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教育問題，更難作具體之討論，是故求一具體之議決案，終不可得，故日，此次會無甚結果也。雖然，餘卻認為我國參加此次會議，對於當地對吾人之認識，確多供獻。六年前加拿大曾有一移民法頒布，事實上即拒絕中國人入口。自此法施行迄今之六年中，我國除有四人因檢查弄錯而僥幸入口外，再無一人得以入境，是可見絕對不許中國人入口也。兩年前，加拿大曾有一商業調查團到我國上海服務，當時第四屆之太平洋學會，我國曾請其回國代為說項，改善移民法。該團回國後，頗能代我國宣傳，對中國事件，幫助尤多。但因當時加拿大與美國同患經濟之恐慌，歐洲移民尚受限製，我國希望取消移民法之奢望，焉能實現？此次在加拿大於大會之外，又以私人關係，提商此事，加拿大對此問題，極表同情，但因實際上經濟之困難，取消移民條例（移民法）尚難辦到。後經努力奔走之結果，得到一“一部分不根本推翻移民法”之折衷辦法。加拿大之移民法隻許外國之官吏，商人，及入大學之學生三種人入口，其中所謂商人，乃由加拿大政府行政法律規定，必有九千元資本，限定經營某種營業，運輸某種貨物，其法至苛。而所謂入大學之學生，更須有當地大學之許可證，方準入口。最近商議之幫助方法，即能由當地之大學發給入口者許可證，同時並請求加拿大政府，將商人入口之規定改變，以期得到移民之方便，是即不推翻移民法，而我國人民之入口得以減去絕對之限製也。此外並積極要求加拿大政府，修正移民法。中國人民每年入口數目，至少須與日本人民入口數目相等，此點能否成功，尚難預料。總之，我國代表此行，對於中國與加拿大之邦交，裨益頗多，而我國獲利亦弗淺鮮也。
此次會議，餘最以為不然者，即在大會席上皆似唱戲說官話。依餘之見，此次赴會者，率皆跋山涉水而來，即使大會席上不能公開商談，亦應私人談商，尋出解決之方案，雖曰不能實用，然亦可作參考，較諸無結果而散為善多矣。最奇者，日代表竟謂其不能自由說話，此雖區區小事，然亦可見對方之論調及其態度也。此外關於人與人之關係，更得到不少之良好收獲，代表間言談投機，更使國際中添得永久不朽之無形善感。
餘自海外歸國，甫及一月，在此一月中，無暇在各處演說。餘去美及歸國時間，共為四月。在美國加拿大逗留計三月零三天，無時間去用耳聽，用眼看，僅用嘴吃，嘴喝，嘴說。故無甚聞見可說。此次蔣（夢麟）太太，王（子文）太太找我說話，餘因婦女會成績卓著，彰彰在人耳目，故該會有所囑咐，不敢不遵。餘以無話可說，隻允談談“海外雜感”。
餘去美先至支加哥，至各大學演講，又至萬國博覽會內遊覽，後至美國東部。此外時間，盡在旅行中。在支加哥，餘曾參觀萬國博覽會。該會乃代表百年來之世界科學文化大進步之偉大計劃。自一九二一（記者按：疑係1929年之誤）十一月普遍於全世界之經濟恐慌，不至長久，該會遂仍繼續進行。但在博覽會中，仍十足表現世界經濟恐慌時期之一切不景氣。雖然，博覽會卻仍可代表世界百年間之進步。會中計分：（一）科學館內，分生物，物理，電學等部。（二）交通館內，陳列各種汽車及一千八百餘年火車發明，以迄今日之高速度火車時代之各時期火車模型，且有火車發明初期，與馬車競賽速度而落後之模型擬物。（三）電汽館，有美國各大學著名電氣公司之兩種驚人的試驗，（甲）看聲音，（乙）聽顏色，古書所雲“目聽耳視”，現竟於科學中證之。然會中亦處處可見經濟恐慌痕跡。如參觀人購大會紀念品，（上刻大會標記）手杖，煙盒，小刀等物，皆係日本製造，竟無美國工廠出品，此美國經濟恐慌深刻化之又一證明。會場中有中國館，因政府經濟拮據，決定不參加，後由商人出洋十三萬元布置，惟地方窄小，且不雅觀，幸有瑞典某富翁捐助款項，在中國館附近建一可以代表我國建築之喇嘛廟。惟中國館中所陳列者皆係手工業時期之物，甚可憾也。
今請再述加拿大之情形。加拿大地方甚大，人口一千萬隻合中國四十分之一，可謂地廣人稀，人口幾全部為蘇格蘭人，酷類中國之“老西兒”，南方之徽州人。加拿大東部原屬法國，故法人後裔，占三分之一。但此兩部種族，不同之人民，相處甚安，布告文用英文法文兩種。該地人曾邀餘在無線電台演說，餘操英語演說，加人甚表不滿，後餘費去四小時之時間，練習法語，作兩分鍾簡短法語演說，大受彼輩歡迎，餘之法語演說，彼輩竟能聽懂，餘亦樂甚。加拿大名義上為英屬地，但實際上加拿大為半獨立國，亦為國際聯盟之會員國。加拿大無強大海陸空軍，以“和平立國”為基礎國策。加拿大人之國家觀念益如斯。蘇格蘭子孫“外國老西”之魄力，足為吾人佩服之處甚多。如加拿大造成世界交通係統，加拿大太平洋郵船公司，與加拿大國家輪船公司船隻來往世界各地，幾盡壟斷世界航路。餘又見加境鐵路，有高至一萬尺山洞，工程浩大，加拿大東部皆山，其餘均為大平原。出產品，大宗為農產物，產麥過剩，小麥一“布西爾”合洋三毛九分，穀賤傷農，農人惟有賠本賣出，此亦世界經濟恐慌時之一般現象。
說到太平洋國交討論會，參加國共十國，計美，加拿大，日本，中國，荷蘭，澳洲，紐西蘭及蘇俄等十國。參加各國代表，均在七八十歲以上。會中隻中國與加拿大之代表，盡係三四十歲左右青年。中國代表年歲二十至四十左右。加拿大亦與中國同。此使兩國代表，感情甚為融洽，及在知識上，能以互相交換之一種原因。又餘參觀加拿大各大學，曆史亦均隻幾十年，大學教授，多為青年學者，此與吾國情形相同。又加拿大全境，計共九省，合組屬地聯邦政府，每省有省議會，有自主權。加拿大之政黨有三：一，保守黨，二，自由黨，及新組成之農民合作黨。黨中領袖均為大學教授，及教授夫人。
本屆太平洋會議在落磯山溫泉大旅社中舉行，大會共十三天。吾人應注意現世界已到達“不得了時代”即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謂資本主義沒落期之最後階段。此點撇去不說，但世界經濟確已深刻化，惟餘堅信前途仍有希望。餘出席太平洋會議，已宣誓絕不談中日問題，蓋事實最雄辯也雲。又對國內目前政局氏謂餘對國內政治變化，不欲置喙，唯現今世界，隻有國與國競爭，國內戰爭，甚為可恥，希望無分南北男女，團結一致，以建立一近代式新國家雲。
