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上最負盛名的一位女子是李清照。公元1081年她出生於濟寧，是學者趙明誠的妻子，死於公元1140年。她的父母都是著名文人。她自幼在這種儒雅高尚的書香環境中成長，擅長寫散文和詩，特別引人矚目的是她的詞——用當時流行的曲調填寫的歌詞，不過她對當時大量的詩歌的評論是非常嚴格的。她自己寫的詩歌隻有很少數保存下來，得到與她同時代人的高度讚揚。最負盛名的詞人辛稼軒曾公開承認說他的詞有時是模仿李清照的風格寫的。
李清照可說是中國曆史上最負盛名的女子之一。她常常坦率地毫不掩飾地描寫她的愛好、快樂和憂傷的真實生活。為說明她的坦率，我舉個例子，引用她寫的一篇《打馬圖經自序》中的一段話：
予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且平生隨多寡未嚐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渡來流離遷徙，盡散博具，故罕為之，然實未嚐忘於胸中也。
在為她丈夫趙明誠編纂的《金石錄》寫的《後序》中，同樣寫得很坦率。這篇序展示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對幸福的夫妻親密無間生活的一幅非常迷人的寫照。我引用幾段以便說明在一個博學的家庭裏，一位受過教育的妻子所處的地位：
餘建中辛巳，始歸趙氏。……侯年二十一，在太學做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
後二年，……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塚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己。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複脫衣市易。嚐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
後……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劄精致，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
餘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子、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
甘心老是鄉矣。
這是一幅多麽美好的生活畫麵，它展示了12世紀初中國人的家庭生活，看到的是完全的平等，智力相等、共同合作的伴侶，美滿幸福的小家庭。這畫麵實在是太美了，以致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家庭達不到這樣的境界。實際上無論在東方或是西方，所有各地的絕大多數的家庭都達不到這樣的境界。這是一則非常有趣、極富人情味的文獻記載；它告訴我們至少有些中國女子曾經有過使我們現代人仍感到非常羨慕的、一定的地位。
三
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中國古代有多少女子可以說是受過教育？接受這種文學教育的女子占多少比例？
這問題還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回答。不同地區的不同家庭有各不相同的受教育機會。書香門第的人家，常常給予家庭成員中的女子以基本的文學教育。貧窮和沒有文化的家庭中的女子，要長得特別聰明有才華，才能得到學習讀書寫字的機會。此外，確切地說，生長在長江三角洲一帶的女子比起其他地區來，有較多的受教育的機會。再就是使女子受教育的風氣似乎在逐漸地發展，可能開始於公元9世紀印刷術的發明。到近四百年來，由於民間流傳的小說中的“才女”，作為女子的理想形象這一概念逐漸被接受，使女子受教育的風氣得到更廣泛的發展。大概在十年以前，中國駐羅馬原公使錢恂的夫人，刊印了一部內容為三百年來的女作家著作書目指錢恂夫人單士厘女士編的《清閨秀藝文略》一書。。這位年近七旬的女士，為了匯集編纂這冊書，化了十年以上的功夫。我曾為她的集子寫了一篇序；曾從該書的目錄中試作一統計分析，發現了非常有趣和耐人尋味的結果。首先，該書為我們提供了近三百年來2310名女子的文學作品的書目，其中絕大部分已經刊印。這數字本身對我是個意外的發現。其次，我把這些女作家按籍貫作了分類，得到了如下的結果：
江蘇、浙江的比例最高，分別接近總數的三分之一；這兩個省加上安徽就超過了總數的三分之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湖南五省加在一起占總數的四分之三。這些比例幾乎和男性文人的地理區域分布相一致，也和其他有著作問世的同一時期曆史人物的地理區域分布相一致。所有這些都說明錢夫人的書目著作是代表了全國女性人口受文化教育的分布情況。
第三，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三千種著作的目錄中，大約99%是詩作，隻有少數著作是數學，醫學一種，史學六種，大約有十二種為經學和哲學研究。再次很明顯地表示了這些女子所受的是純文學的教育。這是由於她們受到苛刻的史家們評論的影響，這些人對有文化的大家閨秀們的描寫是有時代局限性的。她們吟詩寫詩，認為大家閨秀隻有這麽做才是體麵的。大多數女子學繪畫，她們當中有的成為有名的畫家。那也是文學教育的一部分。
為證實錢夫人的調查研究，我還可提出近三百年來女作家的詩作著實是驚人的。就我所知，這一時期有三部選自女詩人的重要詩集。第一部印於1831年，包括933位女詩人；第二部續集印於1835年，包括513位女詩人；第三部就是錢夫人於1918年編印的，包括309位女詩人。這三部詩集為我們提供了1755位女詩人的名單。此外，這些詩歌大體上是按正規格律寫的，人們稱它為詩。另一些是按已有曲調填的長短句，也就是所謂詞。著名的書籍收藏家徐積餘先生即徐乃昌（1868-1936），字積餘。有積學齋叢書。所編書當指《小檀欒室匯刻閨秀百家詞》。近來刊印了一部集這一時期100位女詩人的全部著作的集子。他還刊印了一部近三百年來由783位女子寫的2045首詩歌。
四
可能還會有人問起，所有這些文學教育對中國女子能帶來什麽好處？能使她們在反抗纏足的鬥爭中取勝嗎？能使她們在爭取經濟上更加獨立自主中取勝嗎？能使她們自己在家庭裏和社會上真正地提高地位嗎？
