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新村的運動有什麽可以反對的地方呢？
第一，因為這種生活是避世的，是避開現社會的。這就是讓步。這便不是奮鬥。我們自然不應該提倡“暴力”，但是非暴力的奮鬥是不可少的。我並不是說武者先生一班人沒有奮鬥的精神。他們在日本能提倡反對暴力的論調，——如《一個青年的夢》——自然是有奮鬥精神的。但是他們的新村計劃想避開現社會裏“奮鬥的生活”，去尋那現社會外“生活的奮鬥”，這便是一大讓步。武者先生的《一個青年的夢》裏的主人翁最後有幾句話，很可玩味。他說：
請寬恕我的無力。——寬恕我的話的無力。但我心裏所有的對於美麗的國的仰慕，卻要請諸君體察的。
我們對於日向的新村應該作如此觀察。
第二，在古代，這種獨善主義還有存在的理由；在現代，我們就不該崇拜他了。古代的人不知道個人有多大的勢力，故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人總想，改良社會是“達”了以後的事業，——是得君行道以後的事業；故承認個人——窮的個人——隻能做獨善的事業，不配做兼善的事業。古人錯了。現在我們承認個人有許多事業可做。人人都是一個無冠的帝王，個人都可以做一些改良社會的事。去年的“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何嚐是“得君行道”的人做出來的？知道個人可以做事，知道有組織的個人更可以做事，便可以知道這種個人主義的獨善生活是不值得摹仿的了。
第三，他們所信仰的“泛勞動主義”是很不經濟的。他們主張：“一個人生存上必要的衣食住，論理應該用自己的力去得來，不該要別人代負這責任。”這話從消極一方麵看，——從反對那“遊民貴族”的方麵看，——自然是有理的。但是從他們的積極實行方麵看，他們要“人人盡勞動的義務，製造這生活的資料”，——就是衣食住的資料，——這便是“矯枉過正”了。人人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就是人人要加入這生活的奮鬥。（周作人先生再三說新村裏平和幸福的空氣，也許不承認“生活的奮鬥”的話；但是我說的，並不是人同人爭麵包米飯的奮鬥，乃是人在自然界謀生存的奮鬥；周先生說新村的農作物至今還不夠自用，便是一證。）現在文化進步的趨勢，是要使人類漸漸減輕生活的奮鬥至最低度，使人類能多分一些精力出來，做增加生活意味的事業。新村的生活使人人都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根本上否認分工進化的道理，增加生活的奮鬥，是很不經濟的。
第四，這種獨善的個人主義的根本觀念就是周先生說的“改造社會，還要從改造個人做起。”我對於這個觀念，根本上不能承認。這個觀念的根本錯誤在於把“改造個人”與“改造社會”分作兩截；在於把個人看作一個可以提到社會外去改造的東西。要知道個人是社會上種種勢力的結果。我們吃的飯，穿的衣服，說的話，呼吸的空氣，寫的字，有的思想，沒有一件不是社會的。我曾有幾句詩，說：“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當時我以為把一半的我歸功社會，總算很慷慨了。後來我才知道這點算學做錯了！父母給我的真是極少的一部分。其餘各種極重要的部分，如思想、信仰、知識、技術、習慣……等等，大都是社會給我的。我穿線襪的法子是一個徽州同鄉教我的；我穿皮鞋打的結能不散開，是一個美國女朋友教我的。這兩件極細碎的例，很可以說明這個“我”是社會上無數勢力所造成的。
社會上的“良好分子”並不是生成的，也不是個人修煉成的，——都是因為造成他們的種種勢力裏麵，良好的勢力比不良的勢力多些。反過來，不良的勢力比良好的勢力多，結果便是“惡劣分子”了。古代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隻為要妄想憑空改造個人，故主張正心、誠意、獨善其身的辦法，這種辦法其實是沒有辦法，因為沒有下手的地方。近代的人生哲學漸漸變了，漸漸打破了這種迷夢，漸漸覺悟：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製度、習慣、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勢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所以我覺得“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還是脫不了舊思想的影響。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