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千年來的科舉製度，更進一步使中國社會民主化。科舉製度起源於對儒學人才的需求。孔、孟儒學中的語言，雖然已經不是當時流行的口語，但卻是官方上下來往的文件與學術著作的標準語言。後來教育逐漸普及，科舉製度日益完備，取才對象的限製，也就日益放寬，科舉也就成了謀求顯達的唯一合法的、而且光榮的途徑。由於限製放寬，貧苦子弟也可以逐步晉升到卿相的地位。後來考試範圍大都限於“四書”，更給予有誌的貧苦青年子弟接受儒學教育與中舉的機會。科舉製度的建立，正是孔子“有教無類”理想的具體實現。
（四）長子繼承（宗法）製度的及早廢除和公開科舉取士製度的實施，是中國人爭取平等的奮鬥；而監察製度的實施，又是中國人爭取自由的奮鬥。中國在上古時代，即有監察製度的實施。負責監察的大臣，往往不顧專製君主的憤怒，直言進諫。後來不但禦史台可以諫奏，凡是有頭銜的官吏都享有這種諫奏的權利。因此演變出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傳統——最昏庸的國君，對直諫的臣子，也不敢嚴加處分。國君對諫奏的容忍，一向都被認為是一種最高的美德。那些因為諫奏而遭到嚴刑重罰，或被暴君處死的忠臣，一向被尊崇為維護人民利益、反對暴虐統治的英烈之士。
（五）最足以表現中國人積極爭取自由的一麵，是學術生活和傳統。中國思想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呈現出獨立思想和大膽懷疑的精神。至聖先師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中國的思想自由和批評精神，就是在這個“合理懷疑”的偉大傳統中培養起來的。公元一世紀時的王充，對當時所有宗教思想與玄學觀念，曾以高度的科學方法，站在哲學的觀點，大膽的加以批評。於是這種批評精神，使中國從中世紀風行一時的釋、道二教中解放出來。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樣充滿了獨立思想與批評、懷疑的態度。譬如對孔學典籍的批評，很久以前就已蔚為風氣。凡經學者證明為偽冒或篡改的卷冊、章節，不管世人如何重視，都能毫不猶豫的加以駁斥。這種自由批評的風氣，到九世紀後期，更加顯著。於是自由派學者對一切主要孔學典籍，均抱有絲毫不苟的疑問態度。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也接受了這種懷疑和批評精神的洗禮，而具有懷疑與批評的特性。在這個時期的中國思想領導人物，幾乎都曾對民族文化遺產作過批評性的研究；而且對每一方麵的問題，都當仁不讓的予以檢查及懷疑和嚴厲的批評。因此，無論宗教、君主政體、婚姻及家庭製度，以至於聖賢本身，都在評論之列，以確定其在新時代、新世界中的存在價值。
這裏要請諸位特別注意的一點是：中國這種學術上的自由批評精神，不是舶來品，而是固有的。去年，在我問美國國會圖書館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時，我曾向該館當局指出：這些資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個老式大學（龍門書院）中研究時使用的。其中每頁都用紅色印刷體記載如下的字樣：學生首先須學會以懷疑的精神來研討課程……哲學家張載（紀元1020~1077）曾說：“於不疑處有疑，則學進矣。”
這種自由批評與懷疑的精神，使我們推翻了君主專製，廢棄了教育與文學上純以文言為工具的傳統，而為今日中國帶來了一個政治與社會革命，及文化複興的新時代。
三
再看日本曆史，那真有天壤之別！
日本曆史，在政治組織上，一直是極權統治；在學術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軍事化訓練；其抱負，則是帝國主義的思想。
日本曆史上的極權獨裁政治，是它國內外觀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曆史權威喬治·森蓀爵士（Sir.George Sansom）曾說：
約自一六一五年起，日本即在寡頭政治統治之下。統治的方法，多與現在極權國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征是：統治者自選幹部；壓製某些階級，使其無所作為；限製個人的自由；厲行節約；多方壟斷；各種檢查；秘密警察；及“個人為國家而存在”的教條。至一八六八年，這一政權雖被推翻，但繼起而代的，並不是一個受大眾歡迎的政府，而是一個強大的官僚集團……因而奠定了日本極權主義特質永恒不變的基礎。
曾於一九四〇年九月起草並簽署《軸心國聯盟條約》的前日本駐羅馬大使白鳥（Shiratori），對日本曆史的評論，比森蓀爵士更為露骨。他說：“過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長的基本原則，就是極權主義。”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軸心國，而且把這種做法視為它一貫的國策，是有其曆史背景，並非偶然的。
其二，是關於日本愚民政策的諸多記載。也就是在學術上，對傳統與權威的無條件接受。日本學者，對某些神話、傳說，是不容許存有懷疑態度的。譬如日本皇室與貴族衣缽相傳的神聖性，太陽女神，紀元前六〇六年二月十一日為日本帝國開國日（或稱為大神傳下鏡子、寶石、寶劍三件聖寶的帝國的創建日）。
日本帝國大學教授TelsujiroInoue（井上哲次郎）在他的一部代表作中，大膽的表示了他對伊勢神宮（Ise）中三件聖寶的看法。他認為上述傳統的說法，有待研究。這位井上博士這一點輕微的存疑，闖下了數年遭受迫害的大禍。他被逐出帝國大學，在暴眾的圍攻下，打得一目失明。但是沒有一位學人敢於挺身而出，為他的遭遇、或為他的科學懷疑精神加以辯護。
自然，在學術獨裁與暴力把持的氣氛下，不但危險思想要受到查禁，所有其他思想也都被認為是有危險的成分。
其三，是上述曆史傳統，說明了日本所以迅速發展成為一等武力強國的原因，揭穿了曆史上最大的迷惑：何以在所有非歐洲國家中，唯有日本能吸收西方文明，在軍事上獨占鼇頭？而中國、印度、波斯（伊朗）、高麗、越南、暹羅，又何以不能？日本之所以能迅速軍事化，乃是因為它的統治階級——大名和武士——是在軍國主義傳統的教育、訓練中熏陶出來的。而統治階級的所作所為，又是全國上下積極效法的榜樣。
因此，日本在短短數十年間，培育成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傲視一切非歐洲國家，自亦不是偶然的事了。
其四，是上述曆史傳統，也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一貫政策。五百年來，日本的國策與理想，不外是向大陸擴張與征服世界。