不錯，文學教育對於女子來說，並不能使她們去反抗纏足，這正和七百年來理學使中國的思想家們不能明白認識到這種“美化”婦女形象的做法是多麽的醜惡和殘忍一樣；也不是這種表麵的教育能使女子在經濟上取得更加獨立自主。雖然有不少著名的女藝術家的書法、繪畫可以賣到相當高的價錢，但沒有一位有較高知名度的優秀藝術家，他們寫字、作畫是為了賣錢的；隻有在極端必要時，受過教育的大家閨秀們才肯屈尊出賣她們的書畫作品。
不過，文學教育雖然膚淺和不切實際，但是可起到提高婦女地位的效果。鄉村裏受過教育的男子很少，受過教育的女子就更少，所以更加受人尊重。此外，文學教育至少給她們以開啟書本知識的大門，而這是不會引起他們想擺脫束縛或者革命的，倒是有可能使她們成為賢妻良母。“稍有知識是危險的”，這話不見得正確，稍有知識比沒有知識強多了。
特別是文學教育，最大的優點是它能使女子成為她們自己兒女們的好老師。中國的女孩子們很少能和男孩子們一樣到學校裏去讀書，這是常事。如果她們的母親能夠教她們讀書、寫字的基本知識，她們就有了接受教育的較好機會。所以不妨說，近三百年來中國女子受教育的人數有比較快的增長發展，大量的工作成績是有文化的婦女們自己作出的。
曆史充分證明，母親的教育對她們兒子一生的重要性。中國曆史上許多偉大人物的啟蒙教育，是從他母親那裏得到的。孟子從他母親那裏獲得最初的教誨，孟母擇鄰已成為非常出名的故事。偉大的政治家和學者歐陽修（公元1072年卒），四歲喪父，是他的寡母負起教育他的責任。無錢買紙筆，就用蘆葦杆在地上劃著寫字，教兒子讀書識字。近三百年來開創近代學術評論的先驅、著名學者顧炎武（公元1682年卒）曾說，他的童貞的母親，在新婚之夜丈夫病死，此後一直和養子一起過著孀居的生活，並擔負起教育養子成人，給養子以曆史知識和熱愛華夏民族方麵的教育。當滿族人征服明朝，滿族軍隊接近她的家鄉時，她斷然絕食十五天，為民族殉節。她死於滿族軍隊占領她居住城市的前一天，對她的養子留下了最後的教誨：絕不許接受異族征服者的任何官職或榮譽。顧炎武在新政權下生活了三十六年，拒絕為新政府做任何事情。他是少數幾個最終使滿族在中國的統治趨於沒落的、堪稱偉大的華夏民族氣節之父中的一位。
這就是中國婦女受到少許教育以後，對國家的報答。中國婦女曾竭盡全力反抗一切桎梏，為自己在家庭裏、在社會上、在曆史上爭得一席之地。她們曾經管理過男子和統治過王朝帝國；她們曾經收集編纂過豐富的文獻和優秀的藝術品；尤其重要的是她們曾教導和塑造自己的子女應該怎樣做人。如果她們沒有更多的貢獻，這可能是由於國家菪經對她們不公平，沒有給予她們應得的更多關注。
這是我去年在北美洲遊曆時的一篇講演的大意。我最初在哈佛大學把這個見解提出同一些國際政治學者討論，後來又用這個見解在紐約，華盛頓，費城，綺色佳，芝加哥，司波堪（Spokane），西雅圖，洛杉磯，及加拿大的文尼白（Winnipeg）各地講演過十多次，然後寫出來，題為《太平洋的新均勢》（The Changing Balance of Forces in The Pacific），登在紐約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的本年一月號裏。我現在把這個見解用本國文字重寫出來，稍稍有點增減改寫之處，請國內的政治學者指教。
我去年八月到美國的約瑟彌岱（Yosemite）去出席第六次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大會，到會的有十一國（中，日，英，美，蘇聯，法，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菲律賓，荷蘭）的代表一百二十八人和國聯派來的列席的代表三人。會議的主要論題有五個：
（1）美國的新措施及其國際的涵義。
（2）日本的新進展及其國際的影響。
（3）蘇聯的新建設。
（4）中國的建設及其國際的涵義。
（5）太平洋勢力均衡的變化及和平解決的可能性。
前麵四個是分論，最後一個是綜合的尋求解決的方案。當然大家都特別注意這最後一組的圓桌討論。
我在那第五個圓桌會議的四天討論終結之後，得著一個結論：對於太平洋西部（遠東）的問題，大家議論雖多，其實隻有兩種看法，一是敗北主義，一是樂觀主義。認這問題沒有和平解決的方法的，是敗北主義。認它還有和平解決的可能的，是樂觀主義。我是生來樂觀的，所以始終不肯輕易放棄和平解決的可能性。然而我不能不承認，出席那個會議的人和歐美一般的人，多數，也許是絕大的多數，是抱著前一種敗北主義的。這也難怪他們；他們看了日本近年的暴行，看了中國本身的無力，看了國聯的失敗，看了一切國際條約的撕成廢紙，當然不能不承認遠東問題是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了。
敗北主義在各國的實際政策上的表現有多種主張。去年九月中，《新共和》周報（The New Republic）曾有一篇社論，主張美國政府命令美國商人和銀行全部退出中國，他們的損失可由美國政府從減縮海軍所省的經費裏撥款賠償。這是敗北主義的一種表現。恰相反的政策，如單方的擴張軍備而沒有一種積極的國際政策，也是一種敗北主義。至於那些主張承認日本用暴力造成的現勢的人，那些攻擊司汀生的“不承認主義”的人，那更是敗北主義者，不用說了。
我曾細想，這種敗北主義都是由於觀察太平洋形勢的錯誤。他們心目中所謂“太平洋勢力均衡的變化”，隻是指滿洲事變以來日本的強權獨霸東亞，打破了一切原有的均衡勢力，而一切舊有的國際組織機構對於那個獨霸東亞的強權竟無法可施。他們把“太平洋勢力均衡的變化”解作了“日本的獨霸西太平洋”，當然他們要感覺和平解決的絕望了。因為在一國絕對獨霸的局勢之下，如果主持那個國家的人決心不顧一切國際的束縛，那麽，除非旁的霸國能用有效的強力來和他爭霸，別無他種救濟方法。在那種獨霸形勢之下，旁的國家既不肯替人犧牲作戰，也隻好忍氣吞聲準備把一切國際信義和條約尊嚴都暫時擱起，或者希冀在那個獨霸的強人嘴裏分一杯殘羹冷炙，或者（如《新共和》周報主張的）決心拋棄一切可以引起衝突的利益而回到“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孤立生活了。
依我個人的看法，這種觀察是錯誤的。“日本在西太平洋的獨霸”，這一句話已成為過去的史實，而不適用於今日了。
日本的獨霸東亞，不在今日，而在“九一八”以前的十七年中（1914~1931）。“九一八”以後，因為他濫用他的霸權，引出了一些新勢力，造成了一個新均勢的局麵，那個獨霸的局勢就維持不住了。這是曆史的事實。