在現在這期間，以我們所感受到的痛苦，究應負什麽責任？以過去四年中，又在怎樣的環境中生存著？一些認識錯誤的人，以為現在的狀態是突然發生的，殊不知此乃一定轉變的事實，過去一部分的青年，呼口號，貼標語，甚至臥軌請願等……其結果仍是無濟於事，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學識，能力，遠不如他國進步之速。為什麽我們這樣不如人呢？一則因為我們不肯責備自己，二則祖宗留下的罪惡甚重，在三十年以前，一般先知先覺之士的著作，如《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都能表現出自責的心理，替祖宗洗刷以往的罪惡，這二十年來所以能有點革新的成績，就是清末時代，有一些革命青年，不滿於現狀的結果，到現在還不能救國，乃是我們自責的程度不夠，以細微的成功，便自誇起來，年來因感小孩脾氣式的打鬧與自滿的錯誤，才又回複到二十年前的自責，我們要自責，不僅於一事一物上著眼，要注意到我們的全部文化，無論精神方麵，物質方麵都要下一番考究工夫。朱程當時，具有改革的思想，倡議“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卻不會利用輿論來摧毀什麽纏足之類的惡習。社會的演進，是不斷的向前的，各民族都以保障固有的勢力為前提，民族主義之倡興，即基於此，所謂民族主義有不同的三階段：一，排外，二，自誇，三，創造，但我們隻取第一二兩點，卻放棄了第三點，我個人以為凡有利於我者，應不分畛域，取其所長，痛下決心，責備自己，才能有進，古人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們現在的狀態，是自己弄成的，不是某一國家跟我們宿世怨仇而發生的。今後我們曉得祖宗給予我們的智識能力不夠用，我們又沒有洗刷祖宗造下的罪惡，因此我們除了在文化的各方麵，努力充實外，乘此未亡之前，“自責”“知恥”社會才能有進，國家才能有救！
昨日到滬因時間匆促未及準備，決就此次自出國所得感想，略作簡單報告。本人所得感想可有兩點：（一）出席第六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二）本人代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參與哈佛大學成立三百周年紀念大會。今先從紀念一點講起。我感覺得哈佛在美國成立三百年，並不為奇，因歐美大學曆史有近千年的，不過哈佛所值得慶祝的，乃因美國於一七七六年革命，而哈佛成立於一六三六年，比較革命還早一百四十年。在紀念會中，到會的全世界學者百三十餘人，其中有曾受該大學學位者七十五人，本次給予學位者六十二人。講演分文學、科學二組，在兩個會場舉行，演講時每一人提交論文一篇。每日講演，在這七十五位學者中，個個都是前輩，由大會發給每人小冊子一本，上載每代表所代表學術機關的名次。我看到這名次排列就發生了最大感觸，第一名埃及大學，它成立到今，已有九百多年的曆史；第二意大利大學，也有九百多年；第三法國巴黎大學也有九百年；第四英國牛津，第六英國劍橋，至於本人代表的北京大學，則排在四百一十九號、南開四五四號，中央研究院於民國十七年成立，不過八年的曆史，所以次序數字為四九九。
說也慚愧，我們中國已具五千多年曆史文化最早的古國，反屈居於最末的次序，這固然由於政治經濟不安定。然而一個學術機關的不能機關化，不能組織化，也是極大的原因。如中國漢學在東漢二千餘年前，就有祭酒國子監，曾經過一次大學學生三萬人的學潮。及至宋代又有書院的設置，如洛陽書院、白鹿洞書院等等，卒以學校隨著政治為轉移，以致不能繼續，其結果國內竟沒有成立五十年的大學。反觀歐洲大學，人才輩出，不論現代，就說被人看不起的中世紀大學，所造出來的人才亦多。即如歐洲文明中心之文藝複興、宗教革命、新科學等等，其領袖人物如Baccaccio、Petrarch、Luther、Calilio、Newton諸人，或為大學學生，或為大學教授，所以歐洲的文明，絕不是偶然的事，而文明的造成，實以大學為主。盡管人們罵中世紀的大學全受著宗教的支配，它們對於歐洲的貢獻，確是不少。中國五千餘年古國，今名次竟排至四九九號，這都是老祖宗沒有遺產流傳。但諸位也不必悲觀，因中國名次以下，還有六位小弟弟，五位中最出風頭的是普林斯頓大學附設的高等研究所，雖則次序落後，然而它能吸收高等人才，如相對論發明者愛因斯坦氏，即在該所羅致之列。於是普林斯頓漸成為全世界數學研究的中心。麻省大學之理工研究院，則由理化學家密立根與安德遜等任教，它們成立年紀雖小，學術人才之多，幾居首位。所以我們中國固然老大，然如能急起直追，不悲觀，不自倨，將來也許有好的現象。
其次說到此次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感想：該會在約桑密地舉行。那個地方是平地聳出來的山峰，上入霄漢，山石壁立，風景美麗。最使人感觸的，乃是在約桑密地附近地名，都是西班牙名字，如San Francisco,San Jose等。西班牙古帝國從前是個不得了的國家，疆域沿南美洲、中美洲，以及北美洲、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都有它的殖民地，但往昔威武，而今安在？目前他們內戰正打的猛烈，將來如何，尚在不可料之中。所以凡一國家，苟專恃武力，必有失敗之日。從太平洋之美國北麵加拉斯加，以迄南端菲律賓，其間莫不在擴充軍備。尤以澳洲及新錫蘭兩地，以前真乃世外桃源，至今也莫不大造飛機，提煉汽油，其餘新加坡，荷屬東印度，更在設防購機，不遺餘力。他們都準備什麽，其目的為何，當然是明白的。我在七月離滬，於十七日到達神戶，正由神戶上岸至東京途中，見東京《日日新聞》刊載我國西南問題（當時西南局勢正緊張）一篇通訊，說中國統一，已有十之八九有完成希望。以後餘在美國，美聯社社長霍華德曾來華視察，於十一月九日發表文字於全美二十八家報館，說從前外人對中國認為不能統一，現在竟統一了，錯誤的觀念，應當糾正。日本自一九一四年（民三）至一九三一年十七年中，前七年稱霸太平洋，因為各國因歐戰不能東顧。後十年雖然有《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巴黎和約》以及海軍軍縮會議之限製，但日本仍乘勢利用其霸權，直至“九一八”後，更見伸張，中國因被侵略。同時各國因日貨傾銷，也起了恐慌，所以我在三年前出席太平洋學會，談到日人橫行，竟無一人肯表同情。迄至此次前往出席，形勢大變，這就是一味侵略的結果。從前他人受日人宣傳蒙蔽，今則日人侵略俱有事實證明，辯也無益，況且日貨傾銷，英、法、美均感威脅，且都覺得日本銷貨情形，與一九一四年歐戰前德國無異，所以不得不在限製日貨傾銷之外，再加強軍備。“九一八”以後，蘇聯勢力伸及太平洋，美國沿太平洋增防，與夫中國統一，全因日人專恃霸道而引出。所以我說日本的霸道，自“九一八”以後，即失去其全盛時期，以後打起仗來，別人不會援助我們，不過行霸道者自己會將敵人請來。譬如歐戰開始，比利時、美國由英、法請求加入而不肯，後來還是德國魚雷艇橫行直撞，將好多大船撞沉了，它們才肯出頭。所以遠東一旦有事，我們的敵人自己也會將它的敵人請來的。