三百五十多年前（1590），日本中古時代的英雄豐臣秀吉（Hideyoshi），曾致書中、韓、菲、印、琉球，說明他征服世界的計劃即將付諸實施。現在我將他致高麗國王書信的譯文，引述一部分如下：
日本帝國大將豐臣秀吉，致高麗國王陛下
……秀吉雖出身寒門，然家母孕育秀吉之夜，曾夢日入懷中。相士釋夢，預言秀吉命中注定，世界各地，陽光照射之處，均將為我統治……天意所示如此，逆我者皆已滅亡。我軍所向披靡，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今我日本帝國，已臻和平繁榮之境……然我不以於出生之地安度餘年為足，而欲越山跨海，進軍中國，使其人民為我所化，國土為我所有，千年萬世，永享我帝國護佑之恩……故當我進軍中國之時，希國王陛下率軍來歸，共圖大業……
高麗對該書，並未給予滿意的答複，於是秀吉遂在一五九二年初，派遣三十萬五千大軍，渡海經高麗侵略中國。此一師出無名的戰爭，曆時七年之久，後因秀吉死亡，始告結束。
戰爭爆發之初，秀吉的預定計劃是這樣的：一五九二年五月底前，征服高麗。同年底以前，占領中國首都北京。這樣，到一五九四年，新日本大帝國將在北京建都，日皇在北京登基，而秀吉本人則在寧波設根據地，進而向印度及其他亞洲國家擴張。
秀吉的計劃雖未能實現，但三百五十年來，他卻變成了日本民族的偶像。數十年來，亞洲大陸與太平洋地區所發生的一切，與近數月來所發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秀吉精神複活的確證。
今天，這個獨裁的、愚民的、黷武的、瘋狂式帝國主義的日本，正是我們麵臨的大敵。我們已經和這個勁敵浴血抗戰了五年。而今天代表全人類五分之四的同盟諸國，也正在和這一帝國主義者及其他軸心國家，進行全麵的殊死之戰。
四
由於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曆史背景而產生了兩種根本對立的生活方式。今天，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麵臨著日本獨裁、壓迫、黷武主義方式的嚴重威脅。
中國對日抗戰的第一個理由是，我們不僅反對日本帝國作風的重振，不僅反對日本在中國領土上推行其君主政體，而更是反對它雄霸亞洲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所謂“神聖的使命”。
中國對日抗戰的第二個理由是，我們中國人把懷疑看做一種美德，把批評看做一種權利。因此我們不願意讓一個“視一切思想均有危險性”的民族所統治。
中國對日抗戰的第三個理由是，中國人民一向愛好和平，厭棄戰爭。因此，我們不願意在一個黷武好戰、夢想征服世界的民族奴役之下苟生。
全國的青年，全國的同胞：
我在這整整五年裏，沒有發表過一篇國語的文字，沒有發表過一篇國語的演說。今天有這機會向全國廣播，我感覺十分高興。
今天是“五月四日”，是“五四”運動的第二十三周年的紀念。二十三年前，巴黎和平會議不顧中國政府和國民的意誌，向日本作絕大的屈伏，把山東問題交給日本支配。這個消息傳到了中國，北京的學生在天安門前開抗議的大會，作示威的遊行。這一群學生整隊走到東城趙家樓要見當時的外交總長曹汝霖，曹汝霖關了大門，不肯見他們。他們打進門去，找不到曹汝霖，打傷了駐日本公使章宗祥。
這個事件在曆史上叫做“五四運動”。這個學生運動，發動在北京，引起了全國的響應。全國學生罷課，全國的商人罷市，全國的公共團體紛紛打電報給政府，給巴黎的中國代表團，不準他們接受巴黎和約。在歐洲的中國學生和工人組織了監察隊，把中國代表的住宅包圍起來，整日整夜的監視著他們，不準他們出席去簽字。
巴黎和約中國沒有簽字，留下了法律的根據，作為後來華盛頓會議和平解決山東問題的地步。這是“五四運動”在中國曆史上在中日外交史在世界曆史上的意義。
今天是“五四運動”的第廿三年，是我們對日本抗戰的第五十八個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吃緊關頭。我們在這個日子紀念“五四”，當然不是要回想過去，是要借過去來比較現在，使我們可以明白現在，了解將來。
我們全國國民在這個時候最關心的當然是這一次世界大戰爭的結果如何，和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如何。
第一，我可以毫不遲疑的告訴你們，這次大戰的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和我們的同盟國。眼前的吃虧，敗挫都隻是暫時的，都不必憂慮。我在最近三個月內，走了一萬五千英裏的路，親眼看見美國全國上下一致的努力作戰時生產的工作，親眼看見全國的工業在短時期內完全改成了戰時工業。飛機，坦克車，軍火的生產量現在已經趕上軸心國家的生產量了。就是最困難的造船工業，美國也在拚命的發展。美國今年可以造成八百萬噸的船，明年可以造成一千萬噸的船。我昨天剛從Rocky Mountains飛回來，我可以告訴你們現在美國高山上也在造船了！這樣的生產力量，有了運輸，我們的同盟國的最後勝利是絕對無可疑的。
第二，對於戰後的世界，我也毫不遲疑的說，我們必定可以期望一個新的世界和平，新的世界秩序。這一次大戰的敵人和朋友，分的最清楚，和上次大戰有根本的不同。一來是日本成了同盟國的公敵；二來是我們中國這五年來是一個主要的作戰國家；三來是我們二十六個同盟國家從沒有訂立什麽出賣別國主權利益的秘密條約；四來是我們的同盟國曾宣布接受羅斯福大總統和邱吉爾首相的八條《大西洋約章》（ATLANTIC CHARTER），以後的世界和平總可以用這八條原則做藍本。有了這四點大不同，我們可以放心大膽的期望，在這次戰爭結束以後，不但完全做到我們中華民國在世界上的自由平等，並且要建立一個和平的，公道的，繁榮的，快樂的世界。
最後，第三，我們國家民族，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經過這多年的抗戰，取得了受世界敬仰的地位，以後我們的責任也就更重大了。
這廿多年世界和平的局麵是日本“九一八”一炮打碎了的。但是全世界抵抗強暴，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血重新建樹起來的。所以羅斯福大總統四月廿八夜的廣播詞裏曾說：“我們要記得中國是第一個民族起來抵抗侵略的。這個打不倒的中國，在將來，不但對於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並且對於全世界的和平與繁榮，都要擔負相當的責任。”全國的青年，全國的同胞，不要忘了我們的朋友羅大總統對我們的期望。我們在這辛苦血汗的抗戰期間，都應該想想我們國家民族在將來的世界上可以負擔的責任。我們不但要從多年抗戰裏出來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新的文明，我們還得盡我們的能力，幫助全人類維持全世界的和平公道，增進全世界的繁榮，提高全世界的共同文化。我們古代哲人本來曾說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們要拿出這種精神來擔負將來的大責任。