當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的時候，俄國英國法國德國都用全力在歐洲作戰，無餘力顧到遠東，日俄戰後的東亞均勢局麵完全打破了，遠東就完全轉到英國的同盟國日本的獨霸之下了。在那四年的大戰期中，並且在那戰後的頭兩三年，——一九一四到一九二一——日本獨霸西太平洋，沒有第二國能和他爭霸。因為如此，所以在大戰的第二年日本就向中國提出那二十一條的要求；所以就在大戰停止之後，在巴黎和會席上，戰勝的協約各國還不敢不尊重日本的意誌，寧可得罪中國全國人民的情感，寧可拋棄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把山東的德國舊有權益完全送給日本。這七年是日本乘歐戰的機會取得的東亞獨霸地位，是為日本東亞霸權的第一期。
但這種獨霸的形勢是使英美兩國最不安的。於是在大戰結束之後的第三年，因為英領太平洋三個大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的要求，因為英美法的合作，才有華盛頓會議（1921）的召集。華府會議的目的是要解決巴黎和會留下的幾個大問題。華府會議的結果有四個方麵是和太平洋形勢有直接關係的：（一）中日之間爭執最尖銳的山東問題總算得著了一個和平滿意的解決。（二）《九國公約》簽字的八國彼此相約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及行政權完整；相約給中國一個最充分的機會去自己發展維持一個健全強固的政府；並且相約不得利用中國國內的情形去攫取特殊權利。（三）英日同盟不再繼續了，改用四國公約來替代他。（四）采用了“五，五，三”的比率作為英美日三國海軍力量的比率。
世人皆知道這些華府條約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些新約束來限製日本在遠東的霸權。其實日本的霸權，因為接受了一種國際的約束，就等於得著了國際的承認，倒反更穩固了。山東問題的解決使得中日之間解除了一種最尖銳的衝突；海軍比率的成立解除了其他海軍國對日本的猜忌；《九國公約》的成立使得太平洋有關係的各國有了十年的相安。骨子裏，日本在遠東的威權絲毫不曾減縮。就拿那“五，五，三”的海軍比率來說，事實上是英美海軍的減縮，而日本獨得西太平洋的地利，他的海軍勢力還是無敵的。所以華府各種條約，從遠見的政治家看來，不但沒有減低日本的霸權，倒反給日本的霸權加上一層國際條約的保障了。所以在華府會議之後的十年（1921~1931），是日本在遠東的霸權最強盛最穩固的時期。這是日本霸權的第二期。
我這種說法，有些人一定看作一種詭辯。其實我說的話隻是曆史常識。我們必須知道，凡一種勢力最無害的時期，正是他最強盛最穩固的時期。例如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正因為是大家公認最無害而有利的，所以是最強盛最穩固的。我們看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疆界，凡三千五百英裏之長，從沒有一兵一卒守衛，就可以知道這“霸權無害”的真意義。華府會議之後十年之中，日本屢次有開明的政治家執政，——原敬，濱口，若概，幣原諸人——他們都不肯輕易濫用日本的霸權，差不多真做到了“霸權無害”的境地。在太平洋上，日本大致遵守著華府會議的結果，對中國總算有點耐心，不輕易利用中國內亂的機會來侵略中國。在歐洲，日本是國際聯盟裏“四大”之一，安安穩穩的受各強國的尊敬。所以在那十年中，日本的霸權，因為公認為無害，所以最穩固，最強有力。
日本的霸權無害，我可以舉一個最有力的實例。民國十六年，我從紐約起程回國，路上忽然看到三月廿四日“南京事件”的惡消息，那時全美國的輿論都很興奮憤慨。我上船時，已是四月中，四月底到日本，我在東京住了兩個禮拜。有一天，外務省的岩村成允先生陪我去看東京《朝日新聞》的新屋，樓上有一層正開著一個“新聞事業展覽會”，岩村先生帶我去看一間特別展覽。我進去一看，隻見牆上掛滿了無數薄紙條子，像是日本電報紙，足足有兩三千條。岩村先生對我說：“這是三月廿四南京事件那一天一晚東京《朝日新聞》一家接到的緊急電報。那天南京日本領事館被攻擊了，日本人也有被傷的，據說還有國旗被侮辱的事。那一天一晚，日本各報紙發了無數的號外。人心的憤激，先生請看這些電報就可想而知。但幣原外相始終主持不用武力。駐下關的英美炮艦都開炮了，日本炮艦始終沒有開炮。”我那時看了那一間小房子牆上密密層層的電報紙，我第一次感覺到日本的霸權的威嚴，因為我明白日本那時有可以幹涉中國革命的霸力而不肯濫用，可以說是無害的霸權了！
我到東京的時候，幣原外相已下台了，已是田中內閣的時代了。不到一年，就發生了濟南慘案，引起了絕大的中國抵製日貨的運動。無害的霸權一旦變為有害，就不能保存向來的尊嚴了。後來雖然有若槻內閣的耐心彌縫，兩三年後，日本的軍人終於不滿意於那無害的霸權，就衝決了一切國際的約束，濫用暴力，造成滿洲事變。從此以後，帶甲的拳頭越顯露，日本的國際地位就越低落了。
當國聯盟約和華府條約和《巴黎公約》都還不曾被撕破的時期，太平洋上並沒有什麽均勢的局麵，隻有一個紙老虎的“新國際秩序”，在那個新秩序裏，大家無形中默認日本是西太平洋的霸主，是遠東的領袖。
一旦那個紙老虎的新國際秩序被戳穿了，不但遠東陷入了大紛亂，整個世界的秩序也被攪亂了。“九一八”以後的種種暴行毀壞了那一套保證日本霸權的國際機構。那個國際紙老虎不能保障中國的被侵害了，同時也就不能保證日本的霸權了。因為日本的濫用霸力，引起了旁的國家的自危心，引出了許多新勢力一一起來抗拒日本的暴力。於是日本十七年獨霸的局麵就不能不結束，於是這些引出來的新勢力就聯合造成一個太平洋的新均勢局麵了。
日本暴力引出來的種種新勢力，綜合起來，可以說是有三種：
第一，是蘇聯的回到太平洋上來做一個第一流的強國。當華府會議的時候，蘇聯在太平洋上還算不得一個強國，他的政府還不曾被各國承認，《九國公約》也沒有他簽字的份。華府條約有效的十年中，蘇俄自己忙著整理內部，也顧不到遠東和太平洋。可是自從“九一八”的一炮之後，日本的大陸政策掮起對付蘇俄的招牌，東四省的淪陷又使日本的軍事勢力和蘇聯直接接觸了。於是蘇聯政府在實行“一麵交涉，一麵抵抗”的手段之下，積極的調集重大的兵力到遠東各境，一麵用大力改進西伯利亞的交通，開發遠東各地的實業。五六年之中，蘇聯已調了三四十萬精兵到遠東，在蒙古西伯利亞的邊境上興造了七千英裏的鐵路，加長了三千英裏鐵路的雙軌。蘇俄的空軍是多數人認為世界第一的。在那無限的兵力背後還有蘇俄近幾年來拚命發展的重工業建設。
無疑的，蘇俄現在已成了太平洋上的一個頭等強國，富源是無限的，人力是無限的。這是日本霸權的第一個大敵，日本不能不鄭重顧慮的。