諸位同學：本人此次赴美，負有兩任務：一為代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參加美國哈佛大學成立三百周年紀念；一為代表中國出席第六屆太平洋國際學會。剛才有同學提議到要擴大慶祝北大的三十八周年紀念。請諸位想想，才三十八周年，這是值得慶祝的年歲嗎？
哈佛大學今年是三百周年紀念，這該使我們多麽可驚，但是此次該校紀念會上其次序為三十一號，在這個號數之前，仍有三十個三百年以上的學校呢。這真是使我們相信不過的事，譬如說第一號是埃及大學，他成立到今已有九百多年的曆史了，其他也都有八百年、六百年、五百年不等的學校。那麽我們中國呢，先說本人代表的曆史最老的北京大學吧，它在該會的排列單上是四百一十九號，南開大學是四百五十四號，中央研究院是四百九十九號，乃為次序單全部號次的倒數第六名，當時本人非常慚愧！
為什麽在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國，大學的曆史卻會這樣短？假如由北大往前類推，國子監學院太學生等，一直保持到現在，其曆史何止數百年。不過中國的教育總是隨著政治製度而變遷的，結果弄得連四十年曆史的大學都找不到。不過以後我又看到比我們號數還次的五個當中，竟有最出風頭的普林斯頓大學附設的高等研究所，和麻省大學之理工研究院，是世界數學和理化學的研究中心。所以我感到我們的曆史雖短，然而還有努力的餘地。
其次，再說第六屆太平洋會議，到會代表共十一國，今年開會時使我最大的一個感覺便是在過去幾次會議中，對中國問題並不注意，但今年卻不同了。可以說大部分代表的眼光都是注視在中日問題上，即向抱平和態度，做事圓滑的英國，態度也表現得非常積極。不過對於這種現象我們並不要相信人家會援助我們，假如自己不能夠自強自立，始終是翻不過身的。
所以我們的結論有兩點：（一）是中日問題並非單獨的東亞問題，乃為一世界問題。（二）中國過去無有力的領導，而處處吃虧，所以世界各國為了使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不受到某種影響起見才有《九國公約》的成立，先使中國有自力圖強的機會。但在過去幾年中，中國無有力的領導，未能利用機會以自強，而受到種種威脅。
近兩年來民氣漸強，領導也上了軌道；這也是此次會議對中國態度轉變的一大原因。還有一點應說的，便是蘇聯代表此次在會議席上對其本國軍備數目的報告，非常惹人注意。因為其他國家對自己軍備都保守秘密，怕人知道，而蘇聯卻這樣坦白。猜其用意，乃德日之接近，使蘇聯有顧東失西之慮，故以詭言威脅欺騙其敵人，使其不敢輕易進攻也。還有許多事情要向諸位報告，但因時間過久，肚子一定很餓了，隻好以後找機會慢慢的講吧。
九年來一向留在外國，好久沒有穿中國衣服，好久沒有說中國話，這次說話，也許要帶出外國字來了，請大家不要見怪。承蒙諸君招待，非常感謝，隻是因為回國十小時以內就鬧腹瀉，非常狼狽，所以兩次定期都不能到，先向諸位道歉。
這九年之中，諸位在淪陷區，在後方，所作的許多抗戰工作，我都沒有參加；所受各種苦痛，也沒有受到。好像是國家放了我九年假，現在回國，真有一種假期終了的感覺。
剛出去的時候，完全是考察性質，奉政府非正式的使命，去看看美國對我們抗戰的輿論和態度。後來，奉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之命出席在瑞士舉行的國際曆史科學會議，那時是一九三八年。這個會議我國還是第一次參加。自歐洲回美就奉命回到外交方麵工作了。
我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這整整四年之中擔任著外交工作，責任實在是非常輕鬆的。每天不過換幾套衣服、出席幾次茶會或者Cocktail Party，沒有訂過一次條約，沒有接洽過一次借款，沒有捐過一筆錢。而且，我對他們說老實話，不講究外交詞令，我們有困難就老老實實告訴他們；我要他們知道中國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中國人是老老實實的人。
後來，我的任務沒有以前輕鬆了。政府已經看到，在我們一國單獨挺身抗戰之外還必須要注意世界局勢的轉變。不過老實說，我實在還是一無成績可以報告諸位聽的。
我在沒有遞國書的時候廣州失陷了。在遞國書前三天武漢又陷，這正是國家最倒黴的時候。雖然我們一向主張說負責任的話，不怕人家笑罵、不怕人家嫌我們不時髦，但是在這廣州、武漢相繼淪陷的時候，我覺得這態度還不夠，覺得我自己還應當參加意見、參加判斷。我的報告是否準確，在曆史上可以起作用，——我覺得隻說負責任的話是不夠了，我覺得實際負責任，比說話搖筆杆的負責任，還要艱難。寫文章的人往往隨便議論，並且常歡喜寫翻案文章，但負責辦事的卻不容許如此的。
一九四二年秋天本來想回國，但是我有心髒病，醫生說不適宜於高飛。而在重慶常常要跑很多石級，昆明又是海拔六七千尺高的地方，有心髒病的人都不相宜。於是，又在美國耽擱了幾年。當時應回國從事文化工作的願望也不能達到了。
出國的最初五年，從未從事學術研究，一篇文章不寫，一點考據和研究的工作也沒有作，即使講演，也從沒有什麽心得。雖然得了三十一個榮譽學位，卻並不是用功拿來的。於是下了一個決心，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這幾年中，努力於“無聲無臭”，“無聲”是不說話，“無臭”是不招搖，專心讀書研究，利用這個國家給我的假期訓練自己，預備回國來做一個教書匠。
去年九月政府發表我做北大校長。事前教育部和我沒有一個字的聯絡。因為他們曉得我有一個弱點：國家在艱難的時候，政府發表我什麽事，我是從不遲疑、從不否認的。北大的職務是一種光榮，但也是很艱巨的工作。我願意做一個教書匠，一個史學家，這一點就算是我這餘年中的一些“野心”罷。
主人要我就一個新從外國回來的人的看法，對國內情形說些話。題目太大了，不容易交卷。在國外的人常常看見大處，不見小的地方，因此有時就看到了整個的一麵，不挑小眼兒。但是回國之後才知道和國外所聞的確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十個月前所樂觀的，十個月後也許就有可以悲觀之處。我從本月五日到上海，至今才兩個禮拜，晤見朋友不少。上海的名片有兩寸高，南京的名片也有兩寸高，聽到的話悲觀的居多，對將來並且很有抱失望的。但是我雖去國九年，並沒有和國內隔離，更從沒有減少對國內的關懷。我以為用研究曆史的態度看起來，我們是用不著太悲觀的。