照一般人的計算，今天是中國抗戰五周年的紀念。其實從“九一八”到今天，快滿十一個整年了。這十一年裏，我們的軍隊有過上海的抗戰，長城的抗戰，綏遠的抗戰。所以今天的紀念，是紀念我們五整年的全麵抗戰，也就是紀念我們十一年的國難，也就是紀念我們十一年多的抗戰。
今天我隻想簡單的對全國同胞說三個意思：
第一，我們的長期抗戰，是現代民族起來抵抗侵略最早，又最長久的一段光榮曆史。
第二，我們這十年的努力，五年的苦鬥，在國內方麵，在國際方麵，都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
第三，我們的抗戰事業，不但必定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還可以幫助全人類建立一個有力量而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
第一，日本用武力侵略中國，是世界和平被破壞的開始；我們中國民族抵抗日本，苦戰前後十年，是世界民族抵抗暴力侵略的開始。我們有兩千年愛和平的習慣，我們又沒有海軍，沒有空軍，沒有新式的武器，我們當然沒有抵抗一個頭等海陸軍強國的力量。所以從“九一八”到“七七”，我們足足忍了六年。我們的忍耐，是一個真正愛和平的民族的忍耐。我們的抗戰，是一個真正愛和平的民族到了忍無可再忍時候的抗戰。我們早知道，抗戰開始以後，我們沿海沿江一帶幾萬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必須要受絕大的損失，絕大的犧牲的。我們早知道，那時候的國際局勢是決不會有別的國家出來幫助我們打仗的。我們也早知道，我們的抗戰，必定是很長期的苦戰，也許是五年，十年的苦戰。——這種種的困難，這種種的犧牲，我們的領袖，我們的人民，都早知道，都早細細的想過。所以我們的抗戰不是一時血氣的打仗，是睜開了眼睛，忍了五六年才決定吃大苦，作絕大犧牲的長期抗戰。我們的五年大戰是目標最純粹，旗幟最顯明為國家爭生命，為民族爭人格的抵抗侵略的戰爭。
我們在這個大紀念日子，可以大膽的告訴全世界：“在這個抵抗侵略的世界戰爭裏，我們是第一個國家拿起槍杆子來，我們也必定是最後一個國家放下槍杆子去！”
第二，我們這十一年國難，五年全麵戰爭的絕大努力，絕大犧牲，都不是白白的費掉了的，都已經有了很大的、很重要的成功。
在國內方麵，我們的最大成績是國家政治力量的鞏固。這是我們的敵人萬萬夢想不到的。十年之前，在“九一八”之後，我們的敵人向世界宣傳說，中國不是一個現代的國家，中國人民隻是一盤散沙，沒有組織，也沒有團結力的。可是奇怪得很，敵人越打進來，這一大盤散沙團結的也越堅固，散沙好像變成了“水門汀”了，好像變成“鋼骨水泥”了！十年的苦戰，軍事的失敗，大塊土地的淪陷，經濟的大困難，都不曾搖動我們國家的統一，都隻促進了，加強了，我們政治的團結，建設的努力，作戰的勇氣。這是我們在國內方麵的最大成績。
在國際的方麵，我們的長期抗戰覺醒了許多民族的和平迷夢，並且給了他們十年多的時間可以作一點抵抗侵略的準備。到了前年去年那幾個強盜國家最得意最猖狂的時候，全世界愛和平愛自由的民族更感覺到中國民族這許多年來竭力支撐東亞大戰場真是絕大的功勞。我們抗戰越長久，我們在國際上的重要也更明顯。在前年法國倒塌下來之後，全世界隻剩下英國和中國在歐亞大戰場上苦鬥了。在今天的世界大戰裏，事實上也隻有華、蘇、英、美四個大國在那兒苦戰。我們國家的十年大努力、大犧牲，爭到了這個世界公認的重要地位，這是我們在國際上的成績。
第三，我們在這時候，必須要抱定信心，認清我們的抗戰工作必定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並且必定可以做到世界新和平、新秩序的建立。
這幾個月以來國內國外各大戰場的消息都是很壞的，很可以叫人失望的。但是我們從大處看來，從世界戰爭的全部看來，這幾個月的敗挫，都不應該叫我們失望悲觀。我們現在已不是單獨作戰了：我們現在有了二十七個同盟國，其中有三個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強國，這三個大國英、美、蘇俄和中國一樣，平時都是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等到他們“逼上梁山”，拿起槍杆來抵禦強暴的時候，這三個國家，都是不打到底不肯放手的。蘇俄人民這一年的苦戰，是全世界都驚歎佩服的。我們也決不可輕看那些生活程度高的英美國民的戰鬥能力！他們嚐過自由的味道，知道文明國家的幸福，所以他們的打仗真是為保護自由而戰，為保衛文明而戰，他們的精神和勇氣是最可靠的。我們看英國空軍（R.A.F.)的大成績，就可以明白英美民族不是不能打仗的。
至於這三個國家的戰時工業生產力量，這更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在這五六個月裏，在美國東西南北，走了三萬五千英裏的路，親眼看見全國人民日夜努力生產，親眼看見全國的平時工業在短時期裏都改變了戰時工業。現在飛機、坦克車、軍火、船等等的生產量都趕過了最初的估計。
我們看了我們同盟國的生產力的可驚，戰鬥力的可靠，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說，這個抵抗侵略的世界大戰的最後勝利是必定屬於我們和我們的同盟國家的。
最後，我們還可以相信，我們得到了最後勝利之後，我們同盟國必定可以替全人類建立一個有力量的，能持久的世界新秩序。我們可以舉出三個可以樂觀的理由：一來呢，這二十八個同盟國裏沒有一個侵略國家。二來呢，我們這些同盟國一方麵從沒有訂立什麽分贓的秘密條約，一方麵又都公開遵守《大西洋約章》（Atlantic Charter）的八條大原則。三來呢，這一次大戰的痛苦是普遍全世界的，所以世界人的覺悟比從前任何時代都更徹底。最近幾個月裏，美國在政府、在民間的領袖發表的言論，大都讚成將來美國同我們同盟各國用聯合的力量來維持世界的安全和平。這種大覺悟的表示，可以使我們格外相信，我們勝利之後，還可以得到一個可靠的、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
這三層意見，我很誠懇的獻給全國的同胞。