第二，是環繞太平洋上的一切非亞洲民族的國家的新興的軍備。這個新興軍備的大圈子，從太平洋北角上的阿魯興群島（Aleutian Islands）起，南麵直到澳洲與紐西蘭，西麵直到新加坡與荷屬東印度。我去年在美國時，美國政府公布七月份外國在美國購買軍火的，荷屬東印度占第一位。這是預備對付誰的呢？新加坡的英國大海軍根據地，在華府會議之後，本來早已擱置了；滿洲事變發生之後，淞滬戰爭之後，英國人才用全力趕造這個海軍根據地，現在已完工了。據最近英國報紙的記載，英國將要調集重大的海軍長駐新加坡。這又是對付誰呢？香港的防禦大計劃是已在積極進行的了。加拿大從來沒有海軍，我到文尼白市的那一天，早起看報，就看見加拿大首相金格在倫敦宣言要創立加拿大海軍了！還有那南半球的澳洲與紐西蘭，——南太平洋的兩個人間樂土，——從來沒有夢想到國防的需要的，近年也在那兒積極的擴充自衛軍，建築海防工事，製造軍用飛機，努力從煤和片頁岩裏提取汽油。這又是對付誰的呢？至於美國的海軍大擴充，和那從菲律賓直到阿拉斯加的防禦工事，更是大家知道的了。
這一大圈子的新興軍備，都是日本近年的暴力招惹起來的，這是日本霸權不能不顧慮的第二組新勢力。
第三，雖然最後，卻不是最不重要，就是近五六年內新興的統一的中國。日本在東北四省和華北的暴力行為是促進中國統一的一個重要動力，這是我們不妨大度的承認的。在那嚴重國難的黑影之下，一個統一的中國民族國家居然很快的漸漸形成了。雖然這個新統一的國家還是很脆弱的，但這六年國難的陶煉，急迫的需要煎逼出來的一點交通建設和軍事建設，也居然使我們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力。至少我們現在可以自信我們是在努力造成一個能夠抵禦日本侵略的力量了。
中國的軟弱無抵抗力，是招致外侮的最大原因。本來“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人情之常。我們自己不能振作自強，自然引起鄰國的垂涎。最近英國《曼哲司德衛報》有一篇文章裏說的最好：“中國之弱在日本人眼裏是一種引誘。日本之強可以抵抗一切，隻不能抵抗這裏引誘。”中國的統一自強正是造成一種叫日本不能不顧慮的新勢力。這是太平洋新局勢裏的第三種新勢力。有了一個可以獨立自強的統一中國，其他的種種新勢力方才有個核心可以附麗集中。
這是近年的日本暴力引出來的三組新勢力。加上日本，共有四組勢力，漸漸的形成一種太平洋上的新均勢局麵。在這個新均勢裏，日本隻是幾個因子之中的一個因子，他處處不能不顧慮到其餘的那些勢力，所以就不成一個獨霸的局麵了。
最後，我們不可不明白，這些新因子是可以造成大戰禍，也可以構成一個和平解決的新基礎的。為禍為福，全靠政治家能不能充分明了這個新局勢，能不能充分運用他。最重要的關鍵還在於日本的能不能有一種徹底悔禍懼禍的決心。
如果日本還不明了他所造成的太平洋新形勢，如果他還在迷夢裏自命為支配東亞命運的唯一霸者，如果他還要逼中國走到鋌而走險的路上去，——如果這些新興的勢力不能好好組織起來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上去發展，——那麽，這個新均勢必定引領我們走上世界第二次大戰爭，先起於中日的衝突，逐漸的把太平洋上的國家一個一個的卷到那奇慘奇酷的大漩渦裏去。沒有一個太平洋國家可以希望幸免的。
但是，如果世間還有遠見政治家，他們一定可以從這個新均勢裏看出一線和平的新曙光，看出一個“國際新秩序”的新礎石。他們應該可以明白，這一群新興勢力正可以用來建立一個太平洋區域的“集體安全”的和平新機構，在那新機構裏，蘇聯，美國，英國（和他的太平洋上屬國），和中國日本都應該平等的參加，共同的商榷解決太平洋與全世界的安全和平。有許多問題，彼此不能單獨解決的，在那個國際新機構裏，應該比較容易有尋得解決的可能。
總而言之，日本獨霸東亞與西太平洋的日子是過去的史實了。為日本的前途計，正如為中國的前途計，我們兩國的遠見人士都應該睜開眼睛認清這個太平洋上的新局勢，都應該想想如何運用他來圖謀我們兩個國家的長久的安寧進展。“盲人騎瞎馬”的蠻幹是必定會把我們的國家陷入不堪設想的慘痛裏去的！
一九三七，四，十夜，改稿
哥倫比亞電台廣播係統給本人有這個機會來談論“中國處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這個重要的題目，本人深深的感激。自從六天前本人到貴國來，無論我走到什麽地方，都有人向我提出下麵這個問題：中國對美國所期望的是什麽呢？首先我要向列位鄭重說明，一切中國思想清楚的人並不期望美國卷入這個戰爭之中，中國沒有權利冀求任何第三勢力加入東方目前所進行的戰爭。以我本人來說，我對於美國人民廣泛要求置身於戰爭之外的願望寄予極大的同情。我曾經住在貴國七年半，我深信美國人民是真正厭惡戰爭的，真正愛好和平的。我十分了解貴國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對於中國人民目前為保衛自己抵抗侵略的奮鬥寄予很大的同情的，但是這種同情是不會而且也不應該把你們引入武裝幹預中日戰爭之中。
所以列位對中國極大的同情和列位對於避免卷入戰爭之中極大的願望是全然相符一致，並行不悖的，並不是因為列位不愛中國，而是因為列位更愛你們自己的國家，而這個想法，於情於理，都是應該的。這就是我為什麽我希望斷然且鄭重地向列位表示說，中國思想清楚的人做夢也不會想到要把美利堅共和國拉入這個戰爭中的緣故。貴國人民力求保持中立和置身戰爭之外的想法是完全正確和合法合理的。
但是請容許我給列位一個警告。僅靠這種消極的綏靖主義是不是就是夠使你們免於戰禍？僅靠愛好和平保持中立就真的可以使你們置身戰爭之外嗎？請讓我告訴列位一個最近的曆史事件，最近一次大戰於一九一四年爆發時，本人正在貴國求學。我記得很清楚，我確信列位也記得，那就是威爾遜總統宣布中立的文告。在其中他命令美國人民保持中立，不但是行動上而且精神上都要保持中立。的確的，美國真正獲致置身戰爭之外幾乎達三年之久，雖然以種族上與文化上來說你們是同情英國的，雖然你們對法國負有曆史上深切感恩之情，雖然感情上你們對比利時有親切的同情，雖然你們全國力求置身戰爭之外達三年之久，而偉大的威爾遜就是因為他能夠使你們置身戰爭之外，才於一九一七年獲得當選連任總統。可是後來情勢轉變，這位使你們置身戰爭之外三年之久的人也就是於一九一七年初向國會要求授權宣布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而後來要求對德宣戰的同一個人。在我於一九一七年乘船返國之前，美國已經卷入戰爭之中，已經與聯軍並肩作戰，以作戰來終止戰爭，使世界得以確保享有民主政體。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是什麽事把貴國人民拉入那次大戰中呢？當然不會是那些宣傳者為聯軍的目標所作的流利的懇求吧。因為那些話在最初三年中顯然是失敗的。當然不是銀行的利益與軍火商吧，因為威爾遜毫無疑問的並不是華爾街與那些會因戰爭獲取利益者的朋友。把美國拉入戰爭之中的是德國在墨西哥邊界挑動的事件以及公海上所進行無限製的潛艇戰爭等的一連串事件所促成的。說實在話，德國黷武主義者逼使貴國加入戰爭是一件極為愚蠢的事。這個曆史前例僅是二十年前的事，在列位的記憶裏應當還是很新鮮的。其寓意是說僅靠愛和平，僅靠消極的綏靖主義，而沒有一種使和平可藉以實現的建設性和明智的政策，絕對不足以安全保障一個國家使其免於卷入戰爭之中。