九年以前，或者十五年以前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我們都曾仔細考慮過局勢，我也從不主張輕易作戰。為什麽呢？就因為我們經濟、文化、工業等等的基礎都有些不敢接受這種挑戰，打這空前大仗。到廬山會談的時候，我們認為忍受得已經夠了，正像一個患盲腸炎的人，明知開刀可以有性命危險，但是為保全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再怕冒險。所以，我們就接受了挑戰，參加了戰爭，一打就打了八年。
用研究曆史的眼光看起來，我們現在所受的痛苦，一部分固然或者還是由於我們的努力不夠，但大部分或者還是因為曆史上的必然。以美國之富強，勝利以後至今也還沒有恢複常態。所以，我們現在雖然已經勝利，卻決不是已到了休息或者“愜意”的時候。存了這樣的想法，我們也許就不至於太悲觀了。
我們應當研究我們的缺點究竟在什麽地方，是人才嗎？學問嗎？然後努力加以克服。也許我們要再吃五年或者十年苦，但是如果隻吃苦而不作探討和研究，那麽吃苦的時間隻會更延長。我們文化界、教育界應當在這五年十年之間咬緊牙關、盡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麵。如果我們自己先就悲觀，覺得世事不可為，那麽國事真更將令人悲觀、令人覺得不可為了。
我們能做什麽？本是一個可大可小的題目，今天希望在一點鍾以內講出來。在講本題之前，我願提一下剛才主席（閻子亨君）介紹詞裏的話，他說我過去在政治上的主張與公能學會的精神很相近。我願給他的話一個證明。
從前我們辦過一個小報，叫做《努力》，在第二期上，我就提出：“我們不談主義，隻要一個政府，要一個好政府。”當時的北京政府的政令隻限於在北京，連天津都到不了。因此我提出要一個政府、要一個好政府。有人問我好政府的條件，我說：第一是要有操守，有道德；第二是要有能力，負某部門責任的官吏，一定要熟習並且專長於這部門的業務。
當時我沒有看到南開的校訓：“公”、“能”這兩個字，但我所提出的是與“公”、“能”相一致的。這是我給主席的話加一個注解，也是加一個證明。
我要說的是：我們能做什麽？不管是南開校友會也好，北大同學會也好，公能學會，或是市民治促進會等團體都好，我們要問一問：我們能做什麽？
來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與張佛泉、譚炳訓諸位先生去參觀北平市參議員選舉的五個投票區。從這裏我們訓練了自己，教育了自己。從這次辦理選舉的經過來看，當局者很想把選舉辦好，事前請了學校裏的好多政治學家和許多別的先生們去研究，去想辦法，可見辦選舉的人是想辦好它。至少我在北京看到的是如此。
但是我們看了幾個選舉區以後，覺得有缺點，有值得批評的地方。因為辦選舉的人自己沒有經驗，也很少看過別人選舉。拿選舉的法律條文做教科書，就難以解決實際困難。譬如選舉時旁邊有個代書人，凡是不會寫字的選民可以請代書人代寫選票，加上旁邊兩個監視人，選一票至少要被三個人知道，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就難免受人威脅利用。但“代書人”的辦法是選舉法的細則上規定的。那麽根本的毛病在那裏？根本毛病在於憲法。
憲法規定普選，不分性別，不分教育程度，不計財產，隻要滿二十歲就有選舉權，這是世界上最進步的製度，我們是迎頭趕上了。但是我們選民的“能”不夠，我們看見一個老太太來選舉，競選的人遞給她三張片子，走到代書人麵前，她不知道要選誰。另外我們看到一位瞎子來投票，這太感動人了，外國記者忙著替他照相，但是他也不知道選誰。有人建議他用手在候選人名單上任指一個，但他是盲人，連指的能力都沒有，結果由他的小孫子在名單上隨便點了一個，這是我們看見的，這是公開的，並沒有人賄選。但結果是如此不合理！
錯誤是在製憲時種下的，當時我們沒有反對普選，是一個大錯。我們隻根據書本，沒有勇氣走出看看，為了“普選”的美名，我們沒有看看全國人民的水準，沒有看看他們的能力。將來發生壞的效果，我們參加製憲的人都有責任！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選舉的實情。
我們還看了北平的職業選舉，市商會和市教育會就沒有“代書”的事。比區域選舉的情形好得多了。市商會用間接選舉，手續繁複；市教育會用直接選舉，在十個候選人當中選七位參議員，方法簡便，效果也良好。
從這裏我們得到兩個教訓：第一、選民教育程度高的，選舉就辦得好。第二、選民應該有限製，在憲法沒有修改以前，沒有辦法根本解決。但是，我們可以接受各種經驗教訓，改正既有的缺點，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發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錯誤。候選人應該加以限製，應該要他負責。英國規定候選人須繳兩百鎊保證金，選票不及選民三分之一時，保證金就充公為選舉經費，這辦法也許太嚴，但我們絕不能讓一個人隨便去登記一下就成為候選人。我們要讓他負責任，候選人減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選票，選民隻要在名下畫個“×”，不會寫字的人總可以畫“×”，“代書人”可以免除。這就改正了一個缺點。
我們要能夠接受經驗，改正缺點。這算是我的引論，以下談正文。
我們能做什麽？這要靠我們的知識水準，教育程度和技能修養。究竟一個沒有軍隊支持，沒有黨派協助的個人能做些什麽？以我想，至少有三大類的事情可做。我願用幾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類：可以說是消極的，以我個人為例，我民國六年回國，當時立定誌願不幹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幹政治。雖然真的過了廿一年才幹政治，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卻常常談政治，先後我參加或主持過《每周評論》、《努力周報》、《獨立評論》和《新月》等政治性的雜誌。因為忍不住不談政治，也可以說不能不問政治，個人不問政治，政治卻時時要影響個人，於是不得不問政治。