剛才陳先生所說的介紹語（從略），我有許多不敢當。但人類是總有點野心，總有些希望。打破空間時間的觀念，確立一種世界觀念；把學說主張，貢獻到全世界，並予未來時代的人以共見：也許是人類應有的希望！又陳先生對於我的名字之解說，似乎可以說是“投機家”。但是“投機”兩個字，也可以作好的解釋。從前人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迭相助長，如環無端。使無投機者，則時勢無從變更起。使無相當的時勢，雖有英雄，亦且無從新造起。惟少數人的主張，根據於大多數人的需要；而大多數人得著這種主張，可以得著結果，而使時勢發生變遷。所以到了時機成熟，應時勢的需要，而發生有意誌的有目的的有公共利益的主張，必易得大眾的承認，而見諸實行。這種主張，也許是一種投機。我知陳先生所希望的，必是這種投機！
我以為應時勢的需要，而有所主張，最要的是要有簡單明了，而且人人皆可以承認的目標；這種目標，就是我今天所講的“好政府主義”。這“好政府”三字，是否救時的大家公認的目標，待我仔細說來。
好政府主義，假定的是有政府主義。政府之為物，有的說他好，有的說他壞。有兩種說法，各走極端的：其一，以政府是天生的，神意的。如中國古代所說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及西方古代有些學說，都是神權的政府觀。這種政府觀的變相，西方近代，仍然有的，而變其名曰“自然”。如德國混國家與政府而一之，不承認個人之自由，把天然的需要，說得神秘莫測似的：這是一種極端的學說。其二，以政府為有害無利，退一步言之，也說為利少而害多。謂政府是用不著的，須得自由組合，自由協商，以自由動作，代替強製。從前政府的強製力，常被軍閥官吏濫用之以魚肉小民，不如爽性的把他去掉，這是無政府主義派所說的。中國的老子，主張此說，西洋希臘到現代也有許多人倡此說的。這兩種學說，好似南北二極；於這兩極端之中，還有許多主張。我以為今年今日的民國，不談政治則已；苟談政治，便不能適用前兩種極端的主張。極端的無政府主義，吾無以諡之，隻諡之曰奢侈品；為其未完全根據於大多數人的需要故也。但需求也可分兩麵說：（1）心理的需求，（2）實際的需求。根據這兩點，就可確定目標。所假定的這種目標，要是合於大眾的心理社會的實際的需要；那麽要做什麽便做什麽；不患政治社會無改良革新的希望了。今日的中國，不但無目標，並且無希望，即由缺少一種公共的目標。這種目標是平常的簡明的有公共利益的老生常談，就是好政府主義。
好政府主義，既不把政府看作神權的，亦不把政府看作絕對的有害無利的，隻把政府看作工具，故亦謂之工具的政府觀。
什麽是工具？這裏似乎用不著詳細的解釋。譬如紙與筆是寫字的工具；就黑板上寫字，則不用毛筆、鉛筆、鋼筆而另用粉筆，粉筆亦是工具的一種；有這種工具，可以達到目的。然而造工具者，誰歟？
從前有人說：“人是善笑的動物”，這話殊不盡然。又有人說：“人是有理性的動物”，這話，證之世上為惡的人，亦頗足使我們懷疑。惟現代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說：“人是造工具的動物”，這話是頂對的。其他動物，類皆不能創造工具。就是蜂蟻之勤於工作，也不能製造工具。惟人具有製造工具的天才。所造的工具，能適合於人們之運用。造房屋，用以蔽風雨；造橋梁，造鐵路，用以利交通；造弓矢刀劍，槍炮，用以驅猛獸而禦外敵：這種種的製造，都不是其他動物所能做的。
但所說的工具，初不限於物質的工具；就是，所造的語言，文字，文學，也無一不是工具；什麽家庭製度，社會製度，以及國家的法律，也無一不是工具。政治是人類造出的工具之一種；政府亦是人類造出的工具之一種！
政府既是一種工具，而工具又是應需要而生的，那麽政府之由來，我們也可以推知了。
政府何由而來呢？乃由人民的組織漸漸擴大而來。社會中有家族有鄉黨，凡團體中之利害，與個人的利害，小團體與小團體的利害，或大團體與其他大團體的利害，均不免時有衝突。這衝突委實不是個人所能了的。譬如兩人相鬥，糾結不解，世世複仇，冤冤相報；若單由他兩造自行去了結，一定是辦不好的；勢必須有第三者作個公共機關去裁判他兩麵的是非曲直，才能夠調解衝突。所以欲消弭個人與個人，小團體與小團體，或小團體與個人交互間的衝突，非有超於小團體及個人的公共機關不可。——這是政府成立的要因。
前麵說，政府是人造的一種工具，他的緣起，是為的大眾的公共的需要。那麽適應於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
大抵一種工具，是應用的；以能夠應用者為好。這種實用的學說，也有作工具主義的。這工具主義，就是好政府主義的基本觀念。
政府是工具，必定要知道這種工具的用處與性質，才可以談到應用。
政府是有組織的公共的權力。權力為力的一種，要做一事，必須有力；譬如電燈之明亮，是由於有力，鼓打得響，也是由於有力。可是這種有組織的公共的權力，與他種權力不同。假定無這種組織，無公共利益的權力，社會上必免不掉衝突。譬如從前北京的拉車的拉到車馬輻輳的前門地方，常常有所謂“擋住道”的事情發生，必要等前等後，乃能走動。為什麽這樣的擁擠停滯呢？就因為沒有公共的秩序，公共的組織，公共的規則。你看上海的浙江路與南京路之間，來往的人數車馬，那樣繁雜，但隻有中國及印度之巡捕，手持不到五尺長的木棍，從容指揮，而兩路來來往往的車，便不致擁擠；假使此棍無權力，亦何能指揮一切？惟其有了權力，隻用一短小之棍，表示車的行止之使命；而可免掉時間的損失，和事情的耽誤。政府之權力，足以消弭社會間所有的衝突，亦猶是也。
政治法律，把這種權力組織起來，造作公共的規矩——所謂禮法——以免去無謂的衝突，而可發生最大的效果，這是政府的特別性質。
但是在這些地方，不過想免去衝突，仍然是一種消極的作用；此外還有積極的作用。質言之，不獨可免社會間的衝突，亦可促社會全體之進步。
因為人類有天然之惰性，往往狃故常，愛保守，毫無改革求進的誌趣；如家庭之世守祖業者，就是這樣。惟政府是指揮大眾的公共機關，可使社會上的人減少惰力，而增加社會全體進步底速率；有些個人所不能為的事，一入政府手中，便有絕大的效果。
數年前曾主張白話，假如止是這樣在野建議，不借政府的權力，去催促大眾實行，那就必須一二十年之後，才能發生影響。即使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對於這件事，曾欲提倡，也仍然沒有多大的效果。現在因為有一道部令，令小學校通同用白話文教授。這樣一來，從前反對的人，近來也入國語傳習所，變成讚成的了；從前表示讚成的，這時更高興，更來實行起來了。試思以二三十字之一道好的命令（部命），而可以縮短二十年三十年的少數人鼓吹的工具之實施期間，政府權力之重要，為何如者！
再舉禁鴉片煙一事為證，十餘年以前的人，以鴉片為請客——甚至請貴客——之珍品；而今卻不敢自己吃；從前認為闊綽的情事，而今認為犯法的行為：這亦不外政府權力所使然。自然，有些地方，鴉片還是橫行；可是鴉片之所以橫行，非有政府之過，乃無政府之過，無好政府之過。試思不好的政府，猶可使有那樣的效果，假使有了好政府，鴉片豈有不全被禁絕的嗎？
所以政府的組織及權力，如果用之得當，必能得著最大的效果；不但可免社會間交互的衝突，而且可促社會全體的進步。