在這個擁有無線電與越洋機船的現代世界中也不會有所謂孤立的國家，在我們的這個世界，戰爭與和平實際上是不可分的，任何戰爭，進行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總不免漸漸的把許多其他國家卷入戰爭之中，不管中立也好，綏靖主義也好，都無法使你們置身度外。
一個侵略的國家中的黷武主義者逼迫你們加入上次大戰之中的愚昧行為，仍將同樣的把你們拉入目前這次戰爭中，我們不要忘記無限製的潛艇戰爭把貴國卷入戰爭之中，這種事將會變成為無限製的空軍戰爭把貴國拉入這次戰爭之中，所以不久列位將會看到一樁一樁的事件，一項一項的抗議，那時候你們愛好和平的國家會突然感到自己陷於一種戰爭的心理狀態和一種戰爭的情況中。那時候列位會發現現在熱切努力以求使貴國不卷入戰爭之中的綏靖主義機構可能會同樣熱切努力以求在第二次大戰中再一次地以戰爭來終止戰爭，又一次的使世界得以確保享有民主政體。
這個就是我所要提出的見解，雖然對於貴國人民冀求置身戰爭之外的願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這個想法：那就是僅靠消極的綏靖主義而沒有建設性的和平政策為後盾，絕對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國對美國所期望的——是一個國際和平與正義實際與積極的領導者。一個阻止戰爭，遏製侵略，與世界上民主國家合作和策劃，促成集體安全，使得這個世界至少可使人類能安全居住的領導者。
我確實相信這個偉大共和國的人民是具有足夠的想象力來體會到這一個國家是具有充足的力量，來擔負這種為維持國際和平建設性的領導地位，而不至於招致卷入國際陰謀與戰爭中的危險。相反地說，這種積極的國際領導地位結果將會是達成避免卷入戰禍中最有效的方法。
三十二年前一位偉大的美國總統製止日本和俄國血腥的戰爭而促成日俄和平，他有沒有因此把一個國家卷入戰爭之中呢？
再提一個例子說明：十七年前，美國政府召開華盛頓會議，這個會議帶給遠東十年的和平，並且遏製了海軍軍備競賽十年之久。那個會議有沒有因此把貴國卷入戰爭之中呢？
我確實相信你們這個偉大國家將要決定的是要過一種老式的完全孤立的國家生活而心滿意足，或者會要鼓舞自己來擔負實際和有效的國際領導地位，而變成為這個無線電與空中運輸的現代世界中最強的國家。這個要貴國當機立斷的時候不久將會來到的。
今日遠東衝突後麵的問題有二：一，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國家主義合法渴望的衝突；二，日本軍國主義和新世界秩序道德的限製之間的衝突。
國家主義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新名辭，可是在中國曆史上說來，一直都不曾丟失其國家意識。這種國家意識就是建立在種族、文化、和曆史統一性的堅固基礎上。所以外來的文化到了中國都無法與中國固有文化相抗衡，外族的侵略也無法在中國長久立足。
中國抗日的情緒和行動就是憤恨和抗拒日本侵略的表現。這種情緒和行動是合理的，所以中國才會贏得世界的同情。
每次抗日情緒爆發出來或者抵製日貨的行動，都是由於日本早先進行一連串的侵略行為所引起的。例如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引起一九一五年抵製日貨的行動。日本在巴黎和會拒絕把山東半島歸還中國引起一九一九年中國全國的學生運動與再度抵製日貨運動，也對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國民革命具有很大的影響。
那六年期間日本得寸進尺，貪求無厭，非達其占領等於歐陸五分之一的中國全部，勢難停止。六年間中國人民忍氣吞聲忍受了種種人類耐性所難以忍受的詭謀和侮辱。到了今日已忍無可忍，因而爆發了此次不宣而戰的戰爭，爆發了這個中國為求生存而戰的戰爭。
中國國家主義的正常發展有利於東方的和平乃毋庸鄙人贅述的事實。凡是一個又龐大又富裕而防禦力薄弱的國家往往成為帝國主義的國家所爭奪割據的場所。中國近數十年來就是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可是有遠見的政治家認為中國的自由與獨立為遠東和平之所賴，所以才產生了在華府簽定的《九國公約》，保證中國的獨立，領土與行政權的完整，並予以機會藉以充分發展一個安定與有效的政府。
可是中國一直未能達成《九國公約》所期望的，直到最近十年中國才獲得統一，盡力使學校交通通訊等等現代化起來。但是我們的鄰居卻無法容忍中國建立起“一個安定與有效的政府”。中國需要和平，但六年中日本發動七次戰爭。中國需要統一，可是日本卻偏要把中國分裂，並成立由日本控製的偽政府。中國需要外來的經濟與工業援助，但是日本卻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公開宣布反對外國對中國提供此等援助。並一次又一次宣稱要粉碎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
總而言之，日本無法容忍中國的統一和現代化，並聲言要粉碎此項自強的努力。所以我說中國為生存而戰並不是誇大其辭。
以上為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所關連的，卻不僅是中國，而是整個世界的。這是日本軍國主義與一個新世界道德限製間的衝突。這也是羅斯福在芝加哥和國務卿赫爾在托倫多演講的主旨，而由國聯大會在十月六日采用的決議案。但是說起來也很奇怪，因為這個理論也是所謂“沒有”的國家有“權”侵略和掠奪“有”的國家論調之依據。
以曆史觀點看來，意、德、日三個所謂“沒有”的國家，興於一八七〇年左右，在上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間先後步人帝國主義爭戰的場所，利用弱肉強食的理論攫取了好多殖民地。
但是轉入本世紀時，國際關係上漸形成一個新的較為合乎人道的理論。即好事侵略的俄國沙皇也主張召開海牙會議並助以建立第一個國際法庭。一九〇〇年美國宣布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各民主國家也起而發動和平運動，發起和平基金會等，顯然國際間為求產生一個新的和理想主義的世界秩序而出現了一個新的國際理想主義的理論。
