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八年前，我最後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耐兒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們談到英國文學大師阿克頓（Lord Acton）一生準備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沒有完成他就死了。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近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競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我十七歲的時候（一九〇八）曾在《競業旬報》上發表幾條《無鬼叢話》，其中有一條是痛罵小說《西遊記》和《封神榜》的，我說：
《王製》有之：“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吾獨怪夫數千年來之排治權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
這是一個小孩子很不容忍的“衛道”態度。我在那時候已是一個無鬼論者、無神論者，所以發出那種摧除迷信的狂論，要實行《王製》（《禮讓》的一篇）的“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一條經典！
我在那時候當然沒有夢想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後（一九二三）會很熱心的給《西遊記》作兩萬字的考證！我在那時候當然更沒有想到那個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後還時時留心搜求可以考證《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時候也完全沒有想想《王製》那句話的曆史意義。那一段《王製》的全文是這樣的：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沒有懂得這一段話的“誅”正是中國專製政體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學術、新信仰、新藝術的經典的根據。我在那時候抱著“破除迷信”的熱心，所以擁護那“四誅”之中的第四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我當時完全沒有夢到第四誅的“假於鬼神……以疑眾”和第一誅的“執左道以亂政”的兩條罪名都可以用來摧殘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當時也完全沒有注意到鄭玄注裏用了公輸般作“奇技異器”的例子；更沒有注意到孔穎達《正義》裏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故第二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故第三誅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製》第四誅，要“殺”《西遊記》《封神榜》的作者。那時候我當然沒有想到十年之後我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就有一些同樣“衛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製》的第三誅，要“殺”我和我的朋友們。當年我要“殺”人，後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隻因為動了一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敘述五十年前主張“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故事，為的是要說明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我到今天還是一個無神論考，我不信有一個有意誌的神，我也不信靈魂不朽的說法。但我的無神論與共產黨的無神論有一點根本的不同。我能夠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夠容忍一切誠心信仰宗教的人。共產黨自己信仰無神論，就要消滅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絕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態度了。
我自己總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絕大多數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這雅量，能容忍我的無神論，能容忍我這個不信神也不信靈魂不滅的人，能容忍我在國內和國外自由發表我的無神論的思想，從沒有人因此用石頭擲我，把我關在監獄裏，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燒死。我在這個世界裏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與自由。我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對我的容忍度量是可愛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總覺得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誠心的諒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誠心的容忍並臣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因為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容忍的重要意義。若社會沒有這點容忍的氣度，我決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膽懷疑的自由，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冶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度。