綜前所說：好政府主義有三個基本觀念：——
（1）人類是造工具的動物，政府是工具的一種。
（2）這種工具的特性，是有組織，有公共目的的權力。
（3）這種工具的效能，可促進社會全體的進步。
以下再說由工具主義的政府觀中所得到的益處：
第一，可得到評判的標準。從上麵所說的工具主義的政府觀中，得著個批評政府的標準。以工具主義的政府觀，來批評政府，覺得凡好工具都是應用的，政府完全是謀公共利益及幸福的一種工具；故凡能應公共的需要，謀公共的利益，做到公共的目的，就是好政府，不能為所應為，或為所不應為的，就是壞政府。
第二，可得到民治的原理。政府之為物，不是死板板的工具，是人作的，要防避他的妖怪；《西遊記》中的妖怪，加害於唐僧的，如老君的扇子，青牛哪，童子哪，都是工具，隻因為主人稍為大意，工具變成了妖怪，就能害人。我們做主人的人民，如果放任政府，不去好好的看守他。這種工具亦必會作怪的。所以在這一點上可得到民治主義的原理。政府這工具，原為我們大多數人民而設，使不善造善用，則受害者亦即在這些老主人。因為人類有劣根性，不可有無限的權力。有之，即好人亦會變壞。“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免不掉濫用權力以圖私利了。所以宜用民治主義去矯正他。雖把權力交給少數人，而老主人不能不常常的監督他，不可不常常的管束他。這是民治主義之淺者，其深義待一涵先生講之。
第三，可得到革命的原理。剛才說的工具是應用的。不能應用時，便可改換；茶杯漏了換一個，衣服敝了換一件；政府壞了，可改一個好政府——這是淺顯的革命原理。所以在工具主義的政府觀之下，革命是極平常而且極需要的，並不是稀奇事。
上列三項，就是好政府主義的引伸義。
複次，好政府主義的實行，至少須備有幾個重要的條件。
（一）要覺悟政治的重要。大家須覺悟政治不好，什麽事都不能辦。例如教育事業，誰也相信是要緊的，而北京近年的學校，及武昌高師，因為政治不好，相繼感受惡影響。且也政治不好，連實業也興辦不成：去年京漢、京浦路上，打仗一禮拜，而中國煤礦業的商人竟損失了二百五十萬之巨。今年武昌、宜昌及其他慘遭兵禍的地方，乃至連小生意都做不成。所以好政府主義的實行，第一須有這種覺悟。
（二）要有公共的目標。有了覺悟，而灰心短氣，不定下一個目標出來，也不成功。我們簡單明了的，人人能懂的，人人承認的公共目標，就是好政府三字。如辛亥革命之目標是排滿，其吃虧在此，其成功亦在此。凡研究盡可高深，預備不妨複雜，而目標則貴簡要。故我以好政府三字為目標。有了公共的目標，然後便易於實行。
（三）要有好人的結合。有了覺悟，及有了目標，尤須有人組合起來，作公共的有組織的進行。厭世家每歎天下事不可為；我以為天下無不可為之事，隻因為好人縮手說不可為，斯不可為矣。故好人須起而進行，從事於公共的有組織有目標的運動：這是謀好政府的實行所必備的第三個重要條件。
三個條件，是必須完全具備而不可缺一的。
諸君！我今天所講的好政府主義，是平常的簡單的淺顯的老生常談；然要知道必得此種老生常談實現之後，中國乃能有救！
我在濟南十八日晚接教務處電雲，學生為講義費事哄鬧，校長以下辭職，我很懷疑，次日即來京。當時我恐怕辭職的職員，少了我一個，我竟漏網了，倒難為情。到京以後，詢悉內容，見學生上課如故，並有多數學生皆起來協力維持，我又覺得很樂觀。在前清上海方麵，學生鬧風潮的事很多，我也是鬧風潮出學校者之一。當時我在中國公學，不過所鬧的事，是因為對於學校組織不滿意，且出校以後，還產生一個新學校來，即如在南洋公學脫離的學生，出來組成一個愛國學社。這個學社在中國革命史上，大家皆知道是一個重要機關。在複旦脫離的學生，出來組織一個震旦。此皆是不僅僅為破壞，還有建設。如我們這次風潮，純粹是無建設的，我覺得很不滿意。幸而後來尚能有多數的人出來維持，不然豈不是以少數人，把學校鬧壞了嗎？我對於此次風潮的意見，在二十五期《努力周刊》上已說過，今天不必再說。今日所要說的，隻有一句話，就是大家須向一條建設的道上走。所謂建設有四項：（1）是圖書館，（2）是寄宿舍，（3）是大講堂，（4）是提高學校程度。沒有大圖書館，可說是無從研究學術。沒有寄宿舍，萬不能養成一種校風。沒有大講堂，則關於名人臨時講演，用以普及大學教育知識的事，勢將無從做起。所以今年開學以後，第一次會議，即將建築圖書館議案通過，決定協力做起來。自今以往，希望打起精神，群趨向建設一條路上，可以為北京大學開一個新紀元，不要再在這種講義費的小事情上注意了。
滬漢事件已經發生好幾天了，我都沒有發表意見。我之所以沒有發表意見者，一來是因為我們作學問的人，養成了一種壞習慣，就是事事不敢忽略事實。這件事情發生的頭十天，我還不很知道事實的真相。無可疑的事實固然有幾點，其他的有好些不敢相信，有些竟至於矛盾，所以不便隨便妄下判斷。二來因為我病了十天，有七天不能出門，不知道甚麽，所以也無從說起。三來因為我病好一點出門來，各界的意見和議論已經很多了，所以也沒有說甚麽。現在事實已較明了了，我的身體也較好了，而在各種意見當中，主張較和平一點的人，似乎很是不能見容的樣子。所以我想說幾句話。不過我說的話，我想定然是不合時宜的。因我的主張，比較傾向於和平方麵一點；在現下一般人熱氣正高的時候，說和平派的話，自然不大時髦，不容易得著大家的熱烈的同情的。我的話也很平淡，沒有甚麽出奇了不得的地方。聽說有人在執政府提議要把梁任公先生驅出國境，我覺得這大不好。我們不是要求真正的自由嗎？真正自由的精神在哪裏？出版有自由，言論也有自由。一個人隻要他有種意見，在他自己總有發表出來的權利，在我們總不能禁止別人發言。意見的對不對又是一個問題，就算不對也盡有商量討論的餘地，何至於就說不愛國了呢？譬如昨天報載說我介紹學生與英公使見麵，並說我與英國人勾結起來了。其實這件事是平常的。格裏博士在英使館做事二十年了，他很熟悉中國情形，中國朋友也很多。他托歐美同學會秘書章元善先生，章先生又再三向我說英使很想見見學生界的領袖，看看彼此的意見究竟如何。我想這也沒甚麽壞意，一麵又是受朋友的再三委托，所以我才把此意寫信到北大學生會的。同是中國人，我們是一樣的愛國的。
今天是為中國少年衛國團說話。既是少年來找著我們中年人說話，無論對不對總得貢獻一點意思。我的意思大約可以分為三層：
（一）要調查事實
（二）要有負責任的態度
（三）要認清楚步驟
（一）事實問題
據報上所載說：“巡捕房之首領愛伏生親自供開槍之前隻有十秒鍾的警告，警告是用的英語，而所發之槍四十四響。”這是無可疑的。六月一號以後的事實，至今尚不十分明了。那一部分的參加運動，如何搶，如何打，亦不十分清楚。漢口九江之事亦然，既然事實上有許多困難，故不容易加入動機與判斷。梁任公先生的意見與北京大學教授的意見所爭的就是法律問題與政治問題。我以為主張調查事實，不一定就是主張的隻是法律問題。因為法律問題也好政治問題也好，都要交涉才行，而交涉則非有事實為依據不可，可靠之事實則非詳細精密的調查不可。至於法律問題與政治問題可以同時進行的。總之我們於熱烈之中當存理智，尊重事實。