這新的國際主義並不因為世界大戰而減弱，由於大戰的犧牲，大家反而更加強更熱烈支持這個理論。甚至二十年前威爾遜總統宣布參戰的文告中亦提起國與國之間就須像人與人之間遵守同樣的行為準則和對錯誤所負的責任，國際和平需要各民主國家同心協力來加以維持。這位偉大的美國總統被普遍讚揚為這種國際理想主義的領袖，尤其是他的十四點原則被奉為這個世界新秩序的金科玉律。
不管人們對《凡爾賽和約》——中國代表團拒絕簽字——是多麽令人失望的事，可是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至少在國聯的建立上顯表出來。國聯公約上的尊重各國領土的完整，對於國際糾紛應用國際谘詢、仲裁和調解來解決，並以經濟製裁來對付那些違背國聯公約的國家。十多年來，國聯成為人類所能創造的國際和平理想的具體象征。
在這段期間幾個同樣理想主義的條約也簽訂了：例如《九國公約》、《海軍裁軍條約》、《洛加諾條約》，以及認為以戰爭解決國際糾紛為非法的“凱洛格——勃萊恩德公約”。
這種新世界秩序僅對於小而弱的國家有利是不確實的。大而強的國家照樣獲得利益。如果其中有何偏袒，該是強國更為有利。舉例來說，法國在這幾年間獲得最大的安全感，英國實際上已放棄把新加坡建造為海軍軍港的計劃，老是埋怨“五五三海軍條約”限製的日本在這段期間的國際聲望與地位是十分高的。
不幸的是，某些軍國主義集團認為世界新秩序有害於他們侵略的野心與毀滅他們所能利用的機會。
突然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閥一手撕破了這個世界新秩序。三個月內日本侵略並占領滿洲三省。一九三二年元月，日軍進攻上海，作戰四十天，死亡十二萬人，毀壞財產估計為四億美元。中國向國聯、《九國公約》國家及《巴黎公約》國家控訴，日本卻因此退出國聯，並聲言其乃為自衛而戰和片麵宣言撕毀一切為理想主義而簽訂的條約。那時候整個世界正因經濟不景氣弄得精疲力竭，對於這個情況當然也無能為力。
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於一九三二年元月七日以同文通牒送交中日兩國宣稱“不承認主義”，這個主義後來在國聯大會上通過和達成決議案。但也是僅止於此而已。
日本軍閥所犯的以及日本政府認可的罪行把這個世界新秩序毀壞無遺。日本狂暴的行為解除一切在世界新秩序控製下的狂暴行為的束縛。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國聯後，德國一位部長對日本代表說：“吾人對閣下此種行為並不認為是正當的，但是吾人感謝貴國所開的先例。”這一年正是希特勒上台的時候，莫索裏尼也正開始計劃侵略衣索比亞！他們看到日本殘暴行為暢行無阻，因而獲得鼓勵，故聯合起來以破壞新世界的限製為能事。
所以中國在某種意義說來是為整個世界作戰的。有兩年的時間中國向國聯、向《九國公約》的簽字國家，並向《巴黎公約》痛心疾首的伸訴，有六年的時間企圖避免戰爭，維持和平，可是完全無效，逼不得已中國終於為了她本身的生存，為了維持國際間的法律與秩序，挺身作戰。
但是世界新秩序毀壞的犧牲者卻不僅是像中國這樣的弱國。最近六年間國際混亂的局勢使世界的大國煩惱和受到屈辱，甚至也受到侵略者的威脅。蘇俄逼得調大軍守衛遠東防線，英國倉忙把新加坡建設為海軍軍港，並花費七十五億美元重整軍備。甚至愛好和平的美國都逼得重新建立龐大的海軍軍備並加強太平洋的海軍設備。即南太平洋的和平樂園澳洲與紐西蘭都感憂慮，並計劃建立國防以防禦由北太平洋來的可能攻擊。
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講辭中說的對：“除非各國遵守法律與道德標準，國內與國際間都不可能有和平的。國際的混亂毀壞了每個和平的基礎，危害了每一個無論大或小的國家當前與未來的安全。”
因為國際的混亂是以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滿洲始，日本在國際間應當被目為“第一號敵人”，必須對毀壞代表數十年來理想主義的世界新秩序負責任。
假若有人要我用一句話，概括的說明中國的種種現狀，我可以毫不遲疑的答複：中國正流著血死裏求生的在抗戰。
我們苦戰已經十六個多月了。我們所抵抗的侵略者，是世界三大海軍國的一個，也是全世界四五個大陸軍國之一，我們遭受了一百萬的死傷，我們有若幹廣大的區域被侵略者的軍隊占領了，沿海沿江的重要城市：北平、天津、青島、濟南、上海、杭州、南京、蕪湖、九江、廈門、廣州和武漢，都相繼淪陷了。實際上凡外人所認為工商的教育文化的交通運輸的中心要地，不是被侵略者占領，就是被他們摧殘無餘，一百一十一所大學，被敵人破毀霸占或損壞的，在三分之二以上。在內地勉強授課的極少數學府，既沒有設備，而且時時受到空襲的危險。除作戰軍隊的慘重死傷外，因受戰事的影響，以致家破人亡，無衣無食，轉輾流徙，貧病交加的平民，現在有六千萬之多。各地不設防城市的無辜民眾，被日本“皇軍”的轟炸機所殘殺的每天也都是成千累百。
但最嚴重的，是從十月中廣州淪陷以後，所有的海口通通落到敵人的手裏了。換句話說，國外軍火的接濟全被敵遮斷。此後國外軍火供給的來源，全靠腹地的三條後方路線維持：就是西北通蘇聯的陸路，以及通法屬安南和英屬緬甸的路線。但是這三條路線，都是困難重重，而且不是常常可靠。據說在法屬安南方麵，因為受了敵人的一再的威脅，曾經不許我們用滇越鐵路運輸軍火。通蘇聯的陸路汽車線雖是暢道，但由蘇聯邊境到重慶，有三千英裏，比較三藩市到紐約還長。路這樣遠，油站這樣少，重兵器的輸送，幾乎不可能。通緬甸的公路，還沒有達到可以使用的時期。由此看來，我們通海口與接濟的路線，全被阻斷，就是在利用出口貿易以換取外匯方麵也發生了絕大的困難。
這是中國的現狀。方才我說中國正流著血死裏求生的在抗戰是不是言過其實呢？
從漢口廣州陷落以後，社會上和政府中一部分人不免有短時期的懷疑，猶豫甚至失望；這是很自然的。我曾屢次向美國人士說明，拿人身的血肉和金屬製成的優越機械相戰，其人力自有一個限度。到了力量罄竭的時候，常不免有弛頹下來的危機。所以我國人民在此時期的懷疑和猶豫，實在是很自然的現象，也無怪在這個時期內，美國各報紙紛傳和平談判的信息；說是中國有放棄抗戰的考慮。事實上我們的敵人，同時也曾明白表示渴望和平。
但是這個猶豫的時期，也就是偉大決策的時期，很快的，我們的當局，就得到了結論：認為在目前情況下，中國絕不能企望和平。理由很簡單，就是還沒有絲毫的跡象，可以產生使中國人民相當接受的和平。他們慎重的考慮過各種困難和民族潛伏力之後，肯定的決定繼續抗戰的國策，與侵略者周旋到底。