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隻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個宗教團體總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錯的，必定是異端，邪教。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已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試看歐洲的宗教革新運動的曆史。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約翰高爾文（John Calvin）等人起來革新宗教，本來是因為他們不滿意於羅馬舊教的種種不容忍，種種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歐北歐勝利之後，新教的領袖們又都漸漸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許別人起來批評他們的新教條了。高爾文在日內瓦掌握了宗教大權，居然會把一個敢獨立思想，敢批評高爾文的教條的學者塞維圖斯（Servetus）定了“異端邪說”的罪名，把他用鐵鏈鎮在木樁上，堆起柴來，慢慢的活燒死。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這個殉道者塞維圖斯的慘史，最值得人們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運動原來的目標是要爭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爾文和他的信徒們居然會把一位獨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燒死呢？何以高爾文的門徒（後來繼任高爾文為日內瓦的宗教獨裁者）柏時（de Beze）竟會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條”呢？
基本的原因還是那一點深信我自己是“不會錯的”的心理。像高爾文那樣虔誠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確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筆確是代表上帝的意誌，那末他的意見還會錯嗎？他還有錯誤的可能嗎？在塞維圖斯被燒死之後，高爾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評。一五五四年，高爾文發表一篇文字為他自己辯護，他毫不遲疑的說：“嚴厲懲治邪說者的權威是無可疑的，因為這就是上帝自己說話。……這工作是為上帝的光榮戰鬥”。
上帝自己說話，還會錯嗎？為上帝的光榮作戰，還會錯嗎？這一點“我不會錯”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沒有錯誤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見就是“正義”，反對我的人當然都是“邪說”了。我的意見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對我的人的意見當然都是“魔鬼的教條”了。
這是宗教自由史給我們的教訓：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度是基於“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會問題的討論上，我們同樣的感覺到不容忍是常見的，而容忍總是很稀有的。我試舉一個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們在《新青年》雜誌上開始提倡白話文學的運動，我曾從美國寄信給陳獨秀，我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各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獨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當時看了就覺得這是很武斷的態度。現在在四十多年之後，我還忘不了獨秀這一句話，我還覺得這種“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態度是很不容忍的態度，是最容易引起別人的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
我曾說過，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現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著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小姐：
大家都知道四健會按原來英文“4-h clubs”的次序是Head（頭腦），Heart（心），Hands（手），Health（身體健康）。蔣夢麟先生在“四健運動”一文裏，說“訓練會員健手、健身、健腦、健心”。
夢麟先生改動四健的次序，好像不是無意的，我想他有意的要大家先從兩隻手開始，從健手健身做到健腦健心。
四健會的《會歌》裏有這一句：“行中求知精益求精。”這歌詞是夢麟先生做的，四健會的標準語中有“從工作中學習，從學習中工作”。“工作要先做計劃，計劃要切實推行。”“要以工作的紀錄表現工作的成績。”我猜想這幾句標語裏也有夢麟先生的手筆。蔣夢麟先生做了幾十年教育教授，教了幾十年的教育哲學，他是一個教育哲學家，提倡這個“四健運動”。不是完全抄襲外國的“4-h clubs”的。他一定仔細想過，他好像已經不動聲色的把他的教育哲學做了四健會的哲學了。
我的猜想未必全對，但你們這個“四健會”的背後有一種教育哲學，是毫無可疑的。這種哲學就是“行中求知”，就是“從工作中學習，從學習中工作”。這就是四健會的教育哲學。這種哲學也可以說是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學說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他說的“以行而求知，因知而進行”（《孫文學說》第五章）。這種哲學也可以說是蔣夢麟先生和我的老師杜威先生的實驗主義的教育哲學，就是“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就是繼續不斷的改造我們的經驗，要使我們的生活格外有意義，要使我們主管未來生活的能力格外高明”。
總而言之，我從旁觀察，你們這個“四健運動”有一種教育哲學做中心，大概是因為你們參加這個運動的五六萬青年朋友都是努力作實際工作的人，所以你們的哲學家蔣夢麟先生平時就不肯多談這個運動背後的哲學了。
