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60周年了，約我以課文作者的身份談點感想。我首先想到的是教材的力量。
中小學教育就是要教學生怎麽做人，而教材就是改變人生的杠杆，是奠定他一生事業的基礎。記得我小學六年級時，姐姐已上高中，我偷看她的語文書，裏麵有李白的《靜夜思》、白居易的《賣炭翁》，抒情、敘事都很迷人，特別是蘇東坡的《赤壁賦》，讀到裏麵的句子“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突然感到平平常常的漢字竟能這樣的美。大概就是那一刻，如觸動了一個開關，我就迷上了文學，底定了一生事業的走向，而且決定了我緣於古典文學的文章風格。我高中時又遇到一位名師叫李光英，他對語文教材的詮釋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至今我還記得他講《五人墓碑記》時扼腕而悲的神情，和講杜甫《客至》詩時喜不自禁，隨手在黑板上幾筆就勾出一幅客至圖。他在講韓愈文章時說的一句話，我終生難忘。他說：“韓愈每為文時，必先讀一段《史記》裏的文字，為的是借一口司馬遷的氣。”後來在我的作品中，隨時都能找見當年中學課堂上學過的教材的影子，都有這種借氣的感覺。好的教材無論是給教者還是學者都能留出研究和發揮的空間，都有一種無窮的示範力。我對課文裏的許多篇章都能熟背，直到上大學時還在背課文，包括一些數千字的現代散文，如魏巍的《依依惜別的深情》。這些理解並記住了的文字影響了我的一生。近幾十年來，我也有多篇作品入選語文教材，與不少學生、教師及家長常有來往，這讓我更深地感覺到教材是怎樣影響著學生的一生。
我的第一篇入選教材的作品是散文《晉祠》，1982年選入初三課本。當時我是《光明日報》駐山西記者。地圖出版社要創辦一種名為《圖苑》的雜誌，報社就代他們向我約稿，後來雜誌中途下馬，這稿子就留下，在4月12日的《光明日報》副刊發表了，當年就入選課文，算是陰差陽錯。那年我36歲，這在“文革”十年內亂之後青黃不接的年代算是年輕人了，我很有點受寵若驚。多少年後我在《人民日報》社任副總編，一個記者初次見到我，興奮地說：我第一次知道“璀璨”這個詞就是學你的《晉祠》。他還能背出文中“春日黃花滿山，徑幽而香遠；秋來草木鬱鬱，天高而水清”的對仗句。這大大拉近了我與年輕人的距離。我一生中沒有當過教師，卻總常被人叫老師，就因為課文裏的那幾篇文章。一次，我在山西出差碰到一位年輕的女公務員，是黑龍江人。我說，你怎麽這麽遠來山西工作？她說：“上學時學了《晉祠》，覺得山西很美，就報考了山西大學，又嫁給了山西人，就留在這裏工作。想不到一篇文章改變了我的人生。”那一年，我剛調新聞出版署工作，陪署長回山西出差去參觀晉祠，晉祠文管所的所長把首長晾在一旁，卻和我熱情地攀談，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原來，他於中山大學畢業後在廣州當教師，教了好幾年的《晉祠》，終於心動，調回家鄉，當了晉祠文管所的所長。他說，我得感謝你讓我與晉祠結緣，又送我一張很珍貴的唐太宗《晉祠銘》的大型拓片。他說上午中宣部長剛來過，我都沒舍得送他。《晉祠》這篇課文一直到現在還使用，大約已送走了30屆學生，這其中不知還有多少故事，可能以後還會改變一些人的人生軌跡。而我沒有想到的另一個結果是，晉祠為此也大大增加了遊客，帶來了更大的知名度和經濟效益。常有北京的一些白領，想起小時的課文，假日裏就自駕遊，去山西遊晉祠。有了這個先例，不少風景名勝點，都來找我寫文章，說最好也能入選課文。最典型的是貴州黃果樹景區，我曾為他們寫過一篇《橋那邊有一個美麗的地方》，他們將文章印在畫冊裏，刻成碑立在景區，印成傳單散發，還不過癮，一定要活動進課文。我說不大可能了，他們還是專門進了一趟北京，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誌吃了一頓飯，結果也沒有下文。可見教材在人心目中的力量。