當蔣委員長詳細告訴全中國全世界這個新決心的時候，特別注重下列幾點：
中國決定繼續其持久全麵抗戰的方針。因為抗戰已經真正變成“全麵的”了，敵人已經被我們誘入內地了，在地理上和時間上，我們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十六個月的抗戰，已經達到我們延遲敵人西進的目的。因此我們能夠發展廣大後方的交通和運輸。若幹的工業，也能安然的遷到內地。
必須經過絕大的艱難和犧牲，我們才能希望獲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必須認清這次的抗戰，是個革命的戰爭，正像美國的獨立戰爭，法俄的革命戰爭，土耳其的解放戰爭一樣。在這種革命戰爭的過程中，民族精神必定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是中國新決心的鄭重宣言。
對於我國人民，冒了無上險阻艱難，決定繼續抗戰，世界的輿論如何感想？會不會認為這種決定，是絕對的愚昧，僅憑幻想的邏輯做根據呢？
無論世界對我們作什麽感想，我可以肯定的向諸位保證，一個已經犧牲一百萬人民的國家，為了保持他們的生存獨立，決定準備更大的犧牲而抵抗侵略，那就不能妄責他，說他的希望與企願，是僅憑幻想做根據。我們根據十六個月所得的非常艱苦而富有啟發作用的作戰經驗，才慎重的決定了這個國策。從這艱苦的時期中，我們領悟了，我國的將士，能英勇的抗戰，能壯烈的犧牲；我們的人民，忍受了一切的損害和摧殘，對政府從沒有半句怨言，全國——敵軍占領區也在內——民族統一團結的意識，已經毫無疑義的形成了。同時我們知道敵人對於長期戰爭的負擔，確已感覺到不能勝任；敵人的財政逐漸趨於崩潰；對於一個被他認為不堪一擊的國家，敵人正在殫精竭慮的集中一切兵力來苦戰。更使敵人彷徨不安的，是軍實的消耗。這項軍實，是他們曆年積儲起來預備應付更強大敵人的。所以我們隻要延長抗戰到一個時期，並非不能使敵人疲於奔命，以至於失敗的。
從我個人用非曆史專家的眼光來看，把我們這次的抗戰，認為是一種革命戰爭，必須用美法俄土革命戰爭的曆史去襯托他才能得到最確切的了解——這句話含有很大的真理。美國的聽眾對於這個曆史的比喻當然最能了解；不久以前，有一位美國朋友寫信給我說：“目前中國困在福奇山穀中，但我希望不久當可達到約克城。”寫這幾句話的時候，我還沒有讀過前麵所講的宣言呢。我現在把這個比喻，再詳細說明。
美國第一流科學的曆史家約翰費斯克說：“華盛頓軍隊在福奇山穀中所受的痛苦，曾引起曆史家無限的同情和讚頌。當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那天，那些可憐的軍隊向冬季營房前進的時候，因為士兵們都赤著足，一路上，鮮紅的血跡，印在潔白的積雪上麵，走過的路線非常清楚。二十三日，華盛頓向議會報告，他營裏有二千八百九十八人，都是不堪作戰，因為他們是赤足和沒有服裝的兵士。又因饑寒交迫，病者日多。擠滿了傷病兵的醫院裏，有些竟因沒有稻草鋪在冰凍的地上睡眠，硬被凍死的。在這樣艱苦狀況之下，有時敵人進攻，簡直調不出二千士兵來迎戰。”（費斯克著《美國革命》第二冊第28~29頁）這是一七七七年冬天福奇山穀的情況。
不久，喬治第三及諾斯爵士領導下的英國政府，提出和議，願意無條件的廢止引起美洲殖民地反抗的一切法律，同時又宣言，英國國會將永久放棄在美洲征稅的權利。並且派了若幹代表，備具議和的全權，到美洲來和議會談判。
這確是一個榮譽和平的提議啊。彼時美國的開國者若使接受了這個提議，那麽以後四年間的血戰和犧牲，盡可避免的。但是這樣一來，就沒有美洲獨立的成功和北美合眾國的出現了。
那時美國的開國諸公，毅然拒絕一七七八年的和平條件，繼續的再奮鬥了四年，終於一七八一年十月在約克城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們一定要記得，以後那四年血戰的危險和艱難，就幾乎沒有一時一刻不是和福奇山穀中的情形一樣的。軍事的挫折，領土的喪失，內部的困難，甚至通敵賣國的事是層出不窮的。那時全美政府還沒有組成，聯邦憲章，雖經過了三年的討論，還沒有采用。全美議會的名望日減，權力日弱，議會既沒有向各邦征稅的權力，隻有不斷加印紙幣的一法，以維持抗戰。此種紙幣的價值因而愈跌愈低。華盛頓說：“買一車子的糧食，需要一車的紙幣。”“一七八〇年的初期，一元紙幣的價值，跌到二分。同年年底，十元紙幣，僅值一分。不久紙幣就停止流通了，債款也無法催收。信用**然無存，費城一家理發店，把賬單裱糊四壁”。“在這樣情況之下，軍隊必需的衣食，幾乎無法維持。士兵四個月的餉還不夠他家族買一鬥麥，有時這點餉還領不到。終日光了赤腳，吃也吃不飽”。（費斯克著《美國革命》第196~200頁）
這是一七八〇年的情形，但是華盛頓和他的同事們，並沒有放棄抵抗。一年以後，在約克城終於獲得了最後勝利，結束了美國革命的軍事階段。
我詳細描述美國革命在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一年內的種種困苦，不僅是要說明華盛頓統率的美軍，其處境並不比今日抗戰的中國軍隊好多少，並且要證明蔣委員長所以把抗日戰爭稱為革命戰爭，而這種革命戰爭中民族精神必定獲得最後勝利的意義。凡是革命戰爭，都是武器不全而為理想所激發的民眾，和操有裝備優越的正規軍的壓迫者或侵略者作戰。結果最後的勝利總是歸於篤信主義勇敢犧牲而能征服一切困難的一方麵。若果說這是一個幻想，那末也是一種使人非常興奮使人非常感動的幻想，所以我國成千累萬的人民決定拿血和生命來考驗一下啊！
在結束我的講演以前，我還有一個觀察，也是根據曆史的比喻的。我要問一句話，就是美國的開國者怎樣能夠逃出福奇山穀走上約克城勝利的路！曆史家都同意，不外有兩種因素。第一革命軍能不顧極大的艱苦，奮鬥到底。但是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就是那時國際情形是幫助了美國革命的。喬治第三的英國為歐洲各大國所厭惡，他們自然同情於美洲的殖民地。全美議會曾派外交團赴歐，主要目的在聯絡路易十六的法國朝廷。團員之中，有那位日後出任第一任駐法公使的佛蘭克林，他和法國訂了商約和軍事同盟，非但借到了四千五百萬鎊的巨款，而且得到法國的重要軍事協助——得到那人數眾多器械精良的法國遠征隊，就是主張美洲孤立主義最力的貝密史教授，也不得不承認“法國在美洲的陸軍和艦隊，與華盛頓軍隊的協同作戰，獲得約克城最後的勝利。法國同盟實在是美國獨立成功的主要原素。每一個美國人民應該永矢弗忘的”。（貝密史著《美國外交史》第31頁）