蔣先生叫我今日到這兒來談話，我昨天才看見“年會活動時間表”，才知道我今天的任務是“專題講演”，我沒有“專題”可以講，隻好來談談“四健會的哲學”，談談“四健會的教育哲學”，我的看法是：向三百位青年朋友談談你們這個運動背後的“哲學”，也許有點用處，也許可以給你們的工作增添一點意義，增添一點新興趣。所以我今天指出你們唱的《四健會歌》裏的“行中求知”就是你們的哲學；你們的標語“從工作中學習，從學習中工作”，也就是你們的哲學。
“行中求知”四個字，“從工作中學習”六個字，都可以說是“四健運動”的遠大的意義，根本的意義，所以說是你們的哲學，是你們的教育哲學。這就是說：你們生活的是一種新的教育方法，你們的工作就是學習，就是求知識，就是學習活的知識，活的技能，就是增加生活的能力，就是活的教育。這就是說：教育不完全靠書本，不完全靠課堂上的教科書知識，不完全靠學校上課。活的教育，有用的教育，真實的教育可以從生活裏得來，可以從工作中得來。這種從工作中得來的教育往往比課堂上書本裏得來的教育還更有用，還更有價值。
這種“行中求知”，“從工作中學習”的教育哲學，我國思想史上曾有人主張過。這種哲學很有點像三百年前中國北方起來的一個學派的思想。那個北方學派叫做“顏氏學派”，因創立的哲學家叫做顏元，他號叫習齋，故也叫做“顏習齋學派”。
諸位四健會的青年朋友都是從農村來的，我要介紹給你們這位哲學家顏元是真正從農村裏出來的中國哲學家，他是直隸省博野縣人，他的父親從小被賣給鄰縣一個姓朱的做兒子，所以改姓朱，顏元小時也姓朱。他四歲時，滿洲兵打進來，他的父親正同朱家鬧氣，就跟著滿洲兵跑到國外去了，從此沒有信息。顏元十歲時，明朝就亡國了，十二歲時，他母親改嫁去了，顏元就在朱家長大，在農村私塾裏讀書，他很聰明，也很頑皮，但因為他聰明，也讀了不少雜書，也學做八股文章。後來朱家也衰敗了，顏元到廿歲時，因家貧無法維生，隻有種田養家，又讀了一些醫書，學做醫生；又考取了秀才，他就開了一個蒙館教小學生，他一麵種田，一麵教小學生，有時還做醫生，他的生活是北方農村的蒙館先生的生活。
顏元喜歡讀宋朝、明朝的哲學書，自命要做聖人賢人。宋朝、明朝的哲學家教人靜坐，他做了十多年的理學功夫，到了三十四歲，他才從自己的痛苦經驗中得到一種思想上的大感悟、大革命。
他發覺靜坐是無用的，讀書不是教育，他大膽的說：宋朝、明朝的大哲學家教人靜坐，教人談天說性，教人空談談道理，都是錯的，都是錯了路，都違反了中國古聖人孔子、孟子的思想，都不是真學問，也不是真教育，他反對靜坐，反對讀書，反對靜的教育。他提倡一種動的教育、活的教育，他說，真的知識必須從動手實習做得來，因為他注重動，實做實習，所以他自己取“習齋”做名號。
宋朝以來的哲學家都愛講“格物致知”。“格物”有種種說法，顏元都不讚成。他說“格物”的“格”字就是“手格野獸”的“格”字，“格”就是“犯手去做”，就是動手去做實習。他自己種田，又做醫生，兩種職業都需要動手去做，所以他的思想特別注重實做實習。所以他反對一切“談天說性”的玄談。他說：“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渾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他有許多新鮮的、含有思想革命意味的見解，我隻能引他兩段話，來表現他的教育思想。
（一）以讀經史訂群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裏。以讀經史訂群書為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裏矣。……
譬之學琴然。《詩》《書》如琴譜也，爛熟琴譜，可謂學琴乎？更有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譜果琴乎？……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為習琴也。……
手隨心，音隨手，……是謂之習琴矣，未為能琴也。
心與手忘，手與弦忘，手與弦忘，……於是乎命之曰能琴。
（二）譬之於醫，《黃帝內經·素問·金匱》……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為之力也。
今有妄人者，止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為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為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日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歧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
愚以為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為醫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此妄人也，不惟非歧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為醫也。
這是顏習齋的“犯手去做”的教育哲學，也就是四健會“從工作中學習”、“行中求知”的教育哲學。
去年冬季，我的朋友陶孟和先生請我吃晚飯。席上的遠客，是一位美國女子，代表幾家報館，去到俄國做特別調查員的。同席的是一對英國夫婦，和兩對中國夫婦，我在這個“中西男女合璧”的席上，心中發生一個比較的觀察。那兩位中國婦人和那位英國婦人，比了那位美國女士，學問上，智識上，不見得有什麽大區別。但我總覺得那位美國女子和他們絕不相同。我便問我自己道，他和他們不相同之處在那一點呢？依我看來，這個不同之點，在於他們的“人生觀”有根本的差別。那三位夫人的“人生觀”是一種“良妻賢母”的人生觀。這位美國女子的，是一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我在席上，估量這位女子，大概不過三十歲上下，卻帶著一種蒼老的狀態，倔強的精神。他的一言一動，似乎都表示這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似乎都會說道：“做一個良妻賢母，何嚐不好？但我是堂堂地一個人，有許多該盡的責任，有許多可做的事業。何必定須做人家的良妻賢母，才算盡我的天職，才算做我的事業呢？”這就是“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我看這一個女子單身走幾萬裏的路，不怕辛苦，不怕危險，要想到大亂的俄國去調查俄國革命後內亂的實在情形：——這種精神，便是那“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的一種表示；便是美國婦女精神的一種代表。
