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感謝李（濟之）先生把今天就職典禮的儀式簡單化，更感謝政府允許我不須經過正式的就職典禮，隻作幾分鍾的講話，代表了我正式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職務。
“中央研究院”有三十年的曆史，這三十年的曆史，可以說是我的老朋友們的心血造成的。創辦本院的第一任院長是我們的校長蔡孑民先生，輔助他的是楊杏佛先生。蔡先生逝世後，繼任的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朱騮先先生。在楊杏佛先生之後，擔任本院總幹事的有丁文江先生、薩本棟先生、周鴻經先生等。他們把一生最重要的時期，——把全部的精力貢獻給“中央研究院”，甚至犧牲性命。
朱先生更苦心維持了“中央研究院”十八年。我對“中央研究院”有親切的關係，不僅我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通訊研究員，也因為“中央研究院”是我許多朋友的心血結晶。
去年十一月，朱先生以健康關係辭職，“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選了三個院長候選人，呈請“總統”核定。“總統”沒有征詢我的同意，便任命我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當時我患肺炎，發高燒到［華氏］一百零三度半。十一月三日（紐約時間），我病剛好了一星期，得到這個消息，即向政府懇辭，極力推薦李濟之先生擔任。李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有多年的曆史關係，比我年輕，年富力強，在學術上也有貢獻。李先生一再謙讓；政府也沒有體恤我在病中，要我把病養好了回來。朱先生又寫了緊急信給我，說院長沒有人接替，院士會議不能再耽擱了，——這是選舉四十六年［度］的［新］院士十五人，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增加生力軍。這個會議的召開，必須有人主持。我乃請政府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長，替本院負責作重要的決定，讓我可以安心養病，等病好了一定回來。政府采納了我的建議，在去年十二月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長。李先生今年一月十一日就職。就職之前，李先生電話問我：“什麽時候可以回來？”我說：“病好了一定回來。”李先生又問：“陽曆四月是不是可以回來？”我說：“可以回來。”因此，也就決定了召開院士會議的日期。院士會議的籌備工作，早就辦好了的，為了院長的接替而耽誤到今天。
我這次回來，我的兩位醫生是不答應的，我不聽勸告而回來了。我就是沒有政府的任命，因為許多老朋友把一生幾十年最寶貴的光陰貢獻給了“中央研究院”，甚至把性命也送在這裏，我對“中央研究院”也不能完全推卸責任。今天我要藉這個機會謝謝朱先生、李先生。以後希望在朱先生、李先生指導之下，在許多同人幫助之下，盡我的力量使“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有所成就。
我已經六十七歲了，照西洋的看法已過了六十六歲。學術界有個普遍的規矩，年滿六十五歲的學者退休之後，可以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把研究工作讓生力軍補上。我已過了退休年齡一年有半，應該退休，享受我退休的權利，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著書，寫文章。但在這個時候，“國家”艱難，而時代已進入原子能科學時代，“國家’需要科學，“國家”需要學術基礎，而我們應為“國家”建立學術科學研究的基礎，何況我們對“中央研究院”三十年來都有密切的關係。希望各研究所所長，各位研究院同人同我一致向這個目標前進。
我的病還沒有好，一兩個月後還須出國治療，還有我在國外八個年頭的“爛攤子”，也要收拾收拾，那時還要請李先生替我負責幾個月，等我病好，便把家眷接回來，把破書搬回來。在這一兩個月中，我很希望和朱先生、李先生以及各所同人談談在新時代新需要的狀況下，“中央研究院”有些什麽可以幫“國家”的忙？在發展科學研究、建立學術基礎方麵，我們能替“國家”擔任些什麽？四年前的三月間，我曾來南港看過，——是坐手推的“台車”，撐著雨傘。那時“中央研究院”的地基才建好，路也沒有，真是篳路藍縷。四年後的今天，已是全部建設完成。大家可以安心的做研究工作，我覺得很高興。這足以代表“中央研究院”進步的新氣象，也代表了中國學術界的努力。
慶祝我六十五歲的論文集，我今天是第二次得到了這本書。我六十五歲生日時，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書，趙元任先生等贈送過我這樣的一本書，不過那是象征性的，內容是空白。
謝謝各位同人。
【注釋】
[1] 致詞日期為1958年4月10日。收入1998年11月北京大學出版社《胡適文集》第12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