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史跡與佛教之關係
無論若何高邃之宗教，要之皆人類社會之產物也。既為社會產物，故一方麵能影響社會，一方麵又恒受社會之影響，此事理之無可逃避者。佛教有二千餘年之曆史，有東西數十國之地盤。其播殖於五印以外者，順應各時代、各地方之社會情狀，為種種醇化蛻遷，固無待言。即以印度本境論，幅員既如彼其遼廣，種族既如彼其複雜，文化既如彼其繁榮，則佛教在彼土千餘年間之分合盛衰，必與其政治上、學藝上有相應相倚之關係明矣。徒以印人曆史觀念缺乏，至今竟無一完備之信史足為依據，而佛教徒亦向不以此為意，故無得而征焉。然而佛教自佛滅度後，循機體發育之公例，為不斷的進化蛻分，其間或榮或悴，經無數波折，卒乃滅絕而遷化於他方。此既章章不可掩之事實，苟非略察其社會變遷之跡，則此種現象殆無由說明；而其所輸入中國之教理，何故有種種異相，亦無由知其淵源所自。吾故先為此章，刺取印度政治上大事與佛教有密切關係者，論其概要，俾學者得一簡明概念，為研究佛教宗派史之預備焉。
佛陀在世布教之跡，略同孔子。孔子轍環所及，在黃河下遊齊、魯、宋、衛約千裏間，南極蔡、楚而止。佛陀亦然。其足跡所及，在恒河下遊摩竭陀、薩羅、迦屍、賞彌數國，約千裏間，南極膽波而止（約當今之孟加拉省），而因緣最深者，則摩竭陀之王合城（竹林精舍所在）、薩羅之合衛城（給孤獨園所在）、迦屍之婆羅奈城（鹿苑所在），此諸地方，實當時印度人口最密之處，而文化之中心也（至今猶然）。就中王舍城最為主要，舍衛次之，而此二地則外道之窟穴也[1].佛教首立根據於此，可謂力為其難，而後此佛教與外道軋轢不絕，且彼此思想常迭相為影響，則亦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