這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換言之，便是“自立”的觀念。我並不說美國的婦人個個都不屑做良妻賢母；也並不說他們個個都想去俄國調查革命情形。我但說依我所觀察，美國的婦女，無論在何等境遇，無論做何等事業，無論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個“自立”的心。別國的婦女大概以“良妻賢母”為目的，美國的婦女大概以“自立”為目的。“自立”的意義，隻是要發展個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賴別人，自己能獨立生活，自己能替社會作事。中國古代傳下來的心理，以為“婦人主中饋”；“男子治外，女子主內”；婦人稱丈夫為“外子”，丈夫稱妻子為“內助”。這種區別，是現代美國婦女所絕對不承認的。他們以為男女同是“人類”，都該努力做一個自由獨立的“人”，沒有什麽內外的區別的。我的母校康南耳大學，幾年前新添森林學一科，便有一個女子要求學習此科。這一科是要有實地測量的，所以到了暑假期內，有六星期的野外測量，白天上山測量，晚間睡在帳篷裏，是很苦的事。這位女子也跟著去做，毫不退縮，後來居然畢業了。這是一條例。列位去年看報定知有一位美國史天孫女士在中國試演飛行機。去年在美國有一個男子飛行家，名叫Carlstrom，從Chicago飛起，飛了四百五十二英裏（約1500裏），不曾中止，當時稱為第一個遠道飛行家。不到十幾天，有一個女子，名叫Ruth Law，偏不服氣，便駕了他自己的飛行機，一氣飛了六百六十八英裏，便勝過那個男飛行家的成績了。這又是一個例。我舉這兩個例，以表美國婦女不認男外女內的區別。男女同有在社會上謀自由獨立的生活的天職。這便是美國婦女的一種特別精神。
這種精神的養成，全靠教育。美國的公立小學全是“男女共同教育”。每年約有八百萬男孩子和八百萬女孩子受這種共同教育，所發生的效果，有許多好處。女子因為常同男子在一處做事，自然脫去許多柔弱的習慣。男子因為常與女子在一堂，自然也脫去許多野蠻無禮的行為（如穢口罵人之類）。最大的好處，在於養成青年男女自治能力。中國的習慣，男女隔絕太甚了，所以偶然男女相見，沒有鑒別的眼光，沒有自治的能力，最容易陷入煩惱的境地，最容易發生不道德的行為。美國的少年男女，從小受同等的教育（有幾種學科稍不同），同在一個課堂讀書，同在一個操場打球，有時同來同去，所以男女之間，隻覺得都是同學，都是朋友，都是“人”：所以漸漸的把男女的界限都消滅了，把男女的形跡也都忘記了。這種“忘形”的男女交際，是增進青年男女自治能力的惟一方法。
以上所說是小學教育。美國的高級教育，起初隻限於男子。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女子的高級教育才漸漸發達。女子高級教育可分兩種：一是女子大學，一是男女共同的大學。單收女子的高級學校如今也還不少。最著名的，如：
（一）Vassar College在Poughkeepde,N.Y.有1200人
（二）Wellesley College在Wellesley,Mass.有1500人
（三）Bryn Mawr College在Bryn Mawr,Pa有500人
（四）Smith College在Northampton,Mass.有2000人
（五）Radcliffe College在Cambridge,Mass.有700人
（六）Barnard College在紐約有800人
這種專收女子的大學，起初多用女子教授，現今也有許多男教授了。這種女子大學，往往有極幽雅的校址，極美麗的校舍，極完全的設備。去年有一位中國女學生，陳衡哲女士，做了一篇小說，名叫《一日》，寫Vassar College的生活，極有趣味。這篇小說登在去年的《留美學生季報》第二號。諸位若要知道美國女子大學的內部生活，不可不讀他。
第二種便是男女共同的大學。美國各邦的“邦立大學”，都是男女同校的。那些有名的私立大學，如Cornell,Chicago,Leland Stanford，也都是男女同校。有幾個守舊的大學，如Yale,Columbia,Johns Hopkins，本科不收女子，卻許女子進他們的大學院（即畢業院）。這種男女共校的大學生活，有許多好處。第一，這種大學的學科比那些女子大學，種類自然更豐富了，因此可以擴張女子高級教育的範圍。第二，可使成年的男女，有正當的交際，共同的生活，養成自治的能力和待人處世的經驗。第三，男學生有了相當的女朋友，可以增進個人的道德，可以減少許多不名譽的行為。第四，在男女同班的學科，平均看來，女子的成績總在男子之上：——這種比較的觀察，一方麵可以消除男子輕視女子的心理；一方麵可以增長女子自重的觀念，更可以消滅女子仰望男子和依順男子的心理。
據一九一五年的調查，美國的女子高級教育，約如下表：
初看這表，似乎男女還不能平等。我們要知道女子高級教育是最近七八十年才發生的，七八十年內做到如此地步，可算得非常神速了。中美和西美有許多大學中，女子人數或和男子相等（如Wiscosin），或竟比男子還多（如Northwestern），可見將來未必不能做到高等男女教育完全平等的地位。
美國的婦女教育既然如此發達，婦女的職業自然也發達了。“職業”二字，在這裏單指得酬報的工作。母親替兒子縫補衣裳，妻子替丈夫備飯，都算不得“職業”。美國婦女的職業，可用下表表示：
一九〇〇年統計
男23754000人
女5319000人居全數18%
一九一〇年統計
男30091564人
女8075772人居全數21%
這些職業之中，那些下等的職業，如下女之類，大概都是黑人或新入境的歐洲僑民。土生的婦女所做的職業，大抵皆係稍上等的。教育一業，婦女最多。今舉一九一五年的報告如下：
照上表看來，美國全國四分之三的教員都是婦女！即此一端，便可見美國婦女在社會上的勢力了。
據一九一〇年的統計，美國共有四千四百萬婦女。這八百萬有職業的婦人，還不到全數的五分之一。那些其餘的婦女，雖然不出去做獨立的生活，卻並不是坐吃分利的，也並不是沒有左右社會的勢力的。我在美國住了七年，覺得美國沒有一樁大事發生，中間沒有婦女的勢力的；沒有一種有價值的運動，中間沒有無數熱心婦女出錢出力維持進行的。最大的運動，如“禁酒運動”，“婦女選舉權運動”，“反對幼童作苦工運動”，……幾乎全靠婦女的功勞，才有今日那麽發達。此外如宗教的事業，慈善的事業，文學的事業，美術音樂的事業，……最熱心提倡讚助的人都是婦女占最大多數。
美國婦女的政治活動，並不限於女子選舉一個問題。有許多婦女極反對婦女選舉權的，卻極熱心去幫助“禁酒”及“反對幼童苦工”種種運動。一九一二年大選舉時，共和黨分裂，羅斯福自組一個進步黨。那時有許多婦女，都極力幫助這新政黨鼓吹運動，所以進步黨成立的第一年，就能把那成立六十年的共和黨打得一敗塗地。前年（1916）大選舉時，從前幫助羅斯福的那些婦女之中，如Jane Addams之流，因為怨恨羅斯福破壞進步黨，故又都轉過來幫助威而遜。威而遜這一次的大勝，雖有許多原因，但他得婦女的勢力也就不少。最可怪的是這一次選舉時，威而遜對於女子選舉權的主張，很使美國婦女失望。然而那些明達的婦女卻不因此便起反對威而遜的心。這便可見他們政治知識的程度了。
