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生命的學說，都是時代的產兒，都是當時的某種不滿意的情形所發生的。這種時勢情形，乃是那學說所以出世的一個重要原因。若不懂得這種原因，便不能明白某人為什麽要提倡某種主義。當時不滿意的時勢情形便是病症，當時發生的各種學說便是各位醫生擬的脈案和藥方。每種主義初起時，無論理想如何高超，無論是何種高遠的烏托邦（例如柏拉圖的《共和國》），都隻是一種對症下藥的藥方。這些藥方，有些是後來試驗過的，有些是從來不曾試驗過的。那些試驗過的（或是大試，或是小試）藥方，遇著別時別國大同小異的症狀，也許可以適用，至少可以供一種參考。那些沒有試驗過的藥方，功用還不能決定，至多隻可以在大同小異的地方與時代，做一種參考的材料。
但是若要知道一種主義，在何國何時是適用的，在何國何時是不適用的，我們須先知道那種主義發生的時勢情形和社會政治的狀態是個什麽樣子，然後可以有比較，然後可以下判斷。譬如藥方，若要知道某方是否可適用於某病，總得先知道當初開這方時的病狀，究竟是個什麽樣子。當初診察時的情形，寫的越詳細完備，那個藥方的參考作用便越大。單有一個藥方，或僅僅加上一個病名，是沒有什麽大用的，是有時或致誤事的。一切學理主義，也是如此。一種主義發生時的社會政治情形越記的明白詳細，那種主義的意義越容易懂得完全，那種主義的參考作用也就越大。所以我說輸入學說時，應該注意那發生這種學說的時勢情形。
（《四論問題與主義》[26]）
學說是時代的產兒，但是學說又還代表某人某人的心思見解。一樣的病狀，張醫生說是肺炎，李醫生說是肺癆。為什麽呢？因張先生和李先生的經驗不同，學力不齊，所受的教育不同，故見解不同。診察時的判斷不同，故藥方也不同了。一樣的時代，老聃的主張和孔丘不同，為什麽呢？因為老聃和孔丘的個人才性不同，家世不同，所受教育經驗不同，故他們的見解也不同。見解不同，故解決的方法也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