我隻是學彌爾（J.S.Mill）。這是一位十九世紀的大政治家，大經濟學家，還可以說是大思想家。中國有嚴複譯的《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就是他劃時代的巨著。這是一個天才；三歲能用希臘文作詩，五歲能通拉丁文。由於家庭教育好，使他受教育的時期縮短了二十五年。彌爾先生有肺病，但是他活到六十多歲，幾十年的時間沒有參加實際政治，但他一直在自己的本位上寫政治論文、批評實際政治，他的著作給英國政治以很深的影響。而如今有人稱他為自由黨“精神上的父親”，工黨“精神上的祖父”。彌爾這種批評政治，討論政治的精神，我們可以學習，也是我們所能做的！這是指個人方麵。
此外，團體方麵英國有個費邊學會（Fabian society）。費邊是緩慢的意思。費邊學會可以譯做綏進學會。他們研究社會主義，反對激進的政治主張，時常討論、研究，出了許多小冊子。結果費邊學會成為英國工黨真正的前身，他們的研究結果成為工黨政治理論的基礎。
今天我們的許多團體，像公能學會、市民治促進會，就可以學一學費邊學會，就能做研究政治討論政治的工作。
第二類我們能做的可以學美國的“扒糞主義”。“扒糞主義”起於二十世紀初年，美國有一些新聞記者感到許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謂“BOSS”，我們可譯為“老板”。這種人並不是大資本家，大政客，隻是憑著權術、手段，經過多少年的活動，把持著這個城市的一切惡勢力。所謂“扒糞運動”，就是有計劃，有知識的，對惡勢力常作戰。根據調查的事實，來攻擊惡勢力，結果得以很大的效果。
我們要有扒糞的精神，不要單是喊打倒貪汙，究竟貪汙的證據在那裏？我們可以調查，研究。在天津的人可以調查天津的機關，可以查賬，沒有一種假賬是查不出來的。這種事，個人能做，團體也能做。
第三大類能夠做的，我也舉一個例來說明：一九四四年美國有個C.I.O.P.A.C.的組織，就是美國有名的兩大勞工組織之一的“工業組織聯合”（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縮寫。一九四四年正是美國人民最黯淡愁苦的一年，對德戰爭還十分緊張，對日戰爭也沒有結束。羅斯福總統第三任已經期滿，大選快了，按慣例，總統連任三次已經空前，連任四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大局危急，人民希望他連任，這有什麽辦法？再兩年以前（1942年）國會改選的時候，美國的有資格投票的人有八千萬，但是實際投票的隻有三千多萬人，人民對選舉不發生興趣。國家大局交給誰來主持呢？這時C.I.O.P.A.C.做了兩件事情，一是鼓吹人民參加選舉，踴躍投票，一是做候選人調查。他們認為好的人，把他過去的言論，行為，事業成就，調查清楚，然後公布出來，讓選民有明白的認識。對他們認為壞的候選人，也把他過去的行為過失，荒謬言論，搜集起來公布給大眾。這兩種工作似乎很簡單，但這工作教育了美國人民。當時許多自由主義的教授、專家都來參加這個工作。其結果，不僅是使C.I.O.P.A.C.本身的組織加強，同時使一九四四年選舉投票的人數增加到五千多萬人。許多老的議員都落選，議會裏添了許多新人物。這是這個P.A.C.努力的結果。這種工作，我們目前就亟須做，這種是我們能做什麽的第三類的答案。
以上所談的三大類來講，第一是消極的研究、討論，來影響政治，個人、團體都能夠做。第二是要不怕臭，努力扒糞，調查，揭發，總會使政治日漸清明。第三是以團體的力量做大規模的調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動了選舉，積極促進了政治。
這三條路都是有成績的，都可以訓練我們，促進我們達到兩種目的：一種是“公”，一種是“能”。做我們所能做的，我們可以得到“公”、“能”的好社會，“公”、“能”的好政府。
院長，副院長，各位委員：
諸位今天這樣的招待我，真是我莫大的榮幸。多年來我在國外跑來跑去，受立法機關的招待隻有兩次，一次是我任駐美大使的時候，新澤西州（New Jersey）州長愛迪生先生（J.Edison）——大發明家愛迪生的兒子，邀我在新澤西州的兩院聯合會講話。第二次是一九四九年，我到美國路經檀香山的時候，夏威夷議會邀我在上下兩院分別講話。夏威夷雖還不算是美國正式的一州，但議會也是民選的。我國和日本在夏威夷都有很多僑民。很有趣的夏威夷上院議長是日籍的美國公民，下院議長是中國籍的美國公民。那時正是我們國家多難的時候，我個人能夠先後受到這兩個地方的立法機關的招待，並跟他們講話，實是一件榮幸的事。而今天我們中華民國的立法院給我以這樣盛大的招待，更是我莫大的榮幸，我非常感謝，我覺得不敢當。請諸位接受我最誠懇的謝意。立法院的同仁中有很多是我的老朋友、老同誌、老同學。有這機會見麵，我也很高興。
剛才院長給我出了兩個題目，要我報告國外情形，又要我談談國外的立法機關。我很慚愧，覺得這兩個題目對於我都太大。
行憲立法院成立了四年多。在座有許多是製憲的國大舊同仁，我們回溯曆史，當還記得製憲時的困難情形。中華民國憲法就是那時製定的。說到憲法我覺得我們的憲法有許多地方與世界的憲法很不相同，有一些規定是別的憲法所沒有的。譬如在立法機關之外有國民大會這個重要組織，別國憲法裏很少有這樣的規定，同時，立法院監察院也不完全和西歐英美係統的兩院議會相同，並且我們的立法院是沒有法子解散的，立法院可以倒閣（行政院），而內閣不能解散立法院，這也是我國憲法中一種比較特殊的條文。我不懂憲法學，沒有學過政治，以我外行的看法，我覺得我們立法院的地位是最特殊的，是最高的立法機關，在憲法的保障之下沒有法子被解散。
剛才院長說立法院隻有四年多的曆史，好像是自謙幼稚。以我這個雖參加製憲國大，但沒有學過憲法學，沒有學過政治的人的觀察，覺得這四年來大家已經創立了中華民國立法機構的好傳統。這個傳統，有些是憲法所規定的，有些是諸位在議會的規則裏創製的。其中有幾件也是很特殊的，例如委員有五分之一的人數出席便可以開會，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規定。尤其在這幾年國家危難，大陸整個崩潰的時候，大家奔走離散，以五分之一為開會的法定人數，是很有道理的。恐怕當初訂這條規定時並沒有想到將來會發生作用。這是一種很好的“遺風”，值得將來保留的。關於這一點，許多朋友們談到英國議會的開會人數，英國下院有六百餘議員，以前隻要有三四個議員到會便可以開會，後來改為有三十至四十人到會便可以開會。我們立法院規定有總數五分之一的委員出席便可以開會，是很聰明有遠見的。還有一條規定，我當初是很不讚成的，在行憲的那一年，我從北方到南方，立法院的朋友告訴我立法院的表決是規定無記名的，我聽了以後，覺得這是值得嚴重考慮的。議會的代表是代表區域選民或代表職業團體，對於議案的表決，應該有對區域選民對職業團體負責任的表決方式，如點名的方式。國外議會對於普通議案的表決，是由議長用口頭表決（Viva Voce），讚成的說“是”，不讚成的說“否”，然後由議長宣布：多數通過，或多數不通過。至於重要議案則隻要一個人提議要點名，議長便要采用點名方式表決。
