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且把自由黨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權自由運動始祖，在明治維新的人物當中，他是一個最特殊的人才。當時日本的維新誌士，他們的思想，都是很簡單而且是複古的。維新這一個大事業的動機，完全在歐洲的勢力壓迫，對於世界的問題，那些誌士們，隻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來。隻有板垣退助，他不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見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後舊的生命才可以繼續；必定要能夠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夠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國內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見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為民眾的幸福著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眾，才可以創出新的國家。所以他拿起當時剛譯起的半部《民約論》，猛烈的主張自由民權，這一個運動，的確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最大動力。並且當時他和他的同誌，不單主張解放農民，還努力主張解放穢多、非人那一種最悲慘的階級。直到後來，他和他的幾個舊同誌，離開了政治社會之後，大江卓也還是奉著他的教義，專門從事水平運動。今天社會運動當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確是發源於板垣一派的自由運動。這一個民權運動，一方麵使下層民眾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麵也造成了現代產業文化的基礎。至於日本的立憲製度，不用說是他直接的功勞，所以不但是日本的農夫工人應該感激他，就是那些闊老官，也沒有不受他的恩惠，更應該要感激他的。如果沒有板垣先生的奮鬥，日本今天哪裏有這樣的文明，這樣發達，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個恩人了。而且他的努力，是至死沒有休止的。他晚年雖然絕對拋棄了政治活動，在很窮的境遇中，過他很嚴謹而虔誠的敬神生活，然而對於為民眾謀自由的努力，仍舊繼續著。看見日本政府對台灣那樣的高壓政策，和不平等的待遇，他非常痛苦，認為這是人道所不許的，於是發起台灣同化會，主張日本應該撤廢特殊的統治台灣的法律，給台灣人一樣有憲法上的權利。他以八十幾歲的衰老身體，親自冒著大熱炎天，到台灣去宣傳。後來他一離台灣之後，日本的台灣總督，便把他發起的會所封了，辦事人拿了。我從“文明”“人道”的意義上，很欽仰這位先生。從前每到日本，總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裏去一回，傷感一回。他本來不希望舒服，不希望升官，不希望發財，所以才落到這個境遇。苦也是他的本分，窮也是他的本分。這樣一個討幕的健將，維新的元勳，立憲政治的元祖，竟沒有人理睬他。不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簡直是“門前冷落車馬無”，連一個討材料的新聞記者，也沒有上門的。至於他的生活呢？每月總有一兩回連米錢、房錢都付不出，窮到不成樣子。我覺得日本這些慣講“食祿報恩主義”的人們，真是完全被“町人根性”同化了。從前名震一時的大井憲太郎大江卓也之流，落魄京華，更不用說是當然的了。但是我們再仔細研究一下，何以他們會落到如此境遇呢？這是很明顯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張的一切主義、一切政策，已經都成功了。而民權政治的毛病，同時也現出了。在這時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運動呢，還是隨著時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願做。一麵是不能，一麵是不願。他又不能開一個新生麵，另立一個工作的方針，另造一種社會的事業。自然他的社會生命已隨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隻有一個使後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個民眾的領袖，必須要時時刻刻，能夠順應著時代的要求，不斷的努力，不斷的奮鬥。失卻“天行健”的精神，萬不能希望事業成功，而拋棄了戰鬥的生活，隻是作消極的隱遁，消極的勸告，也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