（二）責任問題
何謂負責任？就是將主張的效果先想像出來，考慮一下，然後用這個效果來批評自己的主張。對於自己的主張負責任，就是有負責任的態度。
譬如主張宣戰，就要把宣戰的效果想出來是怎樣，有如何的影響。不要隻是口裏說一陣宣戰就完事。誰去打戰？怎樣戰法？陸軍怎樣？海軍怎樣？軍械怎樣？軍費怎樣？既是主張宣戰，總得要籌畫一下才算負責任罷。
又如主張經濟絕交，這四字的含義究竟怎樣？我們於此熱烈之時並沒有去分析。所謂經濟絕交就是往來都不幹的意思，是雙方麵的。以前抵製日貨是單方麵的，所以於我們沒有害處。你們知道我們每年與英日交易出口亦在兩萬萬兩以上，如果彼此不來往，這項收入也就沒有了。況且像銀行在事實上絕對作不到，因為要得鹽稅等等非同他交涉不可。所以我們講到經濟絕交是沒有細思之故。未嚐以其主張的效果批評其主張的原故。
又如主張派兵到租界去。看起來調兵是很可能的。但是中國的兵到租界或租界的四圍如像漢口所作的事，是不是與我想派兵去維持治安的意見一致呢？蕭耀南的兵隨便殺人，隨便禁止。漢口還算統一一點。而上海有奉直的關係，孫傳芳，張宗昌，鄭謙，各有其用意。於此割據狀況之下，調兵是如何呢？如果都像馮玉祥的兵隊或者還可以。你們不看見中國的軍隊為煙土的事，就自己打戰嗎？
又如罷工罷市，在上海的人自睹慘況，身受其殃，他們罷市罷工，可以不談了。其他的地方，如北京英使館內或其他英人辦的小工廠，運動罷工或者可能。但是這些地方罷了工，除了自己受極大的痛苦而外，而仇敵並受不到多大的害處。
（三）步驟問題
何謂步驟？就是我們做事要有一定的手續。關於這一次如此重大的事件，我以為應該分成兩步去辦。
第一步就是上海殘死事件及連帶的漢口等處事件之解決。
第二步就是八十年來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根本解決。
一為暫時的問題，一為永久的問題；一為局部的問題，一為全體的問題。第一步比較容易一點，可以用很笨的武器——罷市罷工——去辦。至於第二步，可就不容易再用罷市罷工的手段了。用之效果小而易自蔽。何以說呢？因為這種群眾運動，罷工罷市很不容易維持。比如上次五四運動全靠蔣先生他們在其間領袖一切，而目的又隻在罷免國賊三人。今年的民氣比較還是那年留下一點的好處。在第一步裏麵我們可以分做兩層去辦。
一層就是我們解決上海事件所提出的條件，至少要包懲凶，賠償，道歉，收回會審公廨，保障此次罷工工人，製止越界築路，取消印刷附律等項等律，保障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工部局投票權等。因為這些都是上海親受其苦痛的人提出來的，我們非尊重之，替他們爭得不可。漢口等地的連帶事件，也應照樣的進行。如果這點都辦不到，我們當然繼續的罷工以及經濟的抵製。
一層就是我們在解決上一層的時候，要附一個覺書，要求於最短時期內開一個根本修改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會約，以鏟除一切衝突的禍根。這事很多人以為不可能，在我看來卻是很有可能的性質，而時機還算成熟了。為什麽呢？那些條約或是利用他們的武力，或是利用我們的愚癡，其不公平而應該修正，理至明顯。而且條約也總含有一點時代性，過了這麽多年，還可適用而不修改嗎？就以今日六國使團的通牒而論，說我們有排外的運動，他們發生最大的恐怖。我試問這恐怖哪裏來的，完全由於他基於不平等的條約，享有特殊的權利而來。所以我們提出修改也是極正當的。其他美國也有人主張修改條約。而俄國自然是讚成的了。所以我說這並不是不可能，因為在理論上事實上都有修改條約的必要。以上為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根據第一步的要求，開修改條約的會議。我們應當用全力為此事奮鬥。我們應當有國際公法學者的組織，研究不平等條約為修改條約的預備。我們應當設立對外宣傳機關，以表示我們的決心與理由，而得各國人士之了解與同情。我們工商學各界應當有嚴密的組織，以為外交的後援。這樣一來，不患不成的。
大家能夠容忍我說這一番話，我很感謝。
《益世報》記者把這個題目誤刊為《中國問題的一個偵察》，也很有深長的意味，或者還來得更適切一點。法庭上的偵察是用偵騎的敏捷手段，用種種細心巧妙的方法破獲案件，訊問罪狀。診察是醫生臨床驗驗體溫，檢查血液，化驗排泄物，看有無病根在裏麵的意思。中國國勢糟到這步田地，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化驗來檢察，鑒定一個病狀，看看究竟患什麽病，雖然怎樣設法來救濟，還可留待高明。
昨天報載日本齋藤首相發表談話，極端侮辱中國，說中國根本不是一個現代國家，所以不配和日本談直接交涉。前天汪精衛先生出國臨別贈言中，也很感慨的說現在中國還是有軍閥在割據稱霸，或互相混戰，不能稱作統一的國家。仇人說我們不是現代國家，我們自己的政治領袖也說我國不是統一的國家。實在，我們七八十年來的努力，失敗在一點上，即是沒有達到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的目的。雖然我們自己可以否認，說是一個國家，但九月十八最慘痛的國難紀念的前夕，山東的軍人正在開始互相炮轟；今日的四川也在混戰局麵中。這種百孔千瘡，東破西爛的局麵，正足以證明我國新患的軟弱瘓癱的病，好像一個頭很大而屁股很細弱的患軟骨病的小孩子一樣，在國家的隊伍中立不住，站不起來。
中國所患的病狀，為明瞭起見，可分內外兩層來講：內邪外感。從前我發表一篇文章《我們走哪條路》（記者按：該文見去年北平《晨報》及《大公報》）裏麵即說明中國內病之重，內病有五種，我叫做五鬼症：
第一是貧窮。現在大家都說中國的貧窮是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然而中國在曆史上實沒有一個時期不貧窮的。貧窮到了為一角錢惹出人命，女太太因為一二個銅子而至打架吃鴉片上吊，因為五寸鞋麵布而至於婆婆打死兒媳婦。這種消息是常見於報紙的。所以中國的窮不僅由於外感，基本原因尚在生產的不發達。中國人未嚐富過，沒有一篇舊小說是描寫富的。
第二種病是弱。中國人向來衰弱，曆史上的詩人所歌頌的名士是弱不禁風，美人是工愁善病，是以風氣相沿，體質愈弱。士人拿貧弱來驕人，以為貧弱既不能超脫，乃以君子固窮來解嘲，正如寓言上的狐狸，雖然想吃葡萄，卻因為得不到，便說葡萄是酸的，本來不高興吃。
第三為愚昧。中國的病症，因為貧窮和體弱已很沉重，加以知識上的貧弱，便益不能堪。今日大家都說新教育破產，然而舊教育如何？在我們的父親祖父時代，他們隻用幾個錢買書，一元錢便可將所用的書籍買全。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大學》《中庸》等等，高等的便是《詩經》《禮記》《書經》《左傳》等等。隻要將這些書念了，便可以中舉做官，最高等的教育如此；更少數的人便是做點學問考據，吟詠詩詞章句，做名士做學者。這中間《易經》隻是卦辭卜筮，《春秋》是斷爛朝報，《禮記》隻是禮製典章，隻有《詩經》還有價值，然而也隻是一些情詩，幾千年以前的詩。念的書是這樣的書，做的文是八股文，試問對於知識上會有什麽影響？試想想在一個有五千年曆史的古國裏，竟沒有一個像樣的大學。這第三種病症，實是中國的致命傷。