當初立法院定無記名投票這條規定，我所以不讚成，因為立法院立法委員，代表全國各區域各職業團體，代表人民，代表各黨各派，會議時對一個議決案，意見不一定一致，記名表決，可以看出那個黨，或者那些人的意見，有個負責的表示；有了無記名表決的規定，恐怕將來養成不負責的現象，使一個黨，對他們的黨員無法控製了，人民也沒有辦法來追問他所選出的代表對於某個法案是讚成，還是反對，負了什麽責任。我這個意思，曾明確地和政府以及立法院的朋友談過，無記名表決的規定，是世界各國議會最特別的一條。但是這一條經過立法院幾年來的運用，使我最近的思想，少許有了一點轉變。最初中華民國立法院定這一條也許覺得不很合理，但由於諸位先生以公道態度來運用它，也許在世界各國議會中，可以保留了一種特殊的傳統，特殊的遺風。因為在今天的中華民國沒有對立的黨，隻有一個大黨在立法院占絕大多數，在這個時期這一條對少數人也許是一個保障。我從前的看法錯誤了。諸位先生在實驗中，采取了這一條規則，由於這條規則的運用，也許能做成功中華民國立法院優良的起點。
張院長要我介紹一點外國的議會製度，我簡單說一點最不合理的外國議會製度。就英國議會來說，它是各國議會之母，為議會的老祖宗，下院六百多位議員，而議席上鋪著紅毯子的凳子，隻有四百個座位，最多隻能容三分之二的議員。雖然在二次大戰中，議會被炸，修建以後做了新的凳子，但是英國人很守舊，仍然是那麽多座位。座位不足人數。當開會的時候，最初隻要有三四個人就可開會，後來規定到二十人，三十人，現在規定十分之一也隻要六十人就可開會。許多議員都常在國會的餐館休息，聽到表決的鈴聲的時候大家才進會場，讚成的站在一邊，不讚成的站在另一邊，分隊表決。表決完了，又回休息室休息。他們的傳統遺風沒有過半數的規定，實行了幾百年，還影響到別的國家放棄過半數開會製度。像中華民國立法院采用五分之一的法定開會人數，倒可以樹立一種好的遺風。
還有一個最不合理的製度，就是美國參議院會議通則的一條規定，即討論不能中止。這個規定與眾議院規定不同，因為參議院議員是由各州選出的，每州二名，最初十三州隻有二十六個議員，都是各州孚人望的元老，坐在兩張桌子旁邊麵談，在大家討論到沒有話說時，大家心悅誠服，再來表決。所以有這個規定，這本來是客氣的意思。可是這種傳統，後來變成對參議員的重要保障。他們一個案子，隻要有少數一二個人反對，他要阻止案子通過，隻要取得發言權，就可以無限製的說下去。說了三五個鍾點，疲倦的時候還可以讓給別人發言，略作休息再來繼續發言。這樣拖延下去，甚至拖延幾日之久，拖到會議閉會的時候案子不能通過，無形的延擱起來。這種搗亂（Fili bustering）辦法在我做學生的時候就曾看到威斯康辛州參議員拉·佛萊特（La Fallet）等以九個人反對一個案子，應用這個辦法阻止了一個議案的通過。那時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參議員中一些愛好和平的，反對威爾遜總統參戰，所以用這一條規則來反對他，到後來政府運用參議院的多數，才好不容易把案子通過。
當時大家覺得這條規則殊無道理，對於會議的進行有障礙，但是還有保障少數的作用，結果隻對這條作一個修正，規定有十六位議員的提議，經全體議員三分之二的讚成通過，才可以限製討論，限製每一位議員的發言時間不得超過一點鍾。計算一下參議院的九十六位議員，每人發言一點鍾，需要九十六點鍾，討論一個問題，如果經九十六點鍾的討論，要有四天四夜，除了每天的休息時間之外，最少得要八九天的討論，才能說完。他們這種規定，雖然不合理，可是現在實行了一百六七十年，還沒有辦法把它廢止，其原因就是能在特殊情形下，發生某種保障少數的作用。
當我還在美國作學生的時候，時常看到參議院有人反對某一個議案發表許多演說，今天說了，明天再說，明天說不完，後天又說，我就想過，為什麽不能定一個法律把它停止呢？等到我老了一點，年紀大一點，人情世故也懂了一點，才覺得這個規定好像也有它的道理，所以覺得有許多東西我還是知道得太少。我很抱歉，因為這幾年我在國外不大到各國國會去看他們開會，沒有多少研究，但是過去也稍許研究過各種國會的製度。比方分組委員會的組織，各區域代表人數，以及選舉年限等，覺得許多地方是值得參考的。我個人有一個希望，就是希望貴院同仁能夠有機會參加世界性立法機關的組織，輪流參加各種會議，至少每年能有幾個人出去看看許多國家的國會組織，可以得到許多暗示，也許他們有許多方法比我們好。譬如貴院的委員會分組製度，似乎值得重新考慮，委員會太大，而且主席隻是召集人，不是固定的主席，討論專門一點的法案，往往不容易得到結論，等於一個全院委員會。像這一種情形，是不是值得考慮呢？不過，這僅是舉例而言，我絕對不敢對貴院的製度有所批評，我隻以為各國議會製度是值得去看看的。譬如美國國會有好幾個委員會權力最大，撥款委員會不重要，但籌款委員會（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的權力大極了。籌款的方式是發公債還是抽稅呢？"Ways and Means"的意思是想法子。要他想法子籌款，所以他對於撥款的案子可以將原案減去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這個委員會人數很少，主席就是多數黨的領袖。譬如現在美國由民主黨執政轉變為共和黨執政，共和黨上台，很多人樂觀，我就和許多朋友說過不可太樂觀。因為共和黨競選政綱有一條很重要的規定，就是對內要緊縮，他們認為民主黨的政府機構太龐大，對內對外花錢太多。我就告訴我國的朋友們說：這一黨上台，參眾兩院都是要改組，就是他們說的“改組國會”。怎樣改組呢？就是每個委員會的主席要由多數黨擔任；委員會的人數，多數黨也要占多數，最少要多一個人。美國議會明年一月開會，我們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的組成，就紐約州的眾議員Tober先生的資格經驗各方麵來說，明年他一定當選主席。而Tober先生是有名的最能削減款項的劊子手。盡管參議員塔虎脫先生說外援款太多了，我們要削減，對歐洲要削減，對中國不能減少；但是籌款案子都得先從眾議院開始。我舉這一例，是說明有的地方我們不能太樂觀了。我們明白共和黨上台有很多要改進，他們的緊縮政策也許要影響到我們。我說這樣話，並不是要諸位悲觀，而是表示我們對國外許多政治的變遷，不要看得太過度樂觀。同時舉這個例子表示其立法機關委員會的權力之大。因為有固定人數，有係統，代表黨、代表多數黨，一個案子委員會不提出就沒有法子通過。如果委員會不提出而要在全院會議提出，就要費很大的力量，一定要過半數表決才能夠提出。這種製度也許值得我們參考。我很希望各位有機會參加世界性的議會團體，去看看各國議會的工作情形。一方麵使得我們感覺到我們已有了幾種特殊值得保存的特殊傳統，一方麵借此得到借鏡而有所修改。這是我以一個不懂政治不懂憲法的人隨便說的。