美國婦女所做最重要的公眾活動，大概屬於社會改良的一方麵居多。現在美國實行社會改良的事業，最重要的要算“貧民區域居留地”（Social Settlements）。這種運動的大旨，要在下等社會的區域內，設立模範的居宅，興辦演說，遊戲，音樂，補習課程，醫藥，看護等事，要使那些下等貧民有些榜樣的生活，有用的知識，正當的娛樂。這些“居留地”的運動起於英國，現在美國的各地都有這種“居留地”。提倡和辦理的人，大概都是大學畢業的男女學生。其中婦女更多，更熱心。美國有兩處這樣的“居留地”，是天下聞名的。一處在Chicago，名叫Hull House，創辦的人就是上文所說的Jane Adams.這位女士辦這“居留地”，辦了三十多年，也不知道造就了幾多貧民子女，救濟了幾多下等貧家。前幾年有一個《獨立周報》，發起一種選舉，請讀那報的人投票公舉美國十大偉人。選出的十大偉人之中，有一個便是這位Jane Addams女士。這也可想見那位女士的聲價了。還有那一處“居留地”，在紐約城，名叫Henry Street Settlement.是一位Lilian Wald女士辦的。這所“居留地”初起的宗旨，在於派出許多看護婦，親到那些極貧苦的下等人家，做那些不要錢的看病，施藥，接生等事。後來範圍漸漸擴充，如今這“居留地”裏麵，有學堂，有會場，有小戲園，有遊戲場。那條亨利街本是極下等的貧民區域，自從有了這所“居留地”，真像地獄裏有了一座天堂了。以上所說兩所“居留地”，不過是兩個最著名的榜樣，略可表現美國婦女所做改良社會的實心事業。我在美國常看見有許多富家的女子，拋棄了種種貴婦人的快活生涯，到那些“居留地”去居住。那種精神，不由人不讚歎崇拜。
以上所說各種活動中的美國婦女，固然也有許多是沽名釣譽的人，但是其中大多數婦女的目的隻是上文所說“自立”兩個字。他們的意思，似乎可分三層。第一，他們以為難道婦女便不配做這種有用的事業嗎？第二，他們以為正因他們是婦女，所以最該做這種需要細心耐性的事業。第三，他們以為做這種實心實力的好事，是抬高女子地位聲望的唯一妙法：即如上文所舉那位Jane Adams，做了三十年的社會事業，便被國人公認為十大偉人之一；這種榮譽豈是沈佩貞一流人那種舉動所能得到的嗎？所以我們可說美國婦女的社會事業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自立”精神，並且可以表示美國女界擴張女權的實行方法。
以上所說，不過略舉幾項美國婦女家庭以外的活動。如今且說他們家庭以內的生活。
美國男女結婚，都由男女自己擇配。但在一定年限以下，若無父母的允許，婚約即無法律的效力。
今將美國四十八邦法律所規定不須父母允許之結婚年限如下：
三邦無法定的年限
自由結婚第一重要的條件，在於男女都須要有點處世的閱曆，選擇的眼光，方才可以不至受人欺騙，或受感情的欺騙，以致陷入痛苦的境遇，種下終身的悔恨。所以須要有法律規定的年限，以保護少年的男女。
據一九一〇年的統計，有下列的現象（此表單指白種人而言）：
已婚的男子有16196452人
已婚的女子有15791087人
未婚的男子有11291985人
未婚的女子有8070918人
離婚的男子有138832人
離婚的女子有151116人
這表中，有兩件事須要說明。第一是不婚不嫁的男女何以這樣多？第二是離婚的夫妻何以這樣多？（美國女子本多於男子，故上表前兩項皆女子多於男子。）
第一，不婚不嫁的原因約有幾種：
（一）生計一方麵，美國男子非到了可以養家的地位，決不肯娶妻。但是個人謀生還不難；要籌一家的衣食，要預備兒女的教育，便不容易了。因此有家室的便少了。
（二）知識一方麵，女子的程度高了，往往瞧不起平常的男子；若要尋恰好相當的知識上的伴侶，卻又“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有許多女子往往寧可終身不嫁，不情願嫁平常的丈夫。
（三）從男子一方麵設想，他覺得那些知識程度太高的女子，隻配在大學裏當教授，未必很配在家庭裏做夫人；所以有許多人決意不敢娶那些“博士派“（"Ph.D.type”）的女子做妻子。這雖是男子的謬見，卻也是女子不嫁一種小原因。
（四）美國不嫁的女子，在社會上，在家庭中，並沒有什麽不便，也不致損失什麽權利。他一樣的享受財產權，一樣的在社會上往來，一樣的替社會盡力。他既不怕人家笑他白頭“老處女”（Old Maiden），他也不用慮著死後無人祭祀！
（五）美國的女子，平均看來，大概不大喜歡做當家生活。也並不是不會做：我所見許多已嫁的女子，都是很會當家的。有一位心理學大家Hugo Muensterberg說得好：“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女子，管理家務何嚐不周到，但他總覺得寧可到病院裏去看護病人！”
（六）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我上文所說那種“自立”的精神，那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有許多女子，早已選定一種終身的事業，或是著作，或是“貧民區域居留地”，或是學音樂，或是學畫，都可用全副精神全副才力去做。若要嫁了丈夫，便不能繼續去做了；若要生下兒女，更沒有作這種“終身事業”的希望了。所以這些女子，寧可做白頭的老處女，不情願拋棄他們的“終身事業”。
以上六種都是不婚不嫁的原因。
第二，離婚的原因我們常聽見人說美國離婚的案怎樣多，便推想到美國的風俗怎樣不好。其實錯了。第一，美國的離婚人數，約當男人全數千分之三，女子全數千分之四。這並不算過多。第二，須知離婚有幾等幾樣的離婚，不可一筆抹煞。如中國近年的新進官僚，休了無過犯的妻子，好去娶國務總理的女兒：這種離婚，是該罵的。又如近來的留學生，吸了一點文明空氣，回國後第一件事便是離婚，卻不想想自己的文明空氣是機會送來的，是多少金錢買來的；他的妻子要是有了這種好機會，也會吸點文明空氣，不致於受他的奚落了！這種不近人情的離婚，也是該罵的。美國的離婚，雖然也有些該罵的，但大多數都有可以原諒的理由。因為美國的結婚，總算是自由結婚；而自由結婚的根本觀念就是要夫婦相敬相愛，先有精神上的契合，然後可以有形體上的結婚。不料結婚之後，方才發現從前的錯誤，方才知道他兩人決不能有精神上的愛情。既不能有精神上的愛情，若還依舊同居，不但違背自由結婚的原理，並且必至於墮落各人的人格，決沒有良好的結果，更沒有家庭幸福可說了。所以離婚案之多，未必全由於風俗的敗壞，也未必不由於個人人格的尊貴。我們觀風問俗的人，不可把我們的眼光，胡亂批評別國禮俗。
我所聞所見的美國女子之中，很有許多不嫁的女子。那些鼎鼎大名的Jane Adams,Lilian Wald一流人，自不用說了。有的終身做老處女，在家享受安閑自由的清福。有的終身做教育事業，覺得個個男女小學生都是他的兒女一般，比那小小的家庭好得多了。如今單舉一個女朋友作例。這位女士是一個有名的大學教授的女兒，學問很好，到了二十幾歲上，忽然把頭發都剪短了，把從前許多的華麗衣裙都不要了。從此以後，他隻穿極樸素的衣裳，披著一頭短發，離了家鄉，去到紐約專學美術。他的母親是很守舊的，勸了他幾年，終勸不回頭。他拋棄了世家的家庭清福，專心研究一種新畫法；又不肯多用家中的錢，所以每日自己備餐，自己掃地。他那種新畫法，研究了多少年，起初很少人賞識，前年他的新畫在一處展覽，居然有人出重價買去。將來他那種畫法，或者竟能自成一家也未可知。但是無論如何，他這種人格，真可算得“自立”兩個字的具體的榜樣了。