第四是貪汙。一般都說中國為禮義之邦，然而現在這種貪汙的現象，卻非任何帝國主義所造成，為國粹，為國貨，乃由貧窮而來的。由老媽子買零物揩油一二個銅板以至高級官吏買軍火，幾百幾千幾萬元的貪蝕，是同屬一個係統的。
第五是紛亂。中國內亂自古已然。曆史上如李自成，如張獻忠，如黃巢，如張角是最著名的。從前二百年或三百年一朝一代總有一次內亂。友人李四光先生曾加以詳細的研究，覺得自周朝以來差不多每三十年或五十年，不是小亂就是大亂。在全國曆史上沒有長久不亂的時期，也沒有一二省從未經過紛亂的時期的。這也是土貨，國產；以後洪楊之亂，或不無與西洋接觸的影響，然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卻不能諉之外國影響，皆是自內而生的。
因以上五種病症的結果，今日之外患，集外國之文化經濟力量以俱來，固不能抵抗，即曆史上外患，除匈奴外（缺一頁）再高一點點考策論。這樣國家不費一文，也可以達到拔取人材的目的。方法雖然錯誤，但是製度是很公正的，雖然其中也免不了有弊端，原則上也很公平。一省選考舉人，全國選考進士，然後抽簽分發各處做官，甘肅人也許分發到江蘇，江北人也許分發到江南，這樣的互相調劑，不分畛域，也沒有什麽異議，即在不知不覺中間培養出一種有國家之存在的觀念。當時的知識階級，即是這樣的被維係著，雖然交通行旅不便，也不顧一切的去應考，一而再，再而三，那再三沒有考取的，也並不怨國家，隻是自己嗟歎“命也夫”！
所以以前的治理者，國家略奪［劃］建造的人，尚能夠以製度來促進國民對於國家民族的感覺（National Consciousness），和民族主義。此外更有旁的辦法如禦史製度，道員製度，也可有相當的成就。因此令人感到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存在，必定有他的原因的。譬如用考試方法來甄拔人才，在原則上很不錯，而是最好的辦法，雖然用八股是不對，那隻是枝節的問題。當時因為激於內邪外感之夾攻，因懷疑八股科舉，便將這考試的精神也一並除去，使二三十年來，沒有文官考試製度，用人隻是親戚故舊，於是以前一點較好的辦法，現在完全沒有了，一點統一國家的影子都沒有了。這樣的國家自然是站不穩的。
現在我們對西方的文化自然是接受的，但是我們所已接受的是什麽呢？隻是今日汽車，明日電燈，今天燙發，明天唇脂。這樣的接受，因為內邪外感的作用，在現在的世界上還是站立不穩的，我們即使坐在汽車裏麵，也不會舒服，不會覺得這世界是我們的。
中國的病，不是可以枝節救濟的，譬如身體衰弱，我們開一次運動會來救濟，身體是好了一點，可是金丹白麵也隨著進來，舊病未除，新病又來。現在不能仔細的分析五種病，和提出救濟的意見，但就愚昧一項而言，如辦教育，新式教育成績不好，或者不是因為教育原則的錯誤，而是辦理的不得其法。然而舊教育的成績又在哪裏？舊教育的幾種性質不妨利用，但是決不能返諸舊教育。我們應該平心的想一想，教育為什麽辦不好，為什麽不如人？個人以為關於教育的問題，有很可以注意的幾點。
（一）宗教在中國最早的宗教是道教，乃是綜合許多不同的下流迷信，歸納而成的，毫無存在的價值。其次是佛教，雖由外洋流入，其大乘小乘，講神仙佛道，與道教同是虛妄的迷信，而沒有文化人格的感化力量。宗教是無知識者的教育，是一般人所常常按解的，然而中國的宗教教育，僅有道德的製裁力。
（二）文化基礎中國文化本很枯仄，幾經淘汰，占有勢力的便是儒家，儒教哲學除去荀子一派，便隻有六經，是最枯燥無聊的東西，不能作為文化的基礎。而西洋與孟子同時的為歐幾立德，亞基默德斯，新造了幾何學，發明了不少物理上的定律。有人把孔子比亞理斯多德，然而亞氏搜集了多少動植物的標本，更奠定了邏輯科學的基礎。他們又以柏拉圖比孟子，然而柏拉圖曾說過：“不懂算學者不得入吾門。”而中國文化範圍是這樣的狹小，對於莊墨之學又肆意排斥，結果隻餘六經，這樣單調的孔孟之學如何能作為文化的基礎呢？
（三）傳記文學中國向無傳記文學，因此未嚐有偉大人格遺傳下為後人的楷模。《史記》《漢書》的傳記絕不能去和柏拉圖，綏納芬以及劉德立許的蘇格拉底傳相比。雖然不少偉大的人格，文學家卻沒有去當作優美文學的題材，去作寫生的對象。這很重要的傳記文學，中國竟無絲毫基礎。
（四）母教婦女占民族的一半，然而即連做人的資格也給剝奪了，一向對待女人，視同牛馬，且更纏足以困之。這樣的女子，哪裏能夠給子女以良好的母教。西洋的婦女在以前也是頗受歧視和虐待的，然而所受的教育是好多了。
（五）通俗文學中國一向對於通俗文學太不注意，殊不知它是影響民眾心理最甚的東西。社會上領袖士大夫不注意，於是委之於妓女歌姬，成為誨盜誨**的工具。把一種良好的領袖教育忽視了。
到了現在，大家知道教育破產，教育不夠用，便應當從這些基本原因上去求根本的改革，從宗教文學各項去設法補救。
本題過泛，不能詳言。然而我們至少應該根據這種論斷，力自反省。不要責人，隻須責己，應該自己拿鏡子照照，詳細檢驗一下，分析各種病症，努力不會白費，模仿不是恥辱。中國的病症，也許要在這種態度上求治。
太平洋學會兩年前在上海開會的時候，鄙人曾經很榮幸的充任主席，今天在這和平美麗的環境之下，並且得加拿大諸位同誌光榮指導，能躬逢第五次大會之盛，這是鄙人感覺異常愉快的。
兩年前，鄙人在致大會開幕詞的時候，曾經說過：“今天本會開幕，至少的將要長久的被紀念著，不但在本會的紀錄簿上如此，就是在其他具有國際性的一切團體裏也要這樣，因為我們能樹立一種光榮的先例，就是：在和平時候拿著具有國際眼光自期的人士，遇見有狂妄的行為得勢，感情支配一切的日子，一定不可拋棄冷靜的思考，忍耐的研究和開誠的討論的理想。”在目前狂妄的行為依然得勢，感情依然支配著一切的時候，我們太平洋學會的各代表又來到這裏開會，對於使得太平洋各國發生歧見的各種問題，又在冷靜的思考著，開誠的討論著，這是一件很可以感慰的事，蒞會的全體代表諸君，現在顯然是沒有什麽不滿意，去接受上海大會所樹立的先例。代表目前關係不十分嚴格和善的國家的代表諸君，這一次蒞會，並沒有帶著上次滬會開幕以前幾星期中所抱的懷疑和猶豫。
今天晚上，應加拿大協會的寵招，吩咐鄙人代表中國代表團說幾句話。諸位當中，或許有人期待鄙人，用中國代表的資格，要陳述遠東衝突事件當中，中國方麵的理由。倘使有人存著這種期待，那就一定不能夠得到滿足了。鄙人今晚倘使利用這個機會，發表宣傳性的演詞，未免對於主人方麵是失禮。
鄙人是學哲學的，所以在諸位前麵，想略微發表一種關於太平洋會的餐後哲學演講，或是用更時髦一些的口頭禪講，也可以當做發表一種太平洋會的規律。