的確，各位在國家危急的這幾年中，能夠與政府一起，支持政府渡過難關，可以說是貴院樹立了中華民國立法機關的遺風，慢慢造成一個——我在外麵幾次公開講話中也談到過我所希望的——合法的批評政府，合法的反對政府，合法的製裁政府的機關。我以一個不懂憲法的人妄談政治，總覺得民主政治最要緊的基礎，就是建立合法的批評政府，合法的反對政府，合法的製裁政府的機關。在現階段，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機關，而且受憲法保障，沒有方法解散的立法機關。合法的批評，合法的反對，合法的製裁，當然是全國人民所矚望的，我們立法院當然也就是全國人民所矚望的國會。我初來台灣時，有人告訴我立法院有一個傳統，就是自居在野，而把行政院看作在朝。這一傳統，在我看來，至少不是一件壞事。我以為這就是中華民國行憲四年來有意無意形成的傳統。這傳統對於憲政具有深長意義。使立法院居於在野，居於合法的批評，合法的反對，合法的製裁政府的地位，無論如何解釋，對我這個外行人，總覺得這一傳統是很好的現象。本來所謂三權分立製度，就是希望有製裁有平衡有均衡的作用。五權分立也是如此。隻要這種傳統是基於公道態度，愛護國家，愛護人民，保障人民權利，幫助政府渡過難關，替人民樹立合法的批評，合法的反對，合法的製裁的一種傳統，一種遺風，這是很有價值的。我以外行和老百姓的眼光觀察是如此。對於各位先生謹表示敬意和感謝。
我很詫異，聯合國中國同誌會的座談會，規模竟是這樣的大。我先以為隻是二三十人大家在一起談談的，想不到人數竟有這麽多！座談會要變成演講會了。但我並不預備作正式的演講，請仍照舊有的方式來進行。
聯合國中國同誌會座談會過去所談的多是關於文化方麵的，包括古今中外。今天要我來講的，仍是文化的一部分——五十年來的美國。
五十年來的美國，我親眼見到了四十三年。四十二年前，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我國有七十個公費留美學生，那時都還留著辮子，我便是其中之一。從那時起，我在美國讀了七年的書，五年在大學城（以大學為中心的鄉村城市）的康乃爾大學，兩年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十年後——一九二七年又回到康乃爾大學。以後，每隔幾年便要去美國一次。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都去過。一九三九年奉命為駐美大使，做了四年的外交官，卸任後，因心髒病繼續留居美國，又住了五年。一九四九年再度赴美，又住了三年。總計我在美國共住了二十年。這是我認為我可以向大家談談現在這個題目的原因。同時，五十年來的美國，在世界文化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使美國變成了世界領袖。這是我要講這個題目的另一個原因。
五十年來的美國，這個題目範圍實在太大，不知該從何說起。我們簡單的找出幾方麵的事實，將五十年前的與五十年後的作個比較，看看有什麽不同。便可以知道五十年來美國文化的進步。
五十年前，美國人的財產是不繳納所得稅的。十九世紀末葉，美國政府擬開始實行所得稅。可是，聯邦最高法院卻宣告所得稅是不合法的，他們認為美國是自由平等的國家，有錢的不應該就多出錢，這是違背平等、不合憲法的。
一九〇〇年，美國鋼鐵大王卡裏基每年的淨收入為二千三百萬美元，煤油大王勞克福每年的收入也在幾千萬美元，均不用納稅。而那時的散工，每天的工資僅得一點五美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二百天工可作的話，每年收入不過三百美元。工人平均的收入每年隻有四百美元至五百美元，比起鋼鐵大王、煤油大王的收入，實有天淵之別。
一九一〇年，共和黨的塔虎脫做總統，一般人都說他是守舊的，其實他是很有作為的。他是主張國際和平最力的人，美國的所得稅法，就是在他的任內由國會通過的。為了通過所得稅法，特別提出憲法修正案，經四十八州的追認而成立。三年後（1913年），威爾遜總統時代，所得稅才開始實行。當時的稅率很低，年收入三千元至二萬元的，納稅百分之一；結過婚的人，稅率的起征點自四千元開始。這樣低的稅率，說起來實在可笑。
所得稅實行了三年以後，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彼時所得稅的征稅機構已完全建立，人民也養成了納稅的習慣，於是將所得稅稅率提高，成為美國戰時主要的財政來源。第四年，所得稅的收入超過了關稅；一九二〇年，更超過關稅十倍。照現在的規定，以鋼鐵大王二千三百萬元的年收入，要繳所得稅百分之九十以上。艾森豪威爾不久以前新任命的未來閣員（國防部長）威爾遜，三年前個人年薪達六十餘萬美元，是全美薪俸最高的一人，他要繳所得稅百分之八十，薪俸的實得數隻有十餘萬元了。
自實行所得稅後，美國五十年前貧富懸殊的現象已告消滅了，現在美國人是以中產階級占多數。據一九四八年的統計，年收人一千元以下的，占全人口百分之十四點五；年收入一千元至二千元的，占全人口百分之十（兩項合計起來約為全人口的四分之一）；年收入二千元至三千元的，占全人口百分之二十點六；年收入三千元至五千元的，占百分之三十三點六（全人口三分之一）；年收入五千元至一萬元的，占百分之十七點九；年收入一萬元以上的，僅占百分之三。最可注意的是，現在美國有錢人與無錢人所用的東西及日常生活上的各種享受，都完全一樣。五十年前，在美國七千六百萬人口中，銷售的女子絲襪十五萬五千雙，而一九四九年，全國內銷尼龍絲襪達五萬四千三百萬雙，平均十四歲以上的女性，每人每年可穿絲襪十雙，有錢的、無錢的都是一樣。再說汽車，五十年前美國的汽車還很簡陋，價錢卻很貴，修理站極少，馬路又崎嶇不平，擁有汽車的人為數極少，全國汽車總共不過一萬三千八百五十輛。那時威爾遜總統還是大學教授，大罵汽車是最代表階級性的，有車階級兜風，無車階級吸灰塵！一九〇八年，怪人亨利·福特，一個未受教育的機械工匠，看到這種情形，決心製造一種人人可以享用、人人買得起的汽車，發明了T式摩托汽車，最初售價每輛九百五十美元，後來逐年增加生產（最初每年製造18000輛，十二年後每年製造125萬輛），逐次減低售價，由九百五十美元跌至七百八十美元、四百九十美元，一九二四年已跌價至二百九十美元，真正是人人買得起了。現在美國已登記的汽車四千四百萬輛，平均每三人有一輛汽車。他如香煙、剃刀、電話、無線電收音機、電視器、真空吸塵器等，也莫不是普遍化、標準化地大量生產，廉價供應。一些特殊的物品，反而近於絕跡。無論有錢的、無錢的，都作同樣的享受，化極少的代價，可以得很高的享受，連交通不便的偏僻鄉村，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電視設備。紐約有一家唱片代購社，原隻有一間店麵，現則擴充了許多間，每間都堆滿了各種音樂唱片，托購的更是絡繹不絕。