但是法國的直接援助，並非美國革命成功的唯一原因。那時整個的國際形勢，都是直接或間接對於美國有利的。遠在一七七八年的時候，英法兩國早已進入不宣而戰的狀態中。西班牙在一七七九年向英國宣戰。一七八？年，俄國加塞林女皇宣布了海上自由和中立國權利的原則，立刻就被英國的敵國們接受了。一七八？年荷蘭也向英國宣戰。所以當英軍在約克城投降的前一年，英國幾乎和全歐各國處於敵對地位，他全世界的殖民地，也飽受法國和西班牙兩國的威脅。在這樣不利的國際環境之下，英政府當然無法增援她在美作戰的部隊，而予實力比較微弱的華盛頓軍隊以致命的打擊。
這種曆史比喻的教訓，是非常明顯的。中國抵抗侵略戰的最後成功，也得靠二種事，第一，中國必須繼續抗戰。事實上中國除抗戰外，也沒有別的選擇。第二，在中國持久戰爭中，也許有一天國際情形轉變到對中國有利而對日本不利。中國並不希冀同情或友好的友邦，實地拿起槍來，幫同我們對日作戰。但是中國確實希望，而並有這權利希望，各民主的及愛好和平國家的男女人士，受了公正觀念和人道正義的驅使，阻止武器和重要軍需原料這樣不人道的繼續輸入一個國家。要知道這個國家，已經被五十多國一致譴責，為違犯神聖條約，破壞世界和平的國家。我毫不遲疑地再加一句，這一個國家也就是今日國際團體中第一個公敵。
依照這個有點含糊的題目，我建議先談點中日戰爭最初兩年的事並簡略解釋一般情勢，然後再依照國際情勢來考慮遠東衝突的未來。
去年我曾在七月四日那一個星期來到密歇根大學，七月七日我應中國同學會之邀在戰爭周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講。那時節我說中日戰爭的第一年可用三句話加以總括起來：
（一）中國抗戰的力量遠超過吾人所預料的。
（二）日本的弱點遠超過世界各國所想像的。
（三）國際對中國的援助遠超過我們多數人所敢期望的。
過了十三個月，我重臨貴校，日本進行其侵略戰爭已達二十六個月之久，而今和平尚未在望，這時我仍然可以用以上的三句話來描寫現階段的中日戰爭。
首先，戰爭經過兩年後，中國的士氣和一樣堅決高昂的抗戰決心是前所未有的。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們失去了漢口和廣州。因此中國第一次給切斷了一切海上重要的通道。我們的敵人以為中國已經被擊敗了，公開和私底下均曾建議和談，要中國在驕橫敵人的槍炮下接受命令式的和平。中國以一年堅強的繼續抗戰作為答複。今年四五月間從長城到珠江，中國軍隊在各戰線發動一連串的反攻。根據中立國觀察家保守的估計，日軍每天的損失八百至一千人，大會戰的損失還不計算在內。等於說平均每年損失三十至三十六萬人之譜！
中國人漸漸適應於新情勢。我們不但成功地建造後門的交通與通訊的臨時路線，而且也建造了新的和永久的鐵路線。更有進者，我們正盡力開發華西和西南部，開采煤、金、鎢、銻、錫的數量比從前更多，我們在大後方也建立了新工業。這個大後方將成為我們長期抗戰的根據地。
我又可以預料即將來臨的第三年中國抗戰的力量將增加不少。
我的第二句話是日本在兩年侵略戰爭中暴露了一切的弱點。
我不談論外國軍事專家低估日本軍事力量的評價，也不想強調日軍在南京大屠殺和各地毒害淪陷區民眾中所表現道德淪喪的事。也不強調日本表現在缺乏自由主義、激進主義，八年政治動**不安與兩年戰爭間未能產生全國領導力量的政治與學識的弱點。
我僅想以統計數字指出日本基本的經濟弱點。據估計日本在這兩年來所花費的戰費等於甲午戰爭（1894~95）、日俄戰爭（1904~05）和滿洲侵略（1931~現在）戰費總計的四倍，這三次戰爭日本共耗費卅一億九千三百萬日圓，但是中日新戰爭（1937~39）為一百四十億日圓。
再看看日本包括戰費在內的預算比以前激進增加：
一九三一年十四億七千六百萬日圓（百分之百）
一九三七年五十四億三千六百萬日圓（百分之三百七十）
一九三八年八十三億九千三百萬日圓（百分之五百七十）
一九三九年~四〇年一〇二億九千四百萬日圓（百分之七百）
從這些預算來看日本在現在戰爭中所耗費的戰費：
一九三七年廿五億六千四百萬日圓
一九三八年五十五億二千六百萬日圓
一九三九~四〇年六十六億日圓（估計）——三年總計一百四十六億九千萬日圓。
為應付浩大戰費，日政府求助於通貨膨脹的政策。且紙幣發行額如下：
一九三七年卅三億日圓
一九三八年五十四億日圓
一九三九年~四〇年七十五億日圓（估計）
這是遠超過日本債券市場所能吸收的限度，到一九三八年末，已經有三十一億六千萬日圓的新公債還留在各銀行裏無法售出。
更有進者，日本為購買戰爭物資使進口遠超出口的數額，入超的款額須以黃金償付，結果日本黃金儲存量大為減少。
一九三七年售予美國的日本黃金為二億四千六百四十萬六千美元，一九三八年為一億六千八百七十三萬九千六百四十三美元。甚至日本作家都承認日本黃金準備金已減到一億六千萬美元而已。可是中立國觀察家相信日本的黃金儲存量實際上已經完全耗盡。其每年開采的黃金數量是不必重視的。［據張伯倫（William H.Chamberlin）估計為每月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日圓，其他人估計為每月僅二百萬美元。］
日本因為缺少石油、鐵、銅、鉛、鎳和橡膠，所以必須大量進口。因此入超與黃金儲量之枯竭造成一個嚴重的情況，而戰爭的結束仍尚未在望。
這是日本一大悲劇。一個偉大的國家輕易地拋棄了六十年來光輝燦爛的成就來從事一個大規模的自殺愚行。全世界看到了日本的大弱點，那就是無法控製其軍事機構，甚至冒著毀滅自己的危險。
我的第三句話是在過去兩年間中國獲得了超過我們一些人所期望的援助。
當然，中國有些樂觀主義者曾對外援寄予奢望。他們對於兩年來中國需獨立作戰而其友邦卻未能挺身出來支持我方而感到失望。但是我們這些了解國際情勢的人，了解愛好和平國家厭惡戰爭的心理，從不懷著中國從其友邦獲得軍事或財政、或物資援助的大奢望。
可是由於中國抗戰立場純正而日本侵略意圖之可憎，使各個友邦心甘情願地盡量給予我們一切的援助。中國如果沒有英、法、俄、美等國的援助，確實是不能在戰爭中有那麽好的表現。
最靠近我們，最不怕日本軍事力量，在中國境內最沒有既得利益受到威脅的是蘇俄，當然蘇俄對中國的援助是最不必忌憚什麽的。其援助最大的地方有二：一，沿著滿蒙邊界集結大軍牽製了日本駐北滿和內蒙古三十多萬訓練精良武器銳利的軍隊；二，以貸款方式運來賣給中國大量武器彈藥，並包括大量的作戰飛機、大炮和石油。蘇俄也是以大量財政與軍事援助給予中國的第一個國家。
英法在中國大量的權益，時刻都麵臨著日本的威脅，從一九三五年以來英法兩國在歐洲有事，無法兼顧遠東。可是雖然有了這些大困難，英法在這兩年來仍然是很慷慨的援助中國。十五個月來英國殖民地香港是中國武器彈藥的大輸運站，尤其是廣州淪陷後香港地位更是重要。法屬安南通廣西的桂越鐵路和英國幫助築成的滇緬路等都是中國對外的交通要道。英國對中國貨幣之安定也曾給予很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