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歐洲的騎士精神和日本的武士道這樣能夠明確地進行曆史比較的東西，應該是很難得的了。如果曆史能夠重演，那麽後者的命運必定會是前者的遭遇的再現。聖·柏拉所列舉的騎士精神衰落的特殊的地理性因素，對於日本的情況當然並不適用。不過，在中世紀以及其後，對摧毀騎士和騎士精神起過更大的、更具一般意義的各種原因，肯定也在對武士道的衰落起著作用。
在歐洲經驗和日本經驗之間的一個明顯的區別是，在歐洲，騎士精神從封建製度脫離而被基督教會所收養時，它重獲生機。與此相反，在日本並沒有強大的宗教足以養育它。因此，當母體製度即封建製度消逝時，武士道便成了遺留的孤兒，必須去自謀生路。也許現行的精密的軍事機構可以把它置於其保護之下，但是我們知道，現代戰爭對武士道的持續成長不會提供多大的餘地。神道曾哺育過幼年時的武士道，而如今神道自己也已經衰老了。中國古代的聖賢已被邊沁、彌爾之類的知識的暴發戶所取代。為了迎合時代的好戰的排他的傾向，未被認真思索的道德理論便應運而生，並且被看作更能適應當今需求，不過，我們現在隻不過在專事煽情的黃色新聞的專欄裏還能聽到那種刺耳的回響罷了。
各種各樣的權力和權威都擺開陣勢來對抗武士道。正如韋伯倫所說：已經出現的“原有的工業階級之間的禮儀規範的衰微，換句話說，即生活的庸俗化，在所有多愁善感者眼裏，已被看作當代文明的主要禍害之一”。已經這樣了，民主主義的潮流難以抗拒，它有足夠的力量來吞沒武士道的殘餘。它不能容忍任何形式或形態的托拉斯——而武士道正是由那些壟斷了知識、文化的儲備資本、製定道德品質的等級和價值的人們組成的托拉斯。現代的社會化的勢力是反對階級精神的，而騎士道卻正如弗裏曼所尖銳批評的那樣，正是一種階級精神。現代社會，隻要標榜哪怕是某種統一，就不會容忍“為了特權階級利益而設計出來的純粹的個人性的義務”。另外，教育的普及、產業技術、財富以及城市生活的發展——於是我們就能很容易地懂得，不論是武士的刀的最鋒利的擊刺也好，還是從武士道的最強勁的弓射出的最銳利的箭也好，都沒有用武之地。在名譽的岩石上建設起來，並由名譽來捍衛的國家——我們是稱之為名譽之國，還是仿照卡萊爾那樣稱之為英雄國家呢？——正在迅速地落入用謬論武裝起來的喋喋不休的法律家和胡說八道的政治家的掌中。一位大思想家用來講述特裏薩和安蒂岡尼時所說過的話，“誕生他們轟轟烈烈事跡的環境已經永遠消失了”，也許用到武士身上也會很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