美國現在已經做到了沒有階級了，其所以能夠慢慢的造成了這種地步，有兩種主要原因：
一、社會思想的革新運動
五十年前，美國工商業巨子如鋼鐵大王卡裏基，煤油大王勞克福，銀行大王摩爾根，為了壟斷市場，特組織托辣斯。正當他們威風顯赫的時候，新聞界人士興起了一種扒糞運動，專門研究事實，搜集證據，揭發黑幕，引起社會的革新。首先是女記者黛貝，她費了很多的工夫研究美孚煤油的曆史，看看煤油大王是怎樣的操縱著全美以至全世界的市場，結果揭發了托辣斯的內幕。另有一位記者林肯·史丹芬，為研究市政腐敗的原因，探究幕後操縱的老板（Boss），到處去訪問、找材料，結果在雜誌上發表了《聖路易城的黑幕》。美國霍斯特係報紙的主持人威廉·霍斯特（去年去世），年輕時也是一個扒糞運動的健將，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社會改革者。他曾設法偷出了煤油大王與大批參、眾議員來往的信劄，內中許多是分期送款的證據，霍斯特將它一一攝成照片，於一九〇八年在報上發表。五十年前，美國勞工是無組織的，他們多來自歐洲，因為受不了歐洲政治的、宗教的壓迫，特跑到新大陸來，希望過著自由平等的政治的宗教的生活。可是因為人數太多，工廠容納有限，廠主們看了這種情形，乃以沒有訓練的、工資最低的工人為標準，來雇用工人。工人們不容易找到工作，有了工作的，待遇也極低，生活是痛苦極了，尤以大城市紐約、波士頓、芝加哥等處的工人最甚。新聞記者雷斯把工人困苦的情形寫成了一本書，名叫《那一半是怎麽生活的》，引起了社會的注意，對工人遂予以組織，並改善其生活。除了新聞記者積極於社會思想革新的運動外，一些政治家們也參加了這個工作，老羅斯福總統便是其中之一。老羅斯福總統是個了不得的人物，能說善寫，有膽量，有勇氣，三十多歲已大露鋒芒，人家批評他是個野心家，選他為麥金尼的副總統，企圖把他打入冷宮。麥金尼是領導美國戰勝西班牙的人，除幫助古巴獨立外，又使美國的領土大加擴充，菲律賓都成了美國屬地（以前屬西班牙）。美國人有許多是不喜歡美國走上帝國主義之路的，因之，對麥金尼甚表反對。一九〇一年，麥金尼竟被一神經病人刺殺，老羅斯福遂得由冷宮進入白宮。老羅斯福籍隸共和黨，該黨本是個資本家的黨。當他就任之初，也極力宣稱將繼續執行麥金尼的政策，可是第二年便叫司法部提出訴訟反托辣斯法案，解散摩爾根等所組織的西北鐵路公司，開始打擊托辣斯。當這個案子提出的時候，摩爾根穿著大禮服出席一個晚會，從電話上獲得這個消息，麵目失色，很氣憤的說：“這個小孩子，政治掮客，不同我好好商量！”老羅斯福一麵打擊托辣斯，一麵並作種種的社會立法。有一天早晨，老羅斯福總統一麵早餐，一麵翻閱辛克萊的小說（這本小說是描寫芝加哥屠宰場的黑暗與不衛生）。老羅斯福看了這些材料以後，立刻召集閣員和衛生專家商議改革，並向國會提出食物（包括藥品）衛生檢查法案，以改善公共衛生。這個法律，可以說是從一部小說出來的。
以人民的疾苦為背景，以事實和證據為武器，暴露黑暗麵，喚起社會和政府的注意，從社會立法上加以改善。這種運動在美國文化史上占最重要的一部分。
二、大量生產主義
大量生產的方法，就是以科學的組織，細密的分工，依一定的程序，使原料從這麵進去那麵出來變成製成品。這個方法首先大膽采取的，便是汽車大王亨利·福特。他利用科學管理的方法，減低成本，縮短生產過程，提高工人待遇，減少工作時間，增進生產效率。這樣，一方麵可以達到大量生產和產品低廉的目的，一方麵增進社會生活水準加強購買力。多產多銷，仍舊是賺錢的。這種方法很快的運用到所有的工業上去，一切的物品都是價廉物美的，使所有的美國人可以享受。在大量生產中，除製造技術外，還要注意到廣告。廣告是幫助大量生產的好工具，它的宣傳，引起人們的欲望。當福特初製汽車時，許多報紙都畫了一些可笑的漫畫挖苦他，福特卻並不見怪，認為這是免費的宣傳廣告，反大為鼓勵，所以銷路一天一天的廣。
五十年來美國工業化的發展，不是為少數人的享受，而是為多數人的幸福，五十年前被視為惡人的，五十年後成了社會的恩惠者。煤油大王在五十年前曾撥出一筆巨款捐贈教會作慈善事業，教會認為他的錢是髒錢，拒絕接受。後來他將財產移充教育基金，組織普通教育委員會，由有社會眼光的Gales（蓋爾斯）代為計劃，以教育為中心，最重要的是大學教育。大學當中注重醫學教育，創辦醫學研究院。中國的教育事業也得到了他的撥款二千二百萬美元的基金，全世界的公共衛生醫學都受他的影響。鋼鐵大王當初也是被人厭惡的，晚年，他把所有的財產登報公布，並征求如何使用。後來，以一部分財產創辦了許多公共圖書館，以另一部分撥充世界和平基金，這能說不是偉大的貢獻嗎？
總之，五十年來的美國，是以社會的製裁，政治的製裁，和社會的立法，建立了自由民主製度。以大量生產建立了工業化的自由平等的經濟製度，提高人民生活，無貧富之懸殊，作同等的享受，用不著革命（也不會有革命）而收到革新的效果。
我很感謝“美國之音”邀我參加林肯總統的一百五十年大慶典。
我是一九四六年製定《中華民國憲法》的國民大會的一個代表，我想說一個故事，讓我的美國朋友們知道林肯的思想怎樣會變成了《中華民國憲法》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的領袖，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平常說，他所提倡的三民主義和美國林肯總統的三句話是相通的，林肯說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當時還沒有適當的翻譯。中山先生自己的翻譯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說，他的民族主義就是“民有”，民權主義就是“民治”，民生主義就是“民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