這是說不嫁的女子。如今且說幾種已嫁的婦女的家庭。
第一種是同具高等學問，相敬相愛，極圓滿的家庭。如大哲學家John Dewey的夫人，幫助他丈夫辦一個“實驗學校”，把他丈夫的教育學說實地試驗了十年，後來他們的大女兒也研究教育學，替他父親去考察各地的新教育運動。又如生物學家Comstock的夫人，也是生物學名家，夫婦同在大學教授，各人著的書都極有價值。又如經濟學家Alvin Johnson的夫人，是一個哲學家，專門研究Aristotle的學說，很有成就。這種學問平等的夫婦，圓滿的家庭，便在美國也就不可多得了。
第二種是平常中等人家，夫妻同艱苦，同安樂的家庭。我在Ithaca時，有一天晚上在一位大學教授家吃晚飯。我先向主人主婦說明，我因有一處演說，所以飯後怕不能多坐。主人問我演說什麽題目，我說是“中國的婚姻製度”。主人說，“今晚沒有他客，你何不就在這裏先試演一次？”我便取出演說稿，挑出幾段，讀給他們聽。內中有一節講中國夫妻，結婚之前，雖然沒有愛情，但是成了夫婦之後，有了共同的生活，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種同艱苦的生活也未嚐不可發生一種濃厚的愛情。我說到這裏，看見主人抬起頭來望著主婦，兩人似乎都很為感動。後來他們告訴我說，他們都是苦學生出身，結婚以來雖無子女，卻同受了許多艱苦。近來境況稍寬裕了，正在建築一所精致的小屋，他丈夫是建築工程科教授，自己打圖樣，他夫人天天去監督工程。這種共同生活，可使夫婦愛情格外濃厚，家庭幸福格外圓滿。
又一次，我在一個人家過年。這家夫婦兩人，也沒有兒女，卻極相敬愛，同嚐艱苦。那丈夫是一位化學技師，因他夫人自己洗衣服，便想出心思替他造了一個洗衣機器。他夫人指著對我說，“這便是我的丈夫今年送我的聖誕節禮了。”這位夫人身體很高，在廚房做事，不很方便，因此他丈夫便自己動手把廚房裏的桌腳添高了一尺。這種瑣屑小事，可以想見那種同安樂，同艱苦的家庭生活了。
第三種是夫婦各有特別性質，各有特別生活，卻又都能相安相得的家庭。我且舉一個例。有一個朋友，在紐約一家洋海轉運公司內做經理，天天上公司去辦事。他的夫人是一個“社交婦人”（society woman），善於應酬，懂得幾國的文學，又研究美術音樂。每月她開一兩次茶會，到的人，有文學家，也有畫師，也有音樂家，也有新聞記者，也有很奢華的“社交婦人”，也有衣飾古怪，披著頭發的“新婦女”（The New Women）。這位主婦四麵招呼，麵麵都到。來的人從不得見男主人，男主人也從來不與聞這種集會。但他們夫婦卻極相投相愛，決不因此生何等間隔。這是一種“和而不同”的家庭。
第四種是“新婦女”的家庭。“新婦女”是一個新名詞，所指的是一種新派的婦女，言論非常激烈，行為往往趨於極端，不信宗教，不依禮法，卻又思想極高，道德極高。內中固然也有許多假裝的“新婦女”，口不應心，所行與所說大相反悖的。但內中實在有些極有思想，極有道德的婦女。我在Ithaca時，有一位男同學，學的是城市風景工程，卻極喜歡研究文學，做得極好的詩文。後來我到紐約不上一個月，忽然收到一個女子來信，自言是我這位同學的妻子，因為平日聽他丈夫說起我，故很想見我。我自然去見他，談起來才知道他是一個“新婦人”，學問思想都極高尚。他丈夫那時還在Cornell大學的大學院研究高等學問。這位女子在Columbia大學做一個打字的書記，自己謀生，每星期五六夜去學高等音樂。他們夫婦隔開二百多英裏，每月會見一次，他丈夫繼續學他的風景工程，他夫人繼續學他的音樂。他們每日寫一封信，雖不相見，卻真和朝夕相見一樣。這種家庭，幾乎沒有“家庭”可說；但我和他們做了幾年的朋友，覺得他們那種生活，最足代表我所說的“自立”的精神。他們雖結了婚，成了夫婦，卻依舊做他們的“自立”生活。這種人在美國雖屬少數，但很可表示美國婦女最近的一種趨向了。
結論
以上所說“美國的婦女”，不過隨我個人見聞所及，略舉幾端，既沒有“邏輯”的次序，又不能詳盡。聽者讀者，心中必定以為我講“美國的婦女”，單舉他們的好處，不提起他們的弱點，未免太偏了。這種批評，我極承認。但我平日的主張，以為我們觀風問俗的人，第一個大目的，在於懂得人家的好處。我們所該學的，也隻是人家的長處。我們今日還不配批評人家的短處。不如單注意觀察人家的長處在什麽地方。那些外國傳教的人，回到他們本國去捐錢，到處演說我們中國怎樣的野蠻不開化。他們錢雖捐到了，卻養成一種賤視中國人的心理。這是我所最痛恨的。我因為痛恨這種單摘人家短處的教士，所以我在美國演說中國文化，也隻提出我們的長處；如今我在中國演說美國文化，也隻注重他們的特別長處。
如今所講美國婦女特別精神，隻在他們的自立心，隻在他們那種“超於良妻賢母人生觀”。這種觀念是我們中國婦女所最缺乏的觀念。我們中國的姊妹們若能把這種“自立”的精神來補助我們的“倚賴”性質，若能把那種“超於良妻賢母人生觀”來補助我們的“良妻賢母”觀念，定可使中國女界有一點“新鮮空氣”，定可使中國產生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這種“自立”的精神，帶有一種傳染的性質。女子“自立”的精神，格外帶有傳染的性質。將來這種“自立”的風氣，像那傳染鼠疫的微生物一般，越傳越遠，漸漸的造成無數“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覺得自己是堂堂地一個“人”，有該盡的義務，有可做的事業。有了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產出良善的社會。良善的社會決不是如今這些互相倚賴，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所說那種“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其實是善良社會絕不可少的條件。這就是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微意了。
民國七年九月
我本沒有預備講這個題目，到安慶後，有一部分人要求講這個，這問題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臨時加入了。
人類有一種“半身不遂”的病，在中風之後，有一部分麻木不仁；這種人一半失了作用，是很可憐的。諸位！我們社會上也害了這“半身不遂”的病幾千年了，我們是否應當加以研究？
世界人類分男女兩部，習慣上對於男子很發展，對於女子卻剝奪她的自由，不準她發展，這就是社會的“半身不遂”的病。社會有了“半身不遂”的病，當然不是健全的社會了。女子問題發生，給我們一種覺悟，不再犧牲一半人生的天才自由，讓女子本來有的天才，享受應有的權利，和男子共同擔任社會的擔子；使男子成一個健全的人，女子也成一個健全的人！於是社會便成了一個健全的社會！
我們以前從不將女子當做人：我們都以為她是父親的女兒，以為她是丈夫的老婆，以為她是兒子的母親；所以有“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話，從來總不認她是一個人！在曆史上，隻有孝女、賢女、烈女、貞女、節婦、慈母，卻沒有一個“女人”！諸位！在曆史上也曾見過傳記稱女子是人的麽？
