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新村運動，如十九世紀法國美國的理想農村，如現在日本日向的新村，照我的見解看起來，實在同山林隱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那不同的地方，自然也有。山林隱逸是沒有組織的，新村是有組織的；這是一種不同。隱遁的生活是同世事完全隔絕的，故有“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的理想；現在的新村的人能有賞玩Rodin同Cézanne的幸福，還能在村外著書出報：這又是一種不同。但是這兩種不同都是時代造成的，是偶然的，不是根本的區別。
從根本性質上看來，新村的運動都是對於現社會不滿意的表示。即如日向的新村，他們對於現在“少數人在多數人的不幸上，築起自己的幸福”的社會製度，表示不滿意，自然是公認的事實。周作人先生說日向新村裏有人把中國看作“最自然，最自在的國”。這是他們對於日本政製極不滿意的一種牢騷話，很可玩味的。武者小路實篤先生一班人雖然極不滿意於現社會，卻又不讚成用“暴力”的改革。他們都是“真心仰慕著平和”的人。他們於無可如何之中，想出這個新村的計劃來。周作人先生說：“新村的理想，要將曆來非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和平方法得來。”這個和平方法就是離開現社會，去做一種模範的生活。“隻要萬人真希望這種的世界，這世界便能實現。”這句話不但是獨善主義的精義，簡直全是淨土宗的口氣了！所以我把新村來比山林隱逸，不算冤枉他；就是把他來比求淨土天國的宗教運動，也不算玷辱他。不過他們的“淨土”是在日向，不在西天罷了。
我這篇文章要批評的“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就是指這一種跳出現社會的新村生活。這種生活，我認為是“獨善的個人主義”的一種。“獨善”兩個字是從孟軻“窮則獨善其身”一句話上來的。有人說：新村的根本主張是要人人“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卻又完全發展自己個性”；如此看來，他們既承認“對於人類的義務”，如何還是獨善的個人主義呢。我說：這正是個人主義的證據。試看古今來主張個人主義的思想家，從希臘的“狗派”（Cynic）以至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那一個不是一方麵崇拜個人，一方麵崇拜那廣漠的“人類”的？主張個人主義的人，隻是否認那些切近的倫誼，——或是家族，或是“社會”，或是國家，——但是因為要推翻這些比較狹小逼人的倫誼，不得不捧出那廣漠不逼人的“人類”。所以凡是個人主義的思想家，沒有一個不承認這個雙重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