鄙人哲學規律的第一條就是：我們在大會裏邊，不應該僅僅乎把我們自己看做代表某一個國家的團體，我們的主要點要把自己看做一種機關的代表，它的目的是在“用著一種增進相互關係的觀點，去研究太平洋民族的情形”。這一條是很需要的，因為能這樣，我們才可以超出國族的成見，按照和我們一同生活和貿易的其他民族的看法，去探求理解我們的國家問題的方法。鄙人記得兩年前在上海開會的末一次，日本新渡戶博士曾經請求主席，讓他發表對各代表的告別詞。他當時講道：“我們在大會當中，是用各國代表的資格講話。但是在散會以後，是用大會會員的資格講話。”他這簡短的語句，使得鄙人在這兩年當中，時常的想著，鄙人對於這位老友懷著敬意的要直說一句，就是鄙人願意比他再進一步；鄙人以為一位會員在會議裏麵，倘使不能用會員的資格去思考和動作，那末他在會外的時候，也決不能那樣的思考和動作，在這種的會議當中，國家觀點的價值，隻有在關於材料的方麵，對全體的貢獻。倘使我們不能認真的嚐試著理解全體的意義，那是決不能充分理解獨特的觀點的。
第二條的規律就是，我們出席會議的時候，應該有一些科學的思想。我們希望米裏甘博士（Dr.Millikan）、蕭特維爾博士（Dr.Shotwell）、摩爾登博士（Dr.Moulton）能指教我們，什麽叫做科學方法。鄙人以普通人的資格，敢提出一個建議，就是在討論國家和國際問題的時候，科學的思想就是等於能負責任的思想。每人全應該想到他所主張的理論，或者所讚助的機關，將要發生些什麽可能的影響，並且應該對於這些影響，擔負道德上的和智識上的責任。願意拿各種影響去試驗每一種的小理論或是政策，換句話說就是用負責的，科學的態度去思想。我們所應付的問題，就是國家和人民的問題。這種工作是危險的，這種責任是重大的。一種關於金融的不好理論，可以毀壞幾百萬人家，一種無意的關於政府的理論，可以被政府拿了去做一種有禍害的政策的理由。我們現在所做的一種工作，就像中國古代聖賢警告我們的一樣，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所以我們在思想或者發言的時候，怎樣敢不存著一種恭謹律己的態度嗎？
鄙人對於其他的“空白規律”，很可以一樁樁地照樣講下去，例如其中至少應該包括一條，就是我們應該要有一些些幽默的意識，可以讓我們對於一種壞的開玩笑，可以談笑的對付過去，或者對於一些些耍脾氣的事，付之微哂，以便於使得太平洋會的主席的工作，可以輕鬆一些，但是鄙人在這十三分鍾的時限當中，隻好把其餘的九十七條一概抹煞，搶先把最末一條講講，那就是我們對於工作，應該具有信仰。
當我們四顧，看見世界仍然是受荒謬的行為和武力所統治，國際仍然是被憎恨和猜忌所分離，各國重新卷入了軍備競爭的漩渦，幾十年來構成的太平洋和平機構，現在全被摧毀得無影無蹤——我們就不能不感覺，像我有時所體驗到的，就是我們一切的科學研究和經濟討論，在遭遇著這一種強硬的殘酷的實際的時候，是如何的脆弱和空虛。但是各國有思想的人士，在失望之下，如果便放棄了奮鬥，那也是不對的。我們的失敗，也許是因為我們沒有能誠懇的盡職。這也許是愚昧和思想膚淺給我們的報應，我們或許還可以用真理和有規律的思想去補救。在我們開委員會的旅館裏的某一間室中，有這樣一句格言：“真理是有力的”。（Portis est veritas.)我以為一個人的信仰，是格外的有力哪。這次從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鐵道和輪舶往來，並且現在正對著無線電播音機演講，（這是人類最近的偉大發明）叫鄙人不能不抱著一種宗教式的信仰，以為人們既然能在落山機開鑿隧道，能橫渡重洋，並且能征服天空，那末將來他也能夠用勇敢的思想，明智的政治家手腕，使得世界可以為人類而安全。
主席，諸位，餘此次出國非常匆忙，在加拿大與美國僅居三月，此三個月中之惟一目的，乃為參加太平洋學會第五次會議。今天貴校（指清華）請餘演講“太平洋學會”，不過報告些簡單事實，並無多大意思，但諸位來聽講者竟如此踴躍，令餘非常詫異，茲特敬謝諸君盛意。
關於太平洋學會重要情況之報告，已詳載於最近一期之《太平洋匯報》，無須在此再講，餘亦不欲再講，今日所講者乃餘個人簡單之感想。然在講感想之前，又不能不將太平洋學會之組織及論題之大概，約略言之。太平洋學會為太平洋國際關係學會，至今已有九年之曆史，規定每二年舉行常會一次。此會議乃係第五次常會，第一第二兩次常會，皆在檀香山舉行，第三次在日本，第四次在上海，本年第五次常會，在加拿大舉行，有十一國參加，為中、日、英、美、加拿大，蘇俄，荷蘭，菲律濱，澳，紐錫蘭與法（法國今年新加入），此次常會共到十國，蘇俄未到，其未到之原因，據推測有二：（一）或謂蘇俄因加拿大法律，凡共產黨員在其國境以內者，可隨時逮捕，驅逐出境，雖經加拿大再三聲明，此條法律不適用於俄國代表，但蘇俄仍不肯派代表參加。（二）據另一方麵之推測，謂蘇俄為節省經費起見，所以未派代表出席，此二說孰是孰非，姑不置論。總之，蘇俄未能赴席，確為此次會議中之惟一缺點。會議之最重要組織，厥為圓桌會議，所謂圓桌會議，乃分為若幹小團體，分別開會，可自由發言。其所以采取辦法者，乃因各國代表共到一百餘人，而每國代表團更攜有專家秘書，故總共出席者不下二百餘人，若全體一齊開會，事實上勢必發生困難，所以每天分為四組開會，此即圓桌會議之謂。圓桌會議在每天上午討論專題，下午則遊覽名勝，或請專家講演。此次會議所討論之專題最重要者有二：一為太平洋國際間經濟衝突之問題，一為太平洋教育問題。乍觀此二議題：意義似嫌太泛，好像故意規避政治問題，如中日事件之類，但此亦為事實所趨，不得不如此也。開會後討論經濟衝突問題，謂經濟衝突有五：（一）商場競爭，（二）原料競爭，（三）糧食問題，（四）人口出路問題，（五）投資市場問題。而每種問題，又必皆有政治影響，如討論原料競爭問題，即主要之礦產原料，亦有八十餘種，各國出產不均，勢必發生爭執。如亞洲（尤其是東亞）除產銻與鎢外，他種礦產原料，直可謂絲毫無有。同時日本又為工業國家，事實上必須侵奪別個國家之煤，鐵，煤油，以及其他工業原料，設欲避免此類原料競爭之衝突，勢非使日本放棄工業主義不可。日本既不能放棄工業之野心，則原料競爭之衝突，決難避免，舉一反三推而想之，世界各國孰不如此？複次，關於人口出路問題，日本謂其國家人口增加過劇，耕地不敷所用，勢非至國外發展不可。然而中國土地亦多高原，雨量缺少，無法耕種，人口出路之困難，何獨不然？再如商場競爭，日本紡織物之輸入印度者，最近已與英國相等，英金磅雖盡量跌落，然亦難抗日本之紡織業。其他絲業等，日法之競爭亦頗激烈。是故總而觀之，世界之經濟競爭，無法避免，而國際間之經濟衝突，亦恐將永無寧日矣。因此大會討論之議題，隻有記錄，而無決議案，如限製紡織業等皆無結論，致使英國中途退席，而其惟一之辦法，仍不過僅僅商討一各國銷售之比例數而已。至於比例數目之分配，尚非由強國操縱而弱國聽命乎？是故仍涉有政治關係。設若各國際間相同之商業，能共議辦法，規定物價不加不減，此雖可避免賣者之競爭，而消費者無法限製，勞工無法分配，是仍不能求得一滿意之國際辦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