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人生觀包含在他們有關“忠”“孝”“情義”“仁”與“人情”的準則之中。在他們眼裏，“人的全部義務”就像地圖上劃分勢力範圍一樣被劃分為若幹領域。用他們的話來說，人生是由“忠的領域”“孝的領域”“情義的領域”“仁的領域”“人情的領域”以及其他許多領域所組成。每個領域都有其特有的詳細規則，人們評價他人不是從他的整個人格來判斷的，而隻是說他們“不懂孝”或“不懂情義”等。他們不像美國人那樣批評某人“不正經”，而是直接指出他在哪個領域沒做好。他們不說某人自私或刻薄，而是明確指出在哪個領域違反了哪些規則。沒有什麽規則是絕對地百試不爽的。被認可的行為都是和該行為所處領域相聯係的。一個人在“盡孝”是一種行為準則；他在“盡情義”或者在“仁領域”裏又是另一種方式，西方人就是這麽看的。甚至每個“領域”的規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根據情況對行動作各種調整。對主君盡“情義”是要求絕對的忠誠，但一旦主君侮辱其家臣，家臣就可以合理地反叛。又如1945年8月，“忠”要求日本人與敵人戰鬥到最後一人。天皇在廣播中宣布投降，改變了對“忠”的要求之後，日本人立刻態度逆轉，表示願意與外來者合作。
這讓西方人感覺很困惑。根據我們的經驗，人是“按照本性”行動的。我們區分好人和壞人，是看他們是忠誠還是背叛，是合作還是頑固。我們把人加以分類，是期望他們的行動能前後一致。不管他們慷慨大方，還是小氣吝嗇；樂於助人，還是生性多疑；是保守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兩者必居其一。我們期待人們堅定一種政治信仰並反對相對的政治信仰。在我們的歐洲戰爭經驗中，有合作者，也有抵抗者，我們推測歐戰勝利後合作者不會改變立場，結果我們對了。在美國的國內政治論爭中，我們承認有諸如新政的“擁護派”和“反對派”這樣的不同派別，並判定當新的形勢出現時，這兩個派別還會繼續按各派特有的方式行動。如果有人改變立場，比如非天主教徒轉為天主教徒，或者激進派轉為保守派，這種變化是必須要被稱為“轉向”的，並且必須對應形成新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