研究女子教育是研究什麽？——昔日提倡女子教育的，是提倡良妻賢母；須知道良妻賢母是“人”，無所謂“女子”的。女子願做良妻賢母，便去做她的良妻賢母，假使女子不願意做良妻賢母，依舊可以做她的人的。先定了這個目標，然後再說旁的。
女子問題可以分兩部分講：
（一）女子解放。
（二）女子改造。
解放一部分是消極的。解放中包含有與束縛對待的意思，所以是消極的。改造卻是積極的。改造是研究如何使女子成為人，用何種方法使女子自由發展。
（一）女子解放。解放必定先有束縛。這有兩種講法：一是形體的，一是精神的。
先講形體的解放。在從前男子拿玩物看待女子，女子便也以玩物自居；許多不自由的刑具，女子都取而加在自己身上，現在算是比較的少了。如纏足、穿耳朵、束胸……等等都是，可以算得形體上已解放了。這種不過談女子解放中的初級。試問除了少數受過教育的女子而外，中國有多少女子不纏足？如果我們不能實行天足運動，我們就不配談女子解放！——我來安慶的時候，所見的女子，大半是纏足；這可以用幹涉、講演種種方法禁止她們，我希望下次再來安慶的時候，見不著一個纏足女子！——再談束胸，起初因為美觀起見，並不問合衛生與否。我的一個朋友曾經對我說，假使個個女子都束胸，以後都不可以做人的母親了！
次講精神的解放。在解放上麵，以精神解放最為重要。精神解放怎樣講？——就是幾千年來，社會上男子用了許多方法壓製女子，引誘女子，便是女子精神上的手鐐腳銬。擇幾樁大的說：
第一，未講之先，提出一個標準來，——標準就是“為什麽？“——”女子不為後嗣”。中國古時候最重的是“有後”——女子不算——家中有財產，女兒不能承受；沒有兒子的，一定去在弟兄的兒子中間找一個來承繼受領。女子的不能為後嗣，大半為著經濟緣故，所以應當從經濟方麵提倡獨立。有一個人臨死，分財產做三股，兩個女兒得兩股，一個侄子得一股，但是他的本家，還要打官司。這個觀念如若不打破，對於經濟，對於道德，都有極大的關係。還有“娶妾”。一個人年長了，沒有兒子，大家便勸他娶妾，——就是他的夫人，也要勸他，不如此，人家便要說她不賢慧——請問這一種惡劣的行為，是從什麽地方產生的？再進一步說，既然同認女子是個人，又何以不能承受財產，不能為後？——這是應當打破的邪說之一！
第二，“女子貞操問題”。何謂貞操？——貞操是因男女間感情濃厚，不願意再及於第三者身上。依新道德講，男女都應當守貞操，曆史上沿習卻不然，男子可以嫖，可以納妾；女子既不可以和人家通奸，反要受種種的限製，大概拿牌坊引誘，使女子守一個無愛情沒有見過麵的人，一部分女子，因而被他們引誘了。如此的社會，實在是殺人不抵命的東西！貞操實是雙方男女共有的。我從前說：“男子嫖婊子，與女子和人通奸，是有同等的罪！”所以，“男子叫女子守節，女子也可以叫男子守節！男子如果可以討姨太太，女子也就可以娶姨老爺！”謝太傅——謝安——晚年想納妾，但他卻怕老婆。他的朋友勸他，說公例可以納妾；他的夫人在裏麵應道：“婆例不可！”——曆來都用慣了“公例”，未常實行“婆例”。這種虛偽的貞操，委實可以打破。再簡單說：“貞操是根據愛情的，是雙方的！男子可以不守節，女子也可以不守節！”
第三，“女子責在閫內說”。女子的職務，在家庭以內，這種學說也是捆女子的一根鐵索，如果不打斷，就難說到解放。有許多女子，足能夠做學問，可以學美術、文學……，可以當教員……；有許多男子，隻配抱孩子、煮飯的。有許多事，男子不能做而女子能做。如果不打破這種學說，隻是養成良妻賢母，實在不行。我們要使女子發展天才，決不能叫她永遠須在家裏頭。女子會抱孩子、煮飯，也隻是女子中的一部分，女子決不全是會抱孩子、煮飯的；有天才的女子，卻往往因為這個緣故，不得盡量的發展。就說女子不能做他種事業，但她們做教師便比男子好得多了。總結一句：我們不應當拿家裏洗衣、煮飯、抱孩子許多事體來難女子。我們吃飯，可以吃一品香、海洞春廚子做的，衣服可以拿到洗衣廠裏去洗！
第四，“防閑的道德論”。由古代相傳，男子對女子總有懷疑的態度，總有防閑的道德。現在人對女子，依舊有這一種態度。我所說安慶講演會裏職員，有許多女子加入，便引起了社會上的非難。我將告訴他們：“防閑決不是道德！”如把鳥雀關在籠中，一放他便飛了；不然，一年兩年的工夫，也就悶死了。當我在西洋的時候，見中國許多留學生，常常鬧笑話，在交際場中，遇了女子和他接洽，他便以為有意。由此，我連帶想起一件故事。某人的筆記上說：“有一個老和尚，養了一個小孩子，作為小和尚；老和尚對他防閑得利害，使他不知世故。某年，老和尚帶這小和尚下山，小和尚一件東西也不認識，逢到東西，老和尚不等他問，便一一的告訴他，恰巧有個女子經過，老和尚恐怕他沾染紅塵，便不和他說。小和尚就問，老和尚便扯道：這是吃人的老鬼。等到回山的時候，老和尚便問他下山一日，有所愛否？小和尚說，所愛的隻是吃人的老鬼！”防閑的道德，就是最不道德！我國學生，何以多說是不道德？實是因為防閑太利害了，一遇到惡人，便要墮落！我希望以後要打破防閑的道德論！平心而論，完全自由，也有流弊，不過總不可因噎廢食的。不要以一二人的墮落而及於全部。而且自由的流弊，決不是防閑所可免，若求自由無流弊，必定要再加些自由於上麵；自由又自由，絲毫流弊都沒有了！因為怕流弊而禁止自由，流弊必定更多，且更不自由了！社會上應存“容人的態度”，須知社會上決沒有無流弊的。張小姐鬧事，隻是張小姐；李小姐鬧事，隻是李小姐；決不能因為一兩人而及於全體的！願再加解放許多自由，叫他們曉得所以，自然沒有流弊了！
（二）女子改造。改造方麵，比較簡單些。解放是對外的要求；改造卻是對內的要求，但也不完全靠自己的！
先說內部。女子本身的改造，無論女子本身或提倡女子問題的，都要認明白目標：第一，“自立的能力”。女子問題第一個要點，就在這問題。女子嫁人，總要攀高些，卻不問自立。我覺女子要做人，須注意“自立”，假如女子不能自立，決不能夠解放去奮鬥的。第二，“獨立的精神”。這個名詞，是老生常談，不過我說的是精神上，不怕社會壓製；社會反對，也是要幹的！像現在這種時代是很不容易談解放的。不顧社會非難，可以獨行其是。第三，“先驅者的責任”。做先鋒的責任，在談女子問題中是很重要的。我們一舉一動，在社會上極受影響。先驅者的責任，隻要知道公德，不要過問私德；一人如此，可以波及全體的。不要使我個人行為，在女子運動上加了一個汙點！我最不相信道德，但為了這個起見，也不得不相信了！我常常說：“當學生的，如其提倡廢考，不如提倡嚴格考試；社交解放的先驅者，如提倡自由戀愛，不如提倡獨身主義！”這是諸位要注意的！
一
中國的婦女，一般給人以這樣一種概念：在社會上總是處於非常低的地位。不過本文的宗旨是試圖說明一種截然不同的情況，就是說中國婦女盡管受到傳統的壓迫，還是顯示了她們是具有樹立起自己應該占有地位的能力的。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樣才是公正的。如果要問，說明這些史實的用意何在？簡單地說，就是：即使在中國，壓迫婦女也是辦不到的。
首先，我想引用《詩經》中饒有興味的兩段記載：
乃生男子，載寢之床。
