淩晨兩點結束。”
大象聽完,啟開一瓶可樂,開始喝。我推推他,問,“沒問題吧?”
“解開了。”大象微笑,低聲跟我說,“中國的夏令時。”
1987年9月中旬的第一個星期日,就是9月13日。劉佑在這天死亡是有原因的,這一天的淩晨兩點,是夏令時的結束點。假如穿越到那天那刻,守著廣播,在淩晨一點五十九分五十九秒的下一刻,就會聽到一聲播報:北京時間淩晨一點整,夏令時結束。
利用當時大家並不適應的夏令時間,沈天漢製造了一場掩人耳目的不在場證明。
首先,在9月12日晚,他在王府井參加了同學聚會,零點左右騎自行車獨自離開,用了一小時到了位於知春路的劉佑家,這時是夏令時間9月13日的淩晨一點。在這之前,沈天漢很可能潛入房間多次,摸透房間布局。他知道劉佑這個時候仍然在書房寫學術報告,他靜等在劉佑的臥室,不久,劉佑進入臥室,被沈天漢提前準備的繩套套住脖頸,向上勒死,再將現場偽裝成上吊自殺。之後將沈天漢的手表、眼鏡和假牙摘下,給刑偵人員加強劉佑做好自殺前準備的假象。之後他騎自行車快速回到了王府井,此時夏令時間是兩點四十分左右,但由於夏令時正好結束,時間被撥慢一小時,他回到王府井,顯示的是北京時間一點四十分。
“這也是沈天漢為什麽又要在王府井大街出場的原因,因為那裏有個鍾表大樓,又有很多流浪漢見證,他在那裏鬧酒瘋,大家將樓麵的大鍾時間和他的行為聯係起來,成為他事後不在場的確鑿證明。”大象跟我分析道,“這也說明了,為什麽沈天漢在聚會上對夏令時記憶深刻的原因,他可是利用夏令時殺過人的人。”
“夏令時不是全國通行嗎?為什麽沒人發現這個疑點呢?”我問。
“第一,因為1987年是中國施行夏令時的第二年,又於1992年廢止,不夠深入人心。第二,當時的局勢還是以農業為主,農民並不歡迎也不適應這個強行改變他們作息的外國製度,除了國家單位,大部分人並不遵行,但北京大學是以夏令時來製定課程表的,聚會的同學默認夏令時間,為沈天漢作證時,自然以夏令時為準。第三,發現劉佑死亡時,已經恢複正常時間,辦案警察當然以北京時間作為刻度,而事後屍檢的死亡時間,也是根據北京時間來做推算。”
大象說,“夏令時間和北京時間的疊合,足足給沈天漢多出了一個小時時間,實施犯罪綽綽有餘。”
“就算真是沈天漢所為,事情過去這麽多年,劉佑屍體早已火化,哪怕現場還遺留線索,現在也早已消失了吧。”我承認大象的推理滴水不漏,但大象不可能用推理來讓已經51歲的沈天漢認罪。
“隻能寄希望於劉佑的女兒劉珍,”大象說,“因為劉珍一直認定父親被人謀殺,一日沒有找到凶手,那些證物就還保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