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其泣喤喤，朱芾斯煌，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
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見《詩經，小雅·斯幹》篇第8、9兩段。。
《詩經》是一部公元前8世紀以前描寫我國古代社會生活最豐富和最可靠的史實記載。這裏描寫得這樣坦率地偏愛兒子，輕視女兒，再不需要做任何的辯解和說明了。這是社會上各階層女性常常必須麵對的，屬於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簡單事實。為反抗這種不懷善意的背景，女子必須奮起鬥爭，並逐漸在家庭裏和較大的社會範圍內贏得一席之地。
中國古代婦女在政治生活中曾起過重要作用。孔子說過周朝十位創業主中，有一位是女性。他沒有具體說她姓甚名誰，也沒有說她做了什麽事；但在西周早期曆史的頌歌中，我們可以讀到對偉大女性的高度頌揚，頌揚她們在氏族的發展過程中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實際上史詩的描述一直可以追溯到這一氏族起源的傳說：一位未婚女子由聖靈感應而懷胎，生下一子，日後他教民耕種，成為這個偉大氏族——西周的創始者，他就是後稷。可能居住在我國西邊的氏族中婦女享有一種特殊的崇高地位。在他們的類似曆史記載的詩歌中，歌頌他們偉大的統治者時，幾乎常常是連他們的妻子一起提到的。太王和他的妻子一起遷移，有一首詩歌是對太季與妻子太妊結婚慶典的頌歌。對周文王的妻子太姒的讚美，可以說是這些頌歌中最美好的一首。太姒生了十個才能出眾的兒子，其中之一征服了殷紂，開創了長達八百年的周朝。另一個兒子周公，是一位偉大的將軍和政治家。
不過周朝後來的曆史中，婦女所起的部分作用似乎常常是不好的。公元前721年，西周亡於西戎之手，曆史把這一事件歸咎於一個女子褒姒。一首詩中這樣記載著：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見《詩經·小雅·正月》篇。
正史中沒有記載褒姒究竟是怎麽使周朝遭到滅亡之禍的，但她必定是一位真正的奇特女子，居然能摧毀一個偉大的王朝。在另一首詩歌中這樣寫道：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見《詩經·大雅·瞻印》篇。
這是對女子的譴責，同時又明顯地表示了當時女子所起的重要作用。女子必須事先處於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才能夠起到摧毀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的作用。
綜覽中國曆史，有很多著名的婦女，她們在政治上的成就，不僅僅是由於她們處於皇後或太後的身分。一個不具備卓越才能的平庸之輩，雖然高居王位，也不可能會有什麽成就。而這些中國婦女，她們在曆史上取得令人敬重的地位。戰國時齊國的王後曾執政近四十年指齊襄王的妻子。見《史記》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由於她在處理內政和外交時的謹慎明智，使齊國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穩定局麵，避免了公元前3世紀那場曾使不少國家遭到毀滅的戰爭苦難。有一次有人故意難她怎樣才能解開一對玉連環？她要來錐子，邊砸邊說：“我把它解開了。”見《戰國策》卷十三《齊六：齊閔王之遇殺》篇。漢朝立國四百年，兩位女性起了重要作用。一位是開國皇帝漢高祖的妻子呂後（公元前180年卒）。她來自民間，沒有受過教育，但她是一位機智能幹、行動果斷而又殘酷無情的女子。是她除掉了位高權重，已危及漢王朝的兩位大將韓信和彭越。再一位就是竇後（公元前135年卒），她也同樣來自民間，掌權四十五年。她是老子無為而治政治哲學的信奉者，要求她的兒孫們和她娘家的親屬們學習老子的哲學和其他道家著作。通過她丈夫和兒子的長期在政治上寬鬆自由和經濟上嚴格謹慎的政策，使人民能夠從受到長期戰爭之苦的影響中恢複過來，發展他們各自的能力。在她統治的末期，帝國已經高度繁榮興旺，政府受到人民愛戴。所以她的孫子武帝繼位以後，才有可能使漢王朝發展到鼎盛時期。
唐朝最興盛的時代，有一位著名的女性武鑒，占據統治地位達四十五年（公元660-705年），在她統治的一段時間裏，她幹脆宣布她不再是唐朝皇後攝政，而是一位新建的周朝的統治者，共統治了16年。她是一位具有卓越的文學才華和政治能力的女性。由於她的長期統治，使盛唐時期疆域擴張，文化得到發展。我不打算繼續列舉那些曾經統治龐大帝國的皇後們，和毀滅偉大王朝的寵妃們了。我覺得我所說的已經足以說明中國的婦女沒有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在國家漫長的曆史上，她們曾經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
在非政治生活領域中，中國的女子也同樣有著卓越的、令人尊敬的成就。其中最受人稱頌的是淳於緹縈。漢朝廢除肉刑，是她起了重要作用。她的父親是當時著名的醫學家，曾被人誣告並受到肉刑拷問。她父親有五個女兒，沒有兒子。這位老醫學家在去服刑的路上對女兒們說：我很不幸，隻有女兒，沒有兒子，以致無人能在我需要的時候助我一臂之力。他最小的女兒緹縈聽了以後，決心要救援父親，一路跟隨到京城，向皇上請求，自己願意沒入宮中為奴，以贖減將置父親於死命的肉刑。她的懇求感動了文帝的仁慈之心，於公元167年親自頒布了那一道著名的廢除肉刑的敕令。
在學術文化界，中國女子常有重大的貢獻。西漢初期的幾十年中，上古時代傳下來的經書是通過逐字傳授才得以流傳的。五經之一的《尚書》是由一位女子指伏生的女兒。漢文帝時，遣晁錯從伏生學讀《尚書》，時伏生已“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見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承擔了保護古本，並逐字傳授才得以流傳下來的。三百年以後的公元92年，偉大的曆史學家班固被囚，死於獄中；他的不朽名著《漢書》還沒有完成。是一位女子，他的妹妹班昭奉命繼續他未竟的事業，從而圓滿地完成了這部偉大的著作。班昭還對當時的大學者馬融傳授了怎樣閱讀《漢書》，才使這部著作能刻印問世。班昭還奉詔進宮做皇後和嬪妃們的老師。公元105-121年鄧皇後掌權攝政時，她在鄧後身邊，成了類似政治顧問的人物。在保存下來的她的著作中，《女誡》七篇是最著名的。在這些篇章中，她教人以謙讓的美德；但她也提倡婦女受教育。她說：“現在的君子們，隻讓他們的兒子受教育，忽視對女兒的教誨，是對男女之間除了性別不同外，其他都一樣這一點缺乏了解。按照傳統，男孩子8歲時就教他讀書，到15歲時就會獲得不少知識。我們就不能以同樣的辦法對待女孩子嗎？”這樣的呼聲，今天聽來仍然感到十分溫暖；但她在公元100年時說出這番話來，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